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袁崇焕资料集录》看袁崇焕与魏忠贤之关系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天启后期，魏忠贤专断朝政，而同时在辽东战场，袁崇焕却取得对后金作战的重大胜利。如此说来，出于政治运作的需要，袁、魏两人在这段时间内，势必存在一定的关系。考诸史籍可知，魏忠贤曾一度倚重袁崇焕，而袁崇焕也对魏忠贤 “称颂”“建祠”。两人在与后金议和一事上曾经合作，但后来随着辽东形势的变化，魏忠贤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最终借议和之事将其罢去。崇祯初期 “钦定逆案”，魏忠贤及其众多党羽都受到惩处，而袁崇焕虽然曾对魏忠贤“称颂”“建祠”，却未被列入 “逆案”，其中原因也值得探讨。本文通过以上梳理，希望可以对袁崇焕与魏忠贤的关系、袁崇焕的制金策略、袁崇焕与 “钦定逆案”等，以往不为人论及或认识不清的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阎崇年、俞三乐两位先生编辑的 《袁崇焕资料集录》（以下简称 《集录》）一书，收录袁崇焕的有关资料非常详尽，本文取材主要依据该书所录以及其他少量材料。

一

自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引发辽东战事以来，明朝方面一直都是损兵折将，丢城弃地。但在天启后期魏忠贤专权的情况下，明军却取得了 “宁远大捷”“锦宁大捷”两次重大胜利。

明朝取得 “宁远大捷”，袁崇焕无疑应居首功。在经略高第下令放弃山海关外之地、军民都撤回关内、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他率军守御宁远孤城，并击退了后金军队的进攻。当时朝廷上下都为之振奋，“倾都色动”。“宁远以孤城固守，击退大虏，厥功可嘉”；“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

袁崇焕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建下 “宁远大捷”的战功，这使朝廷此后曾一度对他非常倚重。如擢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袁与总兵满桂不和，请求将其调离，朝廷批准；袁与蓟辽总督王之臣意见不合，朝廷将王 “加衔回部”，而将其所辖 “关门兵马”，“具听袁崇焕调度”。而当时天启帝大权旁落，魏忠贤专断朝政，“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急足驰白，即百里外，一日常再往返也”。因此朝廷如此倚重袁崇焕，也可以视为是魏忠贤意志的体现。

在当时朝野上下都纷纷对魏忠贤谄附献媚的情况下，身当封疆重任的袁崇焕，对魏忠贤也有一些称功颂德的 “颂珰”之举。如他疏请朝廷在辽东实行屯田，同时也称颂魏忠贤说：“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况厂臣魏忠贤与阁部诸臣，俱一时稷契夔龙之选，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他借与后金议和之事称颂魏忠贤：“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七年四月，他与蓟辽总督阎鸣泰一道，疏请朝廷在宁远为魏忠贤营建生祠。六月 “锦宁大捷”，他也上疏称颂： “内镇纪 （用）苦心鏖战”，“厂臣帷幄嘉谟”。由此可见，袁、魏两人之间，在天启后期确实曾存在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以往对此忽视、掩饰甚至否认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

袁、魏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可以从与后金议和一事上得到体现。 “宁远大捷”后不久，努尔哈赤死去，当时明朝方面欲借吊丧之机与后金议和。民国时人所作的 《明季东莞五忠传》载其事曰：袁崇焕 “闻信即入告忠贤，欲因是招款，建不世之勋”，魏忠贤立即 “令崇焕遣使吊”，目的是 “欲往觇虚实，且离间其种人”。由此可见，这件事情是由袁崇焕提议，魏忠贤授意施行的。袁崇焕自身也称此事，“幸而厂臣主持于内，镇守内臣、经、督、镇、道诸臣具有方略”。议和起初进展顺利，两人还都因此受到朝廷的嘉奖：“据奏喇嘛僧往还奴中情形甚悉，皆厂臣斟酌机权主持于内，镇督经臣协谋于外，故能使奉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另外，上述朝廷调离王之臣的举动，也是因为其在同后金议和之事上，与袁崇焕意见相左。

但是后来魏忠贤对袁崇焕转变态度，却也与议和之事有关。从有关材料的记载来看，袁崇焕对与后金议和一事，是较为热衷且寄予厚望的。他曾说：“窃念兵连十载，中空外竭，鬼怨神愁，乘此逆夷厌兵之时，而制其死命，俾不得再逞，以休息天下，亦帝王所不废也。”袁崇焕之所以重视与后金议和，又当与其一贯的制金策略有关，即：“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也就是说，注重防守是袁崇焕制金的最主要策略。他曾一再向朝廷申明此意，如在 “宁远大捷”后即表明：“臣待罪此方，只有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之后他又更详尽地重申这一主张：“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惰以为用，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矣。”而当时朝廷对此也表示认同：“主守不战，尤是制奴稳着。”

在与后金的较量中，袁崇焕也确实践行了这一策略。如后金侵犯朝鲜，当时有人认为袁崇焕应该乘虚攻后金或大举援朝，但袁崇焕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后金并未倾力侵犯朝鲜，而是对明朝早有防备，且西边的蒙古诸部也仍然对明朝虎视眈眈，所以他反对攻金。对于援朝，他也只是稍做应付，“除水兵先发外，以赵率教选精骑直逼三岔岸边”，令赵相机而动。袁崇焕这么做，正是他 “守为正着”策略的体现，“夫奴久耽耽，所藉宁 （远）障于外，（山海）关扼于内。使关宁无恙，由此生聚教训，愈筑愈前。在今日奴无如我何，他日我谋奴，而奴莫我御，臣之所能仅此。若贪功念胜，侈口漫尝，则愿束身引疾，以避能者”。而当朝廷问其 “毕竟当何以劲关、宁而纾属国”，即具体如何加强山海关、宁远等处的防卫和解救属国之危困时，他也曾极有把握地表示明朝的防守非常牢固：“若山海、前屯、中后、中右，今已坚雄如前日之宁远也。日且进而大凌、锦、义矣，何虑关、宁？况诸镇臣，牙角相错”。但是之后后金军队围困锦州，却让明朝着实忙乱了一阵。而袁崇焕起初出于重点防守宁远的考虑，并没有全力救援锦州，“不敢撤四城之守卒而远救，只发奇兵逼之”。不久锦州的形势更加恶化，袁崇焕才开始意识到救援的必要性：“若锦失，奴又必以困锦之兵困宁，与中右一路乘胜而下，即及关门。彼时罄天下之力与之争于关前，何如及今与之决于宁锦？”他还曾欲亲自带领所有宁远守军，与后金军队 “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

由此看来，在 “守为正着”策略的指导下，袁崇焕在与后金的较量中似乎步步被动。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奴子妄心骄气，何所不逞？我欲合西虏而厚其与，彼即攻西虏而伐我之交。我藉鲜为牵，彼即攻鲜而空我之据。我藉款愚之，乘间亟修凌、锦、中左以扼其咽；彼则分犯鲜之兵而挠我之筑。着着皆狠，而着着不后。”当时的一些官员，则将袁崇焕陷入这种被动境地的原因，归于他与后金的议和之事。当后金进犯朝鲜时，这种非议就已经很多了，“诸臣纷纷疑款”。而当锦州解围后，对议和的批评更是纷至沓来。如督饷御史刘徽参劾他与后金 “讲款”，致使后金攻掠朝鲜和锦州，同时称赞当初反对议和的王之臣。朝廷降旨亦谓：“袁崇焕谈款之时，实以款外作用望之，然未尝不屡致丁宁。今奴东西并犯，未见作用何存。”河南道御史李应荐参劾他 “不急援锦州”，请求朝廷重新任用曾 “力破和议之非”的王之臣。得旨责备袁崇焕 “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工科左给事中陈维新参劾他与后金议和未收到任何效果，在后金侵犯朝鲜、锦州时又频频失误：“李僧一遣，动出非常，且其言曰：此番奴子必降，若不降便可一鼓而歼。举朝以为算定谋奇，未尝不徐观而厚望之。不意信使驰驱，徒博其两番僭号，一纸嫚书。未几而蹂躏我属国矣。说者谓精骑尽东，其虚可捣，而河上之师，似仅以虚声示弱。继而围犯锦州，人谓缨冠被发，义不逾时，况存锦原以保宁，乃咫尺之间，何以兵逗留不前？何以饷坚闭而不发？”圣旨也称讲和 “茫无实效”。

七年六月，后金在围困锦州一月后撤兵而去，锦州得以转危为安，此即明军的所谓 “锦宁大捷”。因此崇祯时期的大学士黄景昉曾质疑它的真实性道：“袁崇焕宁远之捷，为余在馆日所闻。遇红旗卒飞驰入，倾都色动。其后锦州却敌功，乃不甚誉人口。或疑近亡是子虚，徒夸饰为群珰地”。如黄景昉所说，袁崇焕确实曾以此役上疏称颂 “内镇纪苦心鏖战”，“厂臣帷幄嘉谟”。但此举却并未得到魏忠贤的认可。此后朝廷因此役对官员广泛加恩，却于他只官升一级而无恩荫。袁崇焕求去，得到应允。兵部侍郎霍维华请求以己荫让与他，也受到切责。

魏忠贤控制的朝廷先曾支持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为何此时又会转变态度？清初吴嶽说： “款，魏忠贤意也，谢 （疑应为 ‘诿’——笔者按）过崇焕耳！”也就是说，随着辽东形势逐渐不利，袁崇焕又步步受制于后金，先前支持议和的魏忠贤为逃避责任，遂卸过于袁崇焕。上述官员对袁崇焕的参劾，据说有些就是出于魏忠贤的授意。此外，吴嶽认为袁崇焕被罢，还与他称颂魏忠贤不得其法有关：“亦以崇焕铺张厂功，未如阎鸣泰之媚媚耳”。这一点按之史籍，也似乎确有其迹。如上文所引袁崇焕疏请朝廷在辽东实行屯田，同时也称颂魏忠贤，但是朝廷降旨却对其有所批评：“这本内说，奴子不降，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也。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而且在魏忠贤专权时期，“颂珰”却反受处分的也不乏其人。如御史陈以瑞对魏忠贤之塑像匍匐谒拜，而对佛像则长揖施礼，由此触怒魏忠贤而被罢斥。再如曹钦程 “于群小中尤为无耻，日夜走忠贤门，排忠良，引丑类，其卑谄之态即同类亦羞称之。而钦程扬扬自得，每骄语众人以明忠贤亲己。”魏忠贤初甚向之，后 “察其所为，亦厌之”，终以 “败群”削其籍。他临行前还拜别魏忠贤说：“君臣之义已绝，父子 （其曾拜魏忠贤为义父——笔者按）之恩难忘”，“絮泣而去”。

三

崇祯帝即位后，魏忠贤及其党羽纷纷落马，而袁崇焕则得到起复，此时他又反过来以与后金议和之事参劾魏忠贤。黄景昉对此颇不认同：“不能战，不能守，暂为保土息民之图，何必非策！……处袁地即显暴珰罪，得乎？”言下之意，魏忠贤的议和之举，在当时未必不是良策，袁崇焕不应以此事归罪于他。而笔者认为袁崇焕这么做，应与时局有关。崇祯即位后不久，即处置了魏忠贤及其重要党羽客氏、崔呈秀等人。因此一些曾在天启时期投附魏忠贤，却被罢斥的官员，此时都纷纷疏陈所谓 “忤珰始末”，与魏忠贤划清界限，以逃避罪责。当时即有官员指出：“逆珰初发难时，所处者尽皆君子，及其后珰意不测，有因媚得处者，又有人自应处，非关珰事者，一概蒙曰 ‘忤珰’。”黄景昉也说：“天启末削夺诸臣，非必尽由门户，盖有为崔、魏所夙交，惊怪罹是者。……事后率自诩忤珰。”如石三畏在天启后期先是投附魏忠贤，后因误命优人饰演刘瑾醉酒，触怒魏忠贤而被削籍，崇祯初期其乃借 “忤珰”之名起复。袁崇焕在天启后期举国谀颂魏忠贤的情况下，亦曾有 “颂珰”“建祠”之举，因此其于此时参劾魏忠贤，难免有跟风自保之嫌。

崇祯二年 （1629）三月 “钦定逆案”，魏忠贤及其党羽两百多人受到惩处。此前一年贵州道御史宁光先率先提出惩处 “建祠”者，“请将天启六、七年间建祠诸疏尽为查出，宣付史馆，刊刻成书，分布天下。使照然知原情重轻，以为言官论劾、铨司议处之据。报可”。崇祯随即便谕令六科将建祠并称颂魏忠贤红本俱封进御览。之后 “建祠”和 “称颂”两项，也成为 “钦定逆案”入案的主要依据。当时执行非常严格，如江西巡抚杨邦宪疏请在南昌建祠，疏文甫至，天启业已驾崩，建祠实际未进行，但杨邦宪后来仍以此入案。前已言之，袁崇焕也曾对魏忠贤有 “称颂”“建祠”之事，为何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被朝廷重新起用主持辽东事务？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主要是鉴于袁崇焕的才干和战功。正如当时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吕纯如所说：“旧辽抚袁崇焕吊孝、建祠二案，即爱崇焕者岂能为之讳？而臣持议必欲朝廷用崇焕者，只认定 ‘不怕死、不爱钱’与 ‘曾经打过’十个字耳！”“用其长，政不必护其短；然亦维今明白恕其短，异时乃能永用其长。”

其二，与明朝在辽东的用人特点有关。明朝在委任辽东官员问题上，用人不专，时用时弃。如熊廷弼在万历四十七年 （1619）六月出任辽东经略，由于性格刚直、好谩骂而不谐物情，再加上与后金军队作战失利，受到姚宗文等人的弹劾，于泰昌元年 （1620）十月被罢去，改以袁应泰代之。但是当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奉命前往辽东勘验后，却向朝廷备陈熊廷弼守辽之功。且在熊廷弼离任五月后，沈阳、辽阳相继失陷，袁应泰亦自杀而死。于是朝廷又重新起用熊廷弼，并对以前参劾他的人予以治罪。但熊廷弼这次又因与巡抚王化贞不和，于天启二年（1622）正月失陷广宁而被逮下狱，此前因参劾他受到处分的官员则又被重新召回。朝廷对袁崇焕的任用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当袁崇焕与蓟辽总督王之臣不和时，朝廷先是用袁弃王；而当袁崇焕处理战事不效时，朝廷又用王舍袁。到了崇祯初期，王之臣因为曾与魏忠贤有染被罢去，袁崇焕则又被重新召回。至崇祯三年，袁崇焕被逮下狱，又有人建议起用王之臣。

其三，当时负责处理 “逆案”的大臣，对袁崇焕庇护徇私。当时首辅韩爌等人受命处理此案，“不欲广搜树怨”，故对某些人员曲加回护。据张廷玉 《明史·阉党传》所载，韩爌等人曾两次上奏涉案官员的处理名单，都因为搜罗不全而为崇祯否决。或许正是出于 “不欲广搜树怨”，韩爌等人对一些曾与魏忠贤有染的人也有所庇护。如天启七年五月，监生陆万龄等疏请为魏忠贤建祠于国子监，司业朱之俊曾代为上奏。当崇祯即位后，朱为逃避罪责又转而参劾陆万龄等人。后来的 “钦定逆案”，朱之俊因为受到韩爌的庇护而逃过处罚。文秉 《先拨志始》曾列出多名 “逆案漏网”人员，并说：“杨世芳以蒲州公 （指韩爌——笔者按）也戚，薛国观为沈惟炳也友，俱邀恩一面之网”。谈迁也说：“逆案”“时秉成于阁部，而太史姚希孟实阴主之，以得蒲州意也。故苏人无一玷者。”袁崇焕是韩爌的门生，由此推断其不入 “逆案”，可能也与韩爌等人的庇护有关。

结 语

天启后期，魏忠贤及其党羽专权擅政，对素称忠义的东林党人大肆打压，因此它被人们视为明朝最黑暗的时期。历来也都认为这段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都乏善可陈。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就在这段时期内，明朝方面在此前不断败退的辽东战场，却取得了对后金作战的胜利。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主持辽东军务的袁崇焕，但是他与此时执掌朝政的魏忠贤之间的关系——即魏曾一度对袁加以倚重和支持，而袁也投其所好地对魏称功颂德——当是袁得以在辽东施展才干的重要保障，对其战胜后金所起的作用，似乎也不应被忽视。袁、魏之间的这层关系，在 《袁崇焕资料集录》收录的有关资料中，有较清晰的反映。而前人对此却未见有何论述，或许主要是出于对魏忠贤的成见以及对袁崇焕的回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