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视野下的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丝绸、瓷器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心

龚为纲，罗教讲

大数据视野下的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丝绸、瓷器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心

龚为纲，罗教讲

文章以GOOGLE BOOKS语料库为数据来源，运用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方法，对19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及主要贸易产品的历史发展趋势、演变过程、关系网络及社会影响等进行宏观考察。通过大数据词频分析方式，描述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在西方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通过语义情感分析来反映中国产品在西方各国美誉度的变化过程；通过空间分布分析技术呈现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贸易主体及路线；通过关系网络分析技术建构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城市之间的互动格局。文章以大数据的视野和方法对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新尝试、新探索。

“海上丝绸之路”；大数据；GOOGLE BOOKS；历史社会学

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于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于为学界提供全新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进而为人们分析人类历史与社会系统提供有利条件。人类自印刷术出现以来，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图书文献、平面媒体报道；网络2.0出现之后，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自媒体平台上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网页以及评论资料，研究者不可能全部阅读这些文献内容，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从海量的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并寻找事物之间的关联模式，日益成为一种可操作的研究模式。从目前全球出现的各种云计算平台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来看，大数据时代的学术研究已经曙光初现，并显示出光明前景。本文试图以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分析对象，展示大数据分析技术在历史社会学领域运用的可能。

一、问题的提出及方法的运用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重要的讲话中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适应我国经济建设新局面和新一轮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样的新形势之下，深化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研究，可以为国家战略建设贡献更多可供参考的背景知识，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作为古代东西方之间交通贸易通道的“丝绸之路”早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便已形成。但是“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既定的学术名词则晚至19世纪才出现，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Van．Richthafan）在1877年出版的三卷本专著《中国亲程旅行记》中提出的。书中将中国与河间地区（中亚的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带）、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古代骆驼商队所走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silk-road）。1910年，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man）率先接受了这一定义，并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对定义进一步补充。此后这一概念逐渐流行，西欧一批汉学家、探险家通过研究和实地考察也进一步充实了人们对于“丝绸之路”的认识，形成了一个超越地理范畴上的“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海上丝绸之路”名称由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 vannes）于1913年率先提出，他在《西突厥史料》一书中说：“中国之丝绢贸易，昔为亚洲之一重要商业，其商道有二：其一最古为出康居（Sogdiane）之一道，其一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而以婆庐羯泚为要港，当时之顾客，要为罗马人与波斯人，而居间贩卖者，乃中亚之游牧与印度洋之舟航也。”［1］（P208）1967年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出版《探索海上的丝绸之路》，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学术名词。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在《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一文的“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部分提出“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这一论点［2］（P149）。虽然“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命名，但实际上通过它进行贸易的大宗商品还包括瓷器、茶叶、香料等，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海上香料之路”等。

近30多年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积累了不少优秀成果，学者从商路、港口、贸易、对外关系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这些讨论取得了这样的共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涉及“人类通过海洋进行的种种活动”，“领域十分广泛，内涵极为丰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3］。因此，针对“海上丝绸之路”也需要以多种视野、运用多种方式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探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历史学正面临着数字化转向的时代命运。学者利用大型数据库以及日益生成的巨量的互联网数据，通过云计算等手段，在挖掘、获取历史信息，分析处理数据的能力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利用大数据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该领域的前沿和未来的新趋势。2015年夏，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一项重要的议题便是“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其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Andrea Nanetti报告了“Engineering Historical Memory”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通过数字化的文本、图像、语音资料，再现1205-1533年这一关键的全球性转折时期，各大洲、国家以及城市之间在商贸、外交、冲突以及其他层面的互动关系。“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瓷器以及中国“四大发明”在亚、欧、非三个大陆之间传播的历史图景是该项研究的一个重点。笔者试图建构一种基于复杂系统理论之上，呈现关键主体之间互动的历史，并通过不同来源的、大型数字化历史资料对结论进行一致性检验。笔者认为，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会带来历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①参见Andrea Nanetti：《基于自主叙事的互动全球史网络：1205-1533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论文集2015。。

基于以上所示的时代命题、研究环境和研究前沿等因素的影响，笔者尝试以“大数据”的研究方法，对19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主要大宗贸易产品——茶叶、丝绸、陶瓷等进行观察。本文所探讨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往来的海上通道。在20世纪以前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都被作为具有民族独特性和代表性的贸易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世界各地。在这样的贸易文化关系格局中，这些产品代表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国家形象的物质表征，传递着中国的国家、文化影响力，因而可以成为测量当时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丝绸和瓷器的生产技术在19世纪甚至更早便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部分欧洲国家并实现了本土化生产。由于涉及到技术传播的问题，因而丝绸和瓷器有时被视为文化影响力的表征，而不具有贸易的含义。1870年代后，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强劲对手，所占比例逐渐下滑，到1886年后丧失主导地位，此后印度茶取代中国茶成为世界茶叶贸易的主体。但是19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都几乎是唯一的茶叶供给国，茶叶是中国输入欧美的主要产品。因此本文的分析以茶叶为主，将丝绸和瓷器作为分析文化影响力的参考指标。另外，“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纽带，参与主体广泛，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众多参与主体及所在地域、沿线城市的空间分布和网络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中国与当时世界体系的互动。

本研究所涉及的核心时段为19世纪的100年，部分延展至18世纪，希望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来展现大数据研究的优势。笔者主要通过GOOGLE BOOKS的大数据平台，运用多种数据挖掘、计算的方法来对19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宏观分析。GOOGLE BOOKS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大型图书语料库之一，包含了全球1500-2008年所出版的800万册图书资料，约占人类自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以来出版总量的4%。虽然该语料库不免有缺陷，比如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分布不均匀，时间越早所收入的文献数量越少，但仍然是相对理想的研究依托。据笔者了解，国内学者陈云松等便以该语料库为依托，分析了中国城市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成为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有益尝试［4］。本文为了克服数据库本身缺陷对研究的误导，特意选取了19世纪这个数据结构相对完善的时段。

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有词频分析法，这是目前国内运用大数据分析的常见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借助于GOOGLE BOOKS的N-grams词频统计器，对长时段（1500-2000年）内多语种（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希伯来语、汉语等）的关键词（人物、观念、事件等）进行统计，以展现其变动轨迹。为了更全面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本文还进一步利用语义情感分析、网络关系分析和空间分布分析等更为复杂的计算分析法，呈现历史进程中主要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关键地点之间的关联网络等。本研究通过对GOOGLE BOOKS大数据平台进行深度开发，丰富了国内学界在运用大数据技术方面的具体操作方法和研究案例。

二、茶叶、丝绸与瓷器在西方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

已有的全球视野的历史研究，将1500年作为全球一体化的开始。《新全球史》一书的作者认为：“到1500年，世界上的人们已经建立了复杂的运输网络，支撑了各社会彼此之间的旅行、交流和交换。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商人的足迹踏遍了连接中国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以海上航线为形式的交通网络，联接了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欧洲航海者创造了一个交通、交流和交换的环球网络”［5］（P463）。1500年以后，中国具有民族独特性、标志性的产品比如茶叶、丝绸、瓷器等，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以欧洲为主的世界各地。下面笔者选取1700-1900年这个时间区间，观察这些中国产品在欧洲各国的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道。

1.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英、美两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早在18世纪，对于英国、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有足够吸引它们的特殊商品，这些特殊商品甚至一度成为它们竞相追逐的时尚。“中国丝绸、瓷器、漆器等是满足他们追求‘中国时尚’或‘中国风格’的高级奢侈品；英国对中国的茶叶需求更是让人吃惊，因为茶叶在英国已经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已经成为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6］（P4）据《茶叶全书》记载，在英国，17世纪末，茶已经被一般富裕的家庭所接受，1715年左右低价绿茶出现，茶叶开始普及，1717年伦敦出现第一家茶室［7］（P48-49）。从1700-1900年间三大产品在英、美两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来看（图1、2），情况是一致的。茶叶和丝绸占据主导，瓷器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三者的文化影响力变动的特征及相关因素可以归纳如下：

图1茶叶、丝绸、瓷器在英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

图2茶叶、丝绸、瓷器在美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

第一，三大产品的文化影响力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850年之前和1850年之后。在1850年之前，丝绸在英美的文化影响力超过茶叶，1850年之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超过丝绸居于主导，两者在十八九世纪都呈现上升的趋势。这种文化影响力变动趋势与贸易状况之间有着一定联系。已有的历史统计数据也显示，18世纪中后期，英国进口中国生丝一度增长很快，但到18世纪末开始迅速下滑；而茶叶的进口一直在持续增长，到19世纪3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所占总值比已近94%［8］（P14）。1850年出现的这一历史转折点，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有着一定联系。18世纪初英国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向中国输入鸦片，以鸦片对抗茶叶。我们将鸦片放到同一系统中测算，可以发现（图3）：1700-1900年间，中国茶叶和丝绸在英国影响力的变动与鸦片在英国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变动之间具有高度一致性。1700-1770年间，茶叶和丝绸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力日益增长，这是当时构成中英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也大致是从1700年左右开始，鸦片在英国文献中被提及率猛增，这表明当时的英国社会已经有强烈的通过鸦片改变贸易状况的动机。另外，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鸦片（Opium）在文献中被关注度和当时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Canton）在英文文献中被关注度的变动具有高度一致性，这反映了鸦片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密切关系，因为当时鸦片是通过广州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图3 1700-1900年间茶叶、丝绸、瓷器和鸦片在英国文献中的被关注度

第二，19世纪末茶叶在英国文化影响力出现震荡，这与中英茶叶贸易格局的改变有关。历史上将1886年视为中国近代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的标志。因为在国际茶叶市场中国茶遇到了强劲的对手。据美国学者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记载，1886年中国茶与印度茶在英国所占份额比分别是57%和40%，而1887年则均占47%。随着印度茶、锡兰茶的崛起，中国茶在国际贸易市场上日益走下坡路。丝绸、瓷器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力伴随着茶叶文化影响力的下降而下降，显示了以中国茶为核心的中国产品在英国市场出现了危机。

2.茶叶、丝绸、瓷器在欧洲其他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变动轨迹。当比较三种产品在法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时（图4）可以发现，丝绸占据主导性地位。茶叶在法国的文化影响力，在1720-1860年间，经常低于瓷器的影响力。在整个1700-1900年间，丝绸在法国的文化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茶叶，相比英国人关注茶叶，法国人似乎更关注丝绸。养蚕技术传入欧洲的时间较早，公元6世纪罗马成为了欧洲第一个桑蚕生产国。法国也具有较长的丝绸生产历史，16世纪里昂已具有“丝绸之城”的称号，18世纪工业革命后，法国曾开展科学养蚕，改进丝绸机械，成为近代丝绸机器工业的发祥地。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法国的丝绸生产技术，在18世纪前后内化为法国本土的一个产业，并向欧洲各国出口。从中国进口丝绸以及法国本土的丝绸工业，共同促使丝绸影响力在法国高居不下。

图4茶叶、丝绸、瓷器在法国文化影响力的变动

除了分析茶叶、丝绸、瓷器在英美法三国文化影响力的状况外，我们还分析了三种产品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的变动情况，将分析结果整理成表1。

表1茶叶、丝绸、瓷器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时空图景

3.茶叶在欧美主要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比较。在整个19世纪尤其1886年以前，茶叶是中国和世界互动的主要产品之一（另外一种是鸦片），茶叶不仅体现了中国所代表的文化影响力，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因此茶叶是我们透视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

图5比较了茶叶在英、美、法、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数据分析显示，茶叶在英美两国的文化影响力要超过法、德、意、西班牙等国家，实际上英美两国是当时中国茶叶最重要的两个出口对象。

图6、7则显示了英美两国对茶叶的偏好和消费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时茶叶出口的贸易结构以及茶叶贸易结构的变化。绿茶在英美的兴起时间比较早。1700年左右，绿茶在英国就显示出可观的影响力；而红茶则是从1800年左右才开始在英美兴起，红茶的兴起改变了茶叶的贸易结构。从影响力的大小来看，绿茶的影响力要一直超过红茶，红茶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绿茶的影响力，对绿茶而言，红茶是一种竞争性和替代性的产品。1800年之后，红茶和绿茶的影响力有着一致性的变动轨迹：红茶和绿茶在1880年时的英国开始出现不可逆转性的下滑，同样性质的下滑在美国则发生在1870年之后。

图5茶叶在近代欧美各国文化影响力比较

图6红茶和绿茶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力变动

图7红茶和绿茶在美国的文化影响力变动

4.欧美主要国家对茶叶的情感指数变化。测量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代表的中国产品在英、美、法等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实际上是测量三种产品在这些国家的被关注度，也即知名度。除了知名度之外，对于产品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美誉度”，即如何评价和形容这些产品，以及与产品密切相关的情感状态。就本文而言，中国产品在西方国家的“美誉度”是指这些国家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评价和形容中国产品。这些词汇从性质上有积极的、正面的、褒奖性的，也有消极的、负面的、贬低性的。这两种不同性质的主要词汇形成了中国产品在西方国家的“产品形象”，这对深入了解中国产品在西方影响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GOOGLE BOOKS的语料库目前已经提供了情感分析的数据结构。其分析理路是选择与研究主题、关注地域相关的文献，通过计算每一种文献中的积极、正面的词汇和情感体验性词汇在文献中占据的百分比，再计算该文献中消极、负面的词汇和情感体验性词汇在文献中占据的百分比，然后用前者除以后者，即可以得到该篇文献针对该主题的情感表达。最后可以计算每一年份相关文献情感指数的平均值，获得相关文献纪录中与特定主题、特定地域相关的综合情感指数。除了积极、消极这样的情感分类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情感测量方法。

我们首先选择与茶叶有关的文献，以英国为分析地域，计算出综合情感指数（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通过这个指数判断英国人对茶叶的态度和评价。综合情感指数越高，说明英国人对茶叶的态度越积极，该产品在英国越受欢迎；综合情感指数越低，说明对茶叶的态度越消极，对产品越排斥。数据分析显示（图8）：1800-1900年间，英国人对茶叶的情感指数从总体上是不断下降的。具体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60年是拐点，1860年之前，尽管综合情感指数有所下降，但是总体上还保持稳定状态，可以推断这个历史时期，茶叶在英国很受欢迎，也具有很高的“品味”。1857年印度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激发了法国在印度支那获取殖民地的野心。1860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在俄、美支持下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英、法两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新格局以及与中国的这场战争，与茶叶的文化影响力有关。1860年以后，茶叶的综合情感指数在英、法、美三国都快速下降，从中可见，再次战败的中国综合国力和国家形象在西方世界下降，茶叶原有的“天朝上国”的上品地位被削弱。英国人对茶叶的情感变化和历史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第二次鸦片战争对颠覆中国大国、强国形象的影响远远超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连带也波及中国的产品形象。同样茶叶在美国的产品形象与情感指数变化和英国高度一致（图9）。

三、茶叶、丝绸在19世纪文化影响力的空间分布

图8茶叶在英国情感指数（积极/消极）的变化

图9茶叶在美国情感指数（积极/消极）的变化

GOOGLE BOOKS的数据库提供了1800-1900年间特定现象在全球文化影响力的空间分布数据。比如说，某一文献的主题和丝绸有关，那么该书中所涉及的地理位置的相关信息（经度和纬度）就可以被提炼出来。这样通过计算可以分析特定现象的文化影响力在全球的空间分布。下面我们根据这种计算方式，试图分析1800-1900年间茶叶和丝绸在全球文化影响力的空间分布，以透视当时全球茶叶和丝绸的贸易的关键点、贸易路线以及文化影响力辐射范围。

1.从19世纪的世界体系看“海上丝绸之路”。在19世纪，中国茶叶的文化影响力已经遍及全球（图10、11），和丝绸相比，茶叶在南美、非洲、大洋洲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丝绸则主要在亚欧大陆以及北美的少部分地区，不具有全球性影响力，这与英国在中国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及由其主导的世界体系相关。

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几乎是唯一的茶叶供应国。所以从茶叶在19世纪文化影响力的空间分布来看，伴随着茶叶成为一种全球性消费品，中国的茶叶生产也被高度卷入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茶叶消费全球化的发生机制，需要结合19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来理解。茶叶消费的全球化和19世纪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活动密切相关，也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1886年以前）英国无法找到茶叶的替代生产国有关。

19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深深嵌入当时的世界体系中。理解19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不能脱离19世纪的世界体系这一大背景。十八九世纪，英国是世界霸主，并随着殖民霸权的扩张成为“日不落帝国”。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各种产品的文化影响力，和英国当时在全球殖民活动的空间范围高度相关，尤其反映在全球茶叶贸易上（图10）。19世纪有关全球茶叶贸易的记载涉及到的很多关键地点都属于英国的殖民活动范围，比如印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南美等，其中很多地区都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图10茶叶在19世纪文化影响力的全球分布

图11丝绸在19世纪文化影响力的全球分布

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和英国殖民地的空间分布范围存在高度关联性的内在逻辑应该是：18世纪英国形成了全民饮茶的风尚，对茶叶的消费形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英国由此也成为全球茶叶贸易的核心参与主体。英国在向全球殖民的过程中，把饮茶风尚、茶叶生意以及开拓新的茶叶产地的需求都带到了殖民地，进而形成了茶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由于19世纪很长时期茶叶的出产地主要在中国，通过茶叶贸易和英国的殖民活动，把中国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联系起来。同时由于饮茶风尚和茶叶贸易的全球传播，南非、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区域也逐渐产生了对茶叶的消费偏好，构成中国茶叶在1800-1900年间在这些地区产生文化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和市场动因。

2.“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路线。从图12所反映的情况来看，1800-1900年这100年间，无论是茶叶还是丝绸，从中国进入中东、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要路径，“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早已式微。“海上丝绸之路”成为1500年以后全球贸易的重要纽带，广州、南海、印度洋、中东、欧洲等成为核心区域。

从茶叶和丝绸在19世纪世界各地的文化影响力的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图依稀可见。

图12 19世纪的茶叶和丝绸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力分布

（1）从广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出发，经过南海，跨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中东的波斯湾、两河流域、红海，最终到达非洲、欧洲等地。其中印度是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间商和中间地域：印度在当时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中国的丝绸大量通过印度转往英国和欧洲。

图12显示，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伊朗、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构成当时茶叶和丝绸贸易网络的枢纽；而欧洲的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成为中国产品进入欧洲的桥头堡。全球茶叶和丝绸贸易的中心集散地和活动范围中，地中海周边地区是重心。

（2）从中国到东亚的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也依稀可见。另外，在19世纪，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通往北美和南美。从贸易结构看，19世纪这条路线上的主导性产品是茶叶。

（3）19世纪丝绸之路中的南洋路线。南洋路线主要是从中国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在这些国家的主导性产品是茶叶。

图13 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北美路线

四、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互动网络的结构变动

2015年，分析GOOGLE BOOKS语料库的算法得到全面提升，为了展示大数据分析技术在这个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以网络分析为例，呈现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的互动网络。关系网络分析的基本原理是：从大数据中提炼事物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而建构关键行动主体之间的关联性。以本研究为例，根据GOOGLE BOOKS语料库进行网络分析的基本方法是：首先分别选取了1800-1900年间和茶叶这个主题有关的文本①指的是这些文本的出版时间在1800-1900年间，这些文本构成记载1800-1900年间的历史文本。，然后根据关系网络分析的算法，从这些文本中间挖掘数据信息，并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建构互动网络。同时从国家和城市两个层次选取行动主体建构19世纪与茶叶有关的互动网络，从而展示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互动网络。

19世纪是一个世界体系剧烈变革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受到巨大冲击。由于分析的历史跨度长达100年，而这100年的历史变革图景非常复杂，所以不宜直接在100年这个尺度上建构互动网络，我们以1800-1810这10年的历史作为19世纪初期的横截面，以1890-1900这10年作为19世纪末期的横截面，通过这两个横截面互动网络的结构比较，分析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变革的整体图景。

首先我们来看国家层面互动体系的变革。从茶叶贸易的互动网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大数据准确记载了这100年间与茶叶有关的涉华双边关系变动，表现为中国和一系列国家的双边关系得到大幅度深化。表2显示：1800-1810年间，在全球与茶叶有关的双边关系中，中英之间的关联性指数排序为93，而到了1890-1900年则变为38。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都得到深化：中美之间的关联性指数从94上升到31，中法之间的关联性指数则从95上升到43。

表2还显示，1800-1810年间，在全球茶叶贸易互动网络中，最为重要的涉华双边关系是中英关系，而1890-1900年间最为重要的涉华双边关系则是中美关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其中可能的历史逻辑是：英国自从1880年在印度找到大规模的、工业化加工茶叶的生产模式之后，对中国茶叶的依赖性大幅度降低，导致中英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开始降低；美国恰恰在1880年之后对全球茶叶贸易有极大的积极性，使得中美关系成为最为重要的涉华双边关系。

表3显示，与茶叶贸易有关的国家之间的关联性在19世纪有重大调整。表3显示的分别是1800-1810和1890-1900年间全球茶叶贸易活动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排序，我们选出了最为重要的前20对关系。在1800-1810年间，与希腊、埃及、以色列①18世纪以色列还没有建国，这里主要指的是当时的“以色列地区”。相关的双边关系分别是6、6、5对，这三个地区在当时实际上是扮演茶叶贸易的中间角色，其重要性取决于它们在茶叶贸易的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同时这三个地区分别在地中海的北岸、南岸、东岸，从中足以看出地中海在当时全球茶叶贸易中的重要性。在1890-1900年间，茶叶贸易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主要是英、法、美、德等四国之间的关系，其中英美、法美、德美关系是最重要的三对双边关系，这三对关系都跨大西洋，而1800-1810年间最为重要的前三对双边关系中，希腊-英国、希腊－意大利都是欧洲范围之内关系，只有英美关系跨大西洋。19世纪国家之间双边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变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茶叶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动。下文作进一步分析。

表2 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活动中涉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排序及其变动

表3 19世纪全球茶叶贸易活动中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排序及其变动

其次，我们比较1800-1810和1890-1900年间的全球城市茶叶贸易互动网络。为了分析简便起见，我们分别以1800-1810和1810-1900年间最为重要的250对互动关系建构网络①网络图的含义：通过数据挖掘方法，根据GOOGLE BOOKS语料库中1800-1810年间出版的、以茶叶为主题的文献数据，提取全球茶叶贸易活动中城市之间的关联度信息，根据关联的密切程度排序，选取前250对最重要的关系建构网络，其中圆圈的大小代表各个城市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圆圈越大，表明该城市在全球关联网络中位置越重要，以线条粗细代表双边关系的紧密度，线条越粗代表相关两个城市之间的关联性越紧密。图15网络建构方法同此。。通过分析1800-1810年间全球茶叶贸易的互动网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图14 1800-1810年间全球茶叶贸易中的互动网络

第一，在1800-1810年间的互动网络中有一个核心的三角结构（图14），即“伦敦-罗马-耶路撒冷”，结合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可以推断当时全球茶叶贸易主要是以亚欧大陆之间的互动为主，其重要性明显超过美国到欧洲的大西洋路线，中东和地中海成为当时全球茶叶贸易的枢纽。同时在西方人的眼中，经过红海的贸易路线（尽管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远比绕过非洲的贸易路线重要。当时的全球贸易路线大致分为两条：一是经过红海到欧洲，即中国-印度加尔各答-麦加-红海-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雅典-罗马。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核心枢纽，而雅典、罗马则是欧洲的核心枢纽，茶叶最终经过罗马和雅典进入欧洲，包括瑞士（维也纳）、奥地利、德国（柏林）、英国（多个城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二是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欧洲。从网络中可以看出，经过红海、海湾的中东路线在西方人的眼中要重要得多，因为在1800-1810年间的文献记载中对中东路线记载颇多，而对非洲路线的记载则明显偏少。

第二，在1800－1810年间，美国在全球茶叶贸易路线中虽已崭露头角，其多个城市已经出现在图14的网络中，但是位置并不是非常突出，再次证明了从美国东海岸城市到欧洲的大西洋路线还处于相对次要地位，当时的全球茶叶贸易主要以亚欧大陆的互动为主。

第三，可以从上文的分析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在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之前，经过红海到欧洲的贸易路线的重要性已经被充分认识，这为后来对苏伊士运河的争夺埋下了历史伏笔。

图15 1890-1900年间全球茶叶贸易中的互动网络

到了19世纪末，这样的格局是否有变，以1890-1900年间的互动网络进行分析（图15），结果如下：

第一，和19世纪初期以“伦敦-耶路撒冷－罗马”为主导的三角结构不同，此时的全球茶叶贸易互动网络已经完全变成网状结构，即网络中多个节点之间都存在重要而密切的关联，双边关系的相对重要性出现了均质化。

第二，1800-1810年间，中东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重要性已经消解，全球茶叶贸易互动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两岸的城市带，互动格局从以亚欧大陆的互动为主导变成以大西洋两岸的互动为主导。图15显示，在由前250对双边关系组成的互动网络中，中东地区的城市已经不见踪影，原本作为枢纽的耶路撒冷在网络中也被高度边缘化，仅和伦敦、罗马、巴黎、科罗拉多少数城市存在弱关联。

通过比较1800-1810年和1890-1900年全球茶叶贸易的互动网络可以看出，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世界贸易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过去以中东地区多个城市为枢纽的贸易网络被边缘化，而欧美的中心城市之间的互动成为全球茶叶贸易体系的核心；世界茶叶贸易体系从以亚欧大陆为主、以中东陆地城市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转变成以大西洋为中心、以海洋路线为主导、以北美和欧洲为主体的互动。中国在当时全球茶叶贸易中竞争优势的彻底丧失，与美国的崛起以及全球茶叶贸易路线、运输方式的变革高度相关。这也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海洋时代来临背景下的一种必然宿命，正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陆路国家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君士坦丁堡等城市相继衰落一样。随着19世纪世界贸易体系的变化，“海上丝绸之路”出现深刻的结构性变动，彻底颠覆了中国在十七八世纪在世界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五、总结与讨论

19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获得启迪，以服务于当前中国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笔者撰写的一个重要初衷。从本文大数据技术的分析来看，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1.一个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会随着综合国力和国家形象而改变。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不能够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文化影响力就会丧失，即便是占据绝对竞争优势的产品也会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如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在西方社会影响力的衰减以及美誉度的下降。丝绸原本是中国在西方社会一种极具竞争优势的产品，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丝织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中国手工丝织品的优势荡然无存。而茶叶的命运更具有戏剧性，18世纪英国形成了全民饮茶的风尚，19世纪中很长时间内中国几乎是茶叶的唯一供给国，具有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但是这样一种优势被英国人在印度殖民地发展大规模茶叶种植、机械化加工的生产方式所消解。以至于到了20世纪之后，印度茶叶取代了中国茶叶，印度成为世界茶叶的主要供给国。

2.增强中国产品在西方世界的文化影响力，需要密切契合西方国家的消费偏好和文化特征。同样一种中国产品，在不同西方国家文化影响力完全不同。比如丝绸和茶叶在英美都具有较强的文化影响力，而瓷器则在德国具有较强的文化影响力，俄国则只对中国的茶叶感兴趣。因此，要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需要对各国的消费偏好、文化偏好、生活习惯甚至宗教信仰等进行全面的调查与分析，这样才能有的放矢。

3.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高度嵌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对其最终命运的理解离不开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海上丝绸之路”在19世纪存在一个贸易网络被重构的过程，使得古代社会以亚欧大陆互动为主的贸易网络，转为以大西洋为中心、以北美和西欧为主体的贸易网络，并被高度嵌入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全球贸易格局的改变，和中国产品竞争优势的消失与中国在全球互动中主体性的丧失高度相关。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构和理解，同样也需要密切结合当今全球互动体系。中国在19世纪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但是却不具有主导地位，是在对世界缺乏认知的情况下被动卷入。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应该建立在和平、平等、共赢的前提下，提升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曾批评说：“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一直最缺少的就是一个整体视野，历史学家最喜欢用显微镜来考察和猜想在一个很短暂时间里的一个小片段。”［9］（P33）笔者以19世纪100年间、各种语言中出版的海量文献为分析对象，对1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一种大数据的叙事，是从总体上对历史经验进行比较系统性的理解和透视，这与已有史学研究偏重文献精读、分析和历史事件考证的研究方式大为不同。当然，本研究也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目前还只根据GOOGLE BOOKS这样单一语料库进行数据挖掘。但是我们相信，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新计算社会学的成熟［10］，未来会有一个日益完善的数据环境，为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深化该研究提供可能。

［1］沙畹编.西突厥史料［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2］饶宗颐.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A］.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七［C］.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3］陆芸.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述评［J］.丝绸之路，2013，（2）.

［4］陈云松.近300年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基于大数据的描述于回归［J］.社会，2015，（5）.

［5］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5版）［M］.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仲伟明.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2000.

［7］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侬佳，刘涛，姜海蒂，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8］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0］罗玮，罗教讲.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3）.

［责任编辑：戴庆瑄］

龚为纲，武汉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大数据与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教师，博士；罗教讲，武汉大学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4

C919：K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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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12-0082-10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和马建强博士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