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多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选编

郝 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惠特曼曾从他的经验主义出发强调：“只有二流的诗歌才能马上博得人们的欢心。”因而一位优秀的诗人总是孤独地前行，多多便是这样一位行走在诗歌世界的孤独骑士。他的诗人生涯始于1972年，但多年来他的影响也并没有超出北京知青的小圈子。在国外，学者对多多的诗歌产生兴趣要比国内早得多，当国内谈及诗歌必数北岛、杨炼、舒婷等人而不论多多时，海外却早已将这位诗人奉为中国当代朦胧诗的先驱。从流亡海外被国外读者看作政治事件的目击者到真正以超人的诗艺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尊重，多多经历了很多。多多诗歌的海外传播历程也形象地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缩影，值得我们思考并进行深入研究。而要考察多多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对其诗歌翻译状况的梳理与评介无疑是关键性的。本文将对多多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状况进行简要梳理并进行综合评述，以期对将来的多多诗歌研究及新诗译介提供一些参考。

一、多多诗歌的英译

不管怎样，我们不得不承认海外最初对多多的关注大多仍在其传奇性的身份与经历上。1989年之前海外对多多作品的翻译并不热衷。最早的多多诗歌英语专译本应当是中国诗人、翻译家金重于1989年5月在北京出版的《火焰的深度：多多的诗》，遗憾的是由于这本译作为译者自己装订出版，现在就连译者手上都已经没有完整的书稿，因此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无法看到这一最早译本的全貌。2014年2月20日，笔者在新浪博客上联系到金重本人，他回忆，《火焰的深度：多多的诗》的确是当时多多诗歌的最早英译本，后来英国和荷兰的译本都或多或少地参照了这部译作。1993年，《美国诗歌评论》发表了书中的部分译作，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5篇金重所译的多多诗歌，虽然在准确性上偶有瑕疵，但在意象、音韵、节奏的把握上已经相当成熟，这无疑为之后多多诗歌在海外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9年，由利大英与约翰·凯利合译的《宣言：多多的中国新诗》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小规模出版。这部译本收入多多诗歌共37首，其中21首为约翰·凯利所译，余下的诗歌译者皆为利大英。1989事件发生后，多多流亡海外，其诗歌马上被有敏锐商业嗅觉的出版商发现，在此情况下，该译本被另一出版社迅速重印。再版的译本共收入多多诗歌77首，较前版扩充了一些篇目，如连题目都带有政治意味的《从死亡的方向看：从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门广场》，其中29首为约翰·凯利所译，余下的皆为利大英所译。在两部译本的前言中，作者坦言两本书都是在时间紧急的情况下完成的，有不少瑕疵和不足。虽然译者一再强调译本与政治的独立性，但不论是译本的题目还是译者的献词都显露出非文学的意味，表明译本试图以中国政治现状为噱头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为多多强加上了政治诗人的头衔。话虽如此，多多的诗歌依然是幸运的，就翻译文本自身而言，译者无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译文的准确性与文学性。因此除去政治性的外表不谈，这两部作品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比较优秀的译本。

20世纪90年代初，多多诗歌的专译本相继出版，如1991年的荷兰语专译本，1994年的德语专译本、1998年的加拿大专译本等①。多多在海外旅居期间曾任加拿大纽克大学驻校作家，因此加拿大学者对多多诗歌的翻译在其诗歌翻译中占了颇为重要的比重。1998年，加拿大学者李·罗宾逊（Lee Robinson）等人合译的《过海》出版。该译本共收入译诗72篇，皆为多多写于1989年前的诗作。在排篇顺序上，译者并未将诗歌按照年代顺序依次呈现，而是别出心裁地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Poems in Exile（流亡中的诗）”与“Poems in China（在中国的诗）”以方便读者查看。在前言中译者对该译本的选篇情况和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不仅包括译者对多多诗歌节奏及音乐性的翻译细节，还有其在翻译时所采用的中英语言转换中的时态、单复数处理策略的解释。尤为可贵的是，该译作向西方读者介绍了译者所理解的多多诗歌中所出现的意象及中国特殊话语的暗指寓意，后面还附有学者尼诺·里奇的一篇探讨多多诗歌内涵的评论性文章，这些都为研究者研究西方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从译诗文本来看，全书仍有疏漏之处：一些细节因理解的偏差产生了错译的现象；一些词语由于追求深意导致过分解读。另外，与其他译本及多多原诗对比来看，《过海》的译文稍嫌赘余，不够简洁，亦为遗憾之一。

2002年，利大英再次出版多多诗歌专译本《捉马蜂的男孩》，该译本相较早期出版的多多译作在字词上有较大改动，并在每篇译文后配有中文原诗以供读者查看。对比之前与约翰·凯利合译的两部译本，该译作延续了利大英一贯简洁流畅的特点，用词准确精练，多用一般现在时态，读来通俗易懂，在语法、用词、语序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译者在翻译时求真、求精的努力。另外，利大英在译本前的两篇序言中，着重介绍了诗人多多的诗歌生涯及写作风格，认为多多在中国当代诗歌语言革新中对新诗语言的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记录了自己在翻译多多诗歌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心得，这为非中文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多多诗歌的选编

多多诗歌的英译除上述几部英语专译本外，还有其他翻译家与学者翻译的收录于各类诗歌英译选集及期刊中的散篇译文，并且大部分被置于很重要的位置。

1991年，美国著名诗人唐飞鸿翻译的《碎镜：民主运动中的中国诗歌》于北点出版社出版，收录北岛的诗歌最多，有17首，其次是顾城，有13首，多多位列第三，有7首诗歌被收入。这本选集的前言很短，主要谈及的并非各位诗人的诗歌特点，而是政治高压下诗歌的复杂性。这部选集对政治的关注遭到了荷兰汉学家柯雷的批评，柯雷认为这本诗集过于注重政治背景，反而削弱了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文学性[1]518。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台湾学者奚密主编并翻译的《现代汉诗选》1992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选集收有66位诗人的诗歌，其中多多的诗歌5首（该诗集收录的其他大陆当代诗人有江河、芒克、舒婷、翟永明、严力、王小妮、杨炼、顾城等共10人，北岛的诗因版权问题未收入），它们分别是《手艺》《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从死亡的方向看》《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他们》。奚密的译本英译准确，语言干净，32页的前言以及书后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都具有汉学研究及收藏价值。

在加拿大，汤潮与李·罗宾逊合译的《新潮：中国当代诗选》于1992年在多伦多Mangajin出版社出版。这部选集共收入了25位诗人的作品，多多位列其中。该选集并不强调政治背景，各类诗人的诗歌都有收入。

1993年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托尼·巴恩斯通编选的《风暴之后：中国新诗选》，这部诗选分为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两个部分，其中多多的5首诗歌被安排在朦胧诗部分。在这部诗选的前言中，巴恩斯通用一部分篇幅对多多的作品做了精辟的介绍和评析。但这部诗选集同样遭到了柯雷的批评，理由也是过于注重中国诗歌的政治背景。2005年，由托尼·巴恩斯通与中国学者周平合作编译的《安克尔中国诗歌史：从古代到当代》在安克尔出版社出版，这部译作涵盖了中国从老子时代至当代朦胧诗派上下近3000年间重要诗人的代表作品，且对每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都有短文介绍，对每位诗人也有生平和作品的说明，但一般都非常简短，所引资料并无新意。合集收入多多诗歌两篇，其中《五年》为利大英所译，但与之前收录于专译本《捉马蜂的男孩》中的版本不同，个别词语、句序有所改动，当是译者在旧译基础上重新加工的新版本；另一篇《钟声》为约翰·凯利旧译，最早可见于《从死亡的方向看：从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门广场》。2011年，最新中文诗歌英译选集《玉梯——当代中文诗选》在英国血斧出版社出版。这部选集正文分为两个部分——“抒情诗”与“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实验诗、长诗”。“抒情诗”部分收入53位诗人的作品，其中多多的作品收入最多，有16首，但其英译都为旧译。

多多诗歌的英译，除了以诗歌选集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之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和世界文学选集中也会有其译文收入。由美国女诗人卡罗琳·佛雪主编的《拒绝遗忘：二十世纪见证诗选》中收有多多和北岛的英译作品。2010年卡明斯基编选的《国际诗歌选》于Ecco出版社出版，收入多多诗歌英译一首。卡明斯基对于非英语诗人的选择标准并不看名气，只看英译诗歌的诗歌性和可读性，由此可见，多多诗歌的英译质量还是得到国外学者认可的。

期刊方面，多多诗歌的英译主要出现于各文学刊物、诗歌杂志、大学文学期刊、网刊的中国诗歌专辑中。1986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主编的Nimrod国际期刊的春夏刊为中国专刊，其当代诗歌部分便收有多多的英译诗歌。《伯洛伊特诗歌杂志》在1988―1989冬季刊做了一个中国诗歌专辑，题为《烟民：遭遇中国新诗》，这是美国诗人、伯洛伊特学院英语教授约翰·罗森沃尔德于 1987年在复旦大学教英语时与人合作翻译的作品，其中收录有多多的2首作品，分别为《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语言的制作来自厨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诗歌选辑中，多多被排在众位诗人（包括北岛、舒婷等）之首。对此，罗森沃尔德在选辑前言中解释，将多多排在首位是由于他的写诗资历当属最深，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便投身诗歌生涯而被同代后起诗人奉为先驱。这一排位顺序无疑是在向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那位勇敢探索诗艺的前辈英雄致敬。2006年网刊《醉船》于2006年春夏季号发行了中国当代诗歌专辑，收有多多诗歌英译。香港的英语网刊《茶：亚洲文学杂志》于2011年7月推出了中国特辑，黄亦兵（麦芒）为特约主编，其中译诗部分有多多的作品5首，皆为麦芒所译，它们分别为《夜》②《悲哀的马琳娜》《黄昏》《夜》③《图画展览会》。美国圣地亚哥的诗歌年刊《诗国际》在2012年刊登了一个中国诗人小辑，多多作品也被收入其中。同年，美国老牌诗歌杂志《诗刊》推出中国当代诗歌专辑，共选出15位诗人的诗歌，其中就有多多的。

三、对多多诗歌英译及选编的几点反思

自 1989年多多诗歌英译本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之内到现在，从译本的质量、数量和译文发表形式的多样化来看，多多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成果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同时代诗人少有媲及。

我们观察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境况对多多译作出现的影响越来越小。1989年之前多多诗歌仅有零星译作出现在诗刊杂志上，随着1989年两部专译本的出现，多多的诗歌正式进入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不得不说这与当时海外读者对异域神秘中国的兴趣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境况紧密相连。但颇耐人寻味的是，当1989年政治风波逐渐平息后，海外对多多仍保持关注，自1991年至今，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文学中看到多多诗歌的身影。另外，多多第一部公开发行的译本《从死亡的方向看：从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门广场》一出版就在英语世界引发了不小的影响，学者讨论的相关内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点：一是介绍诗人多多的生平及文化背景，倾向渲染其诗歌写作的政治背景④；二是对译本本身的评价⑤；三是强调多多诗歌的文学性，认为应当将其政治性与文学性脱离开来⑥。如果说最初评论家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一点的话，随着多多的诗歌越来越为海外读者所熟知，相关批评文章的内容则更多倾向于集中讨论其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张力与其诗艺的特色。

2010年，多多力压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人，成为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第一位获奖华人。奚密在颁奖典礼上做了发言，指出多多对艺术的付出是他献身精神与虚心谦逊之品质的体现，而多多本人对诗歌的信仰，也使他成为“诗人中的诗人”。这次获奖是海外世界对多多诗歌最有力的肯定，而奚密的评价也说明海外读者已逐渐抛弃政治与种族的视角，开始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多多诗歌中的文学性。究其原因，首先要归功于译者一直以来对多多诗歌译本去政治化的不懈努力。从译本书名就带有极强政治意味的《宣言：多多的中国新诗》与《从死亡的方向看：从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门广场》到语言简洁、音韵和谐的中英对照本《捉马蜂的男孩》；从译本出版后书评大篇幅介绍中国政治境况到如今专题探讨多多诗歌技巧的论文接连出现，多多的诗歌正如一颗由译者不断精心打磨且日臻璀璨的珍珠，逐渐为更多海外读者发掘并认可。其次，多多卓越的诗歌技巧是其得到海外读者认可的基本要素。多多诗歌的音乐性并不在传统的韵脚及平仄，而在意象的组合及词语的磨炼。这种内在的音乐性无疑挣脱了语言的束缚，给予译者更大的翻译空间，也让海外读者能够更多地感受到多多诗歌语言的魅力。再次，正如利大英指出的：多多诗歌中带有鲜明的世界文学的特征，他所言说的是关乎个体的生命体验，但这种情感，却是一个能够超越语言樊篱、能为人类所共同理解的主题。

虽然多多诗歌在海外的成功足以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典范，却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多多诗歌主要译者仍以学者为主。据统计，1989年以来，多多的诗歌一半以上都已经有了英译版本，一些代表作更是被不同译者多次翻译，如《手艺》《从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时候我知道铃声是绿色的》等。多多诗歌的译者主要是海外学者、汉学家而非诗人。学者译诗与诗人译诗自不相同：学者以准确传达原诗含义为己任，追求译诗精准流畅，且以学术研究为目标定位，译本出版后的受众范围也必然会有所局限；诗人译诗天马行空，不拘细节，可能译文在细节上会与原作有所差池，但这种诗人固有的灵气也许会为译作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只有学者译诗与诗人译诗相结合，才能使作品更易在异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第二，传播范围仍局限在一定圈子之内。北岛在其散文《西风》中讲述了“西风出版社”及其创办者的故事，我们从中可对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境况窥知一二。正是这个致力于外国译作文学出版的西风出版社出版了多多的专译本《捉马蜂的男孩》。但西风出版社在美国只能算得上一个中小出版社，而只有像这样的中小出版社才能不需要过多顾及市场营销而以文学价值为出版取向。同样，于1989年率先出版《宣言：多多的中国新诗》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当时也创立不久（1986年始创）。著名翻译家葛浩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外国文学译作只占美国出版量的百分之一。置身于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中国当代诗歌的受众只能算是文学阅读中的边缘人了。

第三，国内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海外传播重视不够。相比海外对中国新诗的发掘，国内的气氛似乎沉寂不少，北岛、杨炼、多多等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表作品少有官方推介。据李德凤《中国现当代诗歌英译评述》统计，大陆出版的英译诗集主要集中于艾青、闻一多、鲁迅等老一辈诗人，港台则多出版卞之琳、余光中等诗人的英译诗集，先锋诗人和朦胧派诗人的官方英译诗集出版则处于空白状态。

“它们在这个世界之外/在海底，像牡蛎/吐露，然后自行闭合/留下孤独/可以孕育出珍珠的孤独/留在它们的阴影之内”[2]206。这是多多为纪念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而写的诗行，也可以看作是诗人自己的肖像画。多多将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溶于每一个词语和句子的细致雕刻，力图实现他孤寂而坚定的美学抱负。而这种关乎个体生存体验的感受，必能够通过优秀的译介直抵异域读者的心灵。

注释：

① 对于多多其他语种的译本，Maghiel Van Crevel有详细梳理，因笔者语言能力有限，不在此具体介绍。详情参见Maghiel Van Crevel著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Reearch School CNWS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106页。

② 此首诗歌《夜》作于1973年，载《多多的诗》第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此首诗歌《夜》作于1977年，载《多多的诗》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如 1991年发表于《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的评论，作者署名约瑟夫·艾伦（Joseph Roe Allen），他更多的将多多诗歌呈现出的抒情性、先锋性特点归结于中国政治氛围的改变。这是一篇以西方读者的视角对多多的诗歌的译本所作出的评价。

⑤ 如迈克·泰勒（Michael Taylor）虽然在《玩弄骗术的诗人》中指出了译本的商业性，但他也认为译者并非草率地处理其独特的诗歌特质，译文呈现给我们的面貌大体来说还是具有文学性的。

⑥ 如1989年10月，迈克·泰勒（Michael Taylor）在《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杂志上发表的《玩弄骗术的诗人》（The poet as seducer）。这篇书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多的诗歌是复杂的，其诗歌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与自己的言说欲望和技巧天赋做斗争的过程。

[1][荷]Maghiel Van Crevel．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Mayhem and Money[M]．Leiden：Brill，2008.

[2]多多．诺言：多多集 1972―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