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原因探论

张化民 拓宏伟

摘 要：陕北独特的地理文化、陕北党组织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走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道路，根据陕北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加上过硬的干部队伍、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是陕北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关键词：陕北根据地;建立和发展;陕北特委;谢子长;刘志丹

中图分类号：K2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2-0101-05

作者简介：张化民（1955-），男，陕西延安人，长沙税务干部学院远教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远程教育;拓宏伟（1964-），男，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西北根据地“是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的红26军和红27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1]3942014年是我们党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80周年，在这里，笔者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原因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独特的地理文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基本条件      西北革命根据地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组成，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陕甘边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山大林密，交通困难，人烟稀少， “面积虽大，人口只有6万，其中有6000柳拐子（一种地方病）。”[2]63-65当时是个三不管的地区。陕北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的毛乌素沙漠和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总面积约8万多平方公里，包括23个县，有100多万人口。      陕北曾孕育了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周秦汉唐等朝代，陕北是周京沣镐、秦都咸阳、汉唐长安的屏障;在宋金元明等时期，陕北是军事要冲、边防重地。从远古时起一直到近现代，这里一直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导致当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迟缓;连年的战争，逐渐使陕北由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变成了植被严重破坏，光山秃岭、沟壑纵横、风沙弥漫、干旱少雨、灾害频繁、贫瘠落后的地区。      秦汉以前，陕北大量移民，各民族相互融合。陕北人对异地文化来者不拒，为我所用的兼容并包，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以草原文化为辅助的独特的文化个性。陕北既是中华版域内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也是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的融合处，成为各民族交流的绳结区域和相互融合的大舞台。      这种绵延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当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深深融入到陕北人的血液之中，进而形成陕北人特有的性格：心胸开阔坦荡、思想活跃进取，敢与恶劣环境斗争;朴实厚道、任劳任怨、侠气仗义、豪爽果敢、轻利重义的人格品质。尤其是忠诚、团结的信念渗透在陕北人的心灵深处，对认准了的事或人，就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陕北人素有反抗压迫的历史，早在隋朝年间，刘迦论在延安曾聚众10万反抗荒淫昏暴的隋炀帝。明朝末年，震撼全国的闯王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是在陕北首先扯起“造反”的大旗，打向全国的。      “民国成立之后，陕局紊乱，也是全国之冠，有复辟活动，有维持现状，有推翻现状等三派主流斗争最烈。拉差、增税捐、军费、战费及战争之破坏，国内无可比拟之省。”[3]141陕北的“土皇帝”军阀井岳秀1916年带兵到达榆林，开始他20多年的极端落后的、封建的军事统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劳动人民被迫奋起反抗。      其后，在陕北及其周围地区，各派势力斗杀不断，而国民党蒋介石嫡系势力统治相对薄弱，加上地方武装、中小军阀，派系林立，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鱼龙混杂，勾心斗角，相互利用，互相掣肘，客观上形成了以地方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的武装割据。加之这里交通闭塞，地形复杂，峁沟交错，有广大的腹地可以迂回，便于隐蔽，很适宜开展游击武装斗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道理，有利于发动和组织群众，也有利于利用各种矛盾求得生存和发展空间，从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和群众基础。      二、党的正确领导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根本原因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硕果仅存，陕北和陕甘边党组织“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4]是其根本原因。陕北党团组织从创建之日起，始终注意实事求是、结合陕北的实际情况，长期对错误路线进行抵制，执行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早在1922年，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李子洲和魏野畴就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师范宣传共产主义、创建党团组织。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谢子长、刘志丹、马明方等上百名有志青年加入党团组织，走上革命道路。陕北的党组织，一贯坚持从陕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在无力量掌握当地政权的情况下，尽量不搞“左”倾盲动，不暴露党的组织，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坚持以地下形式领导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官府进行合法斗争，不以暴烈的行动搞农运。只要能保证农民经济利益的实现，就不激化矛盾，防止官府血腥镇压没有武装的农民，因而深得各界民心。大革命时期，陕北的农运，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以后，陕北的农运暂时消失了。1928年陕北特委建立后重新领导农运，时间持续到1934年陕北根据地创建。      陕北特委自1928年4月成立以来，虽然中间曾经遭受过重大损失，但是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从来没有被彻底破坏过。“领导机关包括县委和团委，全部转人农村。党的机关包括支部一般不开会或少开会。党员全部转入地下，但组织关系保留。党的指示以办冬学的方式向党员传达。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谈到陕北党的组织为什么保存很好时，肯定了我们的做法。”①陕北党团组织注意把农运和工运、学运、兵运互相配合，讲求斗争策略。国共决裂以后，陕北党组织及时派党团员到各学校担任教员，进行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一直到1933年以前，陕北的教育界基本上是共产党的革命势力所掌控，青年学生接受的多是进步的革命思想，这就为以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干部基础。陕北党组织“那种像春雨润泽万物一样，一点一滴、无声无息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辟出来的地方党团工作，奠定了以后革命大发展的基础。这是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在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创举。”[5]7所以陕北能够在1934年突然翻红，成了共产党的地盘，再不会轻易丢失。这种情况，就全国而言，也只有在陕北才出现过。      1933年7月，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发动群众，组织军队，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并选举崔田夫为特委书记。②会后，特委机关遭敌人突袭，破坏严重。值得庆幸的是，在群众掩护下，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安全脱险，会议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从而开始了以全面的游击战争创建陕北苏维埃的活动。[6]959      1934年8月28日，陕北特委在清涧县寺墕里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从9月开始，陕北特委首先在清涧县东区袁家沟试分土地，试建革命委员会。根据当时中央规定，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给红军家属、战士、烈属分好地，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但在陕北绝大多数地区，在实际执行中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比如安定东区，除烈属、红属分好地外，其他都一样平分了土地。③1934年下半年，陕北先后有九个县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权，至1934年年底，陕北苏区十四个县，纵横数百里连成一片。1934年12月29日，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安定县）白庙岔召开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陕北党组织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陕北的党组织和人民经过了长期艰难困苦的探索，才找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1922年，谢子长投笔从戎，到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回到安定创办民团，后来编入石谦部。1925年入党时，他在和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刘伯庄谈话时就提出：“国共这种合作迟早会破裂，共产党应该抓枪杆子，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7]74谢子长较早地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李子洲领导的陕北党组织，在石谦旅建立了军特支，发展了100多名共产党员，使该旅大多数连排长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向我们举起屠刀时，该旅1700多名官兵就能够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人的领导下，于10月12日在陕西省清涧县发动起义。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西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苗家坪（今属子洲县）成立，决定全面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各级党团组织。④同年5月，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组织发动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派遣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从事武装斗争，他俩先后担任过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根据中央六大精神和兵运工作的指示，在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下，陕、甘、宁边界地区国民党的部队内陆续建立了10多个党的秘密支部。[8]1139-11411929年冬，谢子长、刘志丹先后受陕北特委排遣，到宁夏和陇东从事兵运工作，并发展起以共产党员张东皎、闫红彦、张秀山、贺晋年、马云泽、高岗等为骨干的武装力量，党的组织也不断壮大。1930年夏，拉起来的部队在三道川被土匪张廷芝打散。从连续多次失败的教训中，谢子长逐步认识到：“必须组织由我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新型人民军队。”[9] 56“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便无从站脚，更不能发展扩大。”[10]111      1931年初，陕北特委派阎红彦、白锡林等共产党员到山西参与组建西北红军的起源—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9月初，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派强龙光、强世卿、马云泽、白雪山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参加了游击队，并且把接受游击队领导和联合作战的师储杰、杨琪等部200多人的保镖武装收编组建为陕北支队。[11]371932年1月初，刘志丹领导的地方武装、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2月12日，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2]4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12月，陕甘游击队正式组建为红二十六军。      陕北特委把组建红军游击队放在重要位置，除了先后派许多党团员充实陕甘游击队，学习军事外，于1932年3月12日，在中共陕北特委和延川县委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成立，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4月18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0月1日，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高朗亭任支队长，艾龙飞任政委。 [13]647-6481933年4月下旬，陕北特委将第九支队改为第一支队，任命强世卿为支队长，杨重远、李成荣、魏武先后任政委，创建了安定游击根据地。1934年8月，陕北特委特委委员毕维舟、王兆卿等6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10月，陕北一支队主要领导人杨重远、魏武、强世卿、白德胜、任志贞等先后牺牲和被俘，一支队暂时解散埋枪，陕北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谢子长临危受命，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派，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于1934年1月回陕北工作。[14]103月8日，谢子长在安定县刘家圪崂恢复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李盛堂，副支队长谢绍安。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人枪扩大到五十余，赤卫军、少先队也发展到五六千人，开辟了安定西区根据地。      1934年4月，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了扩大会议，根据斗争需要，做出了组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到年底创建一个红军师的决定。面对陕北红军蓬勃发展的态势，军阀井岳秀纠集武装力量15000余人，从1934年5月起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6月，郭洪涛率二、五支队到安定和谢子长的一支队会合。7月18日，在安定县阳道峁成立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总指挥，郭洪涛兼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7月中旬，在谢子长指挥下，攻克了安定县城，营救出150余名被敌囚禁的革命者。之后，谢子长率队南下到南梁阎家洼子，召开了陕甘边、陕北特委联席会议，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议之后，谢子长率二十六军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返回陕北根据地。经过三战三捷，胜利地粉碎了井岳秀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河口战斗中负伤，并于1935年2月21日因伤重不治去世。[15]230-240      在粉碎第一次“围剿”后，陕北特委在寺墕里召开会议，通过了马明方起草的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扩大红军编制，将陕北一、二、三游击支队改编为三个团，正式组建红27军84师。[13]17到1934年底，红军游击队就发展到了二十六个支队，分布在陕北各县。[15]241陕北红军和各游击支队成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最可靠的保障。     四、过硬的干部队伍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因素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陕北特委在创建和领导陕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在经历了外部敌人的镇压、“围剿”以及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后，逐渐锻炼出了一支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比较成熟的根据地干部队伍，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陕北革命根据地早期的探索和斗争中，由于受当时 “左”或右的错误影响等原因，加之没有形成一支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干部队伍，也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1927年清涧起义时，当时实际负责军事的李象九坚持己见，拒不采纳唐澍、谢子长等人的正确意见，起义部队很快遭受重大挫折而失败。1929年9月，宜川后九天山寨共产党员杨庚武部因深受右倾思想影响，被军阀收编导致失败。1930年10月绥德合龙山特委扩大会议成立了陕北暴动委员会，尽管谢子长、刘志丹抵制了错误的冒险行动，但是陕北的地下组织仍采取了飞行集会和发动起义等轻率的举动，使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11]351933年11月，陕北一支队在连续作战失利，主要领导先后牺牲的情况下，安定西区区委错误的决定将武器埋掉，分散活动。导致在敌人镇压时，无力反抗，大量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敌人逮捕和杀害。      在一系列残酷事实的教育下，陕北干部、战士和群众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陕北特委和谢子长等依靠广大群众、发展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性。谢子长等大批干部，立足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实际，直接或间接抵制各种错误干扰，从而在政治上迅速地成长和成熟起来。      1934年陕北根据地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事后来信错误地批评陕北特委“没有乘胜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城市”是“没有掌握暴动艺术，空喊暴动，没有领导城市暴动”、“过去一个时期，对群众斗争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空喊。陕北没有领导工人罢工运动，显出乡下党的倾向”等等。后来北方代表又发来军事指示信，要陕北特委攻打绥德、清涧、瓦窑堡等城市。陕北特委和谢子长接到指示信后，认为是脱离实际的，既没讨论，也没传达，采取了搁置不理的态度。[16]51进行了实质性的抵制。谢子长还去信对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错误指示进行了批评，排除了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巩固和推动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谢子长、刘志丹始终以党的事业为根本，绝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纪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谢子长先后两次被错误地剥夺军权，赶出部队。他不仅毫无怨言，反而劝说其他同志顾全大局，服从党的纪律。后来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候，他又两次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返回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根据地。特别是1932年底，在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杜衡推行“左”倾错误，对原游击队的干部一律不用，干部全部从班长、战士中产生，同时要将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谢子长调离部队。他不顾自己遭受错误批判与处理，仍然与王世泰等人坚决要求将刘志丹留在部队，才使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领导下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子长全家共有17人参加革命，9名烈士。面对敌人在许多村庄制造无人区和大肆烧杀抢掠的残酷镇压，谢子长总是坚定地鼓励大家：革命“能成功，一定能成功。……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这一条到啥时候也不能动摇。”“……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17] 83-85      1935年2月，周家硷会议前，在刘志丹与谢子长商谈统一两支红军，反第二次“围剿”时，谢子长和刘志丹互让西北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两个西北革命领袖深厚的革命情谊和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高风亮节。另外，陕北的主要军事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贺晋年、李仲英等都在西北军搞过兵运，谢子长、刘志丹、吴岱峰都是正规中学毕业后到正规军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军事素质高。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陕北培养出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马明方、马文瑞、崔田夫、郭洪涛、杨琪、贺晋年、吴岱峰、张达志、崔田民、刘澜涛、白如冰、王兆相、高朗亭、马万里、马丕勋、杨和亭等一批党政军的革命骨干，逐渐形成了一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这支成熟的干部队伍能够自觉地抵制内部“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和影响，为正确路线的执行和落实提供了保障，是陕北革命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五、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坚实基础      陕北党组织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陕北人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红军。陕北人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支持力度，是全国其它根据地所罕见的。      王世泰同志回忆：“三四年秋，子长同志率领陕北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主力开辟陕北苏区，计划把陕北苏区与南梁联成一片。……当子长同志率领部队经过安定及清涧一带时，沿途人民争来欢迎‘谢青天’。我曾亲见子长同志到安定西二区孙家河时，群众来帮助红军放哨、煮饭，群众杀猪宰羊来慰劳。子长同志住的地方，窑里院里和院外都被群众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争着来看子长，并且亲热地和他谈话。到红军排队出发时，老婆小孩都争着把带来的食品递给子长，给他塞在腰包里。过去子长同志在危难中，走到那里那里的人民保护他，这可说明人民对于自己的领袖——子长同志的爱护的热情。”[18]      西北根据地的中心——陕北重镇瓦窑堡，当时有国民党守军2000多人，城墙内外碉堡林立，易守难攻。根据当时红军的装备和兵力，根本无法打开。从1935年6月上旬开始，由赵通儒为总指挥的围城指挥部，带领谢绍安的红四团（150人，60支枪）和三万多群众围困瓦窑堡达3个多月之久，封锁粮、柴、水、炭、菜、瓜、果，一粒一颗不许入城。使敌人没柴炭烧，没水喝，没粮吃。9月5日夜，国民党守军只得弃城而逃，瓦窑堡得以解放。[19] 140-152      “中央到陕北时，‘陕北根据地’（不含陕甘边根据地）约40万人口，党员2万多人。红军主力27军和各地游击队共8000余人。”[16]7140万人口中，青壮年约占20万人，党员2万多，不到10人就有一名党员，相当于现在的党群比例。这样高的党群比例足以说明陕北根据地党的工作是做得何等扎实。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够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20]4071936年东征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陕北根据地的绥德县视察，彭德怀对崔田夫和郭洪涛感慨地说：“这里群众基础比江西省兴国县好得多。”[5]365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全陕北1935年第一期扩红完成了七千人，1936年3月第二期完成了二千六百人。⑤在1935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以陕北各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第28、29、30军。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陕北，陕北就先后有一万多人参加了红军，加上红十五军团，使红一方面军由初到陕北的六千多人扩大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二万多人。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蒋为贤老汉的土窑洞里，住过57个日夜。在中央机关离开王家湾当天，国民党刘勘部就窜进村子，司令部恰恰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群众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情况守口如瓶，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敌人抓住蒋老汉，严刑拷打，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斩钉截铁地说：“你问毛泽东吗？他在陕北！”说完任凭敌人惨打，只字也不漏。敌人无计可施，用刀砍掉他的两个指头，蒋老汉昏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在陕北！”等敌人走后，蒋老汉发现敌人丢下一份文件，马上拾起送给了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在转战征途中多次感慨地说：“陕北人民是真金子啊！”正是因为陕北人民全力支持解放军打胡宗南，胡军不管到了那里，人民到处坚壁清野，胡军不光是聋子、瞎子;而且没有粮吃，没有水喝。以致后来，胡军所过之处，树叶及绿色庄稼，几乎全部吃光。所以，彭德怀才领导2万多解放军打败十倍于己的胡宗南20多万大军。彭德怀在多年以后還多次感慨到：陕北的人民真是好！没有他们的无私支援，我们就不可能打败胡宗南！      陕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是陕北党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区域优势，走群众路线的结果，也是领导个人魅力与集体智慧的成果。其为推动西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中，西北根据地成为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构筑了指挥中心。因此，加强和深化对这块充满魅力的根据地的研究意义深远。

注释：

①伯平.回忆1930年至1932年陕北特委领导下的斗争[J].榆林党史通讯，1990，（3）.

②赵通儒.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连载二）[J].延安文学，2011，（2）.

③杨和亭. 红日照陕北：杨和亭回忆文集[M]. 1996∶12、88.

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子洲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子洲文史资料（第1辑）[M]. 1999∶41-42.

⑤李坚真，白茜，惠凤莲，赵锋，白烈飛.深切怀念史秀芸同志[J].革命英烈，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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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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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第12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15] 崔田民.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粉碎国民党的一、二、三次“围剿”[G]//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 第四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6] 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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