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2000-2010）

刘中一 张 莉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族际通婚情况是测量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国几千年社会发展与民族演变的历史中，藏汉通婚有着悠久历史。对藏汉通婚的研究，学者们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研究。本文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数据，对藏汉族际通婚的有关方面加以定量的描述和分析。

一、藏汉通婚的历史渊源

早在唐代，文成入藏和亲，就开启了藏汉民族间通婚的先河。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随从有“力士若干人”及雕刻匠等，这些人后来都在吐蕃安家落户，同文成公主一样成为藏汉通婚的先驱。《旧唐书·吐蕃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公元729年，当时的吐蕃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合同为一家”。[1]这说明在唐代，藏汉上层社会的关系已经是不可分离的了。

两宋时期，藏汉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当时河陇吐蕃部落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人张齐贤曾这样记载：“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知文字”。[2]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汉人和吐蕃部落联姻者肯定数量甚巨。

元朝的藏传佛教一直处于国教地位，因而吐蕃教派势力自然受到元王室的特殊青睐。自大德九年（1305）至十年（1306）正月，西番节续差来西僧八百五十余人。虽然，元朝入汉的藏族主要是从事佛事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侣为多。但是，也有一些民间的商贾和能工巧匠。他们的到来，客观上为当时的藏汉通婚提供了可能性。

明代长期实行屯兵戍边政策。青海藏区的有关文献曾记载，至明朝末年，西宁卫就驻有各类将士共计约一万余名。当时的青海已是由汉、藏、蒙、回、撒拉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各民族聚居使族群间互动交往增多，加上戍边将士全为男性，在汉族人口性别比高度不平衡时，藏汉通婚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到了清代，沿着川藏线，汉族部队和商人开始向康区迁移，清代中期以后，进入康区（传统藏族聚居区，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等部分）的汉人身份趋向多元化，其中不少定居当地，藏汉通婚者逐渐增多。

民国时期，藏汉的交流和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尤其是康区的藏汉通婚现象已经较为普遍，并且发展出大规模的双向嫁娶。“藏汉结合的家庭在康定特别的多，他们大多采用汉姓藏名，如王扎西、张尼玛等，其中许多既按汉姓和汉族的排行辈数取名，同时又随母亲或父亲取藏族名字。”[3]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专门安排汉族人进藏支援各项建设，包括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及家属，这个十分特殊的移民集团促进藏汉通婚。与此相对应，新中国成立后，藏汉通婚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不断增长，70年代、80年代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出现强劲反弹。虽然进入2000 年后，藏汉通婚增长速度有所回落。

二、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

（一）藏汉人口以及婚姻状况十年间的变迁

藏族2010年总人口为628.2万，较2000年增长了86.6万，10年增长率为15.99%。汉族2010年总人口为12.2084亿，较2000年增长了8346万，10年增长率为7.34%。藏族人口增长速度约为汉族的两倍，增长较快。

表1 藏族分男女人口数量、在婚人口数量及性别比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第四卷生育中“表4-4按户主与配偶的民族分的人口”（302-381页）表“4-2 各民族分性别、婚姻状况的15岁及以上人口（长表数据）”（294-295页）和《201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第四卷生育中“表4-4按户主与配偶的民族分的人口”（503-624页）及表“4-2 各民族分性别、婚姻状况的15岁及以上人口（长表数据）”（491-492页）相关数据计算而来。下文如没有特殊说明，数据皆来由此计算而来。

藏族在婚人口2010年为169.3万，占总人口的26.95%，比重比2000年略有升高。在婚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藏族人口的初婚年龄普遍比汉族低，2010年藏族女性人口初婚年龄的峰值在19岁，比2000年提前一岁。2010年藏族男性初婚年龄峰值为20 岁，且晚婚比重高于女性。汉族男性初婚年龄的峰值为22岁，比女性晚2岁。藏族女性18岁之前的早婚比重明显高于汉族女性。

（二）藏汉通婚数量十年间的变迁

1.藏汉通婚人数

2010年藏汉通婚总人数为10万人，比2000年增加6000人，其中藏族男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3562人，藏族女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了2458人，男性比女性多1104人。虽然从通婚性别比看，藏族人口中与汉族通婚的仍然以女性为主（藏族通婚性别比为64.6），但是10年来，藏族男性与汉族通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女性。

表1 藏族分男女人口数量、在婚人口数量及性别比

2.藏汉通婚族际通婚率

族际通婚率应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人口范围内，所有族际婚姻占婚姻总数的比值。藏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率2010年为5.91%，2000年为6.49%。2000 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反映出藏族与汉族的通婚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再到缓慢变低的过程。这样的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马戎对藏汉通婚的研究中也出现，他对西藏的婚姻状况研究发现，藏汉通婚从50年代到60年代不断增长，而70年代、80年代下降。[4]

（三）藏汉通婚结构十年间的变迁

1.藏汉通婚性别比

族际婚姻中的性别比，为娶异族女性的本族男子与嫁异族男性的本族女性之比。藏汉通婚性别比2000年五普的时候为61.2，2010年六普的时候上升为64.6。这两个数据以及变动趋势说明藏族与汉族的通婚中，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的人数明显多于藏族男性娶汉族女性，但是这种差距在缩小。藏汉族际通婚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藏族多分布在西藏及西南部偏远地区，到那里的谋生的汉族（包括国家政策安排的）以单身男性为主，许多人就以当地的女性为择偶对象；另一方面，藏族并没有严禁女子嫁给外族的限制，由于藏族男性有信仰佛教的传统，本族内适婚性别比不均衡，这使得一部分藏族女性嫁给外民族。

2.藏汉通婚的家庭户主率

户主率是指在有配偶人口中，夫妻一方为户主的比率。在族际婚姻中，若有些民族的成员更多地居于户主地位，则可以推断这个民族在族际婚姻中居相对主要地位。总体看，2000年到2010年，藏族家庭中约90%的家庭仍然以男性为户主。但是，女性户主的比重在不断提高，10年来女性户主率由8.12%上升到10.36%。无论是藏族族内婚还是藏汉通婚家庭，女性的户主率都呈上升趋势并且，藏汉通婚家庭的女性户主率最高，为13.51%。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并且藏汉通婚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地位。

表32000年、2010年分性别分婚姻类型的藏族家庭户主率

三、影响十年间藏汉通婚变迁的因素分析

藏汉通婚离不开两个族群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族群之间的空间距离及相互之间的接触机会是影响藏汉通婚的因素之一。从人口学视角看，在宏观层次上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有：人口基本特征（数量、结构等）、人口分布与流动及城镇化。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显然前者不太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能够发生较大改变的只有后两者。

藏族人口分布传统上比较集中主要在西藏、四川、青海和云南等地区。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藏族流动人口逐渐增多，跨省流动的比例有所提高，增长较快的有浙江、北京等地。表4反映了2010年藏族流动人口为51.8万人，比2000 年增长了80%。藏族人口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省内跨县和跨省流动的比重逐渐增多。此外，伴随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族聚居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大批汉族商人、服务业从业者等流入。这种双向的人口流动促进了藏汉婚姻关系的建立。

表4 2000年和2010年藏族分性别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及比重单位：%，人

与人口流动相一致，藏族人口在全国范围的分布同期也发生较大变化。我们采用人文地理学中GIS 技术对2000、2010年两次普查数据中藏族人口在全国的分布，进行地理空间分析和可视化呈现（见下图）。结果发现，全国范围看，藏族人口分布一直呈现一个逐步收缩的态势。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去除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5个省（自治区），其余25个省级单位中，有超过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藏族人口在这10年中出现下降，其中黑龙江、吉林及广西等离藏族聚居区较远省区藏族人口减少幅度较大。2010年，广西藏族人口由2000年的2194人下降到815 人，吉林、黑龙江藏族人口下降幅度也大大超过一半（黑龙江由1655人下降到589人）。

另外，藏族人口同期城镇化率也有了较大提高。民族杂居区城镇化进程中，族际间接触、交流更趋频繁，促成了民族混居并增进了与“异族”的交往、了解，从而为族际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5]与2000年的12.83%相比，2010年藏族人口城镇化率为19.72%，提高了6.89个百分点（少数民族人口总体城镇化率2010年为32.84%），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藏族青年通过去外地学、工作和外出打工等形式选择在条件较好的城市生活。这不仅导致藏族传统的人口分布格局发了变化，也加强了与汉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使得在城市中的藏族青年与汉族的交往逐渐增多，从而最终影响到两个民族之间的通婚。

四、藏汉通婚的未来趋势

尽管藏族在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生活习俗方面和汉族还有较大不同，历史上的藏汉通婚也受到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宏观因素的影响。[6]但是，综合上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在姑且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如果仅仅从人口学视角分析，我们仍然乐见藏汉通婚总体呈现越来越普及之势。

首先，政府的相关政策将会对藏汉通婚的未来产生方向性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藏区的不断城镇化，藏族人口流动将还会继续增加，这将继续促进藏汉民族通婚，使藏汉通婚呈现总体良好发展的趋势。

第二，随着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增多，相互之间的互动及文化融合会增强。基于藏区教育水平的提高加上藏汉双语教育的推广，将使藏汉之间的交往更加通畅，藏汉通婚人数总体上会继续上升，通婚人口比重将稳中有升。

第三，通婚性别比将由现在的藏族女性外嫁多逐步到男女平衡。由于藏族男性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职业选择和迁移流动机会的增多，将增加其通婚的机会，使通婚性别比渐趋均衡。

[1]谢 蕾.藏汉通婚的文化整合及演变[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1)，

[2]汤开建，宋代甘青藏族人口的发展及其原因[J].民族研究，1988，(3).

[3]邹立波.清代至民国时期康区的藏汉通婚研究[J].藏学学刊，2009，(5).

[4]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民族出版社，2001：166.

[5]唐建兵.北川城镇化进程中的族际通婚问题[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6).

[5]赵 勍.四川藏区近代史上的藏汉民族通婚[D].硕士学位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