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解读

张乔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根据1979年伊朗人质事件改编，《逃离德黑兰》讲述了美国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在伊朗革命爆发、美国大使馆遭袭之际，通过假借拍摄好莱坞大片《阿尔戈号》的方式，成功解救6名藏身于加拿大驻伊大使家中的美国外交官的故事。影片一经上映便大获好评，斩获第70届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以及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奖。著名电影评论家安东尼·雷恩称“这是本年度好莱坞最精彩的电影之一，它既有趣，又严肃，既荒诞不经，又残酷真实，它是一部关于拍电影的喜剧电影，也是一部扣人心弦的政治片，它充满才华和探索精神，也充斥着辛辣讽刺和敏感的信仰教分歧，但更关键的是，它居然来自于真人真事”。[1]这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大片让观众感触颇深、印象深刻。然而，根据后现代女性主义反本质主义、二元对立，重视话语权等观点，细细分析全片却发现影片中也不乏男权主义色彩。本文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着手，分析电影中暗含的男性话语霸权、两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从而说明《逃离德黑兰》中彰显着男权中心思想。

一、男性话语霸权

《逃离德黑兰》中男性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亦或是政治领域都享有绝对的话语霸权，女性则始终处于缺席、被剥夺话语权的状态。后现代女性主义吸收德里达“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和福柯“话语即权利”的观点，认为男性对话语霸权的垄断是导致男性压制女性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逃离德黑兰》中女性话语权的缺失彰显了该片的男权中心色彩。

《逃离德黑兰》中的男性话语霸权首先体现在女性角色的缺席之上。影片开端，托尼作为撤离专家参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高层关于解救6位被困人质方案的会议。随着镜头的拉近，我们得以一窥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真面目，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偌大的办公大楼中女性寥寥无几，仅有的几位女性也只是充当秘书或打字员这类无关紧要的工作。列席会议、参与决策的美国高层政府官员也都是男性，毫无女性踪影。电影中，无论是在象征着最高机密的中央情报局总部，还是在决定人质生死存亡的决策会议上，女性都不在场，更遑论女性的话语权。正如福柯所言“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女性缺席必然导致女性话语权被剥夺，使影片不可避免地蒙上了男性话语霸权色彩。

非但如此，男性话语霸权还体现在女性话语被刻意忽略或无人应答。电影中被困在加拿大驻伊大使家中的6名人质时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和获救的方法。电影采用特殊的剪辑和拍摄手法，交替叠加的对话方式，使观影人能听到他们彼此激烈的争论。然而，争吵声中我们能捕捉到的仅仅是男性的话语，女性的话语则被掩盖，显得模糊不清。正如后现代女性主义所言“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2]整部影片中也是如此，男性的话语清晰可闻，而女性的发言却被男性话语遮盖，低不可闻。可见，女性的发言被刻意忽略，无人应答，由此实现男性对话语权的完全掌控。更为显著的例子是，在伊朗革命尚未爆发前，街上开始骚乱时，凯西就恳求她的丈夫乔一起离开伊朗，而她的这一请求被刻意忽略了。他的丈夫也承认他当时一心想的是“留下来，这对我有好处，留下来吧，证明你有胆量”，[3]是他让凯西陷入了绝望的困境。凯西的话语被忽略以满足丈夫的私欲，而她的权力和安危却被置之度外。由此足见，《逃离德黑兰》中女性失去了最基本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她们的话语权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无法为自己的人生做出任何决定，只能全部依附于男性。

倘若女性的缺席和女性话语被忽略尚且不足以说明《逃离德黑兰》的男性话语霸权，影片中男性掌控女性发言，即女性“代”男性发言，却将男性话语霸权展露无遗。这里的“代”并非“代表”，也绝非“代替”，而是男性将女性作为替罪羊推到公众面前，迫使女性为男性发言。影片中的新闻报道里总是出现一位身披面纱的伊斯兰女性为伊朗政府宣读对外政策，这乍一看似乎是女性地位提高的标志。然而，细细观察便发现这位伊朗女性几乎从不抬头，只是紧握话筒，一味对着讲稿麻木地诵读。她的眼神中没有丝毫的自豪和骄傲，有的只是疲惫麻木。在她身后站着一脸肃穆、手执长枪的伊朗士兵。她念的伊朗政策表面上义正辞严，实际上却和当时的国际舆论背道而驰，很可能遭致一些国际极端分子的唾骂甚至威胁。从中不难推断，这位女性并非政府中的要员，只是被伊朗政府推向世界的一个棋子。伊朗政府由男性构成，却将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带到公众面前，让她充当男性的传声筒。这位伊朗女性面对镜头所做的发言，没有一句出自她的手笔，仅仅是如复读机一般机械地重复当权男性的思想罢了。可见，《逃离德黑兰》中身处男权社会的女性非但没有话语权，甚至连沉默的权力都被剥夺，她们成为男性发表言论的传声筒，失去了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综上所述，《逃离德黑兰》中女性往往处于缺席或被剥夺发言权的状态，更有甚者，女性成为男性的“传声筒”。电影中所展示的是一个赤裸裸的男权社会，身处其中的女性在主流话语场中则是缄默的、缺席的。

二、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逃离德黑兰》彰显着鲜明的两性对立思维模式，女性是柔弱的、被压迫的，男性则是强壮的、处于领导地位的。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就被划分为代表理性、文化、心灵、主体的男性世界和代表感性、自然、肉体、客体的女性世界，且前者优于后者。这种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父权制的基础，为男性统治女性，并把女性排除在社会公共领域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所言“在这致命的二元区分中，阴性词语的那一方总是逃脱不了被扼杀、被抹除的结果。”[4]《逃离德黑兰》中两性对立思维模式体现在女性形象和女性职业上。

影片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大多符合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柔弱纤细、不堪一击或是性感妖娆。以影片中主要女性角色凯西为例，她是典型的美国女郎，金发碧眼、身材纤瘦、面容姣好。非但如此，她的性格也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设定，既温柔体贴又对丈夫唯命是从。影片中经常出现凯西潸然泪下，她的丈夫在一旁温柔安慰的画面。凯西的脆弱纤细与丈夫的强壮刚毅形成鲜明对比，突显了影片的两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除凯西以外，影片中的其他主要女性角色大多也都外表柔弱、情感丰富，只有依附男性才能存活。面对生死关头，女性角色经常泫然欲泣，倚在丈夫肩头寻求安慰，而男性角色则充当妻子的支柱，从未落泪。这也证明影片暗含着男女对立的思维模式，即女性是感性脆弱的，而男性是坚强勇敢的。除了柔弱敏感的女性之外，影片中出现的另一类女性则性感妖娆。当镜头转至好莱坞，首先出现在眼前的便是两位正在拍摄科幻片的金发女郎，她们衣着暴露、美丽性感。而后，在《阿尔戈号》的开幕典礼上，每一位女性都身穿奇装异服，画着烈焰红唇，性感妩媚至极。可见，在男权主导下，女性被局限在小鸟依人、性感妖娆这两种形象中，失去了身为人的主体性。

《逃离德黑兰》中女性的职业也彰显了影片的男权色彩。影片中女性的职业主要包括女佣、助理和打字员。虽然职业没有优劣之分，但女性职业和男性职业如大使、中情局特工、政府官员等相较而言就显得简单乏味。这也是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女性感性柔弱，男性理性强壮，因而女性只能被束缚在家务劳动或是机械的打字劳动中，男性却能施展抱负、胜任各种职位。即便是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科拉也只能担任丈夫的助理，始终为丈夫服务。非但如此，就连打字员的工作也并非女性角色凭借自身能力获得，而是依靠丈夫的关系得到的。“大使馆人手不足，所以职员的妻子们会充当打字员。”[3]这句出自美国国务院官员之口的评论充满讽刺，象征着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依赖，证明在父权制度下女性无论多优秀都只是男性的附庸。影片所极力展示的女性职业都是两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在男性与女性这一对对子中，女人是对立项，是男人的他者，她是非男人，有缺陷的男人，她对于男性第一原则基本上只有反面价值”。[5]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想赋予了男性高于女性的价值，导致女性被视为他者，局限于繁琐的家务劳动之中，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

《逃离德黑兰》中无论是柔弱感性的女性形象还是千篇一律的女性职业都彰显了两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深刻批判两性对立思维模式，认为其为父权制和等级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导致女性被男性统治的根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影片中主要女性角色的柔弱形象和单一职业都体现了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

三、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

《逃离德黑兰》中展现的不仅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更有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身披黑纱、手持长枪的女伊朗革命者成为伊朗当权者的傀儡，陷入对男权模式的不自觉模仿，进而压迫其他手无寸铁的普通女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肯定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提倡在差异中追求平等。“这种平等不是女性进人男性领域、用男性标准来要求女性的权益和衡量女性的解放，而是女性以其自身为标准努力做好女人(beingwoman)。”[6]激进的伊朗女革命者抛弃了传统女性的特质和形象，表面上成为了权力的掌控者，实质上是被当权者操控的棋子，非但不能实现女性解放，反而不自觉地模仿、服从、巩固了男权。

影片中的伊朗女革命者人人头戴黑纱、面容冷峻。黑色的面纱遮住了她们乌黑的长发、美丽的脸孔和姣好的身材，留下的只是一个失去了女性特征的黑影。她们在街头奔跑示威，高呼革命万岁，甚至手执机枪、乘坐卡车在街上用暴力维持秩序。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女性，她们有的在骚乱中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则被作为人质扣押，日日遭受精神肉体双重折磨。伊朗女革命者在当权者的怂恿鼓动下充当了压迫、控制女性的工具。电影伊始，伊朗女革命者率先冲破美国大使馆的铁门，与其他示威者一起在大使馆中横冲直撞，肆意破坏，搜罗绑架人质。这些人质中不乏手无寸铁的普通女性，尽管如此，伊朗女革命者却毫无怜悯之心，残酷地蒙上她们的双眼，将她们关押起来。女外交官脸上象征学识和地位的眼镜被无情摘下，抛到一边，双眼被绑上了象征囚禁的眼罩。令人震惊的是将一位自由女性推向无尽关押和折磨的正是女性。伊朗女革命者用压迫掌控女性的方式来获得所谓的权力。这一幕赤裸裸地展现了女性内部的隔阂和冷漠以及女性对女性的压迫。伊朗女革命者用压迫其他女性的方式以图跻身男权社会，却不知她们割裂了女性姐妹间的天然纽带，已然彻底沦为了男权社会的奴隶。她们的激进行为只是对男权模式的无意识模仿，为当权者的统治添砖加瓦，而非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

不仅如此，伊朗女革命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她们对童工的利用和操控之上。影片中，数十名身处仓库的童工坐在碎纸堆中挑拣拼凑，只为了拼出所有美国驻伊外交官的照片。本应充满母亲光辉的伊朗妇女却充当了监督、剥削童工的“狱警”。这些伊朗女革命者已经彻底失去了传统女性的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剩下的唯有暴力、冷酷和无情。虽然她们的这一举措使她们短暂地摆脱了弱势地位，成为可以压制统治他人的强权者，但她们压迫的是和她们统一战线的女性同胞，打破了女性之间共鸣和联系的纽带。导致她们最终并未实现女性的独立自主，反而加强和巩固了男权中心地位。并且根据真实史料记载，在1979年伊朗革命中，伊朗妇女主动佩戴面纱以彰显伊斯兰女性的团结，而革命后伊朗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每一位伊朗妇女佩戴面纱。前一种情况，女性主动佩戴面纱是女性支持革命的象征，后者却是当局的强制措施，是男权、父权制度社会对女性的压迫。由此可见，伊朗女革命者的激进行为并未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反倒导致女性受到进一步压迫。

综上所述，影片中伊朗女革命者的种种表现，不论是头戴面纱还是使用武力，都是基于对男性话语和价值体系的认可和应用，是对男权模式的不自觉、无意义摹仿，违背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在差异中追求平等，做好女人(being woman)”。非但如此，伊朗女革命者对普通女性的压迫打破了女性间的天然纽带，折射出女性内部的异化和隔阂，这也导致了女性虽然面临共同的歧视和压迫，却无法团结一致共同推进女性解放。

四、结语

《逃离德黑兰》以撤离专家托尼·门德斯解救被困的6名美国外交官为核心事件，看似是一个与女性主义毫无关系的个人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电影。然而，根据后现代女性主义，影片中所展现的男性话语霸权、两性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都表明《逃离德黑兰》具有强烈的男权色彩。后现代女性主义“将关注的焦点从权力转向女性本身，主张消解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承认两性差异，提倡建构一套女性话语”。从这个角度来说，《逃离德黑兰》中女性的缺席、话语权的缺失，女性形象的脆弱感性，女性职业的单一，以及女性内部的异化和压迫都违背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张，彰显了影片的男权中心思想。

[1]安东尼·雷恩.戏里乾坤:《逃离德黑兰》[J].电影世界，2012(12).

[2]平静.后现代女性主义评述[D].南京师范大学，2011.

[3]特里奥.逃离德黑兰[J].世界电影，2014(1).

[4]帕姆·莫里斯.文学和女性主义导论[M].伦敦:布瑞克威尔出版社，1993:112.

[5]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46.

[6]桑德拉·法根尼斯.女权主义:从思想到行动[M].洛杉矶:SAGE出版公司，1994: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