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及思想基础

张健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内涵及思想对华夏子孙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内涵和思想基础进行分析和研究，希望对廉政思想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廉政思想；内涵和基础

一、中国传统廉政文化释义

关于“廉政”的概念，追溯起来，其实很久就已经产生了。首先看“廉”的含义，《说文解字注》解释“廉”的含义之一为：“廉之言敛也”，同时又解释由“廉”的另一个本意“棱”“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厉也”。“政”的本意为“正也”，孔子在回答季康子回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从“廉”的清、俭和严厉这一引申意义说，在中国历史上，对“廉”的最早倡导，是发生在远古的舜禹时期。舜曾经教导禹要“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舜的下属伯益，则提出“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训条。这应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倡廉思想的文字表述。而“政”者，正也，其意思是显而易见了。

那么“廉”和“政”合而为一个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齐景公和大臣晏婴的一次对话。据史料记载：齐景公问政于晏婴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婴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这里，晏婴把为官之道比喻之为清澈洁净、可以荡涤污浊的“水”，为政者只要能保持水一样的至清之性，便能使其长久。儒家六经之一《周礼》，在讲到吏治的时候，提出了“六计”原则，即：“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就是以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和明智等六个方面来考核官员，一个官员如果做到了这六个方面，才算达到了“廉”的标准，也才算是一个合格的从政者了。

有上述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廉政”的涵义，就是指廉洁公正的政治。它主要针对为官者而言的。即要求为官者用好手中的权利，做到廉洁自守、公正无私。关于“廉政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上，自“廉政”概念形成后，也就随之而产生了“廉政文化”。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概括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了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提炼出来的廉政思想、制定的各项制度以及逐渐形成的崇尚‘廉政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追求”。

二、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内涵

形成久远的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使其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关于其基本内涵，当前国内学者有不尽相同的阐释，其中较为系统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卜宪群所归纳的“思想、制度和社会三个层面”。

1.廉政思想文化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首先是从廉政思想文化开始的。因為“以德治国”和“道德教化”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条主线，所以，“廉政”观念不但产生的早，而且对此论述和倡导也非常丰富。尤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思想学术的空前活跃，在诸子百家的学术中，即有很多涉及“廉政”的思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是这样回答的“尊五美”，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五条标准是孔子心中对从政者在道德品质方面最基本的要求。

老子也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从到家的角度要求人们始终怀着一颗真诚朴实的心，进而减少私心，远离私欲，免于陷入与犯错甚至犯罪，老子为执政者提出了治理好国家的有效方法和方针，即“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对这段话的解释是：治理国家和爱护百姓，更为重要的是爱惜身心。爱惜身心，才能够做到早作准备；早作准备，就是不断地积累“德”；不断地积“德”，就没有什么不能战胜的；没有什么不能战胜，那就无法衡量他的能力；具备了这种无法衡量的能力，就能够担负治理国家的重任。有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和道理，国家就可以长久维持。国运长久，就叫做根深祗固，符合长久维持之道。

在提倡廉洁方面，墨子提出“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圣人之所节俭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家提倡的节用和节葬，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强调统治者在统治和管理国家时，应该吝惜人力和物力的使用，不能因为一己私欲造成国力的下降和百姓的疾苦，应该是百姓免于劳役，安居乐业，从而达到使国家繁荣安定。墨子认为，节俭是美德，是圣人的品德；而淫佚则是小人之举。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节俭则能使其走向成功和昌盛，淫佚则会使其走向失败和衰亡。

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继承了这一时期诸子的廉政学说，给予了更为深刻的阐发。尤其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上升为官方哲学后，以儒家为核心的廉政思想逐渐形成。

2.廉政制度文化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首先起始于廉政思想文化，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的精神培养和道德教化的特色。廉政思想文化为廉政制度文化提供了基础，而制度文化又为各项制度创立提供了前提。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的经验与理念的升华”。战国以后，随着廉政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廉政制度文化也逐渐形成。其具体表现如下：其一，较为严密的监察制度。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监察制度就产生了。秦汉以后，监察制度逐渐完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在皇帝之下设有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三公，使得皇权下的政治、军事和监察权利形成分离。到了汉代，又出现了专门监察丞相的御史台和专司京师直属亲属检查的司隶校尉。同时也出现了监察地方官员的十三州刺史。这种多层次的监察制度设置体现了自觉的廉政文化建设理念。其二，官吏选拔制度。秦汉以来，政治上出于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需要，先后建立了以察举、考试为主体的选官制度。所谓察举，就是经过考察后进行举荐。察举的科目中就有“孝廉”、“察廉”等内容。其三，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时期，为了防止官员在家乡徇私舞弊，规定有亲属关系的官员不得在一个部门做官，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这家是“三互法”的实行。唐宋时，对前代任官回避制度均有发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任官回避制度更为严格和完善。这些制度，十分有效地遏制和预防地方官员利用攀亲带故的关系拉帮结派和官官相护弊端的出现，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带来良好的环境。

3.廉政社会文化

首先，关于清正廉洁，先秦的思想家们多有阐述，当汉代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哲学后，以儒家为代表的廉政思想，自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实现道德教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在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精神力量的感召下，个人“廉洁”的修行，至关重要，不论平民百姓，还是大小官僚，因为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这样就在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崇尚廉洁的风气。其次，统治者的倡导。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凡是有所作为的君主，都非常重视廉政建设。以为吏治的好坏，政治的清明，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能否维护下去。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得到增强了廉政的社会氛围，使廉政建设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和完善。如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惩治官员贪污最有力度的一位皇帝。《大明律》中就设置了“制职”、“受赃”、“坐赃”等条例。最后，大众舆论的监督。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大众舆论监督的作用。在崇尚道德修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一般来说，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员都很重视在百姓中的口碑和影响，如汉元帝时期的少府欧阳地余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这些具备廉洁品德的官员也正是在儒家廉政思想文化的熏陶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另外，社会舆论的监督除了对清官的褒奖外，同时还表现在对贪官的挞伐。这种巨大的群众力量，为中国传统廉政文化打下了广阔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基础

1.儒、道两家的“廉政”思想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其思想核心就是“仁政”。孔子在和弟子的交流中曾多次提到为政的问题。他说“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到“廉洁”，但为政以德就是要求每一个官员从自身做起，重视精神境界的追求。后世历代儒家代表人物发展了孔子的为政学说，提出了为政的更本前提“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实行“仁政”和“爱民”，主张对人民薄收敛、厚施予、重教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是儒家一直所倡导的。“廉”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德性，宋代大儒朱熹在解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说：“如今做官，须是凭地廉勤。”综上所述，历代儒家学者都非常重视吏治的清廉，把“廉”视之为政之本，他们认为廉不仅是当官者的个人品德，而且更关系到政权的稳固和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他们对廉政的宣传和倡导，有力地促进了廉政文化氛围的形成，并成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思想基石。

道家崇尚自然，其思想中有关廉政的内容更加丰富。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抑制贪欲、清心养廉的论述占有大量篇幅。如：“持而盈之不如其己；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能没有止境，更何况是不义之财，否则将功成身败，只是自然规律。到家推崇“大道从简”，在道家看来，“域中有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人大。此四大中道为首，是最大。大道包含一切天地人，所以应该坚持从简原则，不论是大到治理国家，小到个人修身，均应从简。一切从简，就可以做到俭，俭才能做到清，有了清就可以抵制贪。所以，为官方式，即廉政。总之道家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自然无为，由此而倡导统治者要顺应民意、抑奢崇俭、廉政宽容等治国理念。道家的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了一定的安邦利民的积极作用。

2.法、墨两家的“廉政”思想

对于“廉政”，法家的思想与上述儒、道两家不同，法家强调刑法和法、术、势，主张依法治国、即以严刑酷法和权术来保证为官的廉政。法家把法制看做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治民一众，不知法不可”。“法”是整齐划一的标准，就可以把人统一于一个标准之下。在法家看来，君臣上下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名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可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法家的这些思想，虽然完全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着眼的，但是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历史上吏治的清明和廉政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法家降廉和政治合起来进行考察，把“廉”当做治国纲领“四维”之一，把廉耻上升为与国家兴亡紧密相连的高度，堪称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最深刻的表达。

墨家则最先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提出来的，认为君子之道有“廉、义、爱、哀”四行。强调节用节葬，抨击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浪费。墨家提出了“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瞻也”的节用观点。由此，墨家劝导和提醒统治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不要过度，否则将民不安，国不治。墨家的这些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节俭与国家昌盛和衰亡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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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光.资治通鉴[M].中华书局，2007.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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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卜宪群.论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發展道路与历史价值[J].社科党建，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