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权力中的知识分子——以《沧浪之水》、《认罪书》、《蟠虺》为例

吴珊珊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造就了集权的中国。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只有掌握实权才能获得话语权，因此出现了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形成了一千多年来读书人寒窗苦读只为一朝金榜题名的科考进士传统。如此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促成了中国人对权力的执着向往与强烈追求。而在实行“干部知识化”政策的现代社会，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知识分子，与官场之间的距离被进一步地拉近，“出仕”成为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此同时，官场的“步步高升”也成为众多从政知识分子的人生终极追求。

但是文化、知识在给予知识分子们入仕机会的同时，还赋予了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376的使命，而从政知识分子的实际表现却与此理想状态相距甚远。面对“根基深厚、结构严密、充满腐败成规却又难以撼动”[2]的官场，知识分子难以与之对抗，而权力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魅力却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诱惑:违背初衷，丧失人性，置知识分子的使命于不顾，他们的蜕变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一入宦途深似海。

一、在权力中迷失自我的池大为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有着独立人格、理想信仰、鲜明自我的群体。“自我”在弗洛伊德看来，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是人格的执行者。阎真的现实主义力作《沧浪之水》中塑造的官场知识分子代表——池大为这一人物形象，起先是一个有着鲜明“自我”的当代知识分子，他深受传统文人精神影响，为了坚守认定的道路，甘愿忍受孤独与冷落，将“为天下，而不只是为自己活着”[3]8视为自己的宿命与唯一选择。涉足官场后，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和人格意识使池大为坚信:凭借自身的努力、实力，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命运。

但是，中国社会“讲究人情”的传统、现实官场的“人治”特点和顽固的“官本位”意识的大量遗存，使得现代官场科层制的明确规章和办事手续难以落实。“公共权力”严重“个人化”，导致权力集中体现为“某个人”的意志，职务的晋升与其社会关系网、权术手段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心想承担点什么，做出点什么来的池大为在这样的官场环境中无法施展拳脚，他变成了省卫生厅这个圈子的局外人。在这样的工作处境中，池大为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身份处于悬浮状态，由此生发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这种担忧的破坏力足以摧毁我们生活的松紧度”。[4]6在生活中，他所看重、所坚持的东西，不仅让他处处碰壁，而且还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一团乱。池大为开始质疑自己的理想信仰，产生自我认同危机。那么何为“认同”?“根据我们对认同的理解，脱离了所有框架的主体肖像，对我们来说更表现得是一名处在震惊的特性危机状态中的人。这种人不知道他立足于何种根本的重要性问题之上，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没有任何方向感，自己不能对它们作出回答。……这种人处在深刻的混乱之中。”[5]42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危机，促使池大为重新思考他不计代价坚守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的意义，世俗原则冲垮了池大为的精神防线，在官场中挣扎了一番的池大为还是没能超凡脱俗。而融入世俗的代价是巨大的，池大为必须杀死过去的自己、放弃“自我”，以理想“自我”最为鄙视的姿态踏上“争权”之旅。

对于现实官场的实际运作状态池大为早已了然于胸，在实际操作层面也不缺乏悟性，他是个明白人，能准确地揣摩出别人的心思，而且分寸把握得很好。所以与现实妥协之后，他如鱼得水，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登上了厅长的宝座。权力让池大为尝到了甜头——解决了权力问题，“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这是生活的奥妙。向前进的确有着无穷的魅力，而且魅力无穷”。[3]344掌权后的池大为未被彻底异化，他还一度想找回在“争权夺利”途中丢掉的“自我”——当个好官，做点好事，以此来拯救失落的灵魂。殊不知在他选择向世俗权力靠拢的同时，身体里原始的、满足个体欲望的“本我”与坚守知识分子道德良知、人格操守的“自我”之间撕出了无法修复的裂痕，“自我”在权力场中失去了重生的坚实根基。池大为在进行自我拯救时，也意识到“圈子好像是个黑洞，好像有一种神秘的魔力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3]453位居权力顶端也难以一己之力来改变权力场强劲之“势”的发展趋向。为了权力，丢掉了“自我”，典当了灵魂的池大为，深谙官场处世之道，他再不是那个会为了真理、真相、形而上的意义而不管不顾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蜕化为任权力随意摆布的玩物。他遭受过同事的无情挤兑，遭遇过上司的无视、冷落，他一直认为自己一朝权在手的时候，一定会和这些人不一样。但手握实权的池大为并不是他想象中的“自我”形象，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深知权力的价值与意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权威，他甚至以变本加厉的手段打击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他的做派与过去曾深恶痛绝的虚伪领导没有丝毫的不同，权力的强劲感染力使池大为与官场制度化的存在融为了一体。但是享受到真实的权力、利益的池大为也深刻感受到了大权在握后的空虚，看清了人生真相的池大为，在更高的权力真相的真实中迷失了“自我”。

二、在权力中迷失人性的梁知

与池大为为生活所迫而追求权力的经历不同，《认罪书》中的男主人公梁知的权力欲望是由他当领导的继父梁文道所触发的，在梁文道身上梁知看到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体面、受人敬重，自那之后，入仕便成为他的最高人生追求，权力欲望深深渗入到他的生命中。正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言“生命万象，终归于某个中心”，而梁知生命的中心就是权力。小说中梁知强烈的权力欲望，是在“复仇女神”金金对其人性不断深入地探寻中渐渐显露出来的。但目前批评界对于梁知这一人物形象，有着相对统一的意见，将其定义为一个身负罪孽而戴着虚伪拯救面具的自私者，却没有注意到权力在他的罪恶人生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更没有深入到人性的层面对其进行阐释。在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中，社会属性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探究人性问题，人的社会属性应该是最重要的关注点。既然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帮助，那么人性之善便是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人之社会属性的客观要求。

初入仕途的梁知对于权力尚处于渴求而不懂操作的阶段，但他有一个社会阅历丰富的“人精”母亲可以帮他谋划。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张小英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通晓处世之道。所以张小英在洞察领导钟潮对梅梅的非分之想后，将儿子官场的晋升希望寄托在继女梅梅身上，把单纯的梅梅送到领导家做“家庭服务员”，表面上是解决梅梅的工作问题，实则是满足钟潮的非分之想，以此攀上影响儿子升迁的关键性“关系”。身为梅梅哥哥、恋人的梁知对母亲与钟潮之间的阴谋交易心知肚明，但是为了仕途亨通，梁知人性中的工具理性成分迅速地膨胀，最终贪权的欲望战胜了爱情，梁知默许了将梅梅送入“虎口”的做法。小说中梁知的罪孽正是源于他此时醉心于权力而不顾兄妹之情、恋人之情，迷失人性的过失。但是事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于他的“恩人”梅梅，他本可以还她一份平静的生活，但是已在官场摸爬滚打了一番的梁知，对权力产生了更为无法割舍的情感。当梅梅公然找当时的市长钟潮执意要要回自己的孩子时，梁知不仅没有给她任何帮助，甚至还将这时的梅梅视为他仕途的绊脚石，最后生生把梅梅逼得跳楼自杀了。人性与权力之战，又一次迎来了权力完胜人性之善的结果。

坐在踏着梅梅的生命获得的官位上，梁知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人性正是在权力之中迷失了，才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背负着害死梅梅罪孽的梁知，企图在酷似梅梅的女孩金金身上来赎罪，封存难以启齿的过往，在虚伪的道德本体论的安全感中远离罪恶的核心问题，但权力对人性之善的侵蚀却始终不在梁知的忏悔范围之内。他享受着以迷失人性为代价换来的权力所带给他的一切好处:把刚毕业的弟弟安排进国土局，把情妇金金安插到旅游局，为生病的母亲找专家、住高干病房。如果不是“复仇女神”金金对梅梅之死咄咄逼人地追查、拷问，梁知永远不会意识到他最为看重的身份、权力，其实是造成他心里难以释怀的罪恶感的元凶。迷信权力，围着权力转，在权力中迷失人性的梁知在无法赎清罪孽的悔恨中结束了无处安放的生命。

三、在权力中迷失灵魂的郑雄

大权在握的池大为，有着令人羡慕的权力、身份、地位，却难逃内心陷入虚无的宿命;官位不低、社会地位同样不差的梁知，也无法因迷恋权力而铸成赎不清的罪孽中苟活于世。他们这样的悲剧性结局勾起了我们的好奇，知识分子到底应该执行哪些社会职责才能于尘世之中泰然处之?福柯在《权力的眼睛》中给出了答案，“知识分子的工作……是要通过自己的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顾炎武也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由此可见，“明道”之于知识分子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一社会职责是构成知识分子灵魂的重要部分。

但是这样的灵魂内容，在刘醒龙新作《蟠虺》中的人物——郑雄身上却是被权力欲望遮蔽了。郑雄是青铜器研究领域的翘楚，但他的人生大志并不在学术研究上。处于世俗欲望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对郑雄来说则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凭借着高学历、“高明”手段，郑雄迅速晋升为大权在握的省文化厅副厅长，并且时时不忘为“生进中南海，死入八宝山”这样的“宏图大志”做准备。与《沧浪之水》中池大为在“道”与“势”之间苦苦挣扎之后选择“势”不同，郑雄是一个相对彻底的实用主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道统”意识在他的身上所剩无几，他准备进军官场时就懂得了顺“势”而为的道理，他是现实“政统”的主动臣服者，是小说主人公曾本之重复写到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这两句话中的“俊杰”人物。与《认罪书》中的梁知贪恋权力，而对其危害性茫然无知不同，郑雄是个清醒的贪权者，不仅对权力有着极高的欲望，并且有着非常清晰的谋权计划。为了得到升职的坚实后盾，他可以在明白失蜡法不存在的同时，坚决维护青铜器研究领域泰斗曾本之错误的研究成果，置知识分子的“明道”职责于不顾。为了获得晋升的有利条件，他可以“忍辱负重”地过着与曾小安有名无实的假夫妻生活，正如曾本之所言，郑雄“娶的本来就不是小安!他娶的是糟老头曾本之，娶的是那糟老头既要名誉又要地位的私心，他娶的是用学术作为跳板的春秋大梦!”[6]296关乎一个人一生幸福问题的婚姻，在郑雄这里都可以被当成晋升的筹码，知识分子的理想信仰、人格操守等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神圣使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就更不可能有容身之地。

在浩大的商业化、世俗化潮流中，在众声喧哗、各行其是的时代背景下，形而上的意义处于真空状态，整个社会是以地位、财富为标尺来评价个体成败的，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份不同于一般人的清高、神圣使命感已被世俗伦理湮没。无原则地追求权力便成为郑雄一生中最重要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理想信仰、人格操守等高于普通大众的追求。为了满足权欲，他或弄虚作假，或颠倒黑白，或混淆是非，从人格上远离了青铜礼器所承载的君子之风，更背离了求真、明道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要求。但是郑雄毕竟是一个与具有君子之风、圣贤品质的青铜器有着深厚渊源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与丧心病狂的功利主义者“老省长”、熊达世等人还是有着原则性的差别，在保护国宝与“加官进爵”面前，他还没有完全昏头，在关键时刻选择与保护国宝的曾本之、郝文章合作，将真正的曾侯乙尊盘调换回博物馆展示。对权力的过度贪恋，只是让郑雄身体里的知识分子灵魂在权力场中迷失了方向。

在19世纪末的西方，尼采发现了基督教所宣扬的“全能上帝”对人类罪恶的救赎其实是无效的、无意义的，得出“上帝死了”的结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在世俗原则大行其道的今天，传统知识分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目标，以天下千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以明道、救世为准则的职责情怀被现世主义、世俗原则不断侵蚀、同化，不少人由此而发出“知识分子死了”、“孔子死了”的感慨。但是知识分子真的死了吗?如果知识分子真的死了，“池大为们”就不会有精神虚无的隐痛，“梁知们”就不会选择自杀，“郑雄们”就不会在最后关头将真正的国之重器归回原位。在魅力无限、诱惑丛生的权力中，他们只是暂时性地迷失了方向，陷入了世俗的圈套而无法超脱，知识分子的精气还在他们身体不为人知的隐蔽之处静静潜伏着。

[1]张载.近思录拾遗[C]∥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

[2]贺绍俊.卸去精神十字架后仍然是惶惑[N].文艺报，2001－12－11.

[3]阎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王成兵，乔春霞，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6]刘醒龙.蟠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