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农村社会心态的颤变及调节机制

陈文文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2006 年10 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心态的塑造。2011 年3月，社会心态的培育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2012 年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既反映出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心态的重视，但也折射出我国社会心态发生了失衡的现象[1]。社会心态是社会转型的反应，通过挖掘社会心态的生成逻辑、性质表现，探索重塑积极健康社会心态的路径不仅是学术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党和政府为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需要。国内众多学者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们一般都是以某个时期来分析社会心态、或者根据某一事件或现象来分析社会心态。本文通过深度描述当前“皖南”农村社会心态的变化，梳理其生成逻辑，提出几点建议和思考。

一、社会心态的内涵界定

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的步调相伴随，一直以来都受到频繁的关注。对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国内学术界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阅读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多数学者从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形态视角来分析人们的社会心态；也有学者专门考察某一事件或问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和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等学科的角度来挖掘某一时期人们的社会心态。国内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周晓虹认为，社会心态是一定时期尤其是转型期，受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使得多数社会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马广海则认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2]。

综上，笔者认为社会心态，是指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通过与不同的个体、群体和组织相接触而形成的且不断发展变化的，包括各种情绪、感受、认知、态度、观点、价值观等融合，而出现某种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

二、“皖南”农村社会心态颤变的表现

当社会心态受制于整个大的宏观背景，往往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但从微观上说，社会心态是在日常生活中受各因素的影响融合成的，它极容易受财富多寡、社会经验、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等的干扰而形成性质不同的心态。本文主要从财富观、人际关系、性别观念、养老观念和婚姻观念来透视“皖南”农村社会心态的变化：

（一）攀比氛围浓厚，勤俭节约观念逐渐淡薄

传统观念中，农民一直是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主要力量，然而今天我国“皖南”农村居民勤俭节约的意识逐渐淡薄。首先，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由于从事非农产业带来经济收入的增涨，为了满足虚荣心、名誉和面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庭几乎花费毕生的心血新建各种各样的欧美式洋房、购买金额不菲的交通工具、餐桌上剩余丰厚的饮食物品和不同审美观带来服装上的变化。其次，在婚丧嫁娶方面。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下，农村家庭为了追赶城镇的方式，在完全不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大张旗鼓的大摆筵席、花费巨额资金举行现代性的婚礼。尽管父母和子女意识到这种方式的不科学性，浪费非常严重，但受制于存在的攀比心理，他们仍然以金钱、气场为标准来衡量人们的满意度[3]。最后，在子女教育方面。有的家长根本不了解正确教育子女的方式，迷信于对教育越多愈好、补习班越多越贵越好。于是他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对子女进行超前教育。这种盲目的作法，不仅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有害，更浪费了家庭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给整个家庭造成更重的负担。纵观农村富裕的方式，我们会发现他们仍然是通过辛勤劳动，整日从事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环境差和待遇差的工作。因此要驱除认知偏差或失衡，使他们认识到金钱的来之不易，重新树立起勤俭节约的美德。

（二）财富在村民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致富的手段不大敏感

当下“皖南”农村普遍认为只要拥有了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自然而然的就会上升，所以使得财富在他们心目中的分量足以达到90%以上，甚至不管英雄出于何处，对致富的手段已经不敏感了。首先，从村民日常之间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哪里发财、工资怎么样、一年大概的收入”，永远是他们谈话的主题。如果工资境况不好，他们相互之间会探讨各种不同的挣钱渠道，尤其表现在男性当中。而女性也不例外，她们之间的谈话也是“某某家新臵办了什么，花了多少钱、子女工作或学习花费情况等”。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之间的谈话或简单问候并不是出于对对方的真正关护，而是隐性的探知对方家庭的经济情况。其次，在对待致富的手段上，改革开放后的30 年内，我们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与财富量成正比，所以很多农村家庭立志使子女考上大学走上脱贫之路。然而，今天在面对教育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和在面对农民工依靠技术手段同样能致富的情况下，导致农村家庭任由子女在学习上的自由发展。如果子女成绩较差或一般，他们期待子女早日结束学业出外打工挣钱。甚至看到一些致富快的途径，他们不管其稳定可靠性、劳动强度与回报比率或危险程度，他们仍然想法设法的蜂拥而至。

（三）累世交情不再，人际关系逐渐“货币化”

所谓人际关系“货币化”，是指日常生活中一些传统人情关系的表达方式逐渐让位于以财务或货币的形式，使得货币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人际关系亲疏程度的主要标准[4]。当前，“皖南”农村人情关系“货币化”趋势呈现增强的势头，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情关系物化，货币成为最有效的评判人际关系的尺度。我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礼尚往来的人际交往方式，尤以农村最佳，古时只要邻居或亲朋好友有红白喜事，人们会赠送一些富余农产品、以实际行动去帮忙以此来表达人们之间的情谊。然而今天，村民之间选择最多的形式是金钱。其次，滋生了众多人情关系“货币化”的种类。过去农村村民送礼只是局限在亲朋好友之间，并且是婚丧嫁娶等较少仪式中。近些年来，农村也创造出了五花八门的人情礼节，如生日、结婚周年、乔迁新居、购买贵重物品，甚至有“求情礼”和“关系礼”等。再者，人情关系“货币化”的周期缩短，金额不断攀升。由于当前人情关系“货币化”名目多，人们支出频率也在不断的缩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前几年，据调查礼金一般不超过百元，农村更是以五元、十元为多，而现在人均捐赠的金额达到千元以上。最后，在村民之间的互动上，经济实力强的家庭之间的互动比较频繁，互动也较活跃。而经济实力薄弱的家庭互动频率低，仅限于在此群体范围内活动。如果需要富裕群体的帮助，他们往往要通过赠送一定的财物或奉献一定的体力劳动。所以，可以看到村民的交际圈也是以财富作为参照物。

（四）“重男轻女”观念得到改善，逐步向后继乏人的现实妥协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方式的改变、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有效的冲击了“皖南”农村的价值观。其中，“重男轻女”的生育价值观逐渐让位于“男女平等”的生育观，且这种观念的转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首先，在生育子女数量上。传统社会里，农民们普遍认为男孩是传宗接代的香火，一个家庭里不能没有男孩。因此，他们不惜倾家荡产去违背生育政策，心中立下不生男孩不“停产”的誓言。而今天，由于女性地位的提高、房价的飙升及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一孩或两孩是此地区绝大多数青中年夫妻的做法，甚至只生育一女孩的现象也不稀奇。其次，在对待男女孩的生活及学习上。旧社会里，男孩出去读书，女孩在家干农活、家长倾向于把好的衣食物品和便利的住行条件分摊给男孩，且女孩在各个方面都关照男孩。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不管男孩女孩，都是父母眼里的宝贝，男女童接受着同样的教育程度，且透过硕博的性别比，我们发现高学历女性群体较多，衣食住行更谈不上存在差别对待。最后，在婚姻上面。以前一个家庭若没有男孩，则必有一女孩在家招亲。如今，由于养老体制的健全和养老观念的改变，可以看到独生子女在“皖南”农村也较为普遍，子女的婚姻问题也跟着城市趋向于自由和民主化，“招亲”逐步退出婚姻的舞台。

（五）尊老爱老文化稀薄，老人生活堪忧

“失于礼而求诸于野”，说明民风民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乡野是传统道德的坚守地。由于受现代社会环境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皖南”农村“尊老爱老”的美德正在褪色，老人生活堪忧[6]。首先，体现在养老层面上。改革开放之前，家庭是养老的支柱性力量，鉴于人人都有衰老的时刻，总体上说“尊老爱老”氛围比较浓厚。但是今天随着政府、社会组织等资源参与养老的问题，使得子女懈怠了老人。如有些子女长期与老人分居两地、子女之间推卸养老责任等。其次，体现在轻老重少上。传统家庭成员的责任是维护家庭整体的和谐与进步，他们互帮互助、互敬互爱，而现在家庭视老人是负担， 把所有资源畸形的向后代倾斜，并且这种溺爱导致子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进一步使得“尊老爱老”观念在后代发生蜕变。有的家庭甚至盲目的认为在孩子身上花费的金额越大，越凸显出对孩子的重视，而不愿意为老人购买一些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最后，体现在老人的精神生活上。传统农村家庭老人和后代生活在一起，老人与孩子们接触、交流频繁，老人在一定程度上不会感到孤独寂寞，情感得到了释放，心情自然会舒畅。而现在家庭模式的核心化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子女与老人分居两地且很少回家探望老人，再加上很少通过通讯工具慰问老人，老人长期呆在自己的世界里，容易引发孤独、抑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老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导致老人生活质量堪忧。

（六）婚姻观念开放，性伦理观念趋于随便

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趋之若鹜，受城镇现代文化的冲击，“皖南”农村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婚姻文化追赶社会潮流，性伦理观念趋于随便。首先，在择偶问题上：旧社会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完全没有选择权。而现在择偶观正在向现代化飞速发展，择偶方式需要双方当事人直接有效的参与，尽管是经过亲朋好友介绍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注重双方当事人的彼此感情，双方自身的内在条件等。其次，在男女性别问题上：第一，传统家庭信仰“多子多福”，誓死坚守“养儿防老”的生育观逐步向“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的生育观转变。第二，过去“三从四德”是评判女子德性的标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维持家庭正常运转，而现在女子出外打工，她们的收入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部分，从而动摇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稳固地位，家庭里的大小事务男女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体现了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新文化观念。再者，在离婚和再婚的问题上：过去人们认为离婚是一件令个人和家庭感到耻辱的事，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嫁一取娶定终生”的观念，而现在崇尚离婚自由的原则，农村中老年人离婚再婚已经被认可。最后，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年轻人和中老人年在未办理结婚或离婚手续的情况下，随意的与人同居，性伦理观念随便。

三、“皖南”农村社会心态的调节路径

社会心态是由多个指标综合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它是人与社会现实状态的互动下而形成的，所以要想引导内地农村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首先必须改变社会现实。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成熟期，社会环境和经济因素已经成为许多问题暴露的主要原因，然而也不乏自身方面的原因。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让农民正确正视自身的问题，建立心理疏导队伍，帮助他们走出病态区域。

（一）努力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平正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反映的一个结果。只有把整个大的社会宏观环境和经济发展搞上去，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农村地区，内地农村社会心态才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因此，努力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平正义是扭转“皖南”农村社会心态的根本途径。第一、设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和税收制度。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和国务院收入分配和税收制度的重要精神，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健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制度。并且加大税收的力度，如购买金额超过万元的物品需要上报有关部门并且缴纳一定的税金，以此控制人们的消费力度，避免感性消费和财富攀比，培养理性的财富观。第二、加强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设立严格的公务员考核机制。尽管腐败现象在各大中城市得到一定的抑制，但很多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仍呈现出血缘色彩，只要一家有当官的，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纷纷走向从政之路，甚至有些通过金钱、色情等渠道走上官道而致富。要通过县级政府、基层公共组织和村民的监督，打造一支思想觉悟高、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的领导班子。第三，规范市场用人单位的招聘制度，增加农民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扩宽他们的视野，引导他们追寻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丰富其人生的意义，从而避免农村内部形势继续恶化。

（二）引导村民积极就业，营造和谐、健康的农村氛围

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皖南”农村大部分村民通过自身的工艺，生活质量几乎城镇化。然而，仍然存在贫困家庭，他们因无文化知识、无技术工艺，只能靠从事农业生产或种植小面积的园林畜牧业而维持基本生活。并且家庭生存的关键性力量通常是一个男性，但家庭里仍有身体和心理健壮的成员。一般情况下，这些不外出务工的村民往往集中到一块谈论村中各家各户的情况，通过比较分析，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及家庭与家庭之间的问题便会暴露，形成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因此，构建和谐、健康的农村氛围，是村民形成良好社会心态的重要途径。第一，鼓励基层政府招商引资，吸引城镇企业到农村建立工厂，引导失业或工作不满意的村民就业。第二，充分发挥农村领导班子的工作潜力，引进相关专业人才，招收一定数量的闲臵村民，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组织体系，如清扫保洁队伍、绿化管护队伍、行政监督队伍等。一旦让他们就业，找到人生的价值，自然而然的他们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争论是非，村中氛围也会得到净化。

（三）树立正确的认知取向，校正价值取向

社会认知是对社会现实状况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过程的认知，它是任何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认知的水平决定了社会心态的性质和状况。而社会认知又是基于一定的认知结构、思维方式、认知视角，可以概括为相应的文化知识背景。正确的、合理的认知取向有利于积极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及发展；反之亦然。价值观是指人看待事物、辩定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它体现了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或高度。价值观是社会心态的灵魂，社会心态的矛盾冲突通过价值观的冲突而表现出来。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引导调节社会心态的重要途径[7]。因此，政府应加大对“皖南”农村的教育投资，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树立正确的认知取向和价值取向。可以看到现在农村接受本科教育程度以上的人极为少数，并且毕业后都留在了城镇工作，这种极少数人的心态根本撼动不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甚至可能会出现被绝大多数人同化的现象。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是让正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全面客观地认识社会，是认知视角、思维方式的训练。如果农村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一半以上，那么引导少数人走出消极社会心态的误区可能性非常大。诸如“轻老重少”、“视财富为生命”、“婚姻性伦理随意化”、“人情关系金钱化”等严重错误的观念将会得到改善。

（四）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舆论引导是调节社会心态最有效的思想手段之一。江泽民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正确的舆论导向可以巩固积极的社会心态，扭转和消除消极的社会心态；错误的舆论导向会助推消极社会心态迅速散播，造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当前大众传播媒介及通讯工具的高速发展，热点新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力度向农村地区涌进。媒体工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收视率，往往通过片面的处理方式成功打造出诱人的标题和图片。由于农民文化知识的限制，他们未必能够正确分析人物和事件发生的缘由、性质及影响，导致歪曲的看法。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意识或行为方式，如农村地区“婚姻性伦理随意化”现象等。所以，一方面不仅要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理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要规范新闻媒体的责任、提高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引领积极健康社会心态的形成。

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是劳动与享受的统一，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统一，个人、集体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主观需要和客观需要的统一，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如现阶段农村出现的物质消费腐朽化、精神生活庸俗化、人际关系功利化、生活内容贫困化、闲暇生活感性化等，这些生活方式使人们产生盲目攀比、追求超前消费和高档享受、寻求放荡刺激、重利轻义、理想淡泊、精神空虚等消极心态。因此，在正确的舆论引导下，塑造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尤为重要和迫切。

（五）加强人文关怀，成立高效的心理疏导队伍

加强人文关怀、引进专业人才、成立高效的心理疏导队伍，是调节社会心态最有利的思想组织，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第一，招收大学毕业生或者利用基层领导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在医疗卫生机构或政府办公区域等地，建立心理咨询、分析、疏导和预警监测机构，形成农村社会心理工作网络。对有心态问题的患者进行一对一的治疗，不仅可以避免患者被“边缘化”和“标签化”，使患者重新回归社会群体生活，而且可以有效地调节消极社会心态向积极社会心态转变。第二，完善维权渠道，成立维稳信访工作中心。如家庭内部或村民之间发生矛盾，他们可以到相应机构解决问题，避免内部殴斗，腐化社会风气；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对村镇进行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损毁农村传统美德的人或事，立即派相关人员进行观察访问，从而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

综上所述，当前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皖南”农村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农村社会心态出现畸形化。可想而知，“皖南”农村社会心态需要进行艰难的调整。纵观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可以发现主要集中于分析某一时期的社会心态和某一事件现象下的社会心态，包括其内涵、原因、特征及路径等。然而，笔者研究的是当前“皖南”绝大多数农村人所持有的社会心态，通过梳理其生成逻辑，从国家政策维度、社会治理维度及文化维度提出相应的建议。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本文未能形成完整的逻辑体系。因此，本文希望关注此问题的一切学者：首先，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来界定社会心态的内涵、放宽社会心态研究对象的领域、可以适当研究正面的社会心态表现；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和人文研究的结合；最后可以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除糟粕，为研究国内社会心态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

[1]陈宇波,欧美强.近年来社会心态研究综述[J].实事求是,2014,(2):109.

[2]周晓虹.当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笔谈(上)[J].江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46-47.

[3]胡凯基,刘璐璐.当前我国社会浪费现象评析[J].江淮工学院学报,2013,(6):44.

[4]王尚银,刘朝峰.人情关系“货币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2011,(2):33-34.

[5]林乃红,耿喜波.闽南”重男轻女”生育习俗及其变迁[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3):32-33.

[6]刘亦民.尊老价值观颤变中的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8.39-41.

[7]胡红生.社会心态论[D].武汉大学,2004.145-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