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尼姑现象的历史考察

刘正刚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国女性出家为尼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至晋朝才出现尼姑，但也有人认为始于汉明帝永平年间。这两个观点的背后涉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问题，前者为海路，后者为陆路。珠江三角洲濒临南中国海，自西汉武帝开辟徐闻、合浦等海洋贸易港口开始，域外僧人就通过海路进入岭南弘法，至唐代贞观后，海路已取代陆路成为佛法入华的主要通道。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已成为中国佛教的“滨海法窟”。近年来，蔡鸿生、姜伯勤、何方耀等对岭南佛教史研究颇为深入。但有关岭南尼姑的问题尚无专文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历史时期珠三角地区的尼姑作一较完整的勾勒，以展示女性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早期女尼与尼寺的建立

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至少在汉代已经开始。东汉末题为苍梧太守牟融撰《理惑论》中就记载交州有“沙门”活动，他们“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胡适将《理惑论》中的“沙门”解释为包括从海道来的僧侣与印度商人。也就是说，印度僧侣和海洋商人一起来到交州。于此可见，佛教经海路传入在时间上和陆路差不多。

那么岭南的女尼出现于何时?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记载说，东晋时西域僧人昙摩耶舍在广州白沙寺弘法，其信众就有女徒，“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以晋隆安中初达广州，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有清信女张普明谘受佛法，耶舍为说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唐代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3明确记载昙摩耶舍译《差摩经》，“为清信女张普明出此。”陈寅恪说:“《差摩经》既为清信女张普明而译，则当与女子有关。”

有学者认为，清信女是带发长期居住寺院修行的女性。这一说法不一定准确，因为文献记载显示清信女也可能是女尼，如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2记载如下:

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唯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这里将颜法弘、张普明等均列入“诸尼”中，地点极有可能在广州。时昙摩耶舍在广州大小乘并举，弟子法度则“专学小乘”。他因改变女尼受教仪式，引起大乘不满，南朝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5《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第五》记载如下:

元嘉中，外国商人竺婆勒久停广州，每往来求利于南康郡，生儿仍名南康，长易字金伽。后得入道为昙摩耶舍弟子，改名法度。其人貌虽外国，实生汉土。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乃令诸尼作镇肩衣，似尼师坛，缝之为囊，恒着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萨悔过，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东境尼众亦时染此风。

刘宋元嘉间(424—453)，法度的父亲竺婆勒一直从事广州至南康贸易，法度生于南康，“貌虽外国”，兼通“汉言”和“胡语”，以弘扬小乘为己任。他在广州将女尼定期集会悔过的“胡跪”改为“伏地相向”，而且很快就被其他地区女尼所接受。可见，此一时期，女尼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

南朝齐时，珠三角地区弘法仍以海外僧侣为主，并吸引女性参加，时东莞仑法缘、仑法彩姐妹就多次参与西域僧弘法，并回家建尼寺修行，史料记载说:

法缘，本姓仑，东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岁，妹法彩年九岁，未识经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经三日而归。说至净土天宫见佛，佛为开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还，便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见西域人言谑，善相了解。十年正月十五日又复失去。……既而经月乃返。返已出家，披著法服，持发而归，自说见佛及比丘尼。语云:“汝前世因缘应为我弟子”。举手摩头，发自堕落，为立法名，大名法缘，小曰法彩。临遣还曰:“可作精舍，当与汝经法也。”缘等还家，即毁神座，缮立精庐，昼夜讲诵。……刺史韦朗、孔默并屈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

仑氏姐妹自幼信佛，是因多次失联去参与外国僧弘法，并受“佛为开化”，遂“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最后“出家，披著法服”，又在家中“毁神座，缮立精庐，昼夜讲诵”。唐代《法苑珠林》卷5《六道篇第四》记载仑氏姐妹“除鬼坐，立精舍”。时外国僧侣在中国弘法多用胡语，南朝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5说:“法度善娴汉言，至授戒先作胡语。”弘法先说胡语，故仑法缘姐妹学会说外国话。她们所建的“精庐”又称“精舍”，其实就是尼寺。这表明此时珠三角已有独立的尼庵。但这些尼寺多由住家改造，而非公共建筑。刘宋元嘉中，会稽尼僧敬抵广州，也是“遇见外国铁萨罗尼等”，遂“更从受戒”。她“留滞岭南三十余载”弘法，获得信众“舍园宅施之者十有三家，共为立寺于潮亭，名曰众造”。显示外国僧侣在广州的活跃，也显示尼寺仍是民众施园宅共建。

隋唐时期，岭南佛教保持持续发展势头，隋朝统治短暂，佛教高僧在岭南的活动中心从南海郡转移到龙川郡，但唐代又回到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唐初仅在六祖惠能家乡新州就有一批佛教寺院兴起，吸引了普通僧众和俗家善信的广泛参与。唐代以后，珠三角地区出现专门“尼寺”，据成化《广州志》卷24《寺观志》记载，国庆尼寺在郡城西，唐天授元年(690)尼妙觉建，元至元十五年并入广汉尼寺。又有开善尼寺在郡北，唐天授元年尼妙净建。唐代广州两座尼寺的创建，意味着男僧和女尼已分开修行。

南汉刘氏政权推崇佛教，建二十八寺分布在境内四方，以应天上二十八星宿，据成化《广州志》卷24《寺观志》记载，其中的定林尼寺位于西方，属西七寺之一，具体建筑不详;又将南朝宝庄严寺改为长寿寺，专供刘氏宗室女出家之用，宋代端拱三年(990)又改名净慧寺，据《大明一统志》卷79《广州府·寺观》记载，“净慧寺在府城西，南汉宗女于此为尼，建千佛塔，内古井九，下瘗佛牙”。清代梁廷枏《南汉书》卷17《长春寺尼传》记载:“长寿寺尼本宗室女，不知其所生。性好佛，不乐富贵，屡求剃度为尼。因即梁宝庄严寺地更为长寿寺，使居之”，每逢上元、中秋均在寺塔悬烛燃灯，谓之兆丰年，又号“赛月金灯”。大宝七年(964)刘钅长下令在长寿寺“铸造洪钟一口，重铜一千二百六十斤”。大宝十一年即北宋开宝元年，又将钟移于法明寺。长寿寺即今六榕寺。

宋元时期，尼寺不断增多，据成化《广州志》卷24《寺观志》记载，觉清尼寺在南海县东南，前代已毁，故址莫辨;宝光尼寺在南海县西北刘村堡，元太定二年(1325)尼祖演建，有田三顷三十八亩。该志卷25《寺观》记载，南山觉海尼寺在番禺南榄山堡南山峡口，耆旧相传元至元二年(1265)乡众创建，元末毁，洪武十四年(1381)尼妙高重建，复毁，尼遂沦没，有田二顷五十六亩一分。卷26《寺观》记载，东莞县圆明尼寺在东莞县城西登瀛坊，宋咸淳二年(1266)彻公和尚创，真乘尼寺在宋咸淳间由绍庵应公东堂同乡人陈华甫创，有田六顷一亩。增城的觉苑寺在县北，宋嘉熙间尼净从化缘创，洪武二十四年尼自贤归并观音庵，有田二顷九十亩八分。新会的尼姑寺在县南潮居都，前代毁，有田一顷七十一亩。连州的普惠尼寺在州南口岩村，宋咸淳三年(1267)僧普达建，岁久毁。顺德金城寺“在县古楼堡，元至元间，尼应悰募，乡民李煖舍金创建，元末寺毁”。可见，这些尼寺大多建于宋元时期，而且均有相当多的寺产，说明这一时期出家为尼的女性颇多。

宋代珠三角的尼寺建设还不时得到官府的关照，甚至从朝廷申请寺额悬挂，东莞圆明寺即如此，宋人钱益《新建圆明寺记》对此有详细记载:

宝安尼寺曰真乘，其来旧矣。有陈氏女兄弟慈彻、慈德俱学为尼，而能以德自守，别筑庵以居。有毛氏者舍地为庵，奉大鉴禅师香火，由是易庵之名为六祖堂。陈氏饶于财，故其徒日以蕃，其居日以辟。尼祖传继之，蕃者愈蕃，辟者愈辟，其斋粮也，岁又日增;其屋宇也，佛殿、法堂门庑毕备。文溪李侍郎尝施清俸，丘权帅申闻于朝，以圆明为寺额。前仓使吴公为书寺扁，给以公凭轮充甲乙，于是梵宫兴建与真乘等。真乘地居僻左，去市廛为远，圆明地处阛阓，取民居

为近，二者向背虽殊，而其徒优游于其中……

从钱益的记载可知，真乘寺修建较早，由陈氏姐妹的庵改为六祖堂，又因规模扩大而获朝廷赐额“圆明”。而圆明寺和真乘寺并非一个尼寺，真乘寺距闹市较远，圆明寺则处闹市中。天顺《东莞县志》卷3《寺观》记载，真乘寺在县东二百步，田六顷一亩;圆明寺在西门内，田地三顷六十亩。宋元之际陈宗叔撰《重建真乘寺记》说，该寺由比丘尼圆应所建，“计日缮治，乃立三门，继及两庑法堂丈室楼阁殿宇罗汉宝座五百，威集珍珠璎珞而严饰之”。

而圆明寺之所以能够从一个私家尼庵上升为公共尼寺，就是得到了官宦的支持。番禺李昴英(号文溪)在南宋时官位极高，他向尼寺“施清俸”，无疑会扩大尼寺在社会上的影响，圆明寺不仅获朝廷赐额，而且还获官府的“公凭”，成为地方公共尼寺。圆明、真乘两尼寺在元代仍较活跃，至正六年(1346)十二月东莞资福寺铸造铜钟，真乘寺住持妙璝、妙坚等和圆明寺住持圆性、佛隐等均有参与。元代珠三角佛教盛行，元大德《南海志》卷6《户口》记载，大德八年(1304)户180873，僧道1805名，其中僧尼行童1643名，道士女冠162名。从官府登记的这个数字，可见佛教信徒众多。

二、明清尼庵遍布珠三角各地

明清时期，珠三角女尼数量不断增多，在一些地区远超过男僧数量，据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9《人物志·仙释》记载:“乡之习尚素正，惑于二氏者寡，道士栖止惟洞天宫一区，余皆家居巫耳。僧庵虽有二十余处，而合计不过百僧。又贫无寺业，每为人作斋醮以自活，鲜有安居餍饫者。惟尼颇繁，视僧几四倍。”方志编者以儒家为正统，抑制佛道二教，但仍透露出在佛山繁盛的佛教中，女尼“视僧几四倍”。

女尼增多也促进了尼庵数量的增加。明清珠三角尼庵经历了由仕宦家女眷出家到普通百姓女性建庵的过程。清初平南王尚可喜在广州佞佛，康熙四年(1665)尚可喜最小的女儿自愿出家，据光绪《广州府志》卷162《杂录三》记载:

越井冈之阳有檀度庵，女尼静室也。康熙四年，平南王建，为庵主自悟比邱焚修所。平南有子二十三人、女二十人，其幼女某生，即茹素礼佛，不谙家人操作，睹诸兄弟之横恣，忧患成疾，力恳为尼。王不能夺，选婢十人为侍者，建庵居之，号曰自悟，群称之为王姑姑。云姑姑博通梵典，戒律精严，先平南而示寂，不睹家难。庵有影容，披发衣紫，蛾眉双戚，若重有忧者。

自悟，原是辽东人，她随其父尚可喜寓居广州，是尚可喜最小的女儿。尚可喜答应女儿出家的要求，为她“选宫婢十人为侍者，卜地南海越井冈之阳建檀度庵居之，群称为王姑姑。”还有说尚之信之妹也在广州出家，“药师庵在小北门直街，鼎建于唐，国初平藩之妹于此焚修，故俗称王姑庵。经咸丰七年(1857)兵燹，毁为平地，同治五年(1866)重建。”

平南五家中的女性出家，对珠三角女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光绪五年刻本《广州府志》卷88和卷89《古迹略》记载，无著庵在广州小东门内丽水坊，比邱尼今最募建，今最为函昰禅师妹，名来机;披云庵在仰忠街，比邱尼募建，番禺方殿元题额。而据雍正《广东通志》卷35《选举志》记载方殿元为康熙三年进士。因此，披云庵应建于康熙年间。又如香山县姚爷庵即姚少保祠“在城隅东水关上。康熙间，少保启圣妾某氏出家为尼创建，有少保画像犹存。”番禺万应庵“在新城明秀里。雍正五年比丘尼今再(即来机)之再传弟子心白、坚聚、茂法等，价买李茂生屋地营建，有印契收执”。又东莞县孝顺庵在篁溪海口，“国初僧尘异建。尘异迎养其母于此，故名。乾隆间，尼契宗重修。今圮。”这些寺庵均为清初女尼创建或重修。又据咸丰《顺德县志》卷16《胜迹略·寺观》记载明末清初该县龙涌有节胜庵，“明季陈子达女为尼建”;城北有大悲庵，“明黄士俊女为尼建，藏有佛出世图册”。据咸丰《顺德县志》卷10《选举表》记载，黄士俊为万历三十五年状元，官至大学士;陈子达为崇祯七年进士，巴县知县。可见，这两所尼庵也为仕宦之家修建。

在这些尼庵中，来机大师的无著庵最出名。因为其兄为明末清初岭南高僧天然和尚，俗姓曾，名起莘，番禺人，17岁补诸生，崇祯九年(1636)到庐山归宗寺剃发为僧，法号函昰，为曹洞三十四传法嗣。崇祯十五年1642)受陈子壮延请住持光孝寺。来机大师曾接替其兄为洞宗三十五世，这在康熙年间广东提刑按察使司关中人王令敬撰、员外郎衔户部候选主事曾逢泰书的《鼎建无著庵碑记》有明示，引述如下:

无著地尼师坛，为比邱尼来机大师所建，以奉焚修之所。……是时洞宗三十四世天然昰和尚于胜国兵燹扰攘之际，以名孝廉摆脱世纷超然绝俗，遂接华首洞宗之传，说法利生……来机大师为(天然)和尚之胞妹，心性贞白，节操坚忍，苦志励行，有过男儿。笄年入道，壮岁接法于其兄，是为洞宗三十五世，以眷属而为法属，清净梵行萃于一门。噫，可谓盛矣。机师既得法，禅律兼修，行解相应，孝名为戒，佛即是亲。于是择地羊城小南门外沿濠旧业尚书家园塘以为庵所，奉其母智母师太而安居焉。……师曾氏，本番禺望族，家素封，出其余财，兼资檀施挹注，而成巨款，计经始于康熙丁未年，落成于戊午，计十余年来，买地承塘木石工作，前后共费银三万五千八百三十余两，佛殿、祖堂、观音阁、斋堂、客堂而外，住房三十余间，放生塘一口，……康熙十八年岁次己未腊月佛成道日住持庵比邱尼今再立石。

来机大师出身番禺富裕人家，她斥资修无著庵的本意是安养其母，但实际上成为明清之际女性躲避战乱的场所，无著庵自康熙六年(1667)开建，一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才竣工，前后10多年。而此时的来机大师已经身为洞宗三十五世传人。

在这些富贵人家女性出家建寺的影响下，清代尼庵遍布珠三角各地，咸丰《顺德县志》卷3《舆地略·风俗》记载:“大良多尼庵，龙江等乡亦不少，由来已久。近复有静修一流，不剃发而奉佛诵经，各居其家，而以时会于其师所居室，其宗与尼无异。”编者对此现象评论说:“按僧自为一教，听其自存自养，无关人心风俗。所谓佛氏为一大养济院者，以衣食于人，而人乐以所余给之，故例所不禁。若妇女居室，身在伦常中，而诵尼之言，行尼之行，古无此法，久之必有流弊，为父兄者，各严其戒，则不禁自绝，盖视尼还俗无归，其易百倍，有地方之责者所宜知者也。”所谓的“由来已久”，说明尼庵在顺德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而“静修”则指流行在顺德的自梳女。

明清珠三角地区的尼寺，一般多以庵堂(俗称尼庵或师姑庵)名称出现，多为尼姑自建，规模较小。以佛山为例，乾隆之前可能是男僧较多，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3《乡俗志》记载，时佛山有寺观27所(道观仅1所)，在26所寺庵中，寺19座，庵7座。乾隆志对寺庵记载仅涉及其名称及地理位置。这些寺庵分布在佛山12个铺，明确为尼姑修行的场所只有2所，即锦澜铺长庆尼庵和医灵铺华严尼庵。其实，清初佛山寺庙非常多，时有高僧成鹫和尚撰《三生堂记》专门讲述佛山的寺庙情况，“佛山，佛地也，闾阎比壤，缁素接踵，争以事佛相尚。名蓝大刹之外，会馆禅房，星罗棋布，钟磬之声相闻，至其地者，咸生敬信焉。”会馆是工商业者活动的重要场所，作者将两者并列，说明佛山佛教发展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

在佛山星罗棋布的禅房中就包括了尼庵。乾隆以后，佛山女尼增多，尼寺也明显增加，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2《寺观》记载，此时佛山有寺庵28座，其中20所有大致修建年代，分别是明末修建的经堂和铁佛庵，顺治年间有仁寿寺、定觉庵、德寿寺等3所;康熙年间有三元寺、宏圣庵、借庵、豹庵、鹿峰、西庵、湖峰寺、龙池庵、莲子庵、观音堂、别院、竹院等12所;雍正年间有福寿庵、慈隐庵、明隐庵等3所。这些寺庵大多在乾隆和嘉庆年间又重修过。在28座寺庵中称庵者17座，称寺者仅5座，称堂或其他6座。且乾隆版称寺在道光版改称庵者较多，如龙池、莲子、定觉、铁佛、通济、三昧、福源、地藏等寺均以“庵”名之。而由庵改寺的只有三元庵改为“三元寺”。蔡鸿生指出，尼姑群居之所称尼寺，小型尼寺简化为庵，即小佛堂。寺、庵长期混称，直到明清时代，尼寺基本庵堂化。尼姑庵的叫法才广泛流行开来。我们尽管不能肯定佛山的庵就是尼庵，但从尼姑多于男僧的情况看，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后来的调查，也佐证了笔者的判断，1930年佛山市尚存各种寺庙庵79间，其中僧寺21间、尼庵41间，分别为准提庵、竹莲庵、永福庵、美胜庵、西域庵、永善庵、严惠庵、永胜庵、西莲庵、福照庵、长照庵、坚德庵、聚胜庵、辰坛庵、吉庆庵、福岩庵、福胜庵、宝华庵、福庆庵、福庆庵、善庆庵、合胜庵、胜惠庵、坚胜庵、莲胜庵、近仁庵、聚胜庵、永胜庵、永庆庵、自庆庵、自胜庵、福如庵、长胜庵、林顺庵、聚莲庵、宝胜庵、华严庵、慈灵庵、长庆庵、积善庵等。这些尼庵均属“私产”，均有“女尼看守”。另据佛山区瑞芝老人调查，明清佛山尼庵有51所，新中国建立初期尚存尼庵37所。可见，佛教信仰在女性中有一定的市场。而尼庵多过僧寺，应该是佛山佛教信仰的历史事实。

三、珠三角女性出家为尼缘由

至迟在晋朝开始，女性信佛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早期珠三角女性出家可能是出于好奇与热爱。南朝梁释宝唱著《比丘尼传》专门记录女尼，从中可管窥两晋南朝珠三角女性为尼情况。在卷1记载的第二位尼姑即为东莞的安令首，“本姓徐，东莞人也，父忡，仕伪赵为外兵郎。首幼聪敏好学，言论清绮，雅性虚谈，不乐人间。从容闲静，以佛法自娱，不愿求聘。……首便落发，从(佛图)澄及净检尼受戒，立建贤寺。……博览群籍，经目必诵，思致渊深，神照详远。一时道众，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余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惮勤苦，皆得修立。石虎敬之，擢父忡为黄门侍郎、清河太守”。安令首的出家地应在北方洛阳一带，由200多位女性随之出家，既可见后赵尼姑众多，也可见其在佛界的影响。文中的佛图澄在石虎后赵政权中深受敬奉，享受高僧而兼军师的位置，石虎对他几乎言听计从。净检是文献可考的第一位中国比丘尼，宝唱在《比丘尼传序》中说:“像法东流，净检为首。”《比丘尼传》卷2《宝贤尼传》说:“初，晋升平中净检尼，是比丘尼之始也”。这也是后人所说“至晋始有尼，入梁俗莫挽”的来源。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这些女性“不乐人间”，“以佛法自娱”，出家带有明显的热爱心态。刘宋时广陵南安寺释慧琼，“本姓钟，广州人也。履道高洁，不味鱼肉。年垂八十，志业弥勤。常衣刍麻，不服绵纩，纲纪寺舍，兼行讲说本经，住广陵南安寺。元嘉十八年，宋江夏王世子母王氏以地施琼，琼修立为寺，号曰南外永安寺。至二十二年，兰陵萧承之为起外国塔。琼以元嘉十五年又造菩提寺，堂殿坊宇，皆悉严丽，因移住之。”广州慧琼北上广陵修行，受到官宦和民众支持，她修建南外永安寺和菩提寺，应该是因女尼增加的缘故，也反映当时岭南与江南佛教交往频繁。

唐代女尼活动尽管史籍记载不多，但见诸文献者均精通佛经，唐人王维《王右丞集笺注》卷25《碑铭》收录有《能禅师碑》，讲述六祖慧能北上黄梅求法，途经韶州，与女尼无尽藏交往即是例证:

惠能大师……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刘志略结为交友，尼无尽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诵《湼盘经》，师暂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安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尼惊异之，告乡里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请供养”。于是居人竞来瞻体。近有宝林古寺旧地，众议营缉俾师居之，四众雾集，俄成宝坊。……唐咸亨二年也。

这一说法在唐代释惠能《坛经》时则说:惠能“自黄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无知者。有儒士刘志略礼遇甚厚。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盘经》……”韶州刘氏女尼能与慧能讨论佛法，说明其修行很深，而佛教在当地也颇流行，故民众听从女尼号召，为六祖修建宝林古寺，此寺可能是男女共用的佛寺。无尽藏“执卷问字”中的“卷”应是佛教典籍。无尽藏的事迹也被佛门弟子震华编述的《续比丘尼传》收录，名为“唐韶州曹侯村尼无尽藏传”，内容与上述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在《续比丘尼传》中记述的广东女尼，除了无尽藏以曹侯村命名外，明代以后均以某某庵尼显示，说明唐代无尽藏是在家修行。

明清时期，珠三角女性出家为尼的缘由比较复杂，就社会身份来看，既有少数富贵之家逃避红尘的女性，也有贫民之家因婚姻、生活所迫的女性，更有被迫出家的女性。

富贵之家女性出家，上文已有提及，最典型的就是尚可喜女儿。其实与自悟一起出家的还有十多位少女，她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被迫出家，但也不排除自愿的可能。这其中无我最为出名，她与自悟在檀度庵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能诗善书，人物尤工。庵有自悟像，披发衣紫，蛾眉双蹙，若重有忧者。相传即无我手笔。又尝写通体小影，支颐枕石而卧，焦阴苔色，上下掩吷。题句云:六根净尽绝尘埃，嚼蜡能寻甘味回，莫笑绿天陈色相，谁人不是赤身来。”自悟身着“衣紫”，是其父“奏诸朝”的结果，也就是说，顺治帝不仅赐“自悟大师”之号，而且还赐紫袈裟，故其画像为“衣紫”。民国初徐珂编《清稗类钞》也暗含此说:“女生而明慧，稍知书，识人事，即病其父之降本朝。日夕披袈裟，茹素礼佛，不语人间事。可喜不能夺，为选民间女子数人充侍者，建庵居之。奏诸朝赐号自悟大师。粤人群称之曰王姑。”

出身番禺“素封”之家的天然和尚妹妹来机大师出家，则是受其兄影响而自愿出家。清初澹归和尚(金堡)在乾隆五年刊《徧行堂集》文集卷16《题无着庵乞米册》即说:“无著庵主来机，吾师天然和尚之妹也。年及笄，闻其兄与方外谈禅，便欣然落发，清净勇猛，持身持心，皎如冰霜。今已三十余腊，丛林目为精进幢，领徒数十人，严整有法，事理井井，此真丈夫也。”可见，来机大师因其兄经常谈禅而出家修行，她修行“严整有法，事理井井”。天然和尚曾作《送来机奉母还岭南兼寄社中诸子》诗云:“青青竹笋春船还，白白山云谷日舒。我母畏寒归岭海，而师好静滞匡庐。四依清苦为狥道，三业精勤胜读书。珍重故园摇落后，十年杨柳梦魂余”。来机兄妹对母亲的尽孝，显示佛教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来机兄妹的佛缘、情缘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有所显现，天然和尚《来机禅人五十一》云:“寸丝不挂袈裟旧，放过玄机此再来。五十还叫更五十，莲花岁岁腊前开”。

其实，明清时期出家为尼的女性，以普通人家最多，我们可以从清初高僧成鹫和尚作《代示尼众》劝阻女性从珠三角涌向粤北丹霞山礼佛管窥一斑，全文如下:

丹霞僻处山中，远在天末，非若附近有道场，可朝发而夕至也，汝等尼众，不远千里，结伴买舟，冲冒滩泷，齐持资重，特来本山设供，此种好事，世称稀有。然在老僧视之，则谓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何以故?夫斋供求福，乃在家善信，积聚财帛，增长悭贪，故我佛权教劝令布施，种有漏因，结无为果。然究竟三轮体空，四相无住，方称极则。汝等出身巾帼，既与丈夫异相，辞家学道，剃发染衣，为如来弟子，为大爱道儿孙，自当禁持常物，不蓄秽财，无悭贪之可舍，无痴福之可修，奈何舍却自己家珍，向外驰求，穿州过郡，作此饶益之事乎?丹霞自澹归和尚开山，即勒石山门，禁绝妇女，至今数十年，未尝有尼众入山问道者，何况斋僧!昨因念汝等精诚，恳求摄受，是以权开此禁，受汝供着，可一而不可再也。本山大众，老实修行，栖心澹薄，不求利养，不喜攀援。佛制，比丘不得遣尼劝化得食，不得受尼指示食。今特为汝等受供，纵无过犯，未必欢喜。且广、韶二郡，相去辽远，半月程途，中间不无风波之险、意外之虞。……又律制，比丘不得与尼同船，所以明微别嫌也。以此类推，则尼众亦尔。今同舟之人与操舟之人未必尽是妇女，半月之内，男女混杂，虽清白无玷，易生讥嫌，大不便也。……事属已往，不妨戒之，将来慎毋再踵前辙，重来决不纳受也。并为传语省会尼众，咸使闻之，各守本分，修行辨道，持律参禅，闭门少出。

大爱道是西域比丘尼之始，据说是释迦的姨母摩诃波波，释迦出生七天后，母亲仙世，由姨母代为养育。澹归和尚，俗名金堡，浙江仁和人，明崇祯十二年(1639)进士。明亡后，入广州海幢寺为僧，康熙元年(1662)到丹霞山营建别传寺。可见珠三角女性涌向丹霞山应该发生在康熙年间。澹归和尚原规定丹霞山门“禁绝妇女”，也确实收到成效。面对大批珠三角妇女到来，只得“权开此禁”。不过，广州至韶州“相去辽远，半月程途”，水陆兼程，难免“男女混杂”。因此，澹归和尚告诫:“将来慎毋再踵前辙，重来决不纳受也。并为传语省会尼众，咸使闻之，各守本分，修行辩道，持律参禅，闭门少出。”从此可知，清前期珠三角女性佞佛的热情，在这一过程中也会对沿途女性产生影响。

在这些普通家庭的女性中，有人因贫困而出家为尼，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9《人物志》记载长庆尼庵尼释悟几即如此:

女释悟几，陈元佐女，性至孝。以父母贫而无子，矢志不嫁，纺绩为养。及父母殁，或谓子今可字人矣。女泫然曰:“吾去谁奉父母祀者?”已而劝者益众。女曰:“此难以口舌争也。”削发为尼，密处长庆庵中，岁时祀其父母。因静生悟，妙解禅机，遂自名悟几。年既老，始往人家为妇女演说孝义，申以果报，闻者感动。临寂，语其徒曰:“吾往某巨室为男，可来问视。”如言迹之，巨室果以是日产子，掌中隐隐有“悟几”二字云。

释悟几出家是因家贫且父母无子养老送终，故选择终身不嫁侍奉父母，她的选择与宋明珠三角贞女吴妙静颇相似，皆因父无子而不嫁。但不同的是，释悟几在父母去世后，面对众多亲友劝嫁及社会舆论，最终遁入空门，在佛山长庆尼庵削发为尼，自取法号“悟几”。待她年老后开始在乡村“为妇女演说孝义，申以果报”，把佛教因果业报和现世积德的思想灌输给其他妇女，从“闻者感动”看，她的演说很成功，从而又会吸引其他妇女出家为尼，这或许是佛山女尼众多的原因之一。

婚姻不幸是女性出家为尼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德年间，南海贞女邵氏订婚后，其父母因其未婚夫“病瘵”，屡想毁约，但遭到女儿强烈反对，“女不可事，遂尼”。明末清初顺德叶九姑“及笄，其母之同产弟薛玉书者为媒，以字其族弟梦莲。女以古无甥舅为婚之礼，辞于父母。父母不从，比婚夕，入门则逃之于玉书之家。于是梦莲速讼，有司者不知婚姻之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监女以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邻有宋氏者闻之叹曰:‘噫嘻，女，礼义人也。’救之，女遂不嫁，去为尼”。叶九姑是在逃婚、投井后，才选择出家为尼。

女性在丈夫死后，因守节而出家比比皆是。嘉庆间，南海某千户构难身亡家破，其女萍卿“流落珠江为琵琶仔，东莞尹生以重价赎归，妾御之。未几，生卒。大妇复鬻倡家。萍百毒备尝，誓不再辱。会除夕防懈，潜脱身，窜闯入慈恩庵哭诉佛前，稽首出血，老尼怜之，遂得祝发为尼”。顺德山竹人女黄氏“许字麦文则。文则未婚而卒，氏闻讣奔丧守节，翁姑虑其志不克终，未许。氏欲自尽，以父母无嗣，恐其伤心，乃自披剃为尼，翁姑与氏父怜之，建小庵于屋侧名曰建善，以居之。为其夫立嗣。嗣子成立，屡请归养。曰:‘我发为尔父削下，莫作我尚存也’。坚辞。足迹不履户外，恬然自适，人谓甘节”。黄氏出家目的就是守节。香山县唐家村黄汝煌妻唐氏，“上鲜服亲，下无稚子。孑身遍访夫踪不获，遂往佛山为尼。复于山场建庵，衣粗食粝，谢绝俗尘，清操数十年不易”。唐氏因找不到丈夫，遂跑到佛山为尼，这可能与佛山尼庵多有关联。东莞水南村林翼龙之女幼小许字东莞城西陈元耀，后未婚夫死，她依然入婆家守节，侍奉有“宿疾”的婆婆，并通过崇佛守贞，“独处一闺阁，家人时见香烟缕缕起于阁中，乃女对一大士像，诵《观音经》云。”“这些节烈孝妇多半以奉佛作为她们丧失人生最大依靠后所赖以生存的精神依止。而终生奉佛或出家为尼，应是节烈孝妇拒绝改嫁、抗婚乃至治病疗伤的一道良方。她们出家为尼，大多自断其发，并没有正式接受比丘尼具足戒，不算正统比丘尼。”需要说明的是，明清地方志对妇女节烈的记载几乎呈模式化倾向，但对女性出家为尼的书写似乎不适合这一模式。

上述现象说明，明清珠三角女尼来源较为复杂，在商业经济发展大潮中，个人和社会的因素都会促使女性进入佛门，一心向佛。而士人对一些女尼生活的过分渲染与神化，也可能会吸引女性遁入空门，如广州总持庵尼成慈的事迹即是例证:

成慈，字戒刍，番禺沙湾人，俗姓何。生而敏杰，不类群婴，五岁即不茹荤膻。亲知非俗所留，遂送女庵中事佛，执劳无惮，多觉少寐。年既渐长，立志坚贞，执行持心，不徇余情。听讲思义，颖悟异人。崇祯庚辰岁，年四十有一，始得剃染，时有尼众甚希，故滞年稔矣。后受具来，专攻律藏，研究性遮，……坚志上求，因请鼎湖弘赞律师决曰:“上生宗旨，可得闻乎?”律师嘉其志趣，遂授予《上生经》一卷。成慈恳请讲释，律师乃按经示以移正宗趣，成慈退而依经作观，持名不辍心口，体虽多病，精爽过人。素好坐禅，胁罕着席，后住广州总持庵，约徒甚严。顺治丙戌(1646)四月望日，告病。越五月……寂然而逝，寿四十七岁。

成慈5岁即有信佛的迹象，因而被家人送入番禺沙湾某尼庵“事佛”，直到41岁才剃发为尼，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发生异象，尽管体多病，但却精爽过人。后为广州总持庵住持，“约徒甚严”。可见，一心向佛就会有善报。清初广州真梵庵尼成静也是幼持斋信佛，“成静，字实修，广州古冈人，俗姓张。幼持斋戒，以贞洁自处，礼本邑真梵庵主为师。及剃落，专课涅盘大乘诸经，事师尤谨。中年进具，常以毘尼请教于弘赞律师，栖心净土，弥陀不辍于心口。……尝劝众造旃檀千手眼大悲圣像于凤城之大慈庵。越明年，得微疾，预知时至。频诲徒众，与诸檀越诀别。翌日，语诸弟子曰:‘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来此相接，汝等合恭迎之，吾往矣。’即瞑目而化，世寿五十有九。”成静的异象表现在临终前，梦幻观音来招接她。她的事迹在古冈和凤城的尼庵及大量“檀越”信女中传颂，对女性信佛应该有所影响。

清初广州严净庵尼等龄为番禺人，俗姓邓，顺治间出家，诵念大士洪名不辍于口，顺治七年(1650)七月二十三日，“礼念至中夜，四壁寥然，惟自一身，恍如掌中有物，不觉将纳于口”，自此绝食。“后稍饵时果，而七谷不沾唇，肤体如故，精神矫健。”

上述两处提及的弘赞律师为明末清初曹洞宗僧人，俗姓朱，广东新会人，明亡后，出家为僧，在肇庆鼎湖山参谒道邱法师，驻锡广州南海宝象林，后继席肇庆鼎湖。康熙二十四年(1685)示寂。他于顺治七年(1650)辑《式叉摩那尼戒本》，专门为女尼而作，他在《序》中说:“嗟夫，末代大尼罕遘，知律者全稀。既不蒙于亲授，复不许阅篇聚之文，无由得知，止持作犯。纵有向上之志，而无措足之方。爰是稽诸律本，编集所应学法，俾有惭有愧，乐学戒者，时而习之。”这反映当时珠三角乃至广东女尼数量众多，需要对尼众进行佛法归整。

明清珠三角地区还有一批被迫出家为尼的女性，香山“斋姑”即是例证，“县城富家妇女，出必肩舆，亲串遣婢媪随行，多者二三十人。……婢长，纳赀尼庵受戒，名曰斋姑，出入富贵家。妇女给赀，倩之梳头”。这些“斋姑”自小被养为婢，成人后受戒为尼。还有妓院蓄幼女为尼，长大后逼其为妓，“广州称最，潮次之。……潮俗:女僧多以重资购买有色幼女为小尼，意俟长大后，藉作酒家旗耳”。广州“慈云庵内供观音大士，香火极盛，比丘尼繁，有徒绾髻缠足，衣饰与人家闺阁无异，托名清净法场，其实色界情天，较勾栏为尤甚。少年美男子无意独身误入，必使身登佛国，生还无望”。作者描述一区姓少男因踏青误入该庵，一个“法号净影”的女尼告诉他，“此间三十六花禅”。

纵观全文，至少自汉代以来，域外僧侣伴随着中外海洋贸易交流，而不断进入珠三角地区传教弘法，珠三角女性信佛即于此开始。晋唐时期，珠三角女性或出家修行，或居家拜佛，无论是出家或居家，她们的修行地点既有可能在家也有可能在寺庙，而且几乎均男女混杂。即便此时有尼庵建立，也多由居家改造而成。唐代之后，珠三角地区出现专供女尼修行的尼庵，但仍存在以居家改造的尼庵。宋代以后，独立的尼寺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尼庵已经遍布珠三角城乡各地。珠三角女性出家为尼的缘由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唐代之前女性出家多为自愿行为，而明清时期不同阶层的女性出家缘由也有所不同，既有倾心向佛的女性，也有女性因生活或婚姻问题而出家，更有年幼被迫出家者。历史时期珠三角女尼的言行及其尼寺的建立过程，彰显了佛教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的某些片段。珠三角地区女尼及尼庵的历史还说明，女尼作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成员几乎是南北同时出现，而且南北交流互动也较为频繁。女性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普通生活群体，其对佛教的信仰过程，已经表明佛教在草根阶层中扎根，也可以理解为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