俄美“新对抗”时期的中国“双向外交”

王思颖

一、乌克兰危机基本态势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决定暂停与欧洲联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同时表示将加强与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贸联系，引发大批抗议者在首都基辅举行抗议集会，要求重返欧洲一体化道路。集会随后演变为严重骚乱，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百余人死伤，乌克兰危机自此爆发。抗议活动升级后，为缓和局势，乌克兰当局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接受阿扎罗夫总理和内阁全体成员辞职。然而到了2014年2月18日，数千名示威者举行号称“和平进军”的示威活动，要求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随后，示威者与维护秩序的防暴警察和内卫部队军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血腥骚乱发生后，美欧国家对乌反对派的偏袒助长了反对派的气势。在美欧支持下，亚努科维奇政府被推翻。随后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3月，克里米亚公投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5月，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波罗申科成功当选；9月，乌克兰议会与欧洲议会一致批准欧盟联系国协定；10月，议会选举，以波罗申科联盟、人民阵线为首的亲西方阵营获得大多数议席；11月，乌东部政府军与民间武装冲突仍在持续，联合国发出警告，冲突双方可能重新走向全面战争。波罗申科则表示，乌政府“为全面战争做好了准备”。

乌克兰危机既属国家内乱，也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其西部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若失去乌克兰，则俄西部战略空间将被极大压缩，为此，俄必然无法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而北约东扩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一步，美国力图通过推进欧盟、北约双东扩提升自身在东欧、乃至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但此举无疑是将美国的军事控制力直接延伸至俄罗斯边界。因此在乌克兰问题上双方都不愿作出让步和妥协。

俄罗斯方面，首先通过鼓励并允许克里米亚进行独立公投和申请入俄，实现对克里米亚的实际控制，不费一兵一卒便对美国和西欧各国形成莫大的压力，也使博弈的重心瞬间偏向俄方；其次，俄通过加强乌克兰东部亲俄势力的影响力，提升自身在乌整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再次，俄通过出兵支持亲俄的反对派武装，充分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乌克兰亲西方政府和欧盟形成极强的威慑力。美国和西欧方面，则力图通过经济制裁、外交施压和地缘包围战略迫使俄罗斯萌生退意，自克里米亚宣布并入俄罗斯之后，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数轮经济制裁。但就当下格局而言，西方手中“制俄”、“屈俄”的“牌”并不算多且难以奏效。因此，时至今日，乌克兰局势仍僵持不下。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综合考量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现实国家利益，基于乌克兰作为俄历史文化起源地的特殊地位，始终秉持“对莫斯科同情式的中立立场”，对俄的关切表示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与此同时，针对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的问题，中国始终认识客观、态度明确，在充分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倡导争端各方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加以妥善应对，以和平谈判而非暴力对抗的方式使该问题得以最终解决。本文探讨中国作为美俄双边关系中的第三方国家，这一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使自身拥有最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二、“新对抗”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原因分析

（一）俄罗斯离不开中国

冷战结束至今，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者却失去了昔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超级大国地位，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然而众所周知，俄横跨欧亚大陆广袤的版图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普京执政以来俄国内政治局面稳定、原本深陷混乱状态的经济情势也随之回转，综合国力已逐渐恢复并走上加速转型的道路。加上历史上俄长期占据大国地位，地缘上吸收东西方文化的双向影响，其民族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大国意识令俄罗斯一直力求作为一个独立强国重返世界舞台，同时意欲主导独联体范围内事务。

北约东扩、美国拒绝承认俄罗斯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特殊利益、在亚洲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促使俄美关系呈现跌宕起伏、既合作协调又矛盾斗争的特点。而作为俄罗斯与西欧之间最后的战略缓冲地带，乌克兰加入欧盟将使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因此俄罗斯很难在现今的乌克兰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欧作出实质性让步。乌克兰危机触及俄罗斯地缘战略利益底线，导致俄与美、西欧“新对抗”局面形成。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威胁和北约的军事威慑，俄惟有全面推行与亚太地区其他大国的政治互信与经济联系，借助亚太制衡西方，以实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蒸蒸日上，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同时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无疑将成为俄罗斯抗衡西方的不二选择。

（二）中国也需要俄罗斯

中俄互为最大的陆上邻国，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使俄罗斯成为中国西部、北部安全环境的“半边天”，中国需要以俄罗斯作为战略纵深和战略依托，集中力量应对东部和南部日益严峻的海洋安全威胁；经济上，中俄两国经济结构具有极强的互补性，中国轻工业发达，俄罗斯重工业基础则更为雄厚；能源安全领域，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必须不断拓宽、并积极寻求不受美国力量干扰的能源运输渠道，发展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已成为我国解决能源稀缺问题的首选。与此同时，快速提升综合国力是崛起中的中国和转型中的俄罗斯今后几十年最具根本性的战略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基本前提是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为了营造这种环境，中俄双方在诸如处理裁军和核威胁等重大国际问题，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力量对比、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推崇联合国的主导地位，抵制反恐、“人权”、核能利用等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上有着相同的立场和主张。因此，中国也完全可将俄罗斯视为制衡美国的砝码。

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美国强势重返亚太为中俄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应把握俄美“新对抗良机”，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力争与俄开展全方位、全领域合作，更加从容不迫地应对美国的“遏制”政策。

三、“新对抗”时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伙伴关系原因分析

（一）中俄存在潜在冲突，中美友好不可忽视

现今，俄罗斯虽已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由于地缘因素，双边关系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微妙之处。因此，对美关系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首要关切，与美发展并维持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仍是我国在俄美“新对抗”局势下的明智之选。

首先，虽然俄美现阶段摩擦较多，但两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存在诸多共同或相似之处，使得俄罗斯在制定对外战略时始终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美国和西方大国始终占据俄罗斯对外关系排列的第一顺位，俄方也一直寻求打破俄美关系全面停顿的最佳时机，因此现今仍无法排除俄美关系破镜重圆的可能。而同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中则呈现诸多矛盾。

从总体趋势看来，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俄战略协作有望更加紧密，务实合作进一步加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俄之间仍然存在着潜在冲突的风险。俄罗斯民族和文化优越感突出，具备强烈的对外扩张和争夺地区统治地位的野心，普京关于建立“欧亚大集团”的主张是其文化中所蕴含的大国沙文主义最淋漓尽致的展现。中国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跨越式发展，令“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少数亲西方派之间广为传播。美国提出的“中美国”、“中美共治”概念也在俄引起复杂反应。俄罗斯面对大量涌入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流露出防备与不满的心态。俄罗斯领导人将维护俄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作为其关键性任务之一，而中国在中亚地区也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提出，中国即将推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超级项目，旨在将中国、俄罗斯、中亚和欧洲相互连接成为统一的贸易、经济和运输空间。中国的中亚新政策一经推出，俄作为新一体化联盟领导者，2015年后将在“十字路口徘徊”：将欧亚联盟纳入中国一体化项目；或支持西方的努力，将该地区尤其是阿富汗变成未来与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对抗的据点；抑或尝试独立构筑中亚地缘政治现实，同时在主要大国关系中保持平衡并维护自己的利益。于俄罗斯而言，第三种选择无疑具备最大程度的战略灵活性。因此，如果中国在当前俄美“新对抗”局势下选择单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旦俄美关系走向复苏，中国将使自身陷入骑虎难下、难以回转的战略颓势。

（二）美国一超地位仍在，中美相互依存加深

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为强盛的国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并未动摇，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仍以绝对优势傲视群雄。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经济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深化，美国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在出口市场、资金投入和技术引进方面为中国带来诸多便利。如今，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未来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良性发展势头依然与“美国因素”的影响密不可分。

从中国国际整体战略角度来谈，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成为中国进一步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关键，而美国作为“一超多强”格局中的超级大国，在和平解决全球反恐、化解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地区性问题上，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需要与美国携手，为世界提供“稳定安宁的世界环境”、“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加有序高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方案”等国际社会为之不懈努力的“公共物品”。

四、维持战略回旋余地，促进三方合作共赢

综上分析可知，俄美“新对抗”时期，为中国磨砺并增强“巧实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战略机遇期，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在“平衡外交”、“双向外交”和“智慧外交”中不断提升自身应对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的能力，培养全球性大国所应具备的“左右开弓”、“随机应变”、“纵横捭阖”的“离岸平衡手”角色扮演能力。

（一）巧妙利用俄美对抗时机，灵活采取“两面接触”战略

中国在低级政治领域（经济、金融）与美国有着更为深入的互动，而在高级政治领域（政治互信、军事合作）则与俄罗斯往来较为频繁。因此，中国应巧妙利用俄美现阶段的对立关系而采取“两面接触”的战略，以充分满足中国自身的安全需求与发展需求。在与俄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拓展双方在能源、安全、军事技术等多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应努力构建与美国的新型大国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双方原有的在经济市场、重大国际问题解决等领域的合作，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与美携手发展建立“亚太共荣圈”，推进中美“制度共治”、“文明共享”的早日实现，为自身国内建设争取更加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和更加灵活的国际政治博弈回旋余地。

（二）“雪中送炭”加深中俄能源合作，“战略支点”提升中国区域地位

综观现今乌克兰危机发展趋势，俄与美欧之间战略挤压与反挤压的博弈很难在短时期内得以有效缓解，因而美欧对俄的经济制裁恐将有增无减。俄惟有继续围绕乌克兰危机进行反制，并寻求外部渠道打破美欧的步步紧逼。面对美欧利用俄经济金融困境“落井下石”、不断对俄施压的局面，中国不妨考虑抓住俄进退两难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层面对俄给予“伙伴式援助”，进一步加深中国对俄经济影响力，促使俄加大在能源领域对中国的支持力度，争取将俄发展为石油、天然气等重要工业原料的稳定外部来源；在政治军事层面借助联合军演、向俄购置尖端军备、军事技术等长久维持中国作为俄与西方对抗不可代替的“战略支点国家”地位，进而提升中国对未来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整体影响力与驱动力。

（三）灵活外交维持双方“斗而不破”，勇担责任促使三方合作共赢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处理包括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打击恐怖主义等在内的地区纠纷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北京奥运会更是呈现给世界一场包容、开放、多元文化并存的视觉盛宴，软硬实力的双重提升已使中国成为加速崛起中的地区性大国，出现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之下。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其一举一动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后实力虽已大不如前，但其军事实力仍不容小觑。因此，中俄美三边关系必然时刻牵动着国际主要行为体的神经，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发生变化都将使国际社会将目光投向第三方。中国很难完全以旁观者的角色置身于俄美“新对抗”局势之外，更不希望俄美双边关系僵化甚至走向“新冷战”。作为美俄关系第三方，中国出于自身地缘战略需要，宜着重考虑通过“灵活外交”促使美俄双方“斗而不破”、“维持紧张秩序不崩盘”，从而实现自身战略回旋利益最大化。但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也要呼吁俄美采取“不对抗”、“非军事”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地缘利益纠葛，继续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

[1]唐永胜.中俄美三角关系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10).

[2]李兴.试析当今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若干特点[J].东北亚论坛, 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