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

孔祥增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国民党党营企业在大陆的衰败与落幕

孔祥增

（河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台湾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一度被称为“世界首富政党”。一时之间，支撑国民党财富的党营企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进而成为2000年国民党下台的重要因由。为应对巨大的政治及舆论压力，国民党自连战接任党主席始，即开始对党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决定国民党退出企业经营，提出将党产信托方案。2006年马英九当选主席后，承诺党产清零，将最后一家党营企业“中央投资公司”交付信托，并公开标售。虽然迄今多次公开标售，皆以流标告终，但国民党表示将继续标售，直至卖出为止。至此，国民党的党产清零已基本上尘埃落定，党营企业应该可以画上历史的句号了。当国民党党营企业逐渐成为历史，自然进入我们历史研究的视野。以党营企业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伴随舆论的聚焦而颇多涌现。然而，研究的内容大都侧重台湾的国民党党营企业，对于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在大陆的党营企业则研究较少。

所谓国民党党营企业，系指由国民党投资、为国民党所管控和利用的企业类属。党营企业，以其盈余拨交党库，融企业经营与政党行为于一体，有着不同于国有企业和一般民营企业的特质所在。台湾之有党营企业，自大陆始。大陆时期的党营企业，自身即存在一个发生、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它为日后台湾党营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借接收日伪资产之机，迅速建立起了从中央至地方，从工厂实业到商贸金融的党营企业体系。其中，青岛齐鲁公司、天津恒大公司、上海树华公司、永业公司、亚东建新公司、亚东银行、大中银行、安徽农产公司、济南兴济公司、沈阳益华公司、台湾兴台公司，为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直接创设、管控的十一家中央党营企业。

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国民党党营企业造成沉重打击，成为党营企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党营企业从根本上依附于国民党政权而存在，与国民政府的兴衰相伴如一。随着战争局势的大逆转，各党营公司被迫采取以南迁为导向的应变举措，并伴随国民政府不断地流转播迁。在急转直下的战争变局中，仅有少数党营公司历经辗转，最终得以搬迁台湾，成为日后台湾党营企业发展的基础。绝大多数党营公司，不急应变，最终滞留大陆，被接收改造为新中国的国有企业。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终覆灭，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党营企业亦幻化成历史的云烟。

党营企业；中国国民党；衰变；国民政府

一、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与党营企业走向衰落

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决定改弦更张，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次日，国民政府又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希图通过发行新币与限制物价双管齐下的政治强制力，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飙升的物价终究不是政治力量所能管制住的。在事实上物价已不能控制的前提下，194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取消了实施仅74天的限价法令。1948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同时有限度地开放外汇和金银汇兑。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发行速度顿成一泻千里之势。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金圆券的滥发，造成了自身的迅速贬值，最后竟形同废纸。它不仅没有挽救财政经济日趋恶化的局势，反而使国民经济日益处于崩溃的边缘。金圆券改革的失败，给各党营公司的发展造成沉重打击，成为党营企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为配合政府的金圆券改革，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于改革实施未久即发布（37）务会字第1870真代电，饬令各党营企业皆须积极拥护以为表率。各党营企业公司因其党营企业的性质，其负责人亦多将公司的发展同党国的事业紧密相连，因此奉令不惜以牺牲公司的利益为代价，积极配合政府的币制改革，拥护政府的限价政策。如恒大公司董事会决议：“查政府此次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推行经济改革，旨在稳定物价平衡收支，实为我国家自力更生之唯一途径。凡属国人自应一体遵行，早观成效。本公司经营工商业务，一向恪守政府法令。今兹币制改革伊始，更当率先遵行，以示拥护。”正如莫子刚在论述贵州企业公司时所言：公司当局因其所属性质从一开始就抱定与国民政府同一立场的宗旨，自认为拥护所谓“币制改革”等是其职责攸归之事。“一切均遵照政府之指示，照常生产，照常供应，纵因此发生若干困难与亏损，亦必妥为策应，妥为维持，期对国家、社会及事业本身尽其应尽之职责。”结果，物价低落的时候，公司为了流动资金等，被迫不计成本按时出售；物价高涨的时候，公司及其各下属单位也必须执行政府的限价政策，贱价抛售自己的产品。直至国民政府于11月1日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后，这种场面才得以收场。正是在积极践行国家政策、配合金圆券改革的过程中，整个党营企业损失严重，自此走向萎靡不振的衰落与萧条。如资产雄厚的党的金融机构亚东银行，在币制改革时有黄金4156条，美钞146230元，美金库券1456元，同盟胜利美金公债23500元，及订购之房地产多处。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改革实施后，将所存黄金、美钞悉数缴售中央银行，并照政府规定增资。三个月币制改革失败，该行流动资金亦损失殆尽。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亚东银行真正造成严重的伤害。其他党营企业，包括中央财务委员会本身，皆因此而元气大伤。由于币制改革失败后币制大跌如前述，故而基本上缴存政府多少美金、按限价出售多少存货即纯损多少。

相对而言，其他民营厂商尚能通过偷工减料，或囤积产品暂不出售，或通过黑市销售等形式违抗命令，达到规避风险、求得生存的些许希望。如上海广大华行，在金圆券改革刚刚开始之际，即准备将资金转移到香港，随即把上海剩余的资金和变卖商品所得款项，抽换美钞调到香港。由于公司负责人卢绪章处置迅速，广大华行在金圆券发行前，已经将大部分资金转移到香港。金圆券贬值前，又将剩余资金转移到了香港，得以保存了大部分资产，元气尚无大损，损失仅为30%左右。

国民政府的金圆券改革，给各大党营公司以重创。自“八一九”限价政策实施以来，其经营发展发生了重大逆转，由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迅速走向衰落。

党营企业规模最大之齐鲁公司，1948年上半年度盈余决算达1054亿余元，加之各项准备金9487亿余元，综计公司正式成立半年来的利润高达10541亿余元。如此高的经营利润，无疑表明其成立初期的发展辉煌。然而，金圆券改革后，齐鲁公司迅速由盈转亏，而且逐月赔偿，几乎濒临破产的边缘。公司总经理毕天德在报告中称：

自“八一九”实施限价政策，两月来公司营业大受影响。自九月份复因战局影响，公司处境日益艰难，以致去年十月及十一月均有亏损，十二月份损益尚未算出恐亦有亏无盈。公司处境艰难，但仍以最大努力尽力支撑。阴历新年以来，未满一月而开支已达两千多万金圆，实堪惊人。公司处此艰难局面，已历四月，备尝艰辛。

公司这种惨淡经营、逐月赔偿的萧条状况，亦复从公司在上海广告宣传活动的变化上得以明显反映。齐鲁公司尚处于筹组阶段之时，公司所属青岛啤酒厂即开始了在上海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1947年8月16日的《申报》第一张第一面上，赫然出现了青岛啤酒在上海报纸的首次广告宣传，由此拉开了在上海大规模宣传造势活动的大幕。为扩大宣传阵容和效果，齐鲁公司特邀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上海参议会议长、《申报》董事长兼社长潘公展，青帮大佬杜月笙，“国大代表”、上海市商会理事长王晓籁等上海政商界名流，对青岛啤酒进行代言宣传，对青岛啤酒如是评荐：

青岛啤酒厂为齐鲁企业公司投资经营之十大企业之一。该厂于“民国”纪元前八年，由英德两国商人合资创设，所出青岛啤酒品质极佳，沿海各埠行销甚盛。上海之有啤酒以青岛啤酒为鼻祖……青岛啤酒得天独厚，取崂山泉水为酿造原料，清芬醇厚、品质奇特且含大量维生素乙，故能健胃提神、滋补身心，远非他种啤酒所能望其项背。兹当青岛啤酒胜利后首次在沪发行，用缀数语郑重介绍。愿我海上人士，一致受用，是所厚幸。

1948年元旦，齐鲁公司正式成立后，更为重视在上海的广告宣传，并提出：“今年（1948年）为齐鲁在上海的宣传年，自五一开始宣传，希望自5月至10月之六个月以内，随时均有齐鲁广告可见。”案诸实际，齐鲁的广告在1948年8月底之前，广泛刊布于上海的各大报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广告宣传势头，使得齐鲁公司各主要产品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但进入9月份以后，齐鲁公司的广告宣传活动不只是偃旗息鼓，而是近乎销声匿迹。

恒大公司在币制改革中所受的震荡，亦复如是。公司自筹组以来生产基本平稳、销路大致畅旺、盈余月月皆有的发展态势，至币制改革戛然而止。币制改革之前的7月份，公司整体损益计算纯益为法币680余亿元。币制改革后，出现了自公司筹组以来的首次连续两个月赔偿消耗的衰败气象。正如公司业务处的报告：

入7月后，本公司及所属各单位，除公司方面负担管理费及中华火柴厂因时至淡月均有亏损外，其余尚能维持上半年度之情形，而有过之。惟自8月19日以来，政府改革币制，展开财经紧急措施，施行限价政策。凡我属厂产品，既不能停止供应，更不能超越限价，而原、物料反难依限价输入，致造成成本高于售价现象。加以职工薪金标准维持固定不变，而按金圆数字发放数额已较前增多，在此内外双层重担下，迄于九月底，所属各厂亏损较大。至各贸易单位，亦因各货之限价及禁运，已陷半停顿状态，亏累势所难免矣。

恒大公司此种币制改革前后盈亏明显的对照，充分显示了币制改革对恒大公司造成的一蹶不振的重大伤害。

不仅中央党营企业开始陷入衰退维持之境，地方党营公司亦无由幸免。江苏省省办党营企业之聚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币制改革前夕，以经营环境恶劣，于1948年8月6日正式清算结束。回笼之党股本利计法币99亿余元，由江苏省财务委员会存储，拟统筹运用。还料此后币制改革失败，物价如脱缰野马迅速贬值，所储款项遂大幅缩水。至12月底，县股总款仅折合金圆2960元，只得予以彻底清结分还各县党部。币制改革给党营企业的损害，正如省党部在陈情中言：“讵以币制改革，金融激荡，任何经营者将遭遇空前之厄运。该项存款自不能例外。时至今日，期限愈延长，币制愈贬值。事业基础未定，经济又告崩溃，省县所受影响，实难想象所及。”

造成党营企业走向衰落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国民政府金圆券改革的失败，对党营企业无疑造成了重大伤害。此后，随着战争局势的大逆转，国民党党营企业从根本上丧失了恢复元气的环境与时间，由此走向衰落，以迄在大陆的结束。

二、战争局势的根本逆转与党营公司的应变

各党营公司的筹组建立，大体处于解放战争进行之时。特别是齐鲁、兴济、恒大、益华等公司，身处华北、东北之战争腹地，自始至终皆处于隆隆炮火的包围之中。几乎与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同时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革命军发起全面攻势。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此后，长江以北已基本不存在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战争局势从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国民政府已处于全面溃败之势。

在战争局势根本逆转的过程中，处于战争前沿的党营公司皆有朝不保夕之感。特别是兴济公司、益华公司，先后于1948年9月27日，11月3日，随着济南、沈阳两地的相继解放而快速易手，物资设备及财产均未及撤退，着实为国民党所始料未及。此后，各党营公司在中央财务委员会的指导下采取各项紧急措施，以为应变之准备。中央财务委员会授予各党营公司董事长以紧急应变处理之全权。各党营公司大多变更公司管理体制，伴随国民党的大溃败，积极筹谋以公司南迁为导向的应变之策。

齐鲁公司董事长曾养甫得中央财务（委员）会授权，布置对公司迁离青岛的准备工作。他认为：总公司应首先从具体的生产经营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考虑公司的预后长远之策。为此，必须变更公司原有的组织管理体制。由总公司严格控制下的各厂分工负责生产的集中管理体制，变为各厂分立各负经营之责、总公司处于监督协调地位的分散管理体制。公司“处现在千变万变局面中，总公司（对各厂）照顾恐有不周，（各厂）遇事不能不机动处理亦所难免，今后公司在青各厂应分别独自经营，所有生产管理购料售货等业务由各厂自行办理。”通过组织管理体制的变更，以使各厂养成独立奋斗之习惯，培植自力维持之能力。而总公司得以从具体的生产经营中解放出来，以应对急转直下的战争变局。青岛各厂独立经营后，齐鲁公司应变的所有举措，皆围绕青岛解放预期下的疏迁问题推展开来。

其实，早在公司改制之前，面对战争的变局，齐鲁公司就已做好南迁的初步准备。1948年3月间，公司协理黎超海藉赴沪报告工作（董事长曾养甫在沪）之机，拟顺道至台湾、广州两地视察，其目的除打开华南市场外，还在于“视察华南工业环境，以当作不得已时之退步”。黎超海在向公司报告中认为：“据本人观察，台湾工业及市场环境比广州为适宜。广州商业习惯特殊，电力供应亦有问题，且距香港甚近，走私之风盛行，虽宋主席积极整顿，仍非理想之地。台湾时局较为稳定，且与齐鲁公司有着业务往来关系。特别是公司橡胶产品，台湾民众对BS之印象尤为深刻。橡胶厂遂拟将扩充部分先在台湾树立基础，并派李伯宁赴台做初步接洽。”这实际上已经为公司南迁做了铺垫，预示着以台湾为中心的南迁方向所在。齐鲁公司遂有在台湾树立事业基础的意图。在此之前，齐鲁公司已价购另一中型橡胶厂，以为扩充生产规模之用。“鑫和橡胶厂为过去日人在青岛经营之一中型橡胶厂，胜利后迄未复工。更因军队一度借驻，机件损坏甚多，过去处理局曾有并入本厂之议，未能实现。现经公司努力进行，业经将全部生产设备价购，现存机器均已清查完竣。俟安装地点确定，即可着手配修装运。”由此，该鑫和橡胶厂即成为搬迁台湾的首批对象。齐鲁公司并与联勤部合作，由对方出资90万美金作为补充设备及流动资金之用，从而解决在台设厂的资金问题。战争局势的逆转，进一步加快了在台设厂的进程。在齐鲁公司讨论改制的联合会议上，即决定：“在台湾与联勤部合作设厂合同已订，应全力推动执行。”

1948年11月间，齐鲁公司已在战争阴霾的压迫下，将公司部分职员暨眷属先期南迁。同时，大量抛售成品以变现，并减少以至停购原物料。此种状况引起工人的恐慌，橡胶厂产业工会在向青岛市社会局的陈情中言：“……该厂将所有适用原料及成品大批运出，现下仓库一空，即或有之，亦寥寥无几矣，二也。该厂职员及伊等眷属多数纷纷移居南迁致使劳工怀疑，三也。”

公司改制后，并拟准备职员的遣散工作。“各厂分立以后，公司各处室现有人员或无公可办或已工作减少。除自动疏散及随同工作转移各厂外，为避免增加事业起见，所有原调用各厂人员皆返原厂工作。公司及各厂员工各有自愿疏散，兹为奖励起见，一律改照一月份所得之三倍发给疏散费，以在一月底以前申请为限。”

经过上述种种举措，齐鲁公司已为公司迁移，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继续失利，青岛的解放已是大势所趋。特别是1949年2月上旬，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兰姆赛称：“青岛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自青岛撤退的美海军陆战队将直接调往国内基地。”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了美国对于青岛的弃守政策。在此背景之下，1949年2月11日，齐鲁公司正式迁往上海办公，公司总部设于原上海办事处。公司正式发出迁沪办公的通知：“自即日起，各该厂所有有关呈报或请示文件，应径寄上海四川中路668号八楼本公司。”

恒大公司亦在炮声隆隆的战争环境中，积极筹谋预后的长远之策。早在1948年5月份，公司即实现了管理体制的变革。公司采取“以商养工”决策，其所属三厂独立经营，总公司业务重心南移，开展以上海为中心的商贸事业。公司第五次常务董事会决议：“采取以商养工政策，工商相辅而行。将三厂业务以自给自足原则，分别划拨自主营运，公司则于监督指导厂方一般行政外，并营其他贸易。一面务使三厂维持生产，一面则尽量扩展贸易，多方树植经济上之基础。”除上海分公司外，公司并增设汉口、福州、江西三分公司。经公司积极筹备，1948年6月福建分公司即正式成立，此后至9月份江西、汉口两分公司亦相继成立。各分公司除代三厂采购原料、推销成品之外，并因地制宜举办各项业务，并筹划埠际交流贸易。其经营范围先以上海为贸易据点，视业务发展情形逐渐南延。“庶能以上海为中心，分北洋线（天津、青岛）、长江线（江西、汉口）、南洋线（福建、厦门、广州）三大干线从事埠际贸易交流，各地物资俾进一步着重广州，开辟香港而经营进出口贸易。”公司业务重心的南移，实际上为公司的南迁做好了前期准备。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已告结束，平津战役箭在弦上，恒大公司已是岌岌可危。中央财务委员会决议授董事长骆美奂以紧急应变之事权。骆美奂即紧急安排公司结束事宜。

天津总公司首先紧缩机构、精减人员。规定公司除会计科外，其余各科合署办公。同时唐山、北平二办事处办理结束事宜，资金全部调回公司。公司所属中华火柴厂、东亚烟草厂、东亚面粉厂，可运物资，尽速南运；不能运者，亦分别相机处理。公司向三厂预支三个月经费，作为职员遣散之资。骆美奂并密嘱总经理李尔康：“公司应作结束准备。高级职员之无留津必要者，希拟定撤离程序，经核准后，可分批启程。一切举措务希机密镇静，切勿张皇。”同齐鲁公司一样，恒大公司职员及其眷属的南迁，立即引起厂内一般员工的恐慌心理。“闻包机运眷南来后，三厂工会正在煽动工人，或有不利于公司之举动。”为消弭工人恐慌情绪，不致引发工潮、酿成激变，骆美奂要求：“三厂应尽可能维持开工。粉厂代磨美麦（美国救济小麦），应可维持二月；火柴厂照目前情形，应可维持至年（1948年）底；烟厂原料充裕，应赶制成品，换取现款南调。”

早在1948年9月间，公司即有利用东亚烟草厂闲置之机械，南运设立分厂的动议。只是由于顾忌此举会引发恐慌、激荡工潮，而未便遽然实施。及至公司朝不保夕之际，骆美奂严催此事迅予执行。“东亚烟草厂多余之卷烟机五架、切烟机二架，压梗机、磨刀机各一架，两月前，弟即主张赶速南运，筹设分厂。此事迁延至今，未能运出至为遗憾。弟昨为此来京，商请中央财务委员会分电剿总及津警备司令，并托延環（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吴延環）兄分函剿总联络处长李腾九及总务处长温国栋，请其迅发出口许可证。此事关系恒大前途甚大，务祈派员分头接洽，冀能于海河封冻前运出。”公司遂根据指示，决议将烟厂机器搭船南运上海，再视形势，转运至江西南昌或湖南衡阳或香港，开设分厂。及至烟厂机器清点装运至天津码头，讵料战事急转过速，海运已由军方封锁，无法启运，最终未能出境。

除南运烟厂机器外，公司并寻求将三厂出售，而实际负责人仍由公司指定，是为“假出售”。其目的在将恒大三厂转移至私人名下，一旦天津解放，三厂免予为人民政府所接收，而实际控制权则依然在公司手中。此举因无妥适人选而作罢。后又洽商地方军事当局予以接管，亦无果而终。1948年12月，恒大公司董事会先期移沪办公，发出通知：“本会自37（1948）年12月16日起，移沪办公。嗣后，本公司各分支机构及所属三厂，应行报会文件以及有关人事、财务、物资处理等重要文件，概寄上海海格路1722号。”

作为国民党金融机构的大中银行，于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董事长赵棣华命令徐州分行全体人员撤至上海，平（北平）、津（天津）两行未便撤离，亦积极应变。树华公司、永业公司等其他党营公司，在战局逆转的过程中，亦多采取紧缩机构、遣散职员、结束分支机构、抛售存货、变现提款，以至拆迁设备、变卖工厂等措施，以南迁为导向，积极办理结束事宜。

综上所述，随着战争局势的大逆转，整个国民党政权已显露败亡之象，地处战争前沿之所的党营公司更是朝不保夕。对此，各党营公司均在中央财务委员会指导下预为应变之策：改变经营策略，紧缩公司组织，甚至做好举厂南迁之准备。然而，在隆隆的炮声中，各党营事业公司多应变不及，或悉数尽陷。

三、党营企业的历史归宿

各党营公司虽以一般民营企业的面目出现，但其同国民党政权的利益和命运是根本一致的。面对战争变局积极应变的党营公司，同国民党政权一样无力扭转最终覆亡的根本命运。随着战争局势的逆转，各党营公司随国民党政权不断地流转，最后一同步入大陆时期的历史终结。

如前所述，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该地的兴济公司随之易手。11月，益华公司继辽沈战役后亦步兴济公司之后尘。此两地的快速易手，始料未及，物资设备与财产未及撤迁。

齐鲁公司继1949年2月份迁沪后，复于4月份再度移往台北，上海仅设留守处。同时积极抢运公司在青岛的资产至台湾，时公司有80万美元资产转移到了台湾。如玻璃厂搬运机器三部，并将绝大部分现金转移；一时难以搬迁的物资、设备曾一度予以破坏。如所属青岛面粉第一厂，于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日，被抢走大批物资、小麦、面粉等。新中国成立后，齐鲁公司在青各厂被全部接收，公司在大陆的产业由此成为历史，进入台湾时期。在台湾，齐鲁公司与联勤部合作设立建台橡胶厂，以此为基础继续经营拓展，成为日后台湾国民党党营企业的重要基础。

恒大公司总经理李尔康等主要负责人，在1949年1月初离津赴沪后未久，天津即告解放。恒大公司所属天津三厂及撤回天津的唐山办事处财产，全部损失。公司所属上海、汉口、江西、福建四分公司及北平办事处，在时局动荡中维持至1月底均予以清结，缴还中央财务委员会股本。

大中银行原本是历史悠久的一般民营商业银行。抗战胜利后，大中银行原董事长孙仲山因汉奸嫌疑案官司缠身，其京、津六行处被迫停业。国民党出于创办党的金融事业的迫切需求，遂移花接木，采用增资改选的方式实现股权的转移，将之变成为党经营服务的党银行。1947年4月重开股东大会，变更登记，将大中银行增资为6亿元，并改选董事，组成以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赵棣华为董事长的新的董事会，大中银行遂变成为国民党所管控的党银行。及至1948年底大中银行原董事长孙仲山汉奸嫌疑案终告结束，法院判决不予起诉。孙仲山遂邀同旧股东汪云松、杨国屏等，向赵棣华索还大中银行的管理权。“孙气愤已极，几欲姓名相搏。”赵棣华以时局逆转等关系，在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徐堪的调解下同意孙仲山以200两黄金赎还行业。实际上，赵棣华迫于无奈，只得借此为国民党回笼了资金。1949年1月，孙仲山又重返大中，随即召开股东会，改选董监事，孙重任董事长。不过，未久上海解放，于6月30日被勒令停业清理。1950年四五月间，大中银行京津各行，亦先后停业。

亚东银行于1949年初，暂驻上海。随着上海局势的恶化，于5月份开始了撤迁行动。除将当地财产交由上海分行保管外，其余所有资财案卷等，于6月陆续运出至广州，并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同时，调拨资金在香港设立分行，至1949年底遂结束在香港的银行业务，并将资金缴还中央财务委员会。安徽农产公司因距离战区较远，初期所受影响不大。至1948年底，随战事的越发紧急，遂先将一部分资金变换带往屯溪，并设法把存货抛售，且极力紧缩开支。淮海战役结束后，乃将货款变购黄金60余两，同时结束公司营运。1949年3月，将所有文卷账款悉数迁台。迁台后，公司再行建立农场并兼营养猪、鹅等副业。树华公司于1949年初，仅将代购物资南移，并对台、港两地原有办事处机构加以充实。嗣至4月间开始在广州建立办事机构，并将资金南调以加强台（湾）、（香）港、穗（广州）间业务。至5月16日，上海总公司正式结束，原有处于香港的附属机构丰华公司也于10月底结束。公司迁台后，继续经营商贸运销事业。永业公司为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最多者。随着战争局势的急转，公司先后撤销连云港、天津、蚌埠、青岛、汉口、芜湖、南京七地分公司，及徐州、常州等地办事处。并将业务重心迅为南移，开辟江南销区，建立华南业务，嗣将总公司迁移广州。同时，各地分支机构亦多有未及迁移而遭易手者。如1949年4月，无锡办事处不及疏散而该地已获解放。5月间，南昌存盐8万余担，在遭遇军事突变的情况下全部易手。其在湖南的存盐亦遭受重大损失。在近乎主要资产尽毁于湘、赣之后，整个盐业在时局动荡中已出现停滞的状态。1949年10月，永业公司清理结束，将剩余资产缴回中央财务委员会。亚东建新公司在北平的三和铁工厂、北平中兴铁工厂，随着平、津的解放而告结束。嗣后，上海沦陷总公司遂被接收。

各地方党营企业更是无由播迁、不及应变，随着各省市的先后解放而告易手。如据国民党江苏省东台县党部1948年11月报告：“徐州会战展开，本会37（1948年）年度党产收益食粮，除拨员工薪饷一部外，全部损失。”

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苦心经营、规模初具之党营企业，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毁于一旦。正如国民党在报告中所言：“此后党国环境日趋艰危，本党事业甫经建立，缺乏应变能力。大陆沦陷前后，本党事业损失之重，为预料所不及，若干主管人员，用人不慎，督查不周，自亦难辞其咎。据各事业机构38年底实况报告，沦陷损失共达美金670万元，占各事业原有资产90%左右。”

综上所述，兴济公司、益华公司、亚东建新公司等，包括工厂、设备、物资，悉数丧失殆尽；亚东银行、恒大公司、永业公司等在南迁过程中结束营业，清理资产缴还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大中银行发生股权变故，其原有党股资金得以回笼；撤迁至台湾的党营企业仅有树华公司、齐鲁公司、安徽农产公司，以上三党营公司加上台湾原有的兴台公司，构成台湾党营企业日后发展的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台湾党营企业一度发展成一个企业众多、资本规模庞大的超级大财团。“到1998年底，国民党7家控股公司总共主控66家企业，投资企业超过300家，其中有资料的43家主控公司总资产超过6000亿元，净值超过2000亿元，称得上台湾的大财团之一，也是‘全球首富政党’。”

最终，滞留大陆的各党营公司，先后由人民政府作为官僚资本予以接收。齐鲁、恒大等原党营公司在被人民政府接收、复工的同时，分别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并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经过一系列民主化改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的国有企业。由此，滞留大陆的原国民党党营企业，经过人民政府接收改造后重获新生，并奠定新中国国有经济的重要基础。

统言之，国民党党营企业同国民党政权的利益和命运紧密连在一起。党营企业从根本上依附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而存在，并同后者的兴衰沉浮相伴如一。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民党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成为党营企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多数党营企业，因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覆灭而告结束，仅有齐鲁公司等三家党营公司得以最终撤迁台湾，成为台湾党营企业日后发展的基础。滞留大陆的党营企业，作为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接收改造重获新生，从而奠定新中国国营经济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 王 桃 责任校对 吴奕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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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072（2015）03-0110-09同时，各地方党部也纷纷建立起各级地方党营企业，如广东岭南公司、江苏聚源公司等。依托国民党自身的强势政治地位，在各级财委会的经营运作下，各党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取得较为良好的经营业绩，保持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但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终覆灭，大陆时期的党营企业也步入历史的终结。本文将国民党在大陆衰变、向台湾搬迁时期的党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力求勾勒出党营企业在大陆衰败、落幕直至搬迁台湾的大致样貌，并探讨其衰变演变的历史因由。

2015-01-08

孔祥增（1982—），男，山东临沂人，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党与企业经营：中国国民党党营企业研究（1945—1949）》（批准号：13YJC77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