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陕西路沿边党项和吐蕃的农畜牧业生产——以耕地面积和性畜数量为中心

2015-09-28 11:39李景涛
贵州民族研究 2015年7期
关键词:党项亩产量耕地面积

李景涛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贵阳 550001)

宋代陕西路沿边的一些州军分布着许多党项和吐蕃,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目前,学界对宋代陕西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史研究,大多侧重于探讨党项或吐蕃居住地的土地开发、屯田的分布状况及其作用等问题。由于资料缺乏且分散,对该地区党项和吐蕃的农业、畜牧业生产详情关注甚少。因此,从定量研究的角度,对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党项和吐蕃农业、畜牧业生产中具体的耕地面积与牲畜数量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项的农业生产

宋代,我国西北地区生活着许多党项,他们主要分布在灵、夏、银、绥、宥、盐、麟、府、丰、胜、鄜、延等州及振武、天德二军。其中,灵、夏、环、庆州及镇戎军为吐蕃和党项杂居之地。[1]研究表明,宋代西夏境内的河西走廊和宋夏缘边地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区,生活在这里的党项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2]由于陕西路沿边党项分布区属于宋夏缘边地区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肯定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的党项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

在古代,无论农业民族还是游牧民族,一定数量的人口都是经济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目前尽管没有党项耕地面积或牲畜数量等数字的资料,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掌握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的人口数、人年均所需粮食总量、粮食亩产量等情况下,可以推算耕地面积。[3]与此相仿,笔者认为,在掌握宋代陕西路沿边党项人口数量、人均牲畜数量、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粮食亩产量等一些数字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一地区党项的牲畜数量和耕地面积进行复原研究。

在对陕西路沿边地区党项耕地面积和牲畜数量进行复原研究之前,首先,需要掌握其人口数量。为方便起见,兹将党项、吐蕃的户均人口数列表如下:

表1 宋代陕西路党项、吐蕃户均人口数量表

说明:党项和吐蕃的生产方式相似,史载二者也“风俗相类”,估计二者人口结构、户均人口等也大致相同,故在计算户均人口时将二者合计,并取其平均数。

治平元年(1064),鄜延路党项蕃兵有14595人。[4](卷203,治平元年十二月丙午,P4926)由于蕃兵一帐 (即一户)出一兵,[1]故鄜延路共有党项约14595户。从上列“宋代陕西路党项、吐蕃户均人口数量表”可知,党项每户为5.6人,则治平元年(1064)鄜延路共有党项约81732人。

治平元年(1064)以后,鄜延路陆续还有一些党项归降宋政府,具体如下:

第一,英宗治平四年(1067),史载:“壬戌,继世入银州,嵬名山所部族帐悉降,酋首三百、户一万五千、口四万五千一百、精兵万人,孳畜十余万”。[5](卷2, 治平四年十月甲寅记事, P68—69)共55400人。

第二,元丰四年(1081),知延州沈括言:“曲珍八月丙辰,于西界大里河北接应西界首领讹麦等十余人,并家属数百口,牛羊驮马近八千,已赴安定堡外。”[4](卷315,元丰四年八月乙丑记事,P7624)其“数百口”,取500人。

第三,元丰四年(1081)十月,种谔攻破米脂寨时“收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一口”[4](卷317,元丰四年十月丁巳记事,P7657)共10421口。

第四,元丰六年(1083)时,鄜延路经略司言:“蕃部奇乌本韦家族弓箭手十将,昨为贼所略,今诱致有羊马投来户二十四、口百五十六。”[4](卷333,元丰六年二月癸丑条,P8017)即24户,156口。

第五,宋神宗时,种谔安置绥州党项“逋逃之余,所存才八百 (户)”。[6](卷349《贾逵传》P11052)共4480口。

以上鄜延路的党项共有70957人。

环庆路为党项和吐蕃杂居之地,庆历五年(1045)当地有蕃兵44000人。[7](卷18上《边防》,第726册,P523)估计其中党项、吐蕃各占一半,则环庆路有党项蕃兵22000人。同样,按蕃兵每户出一兵、每户5.6口计算,环庆路有党项22000户,约123200人。

以上鄜延路、环庆路共计约有党项275889人。

其次,在耕地面积复原研究中,还需要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量。为方便起见,兹将宋代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量列表如下:

表2 宋代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量表

据上表可知,即使宋政府救济灾民的口粮有时也是人均每天2升。因此,2升可以视为包括党项和吐蕃在内的宋代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量。

再次,在耕地面积复原研究中,还需要结合粮食亩产量进行计算,故兹再将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的粮食亩产量列表如下:

表3 陕西路沿边地区粮食亩产量表

说明:胜如川亩产量原为“数石”,由于其灌溉条件较好,故据秦州亩产量将估计为3石;“同州沙苑监”虽不属于陕西路沿边地区,但其粮食亩产量具有一定的反证作用,故将其列入表中。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粮食亩产量差异很大,从亩产1石至5石不等,但认真分析、排比这些史料之后可以发现:

第一,亩产2—3石之地多分布于河流沿岸等肥沃地带,而这在陕西路沿边地区不具有普遍性,不宜将其作为党项或吐蕃的粮食亩产量。

第二,同州的膏腴之地粮食亩产量也仅2石,党项或吐蕃生活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普遍没有如此优越,故本文将“中岁亩产”1石作为党项的粮食亩产量。

第三,吐蕃大多聚居于青藏高原,这些地方青稞的种植较普遍,故本文将青稞亩产5石作为吐蕃的粮食亩产量。

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党项的耕地面积,具体计算公式为:

人年均所需粮食总量=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量×365天;

人均耕地面积=人年均所需粮食总量÷粮食亩产量;

总耕地面积=人口总数×人均耕地面积。

如上所述,宋代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为2升,用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为:党项人年均所需粮食总数为730升,按其粮食亩产1石计,则人均耕地面积为7.3亩;再根据党项共275889人计,共有大约2013990亩耕地。

二、党项的畜牧业生产

如上所述,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的党项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之外,还从事畜牧业生产。因此,除了可以对党项耕地面积进行复原研究之外,在掌握其人口总数及人均牲畜数量的情况下,也可以推算出其总牲畜数量。

党项作为一个农牧兼营的少数民族,在估算其牲畜数量时,需要掌握其人均牲畜数量。为方便起见,兹将党项人均牲畜数量情况列表如下:

表4 宋代党项人均牲畜数量表

说明:标“▲”者为主动归降的部族,其余为战败归降的部落。

据上表,除讹麦族等为人均16头杂畜外,其余3个部落人均牲畜数量为1.18,战败而降的4个部落人均牲畜数量为1.17,二者非常接近。这意味着党项人均3.03头杂畜的统计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此,经过计算就可以得到党项的牲畜总数,计算公式为:

牲畜总数=人口总数×人均牲畜数量

陕西路沿边共有党项275889人,按人均3.03头杂畜计,共约有835944头杂畜。

三、吐蕃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宋代,我国西北地区的吐蕃主要分布在秦、渭、仪、泾、原、熙、河、兰、会、凉、鄯、湟、廓、洮、岷、叠、宕、阶、成等州及积石军。其中,灵、夏、环、庆州及镇戎军为吐蕃和党项的杂居之地。[1]

早在唐代,吐蕃主要粮食作物就有小麦、青稞、荞麦等。由于吐蕃的农业生产现象较普遍,故“其四明,以麦熟为岁首。”[8](卷216上《吐蕃传上》,P6072~6073)到宋代,生活在陕西路等地的吐蕃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对此,李宪在元丰五年(1082)的上奏中指出:“臣昨上复古渭州及易置通远军、定西城……属羌数万已就耕锄”。[4](卷331,元丰五年十二月癸丑记事,P7982—7983)其“属羌数万已就耕锄”说明,这些吐蕃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此外,史载:“珠龙川(按,属兰州。)等处良田六千余顷,从来蕃界呼为御庄”[4](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丙子记事,P11411)。宋代兰州为吐蕃聚居之地,其中的结珠龙川为其重要粮食生产区(即“御庄”),这说明吐蕃也从事农业。

此外,畜牧业对吐蕃也很重要。对此,文彦博曾多指出:“臣切见秦凤、泾原沿边熟户番部,比诸路最多,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9](卷17《乞令团结秦凤泾原番部》,第1100册,P686)秦凤路和泾原路属于吐蕃分布之地,那么“至秋成以来禾稼牛羊满野,以致饵寇诲盗”则说明,这些吐蕃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再如,史载:“公曰:‘诸羌利牧养而拙耕稼,故二川(按,指城青、鸡川,属渭州。)沃壤鞠为荒莱,汝等可近山畜牧,以闲田来献。’诸羌曰:‘谨闻命,有吝田者,我等为公灭之。’得良田千余顷”。[10](卷40《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第1100册,P442—443)渭州也属于吐蕃分布区。从这些“诸羌(吐蕃)利牧养而拙耕稼”的情况来看,这些吐蕃同样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业。

陕西路的这些吐蕃人口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宋初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吐蕃,这部分人口可以根据蕃兵数量计算出来。史载,庆历五年(1045)秦凤路有吐蕃蕃兵35600人,[7](卷18上《边防》,第726册,P532)泾原路有吐蕃蕃兵13341人。[7](卷18上《边防》,第726册,P526)此外,庆历五年(1045)环庆路共有吐蕃和党项蕃兵44000人[7](卷18上《边防》,第726册,P532),由于环庆路为党项和吐蕃杂居之地,故估计党项、吐蕃各占一半,则环庆路还有吐蕃蕃兵约有22000人。这样,秦凤路、泾原路和环庆路共有吐蕃蕃兵70941人。按蕃兵每户抽1丁计算,则吐蕃共约70941户;吐蕃人口也按党项每户5.6口的标准进行计算,则共约397270人。二是庆历以来陆续归附宋政府的吐蕃,这部分大约有8792922人。

以上两部分吐蕃人口,总计约9190192人。

由于吐蕃和党项“风俗相类”,[4](卷35,淳化五年正月甲寅记事,P768页)因此,在计算吐蕃的牲畜数量和耕地面积时,也可以采用党项的标准进行计算。

如前所述,党项人均牲畜数量为3.03头杂畜,那么吐蕃大致也是人均3.03头杂畜。依照与党项相同的计算方法,以吐蕃共9190192人计,吐蕃大约有27846282头杂畜。同样,宋代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为2升,因此,吐蕃人均每天所需粮食数也按2升计,则年均所需粮食总量为730升;吐蕃的粮食亩产量,如前所述,按以青稞为主的粮食亩产5石计,则人均耕地面积为1.46亩;按吐蕃共9190192人计,则其耕地约13417680亩。

四、结语

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党项和吐蕃的农业、畜牧业生产,是研究宋代西北游牧民族定居农耕化进程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对生活在宋代陕西路沿边地区党项和吐蕃农业、畜牧业生产中的牲畜数量和耕地面积进行量化研究,不仅对探讨宋代西北地区游牧民族定居农耕化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从土地垦殖率角度,探讨宋代西北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及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等问题,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汤开建.宋代甘青藏族人口的发展及其原因[J].民族研究,1988,(5).

[2]杨 蕤.论地理环境与西夏经济类型及其相关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3,(4).

[3]任泉香.清至民国陇东地区土地垦殖率的恢复研究[A].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脱 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8]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文彦博.潞公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0]范祖禹.范太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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