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新特点

周鑫

【摘要】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时期中，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中，树立典型与一般号召两大策略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在新时期学雷锋活动中，党和政府在学习雷锋精神与认同雷锋精神在全社会来讲是高度统一的，但在树立典型的过程中，会根据行业的不同有所调整。这是由于不同行业、与不同群体会影响学习雷锋精神开展所需要的重要因素。所以在学习雷锋精神的过程只单一使用统一号召，会使真个组织活动不能很好的引起人民的广泛参与，从而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而不同的行业典型可以根据从事行业专有性质，学习的内容与侧重点不同，这样可以使得大家都有积极性，更有争当典型的勇气，以此树立不同行业典型更能得到同行业的信服与认同，从而为政治动员常态话打下来基础。

【关键词】政治动员；整体框架；利益诱导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071-01

一、更加重视动员的整体框架设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动员话语、渠道与策略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幅度提高，被动员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就要求在开展动员前，动员主体会对动员的框架、理念进行构建，明确动员开展的意义，以获取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合法性”，即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主要工作任务的一致性。当今政治环境背景下开展的政治动员要比传统政治动员增加了许多新特点，动员的渠道不断多元化、动员的策略不断多样化，具有较为鲜明时代特色，这些政治动员形式的变化不仅要依靠政治坏境，还要依靠文化、社会、经济坏境，要对各种坏境进行统筹考虑，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保证政治动员的有效开展。

二、领导者个人魅力削弱，动员的民主化日益凸显

政治动员在极大程度上超越了既有的、稳定的官僚制，引发了局部的、突变的组织体制调整，更好地促进了任务型组织与常规组织的合作。改革开放之前，动员的实施过程依托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在科层制组织体系中，权力和信息的流程是单向的，权力和信息的中心在“金字塔”的最顶部。这种设计，目的在于实现控制和效率。组织间的互动关系也遵循“自上而下”的原则，互动的主动者是上级部门，互动的内容是指令或命令，下级部门是互动的接受者。在动员过程中，联结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的唯一渠道就是“单位”。上级通过控制权力和信息，将全部触角延伸至下级单位组织。充分适应这种动员形式的利益诱导机制是领导者个人魅力。在与学雷锋相关的历次动员中，毛泽东作为领袖的个人意志和个人魅力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缺乏制度保障的以情感为纽带的政治动员中，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无疑是政治动员目标有力实现的有力保障。

三、动员渠道的多樣化

除去传统的动员渠道（人民团体、单位组织、工厂学校）外，新的动员渠道不断涌现，比如互联网论坛、贴吧、政府博客，甚至海外使领馆也成为面相海外华人华侨开展整治动员的间接主体。另外，在新时期动员的渠道不断多元化，有报纸杂志、互联网、微信、电视、广播等很多传播渠道，比起传统的动员渠道丰富了许多，增加了广大群众认同性与容易性，加速了政治动员活动的有效展开。

詹姆斯·R·汤森在《中国政治》一书中写道：“中国更多的信息来自于会议。在1949-1975年间党和政府共召开了298次会议，但仅1966年以前召开的会议就有271次。而上述会议中大约只有10%左右在召开时得到了中国媒体的实质性报道。其余皆是处于保密。”改革开放前期，动员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是“会议”和“红头文件”。会议是中国政治体系中信息传递最为重要，也最为普遍的沟通方式。会议所具有的鼓足干劲、激励、感染作用，通过会议本身的形式、声势、口号及宣言等可显示出来，使得与会者能够迅速领会动员主体的意图和取向并继续向下传达。文件是体制内信息流通的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红头文件”是其中特殊的一种。“红头文件”是党委、政府下发指令、传达政策、开展动员的重要手段。

四、利益激励机制日益发挥主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大众的人生观、世界观日益多元化，采用特定的价值激励方式已难收到理想的动员效果。与此同时，政治氛围的开放和民主化的发展也使得领导魅力和压力场域的动员效果收效甚微。于是，利益激励作为动员激励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开始日益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在学雷锋活动中，各地团组织、党组织将参与活动的党员群众的表现作为评优的重要参照指标。亦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开展的民主生活会中，民主评议作为党员干部评优升迁的重要参考。利益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了被动员主体的积极性，放大了其在政治动员中的利益诉求，充分适应了新形势下下的政治动员需要。

参考文献：

[1]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19.

[2]李金龙，张惠淳.政府高效治理组织体制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