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执竞》主旨再探讨

水 汶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一

为方便叙述，先将《执竞》诗原文迻录如下：

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①

关于此诗主旨，主要有两种看法：(1)《执竞》是祭祀武王之诗，如《诗序》：“《执竞》，祀武王也”；孔《疏》：“《执竞》诗者，祀武王之乐歌也。”(2)《执竞》是祭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诗，如朱熹《诗集传》：“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1]227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诗中“不显成康”“自彼成康”句中“成康”二字的不同理解。《毛传》以为“成康”意思是“成大功而安之也”，《郑笺》以为是“成安祖考之道”。方玉润《诗经原始》：“‘成’，武成也。‘康’，康定也”[2]592。而朱熹等人则认为“成康”是指周初的君王成王诵和康王钊。

方玉润《诗经原始》对祭祀“武王”的解释有一定代表性，他说：“诗发端特题‘武王’，势极严重。下二句历言其功德之著。‘不’读作‘丕’，大也。‘显’，明也。‘成’，武成也。‘康’，康定也。一字一义……故自其成功康定，‘奄有四方’以来，明无不照，知无不周，故曰‘斤斤其明’也”[2]592。他认为武王伐纣灭商，立下不世之功，诗歌赞美武王“势极严重”，后面就应乘势继续赞其“丕显”，从而称颂武王“功德之著”；而成、康二王不能与之相比，故将“成”解释为武成，“康”解释为康定，而与成王、康王无关。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有失全面。诗歌不仅说“丕显成康”，后面还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从史实考察，确实是自从成、康时期，周朝才真正“奄有四方”。因此，单说诗歌赞美武王就很牵强了。诗歌既赞美了武王成就周朝最初的功业，也赞美了成王、康王能够继续其基业而发扬光大。“不显成康，上帝是皇”，意思是说，到了成王、康王时期，武王基业更加光大，上天嘉美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是说，自从成王、康王时期，周朝才真正统一了天下四方，（成王、康王）为明察之君。所以，诗中既赞美武王开拓之功，又赞美了成、康的善继之功。正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说：“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见子孙之善继也。”[3]204

考察西周初年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完全站得住脚。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天下，但武王只是初定天下，他死后更是危机四伏，若不是周公力挽狂澜，周朝甚至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因此算不上真正的“奄有四方”。《诗经·闵予小子》写出了当时成王的艰难处境：“闵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毛传》解释“闵，病”；“造，为”；“疚，病也”[4]598。这句话是说，成王自己哀伤“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忧病之中”。《诗经·访落》《小毖》都提到了成王“未堪家多难”的感慨。周初定天下，而领袖人物死去，当时形势十分危急。所以周公摄政以为应时之举。因此，武王伐纣结束，还算不上天下无忧的时期。

周朝的强盛是一渐进的过程。周公平定叛乱、解决了政治上的危机，为周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并在摄政七年后归政成王。《礼记·明堂位》载：“五年营洛邑，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5]1488。而成王以及后来的康王继承先辈基业，励精图治，在他们执政阶段，成就了一个相对繁盛的“成康之治”时期。诗中所指“成、康”为成王、康王，既符合诗意，又符合历史史实，下面详述之。

文献中赞颂成康时期历史功绩的记载比较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成②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6]2114这些说明了成王与康王继续文王、武王、周公以来对四方的征伐，最终奠定了周家天下的规模。所谓“靖”“息”，以及“并建母弟”的封建措施，都是他们平定四方采取的一系列使天下安宁的做法。关于成康的文治，《史记·周纪》阐述成王时期的施政效果，有这样的赞语：“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7]133甚至还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7]134《汉书·董仲舒传》亦有类似说法：“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8]2510这里记载成康时期的文治效果，虽有宣扬教化功能的成分，但必然会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现藏于周原博物馆，是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青铜器。盘中铸有长篇铭文，约284字。铭文前半部分叙述西周前期文王至恭王的主要事迹，其中提到文、武、成、康、昭、穆6位先王的名号，每位先王名号前都冠有颂辞；后半部分是史墙家族的历史，从中可知作器者名“墙”，其家族自商代以来一直担任史官。因此，其记载是比较可信的。铭文对于成、康二王的颂辞是：

关于成王，铭文云“宪圣成王”，宪，通显。《礼记·中庸》云：“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5]1628。而《诗经·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4]504，是知宪即显，明也。“宪圣”即圣明之义。“左右（绶）（任）刚鲧（系）”，徐中舒认为，“言成王左右各级大臣皆有刚强梗直之风”[10]141。“用（肇）（彻）周邦”，“彻”，李学勤认为“义为治”[11]151，即用他们（成王的左右大臣）来治理周家天下。关于康王，铭文云“渊哲康王”，“渊哲”，李学勤认为“即是濬哲”[11]151，可从。因此，渊哲与圣明同义。“（分）尹亿疆”，亿，泛指多；疆，疆土。这一句是说，康王可分封诸侯的疆土非常大。这件铜器对成王和康王的文治武功用“宪圣”“渊哲”进行褒扬，两词都有圣哲的意思，可谓极尽赞颂。盘铭述及成王功业是“肇彻周邦”，称康王的功业是“分尹亿疆”，对于其历史功绩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这，正与“奄有四方”的说法相吻合。

以上铜器铭文对于成康之际历史功绩的肯定，反映了成王、康王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是很高的。而对于成康时期征伐活动的记载，沈长云指出，“这样的征伐一直到康王末年才基本告一段落”[12]129。可见，“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说法是可信的。所以，《国语·周语下》记载周家后人称颂祖先的业绩说：“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13]37句中的“宁乱”就是使用武力以息乱，最终创造了周家天下的规模。它不仅是文、武时期的历史功绩，也是成、康时代的重要内容。

因此，联系西周初年的历史背景考察《周颂·执竞》诗意，将“成康”理解为成王、康王是完全有根据的。诗歌不仅赞颂了武王，也赞美了成王、康王继承武王的基业，从而在成康之际“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在文王、武王建立的功业基础上，成、康文治武功，最终拥有了周的四方天下，即“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在此理解下看全诗的内容，就豁然开朗了。诗的前半部分“执竞武王”至“斤斤其明”写对武王、成王、康王的颂美之辞；后半部分写祭祖的场面，先写祭祀中钟鼓磬筦的和乐之声，然后写祖先赐福，最后写子孙们醉饱又得福禄。因此，《执竞》当为祭祀三王之诗。

二

(一)文献中的禘礼

“禘”为国之大祭，甚至被认为是治国之本。《礼记·祭统》“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5]1506。“禘”的含义主要有这样几层：

第一，最受关注的说法来自《礼记·丧服小记》，其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5]1495，郑玄认为，“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③。孔颖达引王肃《圣证论》说法，认为禘祭是禘祭始祖而以其祖配祭④。郑玄的“禘为祭昊天于圆丘”说和王肃的“禘祭始祖”说可谓“禘”礼争议的一大悬案。两者都有一大批的支持者，千古之下，争讼不已。从表面上看，王肃“禘祖配祖”的说法比较合理。但是，“以祖配祖”的祭礼在经传中未见有过记载。“禘天配祖”说虽使人怀疑，但祭天配祖的祭礼却确实存在。《大雅·文王》有文王配天的记载：“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4]505；《周颂·思文》一诗据《毛诗序》所说为“后稷配天也”[4]590。因此，从实际情况看，“禘天配祖”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渊源。

第二，“禘”被认为是“大祭祀”的统称。《周礼·春官·大司乐》“凡乐”至“则人鬼可得而礼矣”，郑玄注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昆崘，人鬼则主后稷。”[14]790这种说法将“禘”解释为祭天、地、人鬼皆可称之的大祭祀。以王肃为代表反对郑玄“禘为圆丘祭天说”的一派意见，似未直接反对这种说法。

第三，“禘”还被认为是四时祭之一。四时祭又被称为时祭或时享，是春夏秋冬四季向祖先献祭的祭祖礼。某些文献将“禘”列为四时祭之一，如《礼记·祭统》：“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5]1606；再如《礼记·王制》：“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5]1335按照这样的说法，则禘是四时祭之一。但四时之祭尚有其他不同的说法⑤，将“禘”列为四时祭并不妥当。

第四，“禘”被解释为三年丧毕之禘，即“吉禘”。在春秋文献中有“吉禘”之说。所谓“吉禘”，就是在祖先三年之丧后（除丧），行禘祭，变凶礼（丧礼）为吉礼（祭礼），故称“吉”。关于其定义，《春秋经·闵公二年》这样解释：“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6]1787。《左传》的记事原则是“常祀不书”。对于记录上面所说“吉禘于庄公”的原因，《公羊传·闵公二年》做出了解释：“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为谓之未三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其言于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曷为未可以称宫庙？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15]2244在这段文字中，很清楚地表明了史家记载此次吉禘的原因：吉禘是三年丧毕之禘，而这次吉禘未到庄公三年丧毕之时，所以史家记录了这次吉禘。

第五，殷祭说。《公羊传·文公二年》“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15]2267可见“殷祭”是“三年祫五年禘”。其所说的与“祫”礼相联系的“禘”，指的是五年一次在宗庙举行的大祭，属于殷祭。禘、祫都属殷祭，三年祫五年禘。

可见，“禘”在文献中的含义不止一种，仅凭文献资料似乎难圆其说，因而不能遽下结论。

(二)与卜辞、金文相参证的禘礼

关于古禘礼，礼书及学者们的描述，存在很多猜测成分，抑或有后世制度掺杂其间。而今天，考古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使我们有幸以出土资料佐证文献资料，应该更客观一些。

在卜辞中，“禘”是指一种祭祀对象广泛的祭礼，可表示祭自然神及上天等，也可指祭先祖。“禘”字在殷墟卜辞中写作“，徐中舒认为“禘，卜辞禘不从示，象架木或束木以燔，并于其上加横画一或二表示祭天。禘祭初为殷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其后亦禘祭先公先王”[16]24。这种祭礼的祭祀仪节比较简单，甚至只是一种献祭的行为；祭祀的目的是求雨和求年。刘源指出：“殷墟卜辞中的‘禘’主要指一种献祭的方法，不是祭祀仪式的名称，所应用的神灵范围较广，多为四方神、高祖、自然神，献祭目的主要是求雨，求年。”[17]71另外，“禘”的时间没有规律，如董莲池认为“禘祭是殷王一年中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举行的一种祭典”[18]。在金文中，“禘”字往往写作“啻”。容庚说：“禘，不从示，帝或从口，作啻。”[19]13“啻”在《殷周金文集成》中有几个释义，可释为“敌”，如鼎：“攻龠无啻（敌）”⑥；还可释为“嫡”，如□叔买簋：“其用追孝享于朕皇祖、啻（嫡）考”⑦；“啻”释为祭祀之“禘”，如以下诸文：

剌鼎：“唯五月，王在衣（殷），辰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大室，啻（禘）卲（昭）王，剌御，王赐剌贝卅朋……”[9]2776

小盂鼎：“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明，王各周庙……用牲，啻（禘）周王、武王、成王……”⑨

关于“禘”的对象，剌鼎、鲜簋之禘为祭卲王，即昭王；而小盂鼎之禘为祭文王、武王、成王；大簋之禘为祭其考，祭祀对象均为祖考。这表明了西周禘礼有专祭、合祭，都为祭其近祖。

关于“禘天配祖”说和“三禘”说，卜辞中有祭天，祭祀对象也比较多。而在金文中，刘雨说：“金文禘祭全是以祖考为对象，不见禘天，也不见禘地。”[20]可见，从殷到周，禘祭的含义是不断演变的。

关于“禘祭始祖”，刘雨认为：“禘祭始祖在西周金文中没有发现。相反，在西周金文中禘祭的对象都是近祖。记录禘礼的铜器除小盂鼎是康王禘祭其三代先王之外，鲜簋、剌鼎为穆王禘祭其考昭王，大簋、繁卣也是作器者禘祭其考大仲和辛公。”[20]

至于禘祭时间，殷商和西周无规律性。因此，时禘说看来并不可靠。由前文看出，剌鼎、鲜簋铭记载穆王五月禘昭王，大簋行禘在六月，小盂鼎铭记载康王八月禘文、武、成王，繁卣记载九月禘其考辛公。禘祭的时间从五月至九月，很难以某个季度来概括。因此，禘不是四时祭名之一。

结合以上资料来看，禘祭是殷周都曾存在过的祭祖礼。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也在变化。“禘”在殷代曾是表示祭天及自然神、四方之祭的祭礼，后来禘祭先公先王。而到了西周，“禘”渐渐演变成祭祀祖先的祭礼，并且比较常见的是禘祭近祖，有独祭，亦有合祭，但禘的时间没有规律。

三

关于《执竞》诗反映的祭礼，诗家多有疑义。此诗有“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自彼成康”之句，故《诗集传》等认为此诗为合祭武王、成王、康王；并因理解为合祭，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此诗反映了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庙。例如，明季本曰：“此盖昭王时以成、康二王祫食于武王庙之诗也”[21]349。以祭礼考之，祫祭应在太庙，并且毁庙、不毁庙主皆祭，而此诗却只及武王、成王、康王，上不及文王以及文王以上的先公先王，故姚际恒等人早已认为此诗反映的不是祫祭，《诗经通论》云：“《集传》谓‘祀武王、成王、康王’，是已；然三王并祭出何典礼，得毋卤莽耶？……按时祭不当祫，祫祭止一尸，其辞在己亦疑之，何待人驳乎！”[22]331依祭礼考之，《执竞》描写确不为祫。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认为“此其‘日祭’之诗也”[23]，姚际恒认为，日祭之说不可轻信：“‘日祭’虽出《国语》，而‘祖、祢日祭’仅见于刘歆之言，其然耶否耶？”甚至认为此诗反映的祭礼难详，故其《诗经通论》说“聊存之以逆此诗之难可也”[22]332。

《执竞》反映了何种祭礼呢？从姚际恒等人的困惑可知，礼书中的说法难以对《执竞》诗反映的祭礼遽下结论。而在以上小盂鼎金文中我们看到，三王并祭的合祭即是禘祭的一种形式，这正与《执竞》诗意内容相合。小盂鼎：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明，王各周庙……用牲，啻（禘）周王、武王、成王……[9]2839

小盂鼎是西周名器，惜仅存铭文拓本。传说此器佚于太平天国之际，又一说此器为项城袁氏所宝藏，重埋入土，不知所终。此器铭文约390字，记述周康王二十五年命大臣盂征伐鬼方，俘获告庙行禘祭，以记战功的事件。从上引铭文可以看出，此禘祭地点设在宗庙，禘祭对象为周王、武王、成王。“王”系康王，成王系康王之父考。故董莲池认为，“这是一次以太祖、祖、考为对象的大合祭”⑩。

由前文对“成康之治”的分析可知，成王、康王的历史功绩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执竞》一诗不仅赞颂了武王，同时也赞美了“奄有四方”的成、康二王，为祭祀武、成、康三王之诗，当为昭王时所作，也是以曾祖、祖、考为对象的大合祭，正与上述金文描述的禘祭内容相类。

因此，《执竞》所反映的祭礼应是禘祭的一种形式，是以太祖、祖、考为对象的“禘祭三王”之诗。

注释：

① 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 1980年影印；本文所引用《执竞》诗原文及其序、传、笺、疏皆引同上，不烦赘引。

② “成”当为“武”。

③ 《礼记·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注：“禘、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圆丘也”（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表明了禘、郊、祖、宗这四种祭礼的含义都是祭祀并配食，其中禘的对象是昊天，祭祀的地点是圆丘。

④ 孔颖达指出禘在经传中含义各殊，他引用王肃《圣证论》的说法：“案《圣证论》以此禘黄帝是宗庙五年祭之名。故《小记》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谓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颛顼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孔颖达认为所谓“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以有虞氏禘黄帝为例），就是禘黄帝而以颛顼配祭。那么禘祭的含义就是禘祭始祖而以其祖配祭。

⑤ 如《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周礼·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尝，冬烝”；《白虎通》：“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尝……冬曰烝”《尔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春秋繁露》“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蒸”，“禴”与“礿”、“烝”与“蒸”在表示祭名时相通，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四时祭名其实是“祠禴（礿）尝烝（蒸）”。

⑥ 本文金文释文依据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版，以下同。

⑧ “鲜盘”器现藏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据该博物馆提供资料证实原器为簋，汇编时误作盘。其禘祭对象亦为昭王，当作于穆王时。

⑨ “各”即“在”。据考证，此器作于康王二十五年。禘祭的对象是周王、武王、成王，周王当指文王。

⑩ 铭文中周王指文王，故此处太祖实为曾祖。见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载《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应麟．困学纪闻[M]//文渊阁四库全书：85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5]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徐中舒．西周强盘铭文笺释[J]．考古学报，1978(2)．

[11]李学勤．论史强盘及其意义[J]．考古学报，1978(2)．

[12]沈长云．论成康时代和成康时期的铜器铭刻[G]//上古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国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14]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5]春秋公羊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

[17]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8]董莲池．殷周禘祭探真[J]．人文杂志，1994(5)．

[19]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刘雨．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礼[J]．考古学报，1989(4)．

[21]季本．诗说解颐[M]//文渊阁四库全书：79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2]姚际恒．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3]何楷．诗经世本古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8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