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南与《北堂书钞》

孟祥娟

（北华大学 文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虞世南是隋唐间著名的文学家，他在隋朝大业年间纂集群书、分门类事、兼采前世诗赋铭颂文章而成《北堂书钞》，历经千余年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北堂书钞》首开事文兼采的体例，集中而又有类别地保存了丰富的隋前文献资料，具有较为可贵的资料价值。

一、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两《唐书》有传。

(一)家学传统与生平经历

虞世南出生在一个有着深厚家学传统的家庭，其父虞荔“幼聪敏，有志操……及长，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梁武帝时“泊然静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1]1679。其叔父虞寄“少聪敏……及长，好学，善属文”，因作《瑞雨颂》，被梁武帝赞为“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龙也”，意欲擢用，而虞寄“闭门称疾，唯以书籍自娱”不肯出仕[2]258，其谏陈宝应一文，被全录于《陈书》《南史》，可见其为人为文之一斑。虞世南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种具有良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家庭氛围之中，父辈的文章德行，给予他最直接的教育和影响，留给他丰厚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据本传，虞世南幼年时即得到了陈文帝的爱护。陈宣帝时，他被任命为建安王陈叔卿的法曹参军。陈后主时期，又除西阳王友。参照《旧唐书·职官三》，王府官属有：“友一人，从五品下……功仓户兵骑法士等七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七品上。”七曹参军的职责，是“各督本曹事，出使检校”，友则需“陪侍规讽”[3]1914。从虞世南的官职推测，他受到了陈朝王室的信任和重用。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亡。虞世南与其兄世基同入长安，二人俱有重名，被比作晋时的二陆。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与秦王杨俊都希望虞世南能为自己所用，辟书交至，虞世南则以母老固辞。大业初年，虞世南累授校书郎，又迁起居舍人。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弑炀帝，虞世基被杀。宇文化及北走聊城，虞世南从之，待窦建德生擒宇文化及，“悉虏其众”，虞世南也陷于其中，并被授予黄门侍郎的官职。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窦建德为李世民所灭，虞世南又成为秦王府参军。此时，虞世南已年过花甲。

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3]28虞世南与房玄龄、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从这时起，虞世南受到了李世民的知遇。每更值阁下，李世民“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被立为太子，虞世南迁太子中舍人。八月，李世民即位，虞世南则转为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年近古稀的虞世南“抗表乞骸骨，诏不许。又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贞观七年（633年），转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贞观十二年（638年），他又表请致仕，这一次终于得到了批准，“仍授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禄赐、防阁并同京官职事”。不久之后，虞世南辞世，唐太宗为之“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赐东园秘器，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贞观十七年（643年），“又敕图其形于凌烟阁”，与长孙无忌等24人同居唐太宗的勋臣之列。

(二)博学多才与德行忠正

前已言及，虞世南的父辈均为博学之士，虞世南在耳濡目染的同时，还求学于名家。据两《唐书》本传记载，虞世南“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其父顾烜即以儒术知名。顾野王幼好学，七岁读五经，九岁能属文。十二岁时随父亲顾烜到建安，就撰有《建安地记》二篇。顾野王“长而遍观经史，精记嘿识，天文地理、著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2]399，是一个非常博学多才的人，撰有《玉篇》《舆地志》《符瑞图》《顾氏谱传》《分野枢要》《续洞冥记》《玄象表》《通史要略》《国史纪传》多种著述，还有文集20卷。在这样一位博学老师的教导下，虞世南“经十余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终以博学多才著称。“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正因为虞世南如此博闻强记，所以“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4]15。他能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就是因为他的才识：“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

博学之外，虞世南能够受到唐太宗的礼遇，更因为他的德行。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德行乃在博学之前。“世南……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帝先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如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山崩，山东及江淮大水，一系列的天灾异变令李世民心生疑惧，虞世南因而劝谏太宗赈恤饥馁，施惠于民，申理狱讼，以查冤狱。当天见彗星百余日之时，虞世南则提醒太宗“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应该“慎终如始”，及时地警醒了唐太宗的自满情绪。唐太宗颇好射猎，虞世南则劝谏他“重慎防微”。虞世南有犯无隐，忠直恳诚，得到了善于纳谏的唐太宗的嘉奖，他曾说：“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当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敕书中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可见他在唐太宗心中的位置。

虞世南“文为辞宗”，有集30卷，文章婉缛，今《全唐诗》编其诗为1卷，计32首。《全唐文》录其文1卷，存文18篇。由他纂集群书而成的《北堂书钞》160卷，流传至今。

二、《北堂书钞》的纂集

虞世南《北堂书钞》编纂于隋朝大业年间，其纂集原因，既为方便诗文创作，也为排解仕途的蹭蹬，更符合了类书发展的历史趋势。

(一)纂集时间

《隋唐嘉话》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此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代。”[4]16从唐人称谓的习惯以及《隋唐嘉话》的行文体例来看，“秘书”应指“秘书郎”，《书钞》应作于虞世南在隋为秘书郎之时。另外，《北堂书钞》中对“忠”“坚”“广”等字的改避以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也都可以证明《北堂书钞》作于隋，至唐初已经完成。需要强调的是，从隋大业年间与贞观初年的主客观条件来说，也可以证明《书钞》编撰于隋代。

客观上，隋大业年间远较唐初丰富的藏书，为《书钞》的编撰提供了便利的条件。类书的编撰，首要的客观条件就是图书资料的大量占有。隋朝立国伊始，即注重对书籍的搜集与整理。据《隋书·经籍志》：“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5]908隋文帝、炀帝为当时图书的搜集整理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如《旧唐书》卷四六所云：“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3]1962如此丰富的藏书为类书的编撰提供了充分的客观条件。

改朝换代的同时，战火频仍，百官流离，书籍的散失往往是很严重的。《新唐书》卷五七：“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余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6]1422隋朝的大量藏书，到了唐初，所存不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唐太宗即位之后也曾致力于图书的搜集与整理，“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6]1422但效果并不太好，《新唐书》卷一〇二：“方是时，大乱后，经籍亡散，秘书湮缺，德棻始请帝重购求天下遗书，置吏补录。不数年，图典略备。”[6]13983《新唐书》卷五七：“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6]1422，较隋时嘉则殿藏书仍相差甚远。从图书资料的占有量上来看，贞观时期的客观条件远不如隋大业年间。

主观上，虞世南在隋的时间与精力，都更适合于类书的编撰。编撰大型类书，主观条件要求编撰者精力充沛，有大量的可供利用的闲暇时间。虞世南“大业中，累至秘书郎。炀帝虽爱其才，然疾其峭正，弗甚用，为七品十年不徙”[6]3909。这时期的虞世南“躬履勤俭，不失素业”，沉静寡欲，清简自守，时值50岁左右，正是学识素养累积的顶峰，精力旺盛，加之以不受宠遇的清闲职守，可以说，他此时编撰《书钞》，在时间、精力、学识修养上都是最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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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年间，虞世南已年过古稀。又《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专典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疑剖析，曲尽其源。”[3]2595此时唐王朝的图书收藏尚处于整理阶段，秘书少监的主要工作职责如此，则秘书监虞世南的工作重心也不外乎此。而且，唐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这样，虞世南于职责之外，还要用相当多的时间来陪同唐太宗谈论讲史。年过古稀的老人要在此时完成《书钞》这样一部巨著，在精力、时间上来说都力不从心。

(二)编纂原因

《北堂书钞》是虞世南在大业年间摘抄古代典籍、分门别类编纂而成，他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类书呢？

1. 方便诗文创作

在前引《隋唐嘉话》的记述中，就认为《北堂书钞》是“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而成，即虞世南辑选事、文的原则与目的是“可为文用”，方便文学创作。这一点，应该是他编辑《北堂书钞》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虞世南的前半生，有 30多年生活在南朝的陈朝。陈朝是文学和知识受到高度重视的时期，陈后主“唯寄情于文酒……深弘六艺，广开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2]119。在文学发展史上，陈朝正是骈体文和宫体诗盛行的时期。宫体诗语言风流华丽，讲求隶事用典，骈体文则用典更趋繁缛，修辞更重雕缋，虞世南的文学创作自然深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世南“善属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徐陵乃一代文宗，是宫体诗和骈体文的重要作家，能得到他的赏识，说明虞世南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也说明他在文学创作的风格上与之趋同。史称其“文章婉褥”，也说明了虞世南的创作与当时流行的文体特征是相符合的。因而，他对为文的事类应该是相当重视的。

炀帝好文，在他即位之后，诗风和文风依然沿袭齐梁积习。这时，虞世南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编写一部可以用来为诗文创作提供事类与文字素材的类书，有着相当的价值。

2. 类书发展的结果

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类书产生于三国时期，第一部类书是由魏文帝下令，王象、刘劭等人编撰而成的《皇览》：“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7]88“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7]664可见，类书之始，即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自《皇览》之后，类书大盛，就南朝而论，即有南齐萧子良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1000卷；梁刘峻《类苑》120卷；另有梁徐勉《华林遍略》700卷，梁刘杳《寿光书苑》200卷，梁陵罩《法宝联璧》300卷，梁陶弘景《学苑》100卷；北齐祖珽《修文殿御览》300卷等。到了隋代，在完成了书籍的搜集与整理之后，类书的编撰也被提上日程。开皇中，杜台卿编成《玉烛宝典》，大业初年，虞绰、虞世南、庾自直等修成《长洲玉镜》400卷，诸葛颍编撰《玄门窦海》100卷，曾宪编写《桂苑珠丛》100卷。隋大业年间，类书的发展正处于上升的势头，是类书编撰的兴盛期。虞世南《北堂书钞》的编写，正符合类书发展的时代节拍。

3. 打发时日的方式

前已述及，虞世南擅长于诗文，“迄于有隋，四海一统……辞人才士，总萃京师”，兄弟二人同入长安的初衷，应该也是想要有一番作为。不过，“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5]1091和这些人相比，虞世南还算是幸运的，入京之初，晋王与秦王“辟书交至”，大业初年，累授校书郎。不过，他文学创作的热情，应该是被压抑了的，因为隋炀帝虽然赏爱虞世南的才学，但是疾其峭正，并没有重用他，以至于虞世南在大业年间“为七品十年不徙”，功业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他为人沉静寡欲，面对当朝贵盛的兄长，他能够做到“躬履勤俭，不失素业”，两家之间的交际也自然减少了。于是，终日面对的秘阁所收藏数万卷典籍，就成为他排遣时日的最好资源。根据自己的经验，利用这些典籍，编写一部类书，既可以发挥典籍的作用，又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还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打发长日的清闲，可谓一举而多得。

三、《北堂书钞》的功能与价值

时至当今，类书在古代的常用功能虽已基本消亡，但类书仍然是文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书，在科学文化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中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就《北堂书钞》而言，其功能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存古籍

《北堂书钞》编纂于隋，利用的是隋文帝、炀帝时期搜集整理的丰富图书资源，卷帙浩繁，事文兼采，辑录了古书中大量的史实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丽词骈语、自然知识等，按类编排。在其19部851类的体系内，共有条目21000余条，所引均为唐前古籍，国藏善本，正如孔广陶所说，《北堂书钞》“既古且博，大有稗于四部”，“自《修文御览》既佚，遂首为隋以前古佚书存亡所系”，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据统计，见于记载的宋元以前的古代文献约近8万种，完整流传下来的仅3000种，从古类书及其他古籍中辑佚的也约3000种。如果对隋唐以前的古代文献进行统计，这个数字比例将会更低。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云：“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以亡其六七，以《宋志》才隋唐，亦复如是。”[8]8而《北堂书钞》广征博采，是隋前书籍的一大渊薮，许多重要的古代文献因其辑录而得以保存。正如清严可均在《铁桥漫稿》卷八《书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后》中云：“所钞之书，皆三代、汉、魏迄于宋、齐。又钞者今世亡其本十盖八、九；其存者，亦流俗写变、残阙误讹，不为典要。”[9]47《北堂书钞》作为今传最早的类书，于失传古籍的保存上，可谓功德无量。这是《北堂书钞》对今人而言最大的价值所在。

(二)整理古籍

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云：“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现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对于已经散佚的文献，《北堂书钞》可以用来辑佚，而对于现存的文献，《北学书钞》则可以用于校勘，因而，其在古籍整理上的价值，历来为学者珍视。

以辑佚论，成书年代越早、保存历代遗文秘典越多的类书，往往越受到学者的重视。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汉学堂丛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汉魏地理书钞》，大都取材唐宋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在这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校勘论，传世文献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多次的传写、刻印和其他有意或无意的窜乱，造成大量的脱落、讹误、混乱和倒简。此时，抄撮文献而成的类书就成为校正这些错误的重要文献凭证。清刘文典《三余札记》卷“类书”条云：“清代诸师校勘古籍，多好取证类书。”[10]6他本人亦利用类书校正《淮南子》《吕览》《论衡》等书，所获甚多。又如王念孙以《北堂书钞》所引校通行本《逸周书》，厘正《大武篇》中375字讹脱之文，功用良著。

(三)资料价值

《北堂书钞》的内容分为19部851类，涵盖了天文、地理、历史、人文诸多学科，作为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带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北堂书钞》卷一三〇《仪饰部上·浑仪十》下共有15条，可以看作是关于浑仪的资料汇编。从中可知浑仪即浑天仪尚有璿衡、旋璣之称以及这些名称的由来与含义；可大致知晓浑天仪的构造、制作与功能以及各部件的名称；可以考见张衡所作浑仪土圭在东晋安帝时的下落；还可知除张衡外，黄闳、葛衡也作过浑天仪；所引诸条还为我们提供了文献线索，可知专门论及浑天仪的文献有王蕃《浑天说》，记载了浑天仪相关资料的文献有《义熙起居注》《益部耆旧传》《晋阳秋》等史传，而在《春秋潜潭巴》《孝经援神契》这一类纬书中，也有当时人对于浑天的认识。诚如张涤华《类书流别》所云：“寻检之书，类书尚矣。观其囊括古今，包罗巨细，既已极称富备；而又分以部居，裁以类例，如钱就贯，一一秩然。故学者拥此一编，则智珠在握，无俟他求，而觅证取材，随在有逢源之乐。其为便捷，无俟繁言。”[11]36《北堂书钞》的资料价值，不容小觑。

(四)文学价值

《北堂书钞》是“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而成，目的在于方便诗文创作。从这一点来说，《北堂书钞》的文学价值，亦是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今，《北堂书钞》在文学创作上的功用已经不太显著，但其文学价值依然存在，并且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

其类目结构、材料取舍中都透露出一些文学观念与文学信息，启发着古代文学的研究，如卷一〇〇《艺文部六·论文二十》共有26条，前17条可视为文章总论，后9条则论及具体文人。第一条引《左传》论文之用，第二条引《释名》论文之义；以下引《汉书》《抱朴子》《文赋》《文章流别》诸书，论及文学的多样性、各文体特色、审美特性、为文常见弊病、文章字句锤炼诸多方面；再以下则引《抱朴子》《典论》《西京杂记》《剧秦美新》《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起居诫》诸文，论及王充、二陆、屈原、司马相如、枚皋、扬雄、刘桢、王粲、陈琳、蔡邕诸人的文章辞赋。按，历代论文之作不只此数篇，文人不只此十数人，而虞世南只选择了以上诸条，其中又以《文赋》为最多，联系他编纂《北堂书钞》的初衷，此处所辑，首先应该是他所认可的、为当世所接受的前人论述，再者所涉文人当是隋时经常被提到的文人，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虞世南认为最为恰当的。因此，从这些条目中就可见他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念。这些材料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又如卷一九〇《乐部五·鼓吹八》所引文皆出自陆机《鼓吹赋》和孙毓《东宫鼓吹赋》，这是可以起到范文作用的两篇辞赋，引文涉及鼓吹的原始、地位、用途、功效、特色，都可以作为诗文创作的借鉴，这是《北堂书钞》文学价值的体现；而此处引用的这两篇赋，也是研究魏晋咏物赋的重要材料。从这一点来说，《北堂书钞》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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