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济南惨案”的“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的对日和战抉择系列之一

吴景平

围绕“济南惨案”的“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的对日和战抉择系列之一

吴景平

编者按：吴景平教授致力于民国史研究，专长于宋子文研究和金融史、外交史等领域，勤于笔耕，成果丰硕。他多年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台北“国史馆”、日本及英国等海外档案馆查阅名人档案和日记，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吴景平教授对国民党对日和战问题关注已久，有深厚的积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最新的抗战史料，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还原抗战历史的复杂面相，本刊从本期开始连载吴景平教授“蒋介石的对日和战抉择”系列文章。

我们通常把蒋介石处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概括为“不抵抗政策”。但是，早在三年之前发生“济南惨案”时，面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发起的军事挑衅和犯下的残酷暴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便提出和实施过“不抵抗主义”，但其实际过程颇为复杂。蒋介石本人在决策和心路这两个同时展开的过程中，既有明确的决断，也有曲折的无奈选择。

对日军抢先进入济南缺乏应对预案，指望用外交方式化解危机

1928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以推翻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为目标，发动了“二期”北伐。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指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其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之第一方面军协同之下，突破鲁南和济宁一带，然后向胶济路进展，占领济南。沿途与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多次激战，先后攻占了徐州、台儿庄、韩庄、枣庄、临城、泰安等地，并于5月1日进入山东省会济南，与十来天前抢先侵占济南的日军发生了对峙甚至冲突。

应当指出，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可能阻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统一”，曾于出师前在南京专门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日本“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成功，而不吝为我声援”。待到北伐军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根据蒋介石前线来电的要求，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驻江苏交涉员致公函于驻沪各国领事，承诺在鲁南和豫晋一带的北伐军将全力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日方此前曾就直接出兵青岛、济南等地与张宗昌有过密谋，一直密切关注着北伐战事的进展。但当国民革命军在鲁南各地连续攻城略地之际，日方沉不住气了，于4月18日即借口“护侨”开始出兵青岛。4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发布了出兵山东声明书，动员兵力5000人。4月20日，由天津南下的日军三个中队强行进入济南。济南是山东省首府，位于山东省的中西部，南依泰山，北傍黄河，是津浦线和胶济线的交会点。按照原先的部署，国民革命军将入济南城而北上。然而，日军抢先进入济南后，公然在主要街道修筑工事，封锁交通，试图阻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1928年4月，蒋介石渡江督师北伐，携卫队在徐州黄河故道旁

对于日本明目张胆的干涉和侵略，国民政府外交部于21日通过驻南京日本领事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出决议：全体党员以忍辱负重精神援助北伐，一切办法须遵循中央决定之步骤，甚至具体规定了战地宣传的标准。当时蒋介石虽然认识到“日本侵略野心视我华北为彼口中肥肉，对我北伐完成必大恐慌”，但认为北伐军“唯慎以防之而已，待我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一切皆易解决”。4 月24日，蒋介石密电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和各军，要求抵达胶济线一带国民革命军各部，对于日本出兵山东应取“静默态度，以观其后”；严令“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丧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地表示和平为要”。蒋介石甚至派出由“知日”派张群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代表秘密速赴日本游说田中义一首相，承诺只要日方不妨碍北伐，日本“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获如常保护”。可是，蒋介石很快收到了张群获自日方“友人”处密讯：在山东的日军将蓄意挑衅，酿成大的事件，从而改善田中内阁在国内政潮中的不利处境。于是，蒋介石再度电示所部进抵济南之后，“勿入日侨所住之商埠区，并勿破坏胶济铁路，免致纠纷”。蒋介石的审慎态度，实际上纵容了日方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行径。4 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日军主力杀气腾腾地进驻济南，局势十分严峻。蒋介石尽管“甚以日兵阻碍北伐为虑也”，但仍然指望用外交方式化弥可能爆发的危机，而没有确实的应对预案。4月30日，蒋还致电曾考虑紧急访日的外交部长黄郛：“此去对日当局要求：一、山东即速撤兵。二、不助奉张，且逼奉张下野。三、不许奉军退出关外及关东收容奉军。”

对济南惨案中日军暴行忍辱让步，以完成既定北伐计划

5月1日，当获悉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第二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等相继进入济南的消息后，蒋介石即在赶赴济南的途中致电国民政府告捷，当日还同时致电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要求各督饬所部分路进击，进入直隶和京畿地区。而南京方面亦视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为完成北伐目标的重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向蒋介石发来慰问电，并要求蒋“指挥北进，早定辽燕”。

待到5月2日凌晨蒋介石本人进入济南时，在济南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约有5万人，是日军的10倍，即便考虑到装备因素，至少已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但是，虽然蒋介石亲眼目睹“沿途日本军队，沙袋，铁丝网警戒甚严，不许我军及人民通过”，却在日记中披露了其打算采取的立场，即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中方“惟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闻尚有杀伤战士及捕留士兵之举，其种种挑衅侮辱行文令人难受，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慎之”。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训令各军“切实保护外侨，勿出恶声，勿使冲突”。只是对于大量增派至济南的日军，中国军队一味“忍辱”根本无法避免冲突。从5月3日起，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肆意射杀中国军民，甚至发动炮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北伐军官兵曾予以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日军包围了中方的交涉公署，抢夺文件。尤其是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向日方交涉并表示严重抗议，不仅无效，反遭日军剜目割鼻，惨遭虐杀，交涉署的其他人员也遭杀害。同时，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拒，连他的办公处也遭烧焚。更有大批日军聚集在北伐军驻地外，勒令缴械，气焰十分嚣张。

对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制造的“济南惨案”，当时国内民众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予日军有力还击。而蒋介石则担心事态扩大，于5月3日当天下令在济南城内的北伐军各军长、师长必须约束部队，不许外出，不准还击；凡在济南城外的部队必须于3日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近郊，力避冲突，绕城北上。在蒋看来，当时对日只能“委曲求全，以期完成北伐再谈外交也” 。5月4日，蒋介石致电南京方面，进一步报告了济南事件发生的情形，称“拟即将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同情，再图对付”。很明显，蒋介石并不主张以武力来回应日本的军事占领和对国民革命军的挑衅。

1928年5月，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

当时，围绕着“济南惨案”的发生和对策，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以及北伐军其他各部指挥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月4日，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发出抗议函，列举了日军在济南的暴行，指出：“依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亦为人道不容，应饬请日兵先停射击撤退，一切问题当以正当手段解决。”同日，外交部还致电中国驻外公使、各华侨团体及各省总商会，宣称国民政府“已根据民意，一再向日使提出抗议……政府自当准备力争，决不退让”。应当指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虽然在南京有日本领事，可是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涉却非易事。蒋曾派出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交涉，日军提出的条件是：“一、凡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路与津浦路铁道，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去二十里之外。”日方并威胁称：“如不了结，即为正式宣战，则革命军必败。”得悉日方的蛮横条件之后，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如此侮辱，日人已决有敌意矣！余亦决心与之周旋！”但他这里所提及的“周旋”，实质上还是希望以退让来换取事件的平息，以保证北伐的继续推进。5月5日，蒋介石正式向北伐军下达了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命令，同时致函日军指挥官福田：“本月三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谨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当日，蒋本人也随部离开济南，前往济南西南方向的党家庄，与专程赶来的冯玉祥紧急会商。

冯玉祥曾于1924年发动北京兵变，对于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以后为主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所逼，避退西北地区，1926年加入国民党，他率领的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是1928年“二期”北伐四大主力部队之一，最先攻打济南的方振武部就是在“二期”北伐前夕刚自第二集团军划入第一集团军的。蒋介石曾向冯玉祥约定，凡鲁南作战命令，宜由蒋、冯两人的名义发布。另外第二军团孙良诚部是最先进入济南的，为此孙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则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因此，蒋介石必须就济南惨案现状以及撤出济南、继续北伐的决策，与冯玉祥当面沟通。于是，自5月5日下午到次日，蒋、冯连续“商议对日办法”。商议结果，两人“皆主忍耐”。冯玉祥并以“多难兴邦”的说法，作为不能与日方正面冲突的理由，并命令在济南的孙良诚部只留一个师在济南，其余一律撤出，渡河北上。蒋介石和冯玉祥商定，蒋负责指挥津浦线各部摆脱日军阻扰，渡河北伐，冯则赶回河南，指挥京汉线方面直攻北京。获得冯玉祥的赞同之后，蒋决定正式昭知日方，国民革命军主力将渡河北伐，仅留小数部队在济南维持秩序，希望日方停止军事行动，以维邦交。这实际上是向日方提交的“免战书”。另外通告各国领事，蒋本人已离济南、率师北伐，希望获得外界舆论的支持。5月7日，蒋介石本人随其指挥部进一步退至泰安。

然后，日军并不因为国民革命军开始撤出济南而停止挑衅，反而得寸进尺，向中方提出五点条件，限在5月7日午夜12时前答复，包括：1.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以外；2.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3.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惩罚；4.当着日军面前，解除与日军抗争军队之武装；5.将辛庄、张庄两处北伐军兵营开放，让日方监视。蒋介石见到该份条件已经是5月7日夜晚了，虽然他觉得日军“残忍蛮横亦太甚矣”，感叹“以今日情势观之，日军进逼未有已也，国其亡矣，尚能人为？”但蒋介石仍不放弃以和议解决对日冲突。他再次派出熊式辉前往济南谈判，带回来日军福田师团长的书面函，称中方如果不接受日方的条件，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且中方的答复不能令日方满足，便不能停止军事行动。在蒋看来，虽然日方来函“其词语之难堪，亡国之民亦难忍受”，可是5月9日他还是按照日方的要求，重新派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何成濬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行交涉，提交以蒋的名义作出的书面承诺：将未能避免冲突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免职；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周围二十华里以内中方暂不驻兵；早已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辛庄、张庄之部队早已奉命开拔北伐。蒋同时要求日军交还被扣留的北伐军官兵及所缴枪械。不过，蒋介石也认识到，“日本此次举动根本破坏国民革命，福田（彦助）所提条件至为惨酷……大有继续侵迫之势，万一退无可退，其将奈何？解决此事枢纽，已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此地而在有转移能力者——只有英国”。为此，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外交部次长朱兆莘秘密前往香港，与港督会谈，探寻由英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性。

蒋介石命令部队撤至江南城郊，屋子、夜渡河后，一部分未及退出的北伐军被日军缴械拘捕

应当指出，5月9日蒋介石对日方作出的书面承诺，是整个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所作出的最大和最后的让步。他本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让步不仅意味着国民革命军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和民众的耻辱。正如他在当天日记中所记载的：“国耻、军耻、民耻，今日加重二耻矣，何以雪之？”“余为人格与国家计，必出于死战之一途，一方仍派雪竹（即何成濬）往济交涉，允许惩办不服命令之贺耀组，并允济南廿里周围不住兵，而将防济城之军队撤去。呜呼，悲乎。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忘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在5月10日的日记中继续写道：“以后每日看书十页，每日六时起床，纪念国耻。”“土地任人处分，人民任其惨杀，亡国之惨痛极矣。” 5月14日的日记则为：“每日必记灭倭办法一条。……教育严紧，用贤任能，是灭倭之要道。”自5月15日起，蒋每天在日记开头时，都记着思考中的“雪耻之道”并标明序数，如“5 月15日 雪耻之道二：教育、编制、经理、军械、军医、炮工、理化、航空、宪警、参谋、交通各种学科”；“5月16日 雪耻之道三：在自强，精神教育更胜于物质，总使人人精于组织，严守纪律，然激之以廉耻精勇牺牲之心，则几矣。”

至1928年5月31日的蒋介石日记，已经是“雪耻之十八”。显然，在济南惨案中面对日军的挑衅和暴行，蒋介石的确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乃至忍辱让步，但他还是“知辱”并打算要雪耻的。

刻意对日“不抵抗”后患无穷

5月9日蒋介石对于日军福田师团长的书面承诺，是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作出的；而这一退让，直接影响到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决策。5月10日，蒋介石从泰安南下兖州，与从南京专程前来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和张静江会合，当面报告济南惨案之经过。经过大半天的讨论，达成共识，“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进而言之，蒋介石此前对日方的因应之举，已经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为“不抵抗主义”的基础，即“不抵抗”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对日本的挑衅甚至暴行始终采取“不抵抗”，才能最终消弭因济南惨案可能引发的国民革命军与日方的全面冲突，从而使业已取得重大进展的北伐战事得以继续，尤其是蒋介石亲自统率指挥的东线，能够保持与其他三个集团军的进程基本一致。与此相关的，是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只有迅速打下京津，彻底击败奉张军阀，“日人失却爪牙或稍敛其侵略野心，然后党国外交可以进行，党国存亡在此一举”。这一判断把在济南惨案处理中的对日让步定位于暂时的谋略，而把排除干扰尽快完成既定的北伐计划，作为不可动摇的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目标。

然而，由于从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到决定撤出所有在济部队，已经过去整整一周，连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一时都无法知晓留守部队的下落。在5月11日蒋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一说城内我军已突围冲出，倭寇将我伤兵杀绝，未知果有失守否。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其敌，有背原则也。”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一方面命令留守在济南的北伐军余部弃城突围，另一方面，在得知济南的北伐军守军阵地遭到日军猛烈炮轰却不知是否撤出的情况下，蒋介石把其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自泰安进一步退移至济宁，这意味着东线北进的方向已经从原先的鲁南改为鲁西，从而与日本反复宣称的胶济线和济南地区拉开足够的距离，以冀尽可能地减少日军继续干涉北伐的借口。

虽然蒋介石已经明确向日方承诺完全撤离济南一带并且付诸实施，但不被日方接受。5 月12日，奉蒋介石之命赴济南交涉的何成濬带回了日方的新要求，即解散曾进入济南的国民革命军各军团，严惩各总指挥，并且指名必须以蒋介石本人为谈判“对手”。刻意对日“不抵抗”却换来了日方更为嚣张的挑衅要求，这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以自己的名义搭理日方，便于当日致电谭延闿，要求国民政府正式通告日本政府：国民革命军已经撤离济南三十里，对日已无军事可言，国民政府愿与日本政府以外交方式解决，蒋介石本人“责专北伐军事，未便兼顾外交等事云云”。蒋介石明确告诉谭延闿，他与济南日军福田师团长之间已“无谈判余地”，涉及济南事件的北伐军有关各部不能解散，对将领的处罚不得已，但也以贺耀组为限，不能扩大。为了防备济南日军南下，蒋介石在泰安以南地区作了军事布防。此外，考虑到国内民情激奋，蒋介石直接电令南京卫戍司令、警卫司令和公安局长，时刻保护日领事和侨民，不予日方新的寻衅借口。而国民政府一方面颁令，宣布“济南事件已由外交部负责交涉”，严禁国民妄动，“违者照戒严条例处罚”；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分别致电国际联盟秘书长德拉蒙和美国总统柯立芝，历述日军破坏中国主权种种暴行，要求国际社会主持公道，谋一解决办法。

以后，日方虽然还提出过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出面道歉的要求，但在军事方面暂时停止了对于国民革命军的重大挑衅。1928年6月，张作霖宣布离开北京退往关外，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二期”北伐的目标算是完成了。

然而，这一结局决非意味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的“不抵抗主义”是遏制日本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灵丹妙药。恰恰相反，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济南惨案中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和凶残暴行得不到坚决的还击和应有的惩罚，那么“不抵抗主义”除了让中国军队抵御侵略的决心受到重挫，更使日本扩大对华侵略的野心得到纵容，其恶劣影响不久便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以后一系列的侵华事件中屡屡得以验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