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永陵发掘70周年研究综述

韩莎

提 要：1940年在成都老西门外挖建防空洞，意外掘开了尘封一千多年的永陵，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重大考古发现到文物保护单位再到永陵博物馆，关于它的研究层出不穷。对永陵过往研究的总结，当有利于今后永陵研究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永陵，墓葬，石刻，博物馆

前蜀光天元年（918年）六月，前蜀皇帝王建薨，年七十二，“谥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庙号高祖，葬永陵”[1]；后主王衍命赵德齐“与高道兴画陵庙鬼神人马及车辂仪仗宫寝嫔御一百余堵”[2]；后蜀孟知祥于长兴四年“二月命修王建墓禁樵采”[3]；至南宋陆游游访永陵时即说“后陵永庆院在大西门外不及一里盖王建墓也，有二石幢犹当时物，又有太后墓啄石为人为马，甚伟”[4]，可见永陵到南宋时已经凋零。之后的明清史料记载皆转抄以上文字，永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1940年，在被盛传是抚琴台的成都老西门外挖建防空洞，永陵才从文字转载变成了重大的考古发现。1942—1943年的考古发掘至今已逾70年，学界对于它的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此时对其研究进行一个归纳总结，对今后的工作会有一定价值。本文将它们大体分为陵、园墓葬研究，随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博物馆研究四类。现分述如下：

一、永陵陵园、墓葬研究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后简称《报告》）中认为永陵建造在一个汉代遗址之上，并复原了陵台外形，在陵台圆形石条外还有三道砖基，“或与陵园的建筑有关”。[5]冯汉骥将司马相如琴台的历史记载进行考辩，认为琴台是一种附会之说，琴台与永陵混为一谈的具体时间大概系在清初。[6]1971年发现的石人[7]、1990年发现的永陵后妃墓[8]对于认识永陵陵园具体规模有重要意义。樊一《永庆院考》以永庆院为切入点，认为永陵园寝大约在1014年被拆毁，惟僧侣居住之“永宁佛宫”保存下来，至宋徽宗时更名为永庆院，一度成为“西郊净坊之胜”，[9]并对永陵被盗年代进行考辩，认为大约在926-933年这数年间，亦不排除系后唐军将所为。[10]秦方瑜认为王建墓分为地下地上两部分建筑，地下埋葬尸体，上部则表现的是一个物化道教斋醮活动的道场。[11]耿丽娜将永陵墓葬与大唐秦王陵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两者之间在随葬品、墓葬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两墓中均有墓主人圆雕坐像、墓壁作画的共同特征。[12]安瑜琴则由永陵讲起，梳理了中国古代墓葬建筑的发展脉络。[13]学者还有对墓葬建筑结构的科学稳定性[14]、永陵壁画[15]等方面的论述。另外，关于五代十国墓葬方面，学者亦有综合研究的文章，[16]对于整体了解永陵乃至五代十国时期成都的墓葬特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永陵随葬品研究

永陵墓虽然曾被盗掘，但仍出土了王建石像、玉大带、谥宝、谥册哀册和银猪等珍贵文物。杨有润根据永陵墓中散落的额、板门、门饰、栓、锁、地栿等复原了永陵墓门，[17]并对出土的册匣、宝盝两种漆器进行了介绍，认为漆器上面的银质装饰展示了前蜀精湛的手工技法。[18]主持发掘者冯汉骥则对永陵出土的玉大带与文献中唐代大带规格级别进行比较，并认为玉銙上所刻龙是唐五代时期的标准龙形，铊尾文字补充和更正了史书记载，[19]并对漆器中的漆碟、镜匣进行介绍，认为金银胎的剔红器至迟到唐末五代即已出现。[20]曾如实也从永陵出土的金银平脱器谈及金银平脱技法的发展演变。[21]《报告》则对墓中所出玉册及谥宝与唐宋时期的文献进行对读与解释，指出谥宝系仿自唐制，玉册合于唐代封禅玉册制度，且与宋代上尊预策制度尤为相合。[22]张勋燎、白彬认为，哀册文字中的“痛仙驭之莫留”“朱草长摇”“我祖为何？实曰子晋，上宾于天，爰生圣胤”是道教思想的体现。[23]《报告》说，墓中置铁牛、铁猪“系盛唐以来的葬俗”[24]。对此，孟元召著《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一文，首先对唐至元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从形制的演变、数量和位置变化进行分析，进而谈及铁牛铁猪的“厌胜”性质和镇墓压邪的作用。[25]另有学者就永陵出土的铜兽面衔环铺首进行描述，并对铺首的工艺、来历和种类予以分述。[26]

三、永陵石刻研究

永陵石刻是五代十国时期最丰富的一批石刻资料，故历年来对于它们的研究都相当重视。在发掘过程中莫宗江即对永陵墓葬结构、石刻及彩绘图案进行绘图记录与临摹，并对石刻艺术风格、源流甚至民族乐器史都做了深入的研究，撰文十万余言，但未及刊行就遗失，[27]但还是保留下了一部分珍贵的图像资料，[28]有一部分现藏于永陵博物馆。

（一）关于后室石刻研究。《报告》认为后室石床“必系仿生时御床而建造”，石床上的雕像为王建，“陵中置像，或系五代时的风气”，对雕像服饰及色彩进行甄别，雕像的坐具为“驾头”。[29]关于石像雕塑，秦方瑜后来质疑报告的观点，认为后室雕像应为王衍，[30]另有石像为道教石真说。[31]

（二）关于中室棺床石刻研究。1.十二抬棺力士。《报告》中将之推定为六壬十二神，意在除凶邪。[32]后张勋燎、白彬更是通过考古材料中的文字记载判定它们是与道教有关的随斗十二神。[33]郑以墨将之与法门寺地宫比较，认为十二半身像是药师净土中的十二神将，描述保护墓主人向西方净土的飞升。[34]王援朝则认为十二力士是古代帝王贵族墓中常见的侍从武士雕像之类。[35]2.二十四乐伎。冯汉骥撰文着重对石棺床伎乐予以旁征博引的考察，在梳理了三大主流音乐派别以及立坐部伎之后，对棺床上的各种乐器进行分别论述，指出这部乐器的性质“无疑地是属于燕乐系统的，特别是华乐化了的龟兹乐系统，但其中羼杂有清乐系统的乐器”[36]。是文当为永陵乐器研究的经典之作。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则根据杨有润发表的有关王健石刻的文章[37]，对二十四乐伎予以一一定名，并认为乐器编排非常接近唐、宋宫廷宴飨乐。[38]李成渝也在各家研究的基础上对永陵二十二件乐器进行了综合定名研究。[39]秦方瑜认为两舞伎所跳正是唐代流行的霓裳羽衣舞，且舞姿是《霓曲》中序初舞身段；[40]乐舞伎呈现的是唐代霓裳羽衣舞，反映了唐代宫廷坐部伎演奏燕乐的历史风貌，印证了唐代龟兹乐的乐队编制。[41]他还并对伎乐中的群鼓予以释源，远追上古，近述龟兹乐、唐乐，充分证实了民族大融合的史实；[42]又对比《韩熙载夜宴图》，认为王建墓乐伎侧重宫廷乐舞雅的成份，《韩熙载夜宴图》则侧重民间性的俗的成份。[43]《报告》对女伎服饰与头饰亦有简单论述。[44]刘晓东、刘蓉英从永陵石刻谈及五代妇女服饰，颇有心得。[45]关于二十四乐伎的历史艺术价值，其他学者也有不同论述。[46]

对于棺床的性质，沈仲常从须弥底座、莲花纹装饰以及力士图像综合推断，指出永陵棺床应为佛座。[47]张勋燎、白彬在《中国道教考古》一书中认为，棺床石刻为守护尸体之随斗十二神，二十四伎乐演奏的是王建尸解升天的仙乐，音乐很有可能是霓裳羽衣道教法曲，是道教思想的一种反映。[48]

研究者从二十四伎乐出发，视角逐渐扩大。杨伟立、胡文对前后蜀教坊机构、乐歌舞种类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乐、歌、舞予以分别论述，粗略地勾画了前后蜀宫廷音乐歌舞的轮廓。[49]何昌林则列举唐五代时期的四川的各种音乐形式，说明当时四川音乐的繁荣。[50]另有学者对前后蜀音乐的传承发展与传播交流也有相关研究。[51]

为了更好地保护永陵珍贵的石刻，针对石刻的保护研究也有开展。[52]1981年，朱舟、俞抒、高为杰根据二十四伎乐创作的《蜀宫夜宴》，根据王建墓乐伎石刻为题材，将凝固静止的乐器演奏转化为旋律流动的音乐形象。[53]张大千弟子赵蕴玉则根据二十四乐伎创作了《蜀宫乐伎图》。[54]

四、永陵博物馆研究

永陵作为第一座正式考古发掘的帝陵，处于发掘过程中，就将出土的随葬品先后在四川省图书馆、华西大学博物馆和成都皇城坝明远楼展出。1944年，冯汉骥还出版英文版《永陵》向国外宣传。[55]为了更好地保护永陵，新中国成立以来曾先后多次对永陵墓冢以及陵园进行维修。永陵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1989年至1990年，永陵展开了历时10个月的大规模的防渗排水维修工程，基本解决了陵墓的封土、墓室的渗水问题，同时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永陵周边环境及历史演变。[56]永陵也由此逐渐从文物保管所发展为集科研、文物保护、展览、对外开放为一体的专业博物馆。1991年，永陵召开了首届前后蜀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着眼于对前后蜀历史的宏观把握和前后蜀文化成就的评价、文学艺术的讨论以及文化背景的考察，[57]共收集有关前后蜀政治与经济、文物及考古、文学、艺术等方面论文42篇，集结成《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一书。此外，在永陵发掘55周年以及60周年之际皆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以及座谈会，共论博物馆的发展方向，对外宣传永陵博物馆。[58]1993年，永陵新落成蜀永楼，《永陵文物暨前后蜀历史陈列》也正式开展，让观众更为直观地了解到前后蜀时期的成都面貌。温廷宽、钟大全、秦方瑜等人还先后出版了介绍永陵的著作。[59]2000年新千年到来之际，永陵还先后就博物馆的发展改革、宣传教育、安全保卫、仿古建筑等做了一个世纪的回顾与展望。[60]2005年，永陵举行了“永陵出土文物精品展——国宝回家”活动。[61]

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不难发现关于石刻的研究性文章较多，是永陵研究的重点，其余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再从纵向上来看，永陵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为围绕考古发掘的基础文物考古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主要是参与发掘的人，有冯汉骥和杨有润等。到1964年《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出版，是永陵研究的奠定期。70年代无相关文章发表。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永陵正式的对外开放，出现了许多普及性介绍永陵的文章和著作；而学术研究方面则分别从考古学、音乐史、美学、博物馆学等角度出发，内容涉及永陵陵园墓葬研究、石刻研究、博物馆研究三方面，研究者众多。再加之永陵发掘纪念周年座谈会的召开，此阶段是永陵研究的繁荣期。进入到21世纪以后，博物馆研究的文章较多，出现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的铺首、壁画、服饰等方面研究，发文者以永陵博物馆工作人员为主。为了更好地宣传永陵博物馆，永陵博物馆相继出版相关论著。同时这一时期关于五代十国墓葬与文化综合性的研究论文逐渐增多，为永陵的研究扩大了视野。

注释：

[1]（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8页。

[2]（明）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

[3]（宋）张唐英：《蜀梼杌》，卷下，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8页。

[4]（宋）陆游著，钱仲联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37页。

[5]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6]冯汉骥：《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四川大学出版社，第268-279页。

[7]陈古全：《成都永陵出土石人》，《文物》1981年第6期。

[8]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市1990年田野考古工作纪要》，《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张亚平、冯夏认为墓主人应为周皇后，见《“前蜀后妃墓”应为前蜀周皇后墓》，《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前蜀王建周皇后墓略考》，《成都文物》2006年第4期。

[9]樊一：《永庆院考》，《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0]樊一：《永陵被盗年代小考》，《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

[11]秦方瑜：《王建墓葬新探》，《成都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2]耿丽娜：《大唐秦王陵与前蜀永陵之比较》，《文史杂志》2009年第3期。

[13]安瑜琴：《由永陵看中国古墓葬建筑发展》，《成都文物》2008年第3期。

[14]严家栩：《浅谈王建墓室内支撑及石拱观测》，《成都文物》1990年第4期；曾中懋：《简论王建墓墓室结构和稳定性》，成都王建墓博物馆编《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4年，第126-128页；曾中懋：《王建墓防渗、排水和通风工程及其稳定性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技》1996年第2期。

[15]何莉丽：《浅谈永陵墓室彩绘的宝相花》，《成都文物》2007年第3期；史占扬：《两蜀墓室壁画初探》，《前后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巴蜀书社，1994年，第290-294页。

[16]红剑民：《略谈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的墓葬形制》，《考古》1959年第1期；邱艳：《四川盆地隋唐五代墓葬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0年；李蜀蕾：《十国墓葬初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4年；郑以墨：《五代墓葬美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9年。

[17]杨有润：《五代前蜀王建墓地宫门作复原》，《考古》1955年第3期。

[18]杨有润：《王建墓漆器的几件银饰件》，《文物》1957年第7期。

[19]冯汉骥：《王建墓内出土“大带”考》，《考古》1959年第8期。

[20]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平脱漆器及银铅胎漆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21]曾如实：《从永陵出土文物谈金银平脱器的盛衰》，《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

[22]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72-76页，第82-88页。

[23]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050页。

[24]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25]孟元召：《唐至元代墓葬中出土的铁牛铁猪》，《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26]安瑜琴：《永陵出土的铜兽衔环铺首》，《成都文物》2008年第2期。

[27]殷力欣：《魏晋风度——著名建筑历史学家莫宗江先生侧记》，《建筑创作》2006年第12期。

[28]梁思成等：《未完成的测绘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4—195页。

[29]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66-72页。

[30]秦方瑜：《王建墓后室石像像主质疑》，《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王建墓后室石像像主再质疑》，《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31]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线装书局，2006年，第1033-1041页。

[32]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36-41页。

[33]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042-1056页。

[34]郑以墨：《往生净土——前蜀王建墓棺床雕刻与十二半身像研究》，《四川文物》2012年第6期。

[35]王朝援：《王建墓十二武士辨——兼谈十二神》，《史学月刊》1987年第6期。

[36]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内伎乐石刻考》，《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37]杨有润：《王建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期。

[38][日]岸边成雄著，樊一译《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伎乐》，《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39]李成渝：《王建墓浮雕—乐器研究》，《音乐探索》1992年第4期。

[40]秦方瑜：《王建墓石刻伎乐与霓裳羽衣舞》，《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杨荣新也认为应属霓裳羽衣舞，见《王建墓及其棺床乐伎石刻》，《文史杂志》1998年第3期；迟乃鹏则反驳秦方瑜等人的观点，认为二十四伎乐是佛教对中国丧葬礼仪的影响，见《王建墓棺床石刻乐伎弄佛曲说探证》，《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41]秦方瑜：《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

[42]秦方瑜：《千年唐音鼓乐民族文化和融——王建墓石刻伎乐群鼓释源》，《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43]秦方瑜：《五代南方艺苑的奇葩——王建墓石刻伎乐与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比较研究》，《成都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44]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第34-36页。

[45]刘晓东：《从永陵石刻看唐五代妇女服饰》，《成都文物》2003年第4期；刘蓉英：《唐五代妇女服饰小议》，《成都文物》2005年第3期。

[46]俞松云：《永陵乐舞石刻》，《中国音乐》1982年第1期；秦方瑜、朱舟：《试论王建墓乐舞石刻的艺术史价值》，《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第2期；舒言：《唐乐风采存人间——记前蜀皇帝王建墓石刻伎乐队》，《国际音乐交流》1994年第3期；张亚平：《前蜀永陵石刻的艺术史价值》，《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冯夏：《永陵石刻艺术浅谈》，《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

[47]沈仲常：《王建、孟知祥墓的棺床为佛座说试证》，《成都文物》1989年第4期。

[48]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042-1056页。

[49]杨伟立、胡文和：《前后蜀宫廷中的音乐歌舞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50]何昌林：《唐五代西川音乐之一瞥》，《音乐探索》1984年第4期。

[51]赵为民：《试论蜀地音乐对宋初教坊乐之影响》，《音乐研究》1992年第1期；包德述：《唐五代时期南北朝丝绸之路多元音乐文化在成都的传播与交融》，《音乐探索》2009年第4期；罗天全：《前后蜀是唐宋音乐传承的纽带》，《音乐研究》2010年第1期；《五代十国时期音乐及其文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

[52]肖磷、赵振鐻：《永陵地宫石刻风化原因研究及治理初报》，《成都考古发现》1999年第10期。

[53]冯光钰：《从“乐舞石刻”到<蜀宫夜宴>》，《音乐爱好者》1982年第1期。

[54]赵蕴玉：《旧作蜀宫乐伎图回述》，《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

[55]冯汉骥：《永陵》（英文版），四川博物馆，1944年。

[56]马良云：《1989年度王建墓防渗排水维修工程综述》，《四川文物》2005年第5期。

[57]钦白：《首届前后蜀历史与文化研讨会综述》，《文史杂志》1992年第1期。

[58]成都市王建墓博物馆：《纪念王建墓科学发掘55周年暨五代历史文化座谈会纪要》，《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李南书、谭良啸：《甲子重桑话永陵—“永陵考古发现60年”系列纪念活动侧记》，《成都文物》2003年第1期；徐学书：《永陵考古发现六十周年纪念大会暨专家座谈会纪要》，《成都文物》2003年第1期。

[59]温廷宽：《王建墓石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钟大全：《王建与王建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秦方瑜：《王建墓之谜》，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亚平：《成都永陵博物馆》，巴蜀书社，1999年；成都永陵博物馆：《走近永陵》，天地出版社，2002年；谢辉：《永陵》，成都时代出版社；秦方瑜：《神奇的永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瑛、谢辉：《仙乐飘起的殿堂：图说前蜀永陵》，重庆出版社，2005年。

[60]马良云：《前蜀永陵焕光彩——改革前进中的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文物》2000年第3期；张德琳：《近年来永陵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回顾》，《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褚小青：《略谈永陵博物馆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郭扬：《漫话永陵博物馆仿古建筑》，《四川文物》2000年第3期。

[61]马良云：《成都永陵博物馆出土文物精品展》，《四川文物》2006年第1期。

作者：成都永陵博物馆助理馆员、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