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难忘往事追忆

●肖荣华

抗战时期昆明难忘往事追忆

●肖荣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8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几乎全部沦陷，华东、中南大部分地区丧失。紧接着，上海沦陷，武汉失守，南京城破，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云南处于全国抗战大后方，内地和沿海沦陷区的大批机关、学校、企业向西南后方迁移。遥远闭塞的边城昆明，当时成了国人大逃亡的 “难民营”，在八年抗战中演绎着许多令人难忘的往事。

惨遭日机大轰炸

日本为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 “速胜论”神话，依仗其空军优势，对中国战略要地实施狂轰滥炸。日军占领越南海防后，对云南的大轰炸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38年9月28日，9架日机首次入侵云南空袭昆明市，造成无辜平民伤亡150多人；第二阶段：1940年上半年，日军执行 “南进”侵略计划，在进攻印支地区前，首先对云南实施空袭，主要集中在昆明及以南地区，旨在破坏滇越铁路国际交通线；第三阶段：1940年10月至1942年底，日机空袭迅速升级，使用其所谓疲劳轰炸手段，集中攻击云南主要城镇和交通线，企图截断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和惟一通向内地的滇黔公路线。第四阶段：1943年以后，日军已日暮途穷，对云南进行的空袭，只能是扰乱性地袭扰。

八年抗战，云南遭受日机空袭持续时间长，遭受空袭地域大、轰炸次数多，损失颇为惨重。据档案资料显示，从1938年空袭开始，到1944年12月26日最后一次空袭，日机空袭云南共计281天、508批次、出动飞机3599架次，其袭扰活动范围几乎遍及云南全省。20多个市、县的主要城镇遭空袭，投弹7588枚，无辜群众伤亡7592人，毁坏房舍2.9万间，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城市建筑、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空前巨大，日本军国主义对云南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血腥罪恶。

相对于其他市、县而言，昆明成了日军空袭的重点。抗战时期，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西南成了抗战大后方。一时间，中央军政机关、重要企业等云集昆明，昆明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经济、文化、军事重镇之一。尤其是随着滇缅公路的抢修完成，昆明成为外援物资主要集散地，自然使这里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1938年9月28日，敌机首次袭滇，目标直指昆明。上午9时14分，敌轰炸机9架经广西邕宁、西林入滇，到达昆明上空，在巫家坝机场投弹80多枚，市区西门外潘家湾、凤翥街等地中弹34枚，计炸死119人、伤83人，毁屋65间、震倒130间。在1941年 “2·26”轰炸中，敌出动轰炸机于午后1点25分，在市区上空来回投弹6次，在正义路、护国路、拓东路等市区繁华地段疯狂轰炸，共计投下爆炸弹、燃烧弹等202枚，炸毁房屋944间、震倒1277间、焚毁15间，炸死78人、伤45人。昆明启文街18号院内一家4口被炸身亡，仅剩爬在桌下玩泥巴的年幼孙儿1人幸免于难。1941年4月8日，为历次袭昆受灾最重的一次。该日午后1点多，敌机27架在武成路、正义路、长春路、翠湖路等地投弹82枚，其中燃烧弹较多，共计炸死23人、伤27人，炸毁房屋890间、震倒1740间、焚毁1830间，毁房数量无法统计，到处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制的 《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空袭昆明，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每天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炸死、炸伤平民甚多，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不计其数。空袭给广大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有的全家罹难，有的仅幸存幼童或老人。

更为惨无人道的是，空袭中日军还穷凶极恶地使用细菌弹。第一个攻击目标仍是省会昆明。1942年5月12日，昆明发现首例霍乱患者，不到一个月，昆明市郊县均有流行，同年6月为发病高峰期，共发病2910例，死亡1289例。同年5、6月，昆明市立医院临时收治霍乱患者804例。日军用霍乱细菌弹攻击昆明，造成死亡1330人。此外，在“731”部队的直接帮助下，日军于1942年至1945年期间，对保山、芒市、龙陵、腾沖等地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细菌战，仅保山短短数月内就死亡6万多人，其细菌战的惨绝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第二例。据统计，当时死于日军细菌战的云南军民共有14万人。

被日军轰炸后的昆明

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一直持续到1944年下半年。据档案资料记载，日机空袭昆明约占日机空袭云南总批次的29.5%，占总架次的30.5%，空袭地域由城区到郊区，北到沙朗村，南到呈贡县城，东到小石坝，西到龙潭村，在半径2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重要目标无一幸免。城区140多处被炸，北郊茨坝、西郊马街和海口工矿区均遭袭。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当时中国惟一的石龙坝水力发电厂曾遭日机4次轰炸。据百岁老人回忆：因为有 “飞虎队”的保护，敌机只能乱扔下一通炸弹后就慌忙逃离，主厂房没有遭到轰炸，其中，还留下两段趣闻。其一是：在发电厂二车间场房外面，如今有一个供员工休憩的 “飞来池”，正是当年的一个弹坑，爆炸后厂区没回填，直接注入水修建池塘，并起了这个很好听又有深意的名字。后来，有人撰写了一副对联，上联：“电站虽小历史悠久开中国水电之始”，下联：“水塘不大成因奇特记东瀛入侵之证”，横批：“飞来池”。另一个趣闻是：曾经有一个炸弹掉下来没有爆炸，于是电厂小学将其废物利用，请有关专家把炸弹掏空，在弹头上加了两只耳朵，挂在树上作为学校的鸣钟，一直敲了数年，直到送进了博物馆。

抗战时期的昆明巫家坝机场

据 《昆明市志》记载：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市民共死亡1799人，受伤1863人。日军轰炸昆明，令诗人闻一多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日军在小西门投掷炸弹，炸死我同胞190多人，伤数百人。那天，闻一多让保姆去接正在昆华小学念书的两个儿子，但好长时间不见保姆回来。闻一多于是出门寻找。到了学校才知道，原来学校已把学生疏散走了。回来的路上，闻一多刚到小西门，就有敌机刚好从他头顶上飞过，扔下一串炸弹，他慌忙躲在墙根下，一块炸飞的砖头刚巧落在他额头上，顿时血流满面。但由于伤势不重，不久伤口就愈合了。当天昆明被空袭的情景，作家冰心也是目击者之一。她在 《我的邻居》一文中写下了当时的记忆：“忽然一声悠长的汽笛惨厉叫起来，我抬头一看，蔚蓝的天空九架银灰色飞机排列飞过，一阵机关枪响之后，接着是天塌地陷的震动，小孩吓得哇哇大哭，老太太瘫倒在门边。”

闻一多第二次遭遇炸弹的情景更是惊心动魄。那一天，敌机再次飞临昆明上空，他们一家人躲在屋子里，有一枚炸弹竟然落在后院。闻一多倒吸了一口凉气沮丧地说：“完了、完了，这次可要上西天了！”可时间过了好一阵，那枚可怕的炸弹竟然没有炸开，哈哈，原来是一枚哑弹，闻一多一家有惊无险地躲过一劫。数学家华罗庚也在一次日军空袭中被 “活埋”在防空洞里，耳朵也被震得流血。此后，华罗庚一家搬到离城较远的一个村子住下，与清华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教授 （杨振宁之父）成了一墙之隔的邻居。但刚住下时间不长，杨家的天井又落下一枚炸弹，房屋被炸坏了。好在当时杨教授一家听到警报，迅速逃出村外免除一劫。为了安全，华罗庚也跟着杨教授一起搬了家。

日军的狂轰滥炸，更加激起云南人民不屈不挠的的民族精神，就在日军飞机首次入侵空袭昆明市的当天，昆明航校的飞机起飞迎战，击落敌机1架，生俘敌司弹手1人、毙敌5人，其余敌机于小西门、潘家湾、凤翥街一带投弹后落荒而逃。云南人民为了抗战，在全省各地修建机场。据有关资料统计，1937年抗战爆发前，云南已有24个飞机场，遍布于滇南、滇西和滇东各地。抗战爆发后，地处大后方的云南成为滇缅战场和滇西抗战的最前线。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云南先后出动150多万人次的民工大军，在对原有的24个机场进行改扩建的基础上，又新建了28个飞机场。这28个机场分布在呈贡、陆良、沾益、羊街 （在今嵩明县内）、罗平、雷鸟、勐撒 （在今耿马县境内）、大屯、南峤 （今属勐海县）、广南、会泽、建水、孟定 （在今耿马县境内）、佛海（在今勐海县）、巍山、雷允 （在今瑞丽市境内）、橄榄坝 （在今景洪市境内）、龙陵、镇康、江水池、宾川、弥渡、凤平 （在今德宏州）、开远、下关、海子、景洪、石林等地。这些机场无论是扩建还是新建，大都在1942 年5月开工，同年年底完工。没有推土机，各族人民发明了木制土刮板；没有辗压机，匠人打造大石辗子，数十人乃至上百人轮流推动辗压；没有炸药，各族人民就在坚硬的顽石上燃起熊熊大火，然后在烧红的顽石上猛浇冷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将顽石炸裂，然后用钢钎撬动搬走。在抗战时期，云南举全省之力，创造了机场数量、质量均为全国第一的奇迹。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各地还修建了一些简易军用机场。现在，很多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机场早已不复存在，无法一一重现当年风采。

三校南迁历尽艰辛

众所周知，在中国最不幸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像洪水猛兽从东北席卷而来，大片国土沦陷。在那个危难关头，昆明成了抗战的 “大后方”。战区无数同胞、机关、工厂、学校等人员不断向昆眀迁移。随后，日军从缅甸、越南方向不断向云南推进，成千上万的缅甸华侨沿着滇缅公路逃难涌进昆明。据有关资料统计，加上盟军将士和各类技术人员2万多人，当时涌入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一座不大的边陲省城，塞满了当时从中国各地迁徙或逃亡而来的工人、农民、商人和第一流的教授、学者、作家、诗人。昆明成了一个最复杂的地方，俨然像中国的 “难民营”。那些如同潮水般涌入昆明的人，无论是教授、学生、科学家、诗人，还是普通工人、难民、卡车司机以及发国难财的商人，都属来之不易。他们要从敌占区逃到昆明，不知要穿越多少道封锁线，又不知有多少人在途中付出生命代价。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正是在这种艰难环境下徙迁昆明的。

当时，3所大学刚从北京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但没几天，长沙就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临时大学”被迫西迁昆明。当时，从内地入滇的路共有3条路：第一条路是沿粤汉铁路从长沙到广州，然后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再乘滇越铁路小火车到昆明；第二条路线是从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从桂林换乘汽车途经枊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到越南河内,最后沿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三条路是跨越湘、黔、滇三省,从长沙徒步行走到昆明。选择徒步行程的师生共计336人，行程中充满红军长征浪漫传奇色彩。为完成这次 “长征”，师生们一律着军装、足穿草鞋、打着绑腿，佩戴 “湘黔滇旅行团”肩章,身背水壶、干粮、搪瓷饭碗和自购的 “菲菲牌”油纸伞。跟在队伍后面的有清华的闻一多、北大的曾昭抡 (曾国藩之孙)、南开的黄钰生等8位教授。他们于1938 年2月20日从长沙出发，于4月28日抵达昆明，一路行程历时68天，总计行程1663.6公里，平均每天步行30多公里。

在行军途中，师生们虽然经历了雨雪冰雹等恶劣气候，在农舍地铺稻草过夜，与鸡、鸭、猪牛陪伴；闯过山林、雾谷、匪区、渡过急流险滩，几乎每天都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从北京迁移昆明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也赶来昆明，在途中就曾遭遇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几个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趁黑夜偷渡日军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因体力不支被捕，日军砍下他的头，挂在树上示众。”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分三路入滇，其中250多名学生和11名教师组成的 “湘黔滇旅行团”在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后，于1938年4月抵达昆明。

在旅途中，尽管师生们历经千难万险，但大家特别注意观察百姓的生活。每过一地，有的访贫问苦调查民情，有的留心收集各种资料，有的采集植物标本，还有的调查沿途地质、地貌和矿产分布。他们近距离观察和感受到西苗、仡兜、木老、猓猡、侗家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他们还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和寒武纪三叶虫化石。一些学生在出发前成立了 “歌谣采集组”，聘请闻一多教授任指导老师。闻一多深情地对同学们说：“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大多出自人民口里，希望大家去民间采撷。”有个名叫刘兆吉的同学，竟然采集了1000多首民歌，平均每天采集15首之多。最后精选出三分之一，分为 “情歌”“儿童歌谣”“采茶歌谣”“抗战歌谣”“民怨”“杂谈”等六类，编辑成 《西南风采》一书出版发行，深受各族群众喜爱。其中，有一首抗战歌谣这样唱道：“太平世界抱老婆，鬼子来了砸砂锅（砸鬼子脑袋）。砸完砂锅回家转，抱着老婆乐哈哈……”

冯友兰

当几路人马满载风尘泥土、惊险故事、诗歌民谣，先后会集昆明整队入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牌展现在人们眼前时，边城昆明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震撼了。当时的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的文化已西移，昆明成了中国的 ‘文化之都’。”真的，小小的一座边城，大师云集，人才济济，真可谓群星璀璨，光芒四射。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南联大在昆8年间，共聘任教授302人。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杨振声、冯友兰、潘光旦、朱光潜、游国恩、叶公超、吴晗、钱穆、张奚若、钱钟书、刘文典、费孝通、余冠英、沈从文等；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吴有训、饶毓秦、叶企孙、施嘉炀、江泽涵、杨武芝、赵访熊、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姜立夫、郑华炽、吴大猷、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张文裕等人。他们都是中国著名的科学大家、文学泰斗。此外，西南联大中还有许多外籍专家学者：如米士、温德、葛邦福、陆伯慈、白英等，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费正清等也在西南联大讲过学。

如此强大的教学阵容，在中外任何一所大学的历史中都绝无仅有，闻所未闻。以1939年为例，当年西南联大有教授177人，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23.3%，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名，其中西南联大的教授就占26人。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坚持办学8年，造就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令世界瞩目和惊叹。先后进入联大深造的学生有8000多人，其中毕业生就有3800多人。从这所举世无双的大学中，走出了难以计数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著名作家，如：刘国光、汪子嵩、马识途、汪曾祺、许国璋、王佐良、陈羽伦等；走出中国社科院、工程院院士171人，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 “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此外，还走出许多著名的政治家，有的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彭佩云等；其中有不少人担任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他们是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林宗棠、财政部副部长李明、国家测绘总局局长李曦沐、驻美大使章文晋、驻坦桑尼亚大使何功楷等等。

大师云集谱华章

昆明聚集了清华、北大、南开3所著名院校，组成了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院校和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一些科研单位。这些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到来，令昆明在历史上谱写了中国文化名流荟萃的鼎盛诗章。冯友兰在昆明撰写了 《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音》6部哲学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他联系当时的抗战国情，努力构建 “新理学”体系，对造就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充满关切与希望。这些书一出版，迅速成为当地各大媒体和社会群体的热门话题。冯友兰也因此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钱穆在昆明的岩泉寺俯案萤灯，完成了一部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全书50多万字，以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其中2万字的导言，在全书未出版之前，就在报刊上发表，一时引起学术界、知识界极大关注，成为西南联大师生议论的焦点。全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被指定为全国各大学的教科书，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鼓舞作用。潘光旦在昆明笔耕不辍，提出了 “优生强种”的目标和手段，完成了论著 《优生与抗战》《自由之路》和 《优生原理》，翻译并注释了 《性心理学》这部世界名著，成为我国颇有影响的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冰心对昆明情有独钟，在她命名的“默庐”里，接待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当时，罗常培、郑天翔、杨振声、沈从文、费孝通都是 “默庐”里的常客。她还在那里观察风景，体验民情，写下了散文名篇 《默庐试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要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最早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对我国传统古建筑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科学家。他们一生中，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古建筑研究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梁思成在昆明重新启动对中国古建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让中国营造学社起死回生。他与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奠宗江和陈明达一起，对西南地区包括昆明、滇西进行了3次实地调查。多民族的历史建筑，填补了他正在撰写的巨著 《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另外，还有近百幅昆明古建筑的珍贵照片收入他的《中国古建筑图典》。华罗庚在昆明完成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 《堆垒素论》，他在书中讨论了华林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等等，此书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数学界视为经典著作。中国现代物理学开拓者之一的严济慈，在昆明7年间，与北平研究所的员工一起，研制出先进的石英震荡器装备警报器，为大后方防御敌机空袭提供了先进设备。同时还生产了大批望远镜、显微镜、测距仪、水准仪等仪器，为中国远征军和印缅盟军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光未然在昆明不仅创作了与 《黄河大合唱》的风格、特色一脉相承的《绿色的伊拉瓦底》，还用3年时间调查、整理了史诗 《阿细的先鸡》，这是云南少数民族第一部翻译成汉文的史诗，对以后云南挖掘流传在民间的叙事长诗 《阿诗玛》《召树屯》《娥并与桑洛》产生了直接影响。

诗人穆旦对英国诗人奥登于1937年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那段斗争生活很着迷，反复阅读奥登在战争中写的长诗《西班牙》。对战斗生活暗生了不可遏制的渴望，在梦中把自己想象成血与火战场上的奥登。当美国 “飞虎队”来到中国抗日时，急需大批英文翻译，他与一群外文系的高年级男同学踊跃报名参军，并与中国远征军一起开赴缅甸作战。这一去，他差点再也回不来。当远征军在战场失利后，这个文弱的美少年与他的战友们被迫朝印度方向撤退进入胡康河谷。这一带被缅甸人称之为 “魔鬼居住的地方”，它的北面是喜马拉雅山，东西两面则被横断山脉所夹峙，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瘴疠横行。据说，这里曾有野人出没，当地人因此将这片方圆百里的无人区称为 “野人山”。他与远征军在 “野人山”体验到让人发疯的饥饿，看到了原始雨林，森林里有各种奇异的草木，以及草木下、绿叶间人的腐烂尸体。不知过了多少天，也许是心头的恐惧，感觉到那些死去的战友还在追赶他们，可前面留下的却是一堆堆白骨，让人感觉好像真的进入了人间地狱。山路两旁，数以万计的蚂蝗吸食士兵的血液，其中有一名士兵浑身只有眼睛、嘴巴还能动，他绝望地哀求说：“战友们，救救我！救救我吧！……”但面对缺医少药的困境，所有人都无计可施，惟有听天由命。就这样，穆旦拖着断粮8天的虚弱身体，踩着那些大雨冲刷后的一堆堆白骨，九死一生行程两个半月，终于走出“野人山”，侥幸活了下来回到昆明。于1945 年9月抗战胜利后，写了一首长达1000多字祭奠远征军死难者的诗歌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诗最先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接着又在战后新复刊的由美学家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这首来自让人惊骇的如炼狱般的经历，直面战争与死亡，歌颂生命永恒的《森林之魅》，是一首令人极度震撼的诗作，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顶峰，足以让这首诗的出产地——昆明，在诗歌史上闪现出几分神奇光彩。50多年后的 1994年，北京大学的一群文学博士异想天开而又充满灵感，重新给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排 “座次”，穆旦被列为 “诗歌大师”榜首。这群文学博士无不遗憾地说：“穆旦并不广为人知，这是中国的悲哀……”

梁思成与林徽因

呈贡县三台山的冰心“默庐”旧居

小小的一座昆明边城，突然涌进那么多人，造成物价一日三涨。以大米、衣物、书刊为例：最初一石米 （约80公斤）仅6法币，很快飞涨到40元，接着又涨到70元。一件皮大衣要价居然万元以上，一床被子也要花上千元，一部 《辞海》卖到800元。食品类：菜油、猪油、猪肉更是要价惊人，一公斤猪肉竟要120元。如此昂贵的物价，别说一般平民百姓吃不起，就是拿民国政府俸禄的教授、专家、学者们也望物兴叹。如此艰苦环境中，诗人闻一多一家人的饭桌上，孩子们不知肉为何物，偶尔吃上一顿豆腐就显得奢侈了。所以，孩子们把白豆腐称之为“白肉”。作家朱自清不但常常饿肚子，而且身上还穿着一件非常 “奇异”的大衣。有一天，他在大街上与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相遇，要是不摘下帽子问好，李广田几乎认不出来。因为，后来才知道朱自清穿的这件奇异大衣是赶马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灰黑像水牛皮。李广田当时想笑，却又笑不出声来。转身观察大街上，没有人敢穿朱自清那样奇怪的大衣。李广田竖起大拇指，无奈地拍着朱自清的大衣幽默地说：“老兄你真不愧是人中 ‘大侠’。”

各族人民支援抗战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向中国入侵，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蒋介石于7 月17日在江西庐山宣布对日作战，发出：“一旦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均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抗战誓言，并决定召开国防会议。在这次国防会议上，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表示：先派出一个军出滇抗日，同时建议修筑滇缅公路。龙云回到昆明之后，立即着手将云南现有的6个旅及相关部队，组建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安恩溥、高荫槐、张冲分别为一八二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师长。10月5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隆重的誓师出征大会，昆明数万各族人民献旗欢送，场面十分热烈。在誓师大会上，参会群众高呼：“誓灭倭寇，保卫祖国！”卢汉军长在誓师大会上宣誓：“以牺牲的决心，作破釜沉舟的抗战！”

那么，蒋介石放着百万大军不调遣，为啥偏看中第六十军呢？此话还得从第六十军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官兵过硬的军事技术说起。那时，为巩固自己的地盘，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在云南 “火车不通省外通国外”的有利条件下，“云南王”龙云从法国购进枪、炮等先进武器。就当时的中国军队而言，国民党第六十军是武器装备最强、人数最多、军事技术过硬的一个军，远远超过其它地方杂牌军。就拿指挥官来说吧，团、营以上军官大多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和黄埔军校出身的老牌军人，人员大多是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

当时，中国陆军武器装备都很差，许多轻重武器都没有配备。但是，云南却从法国、德国、比利时购进不少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不仅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山地炮，还有法国制造的哈奇克斯气冷式高射机枪。这种高射机枪射速为每分钟400发，配有普通、穿甲、发烟、激光等4种弹头，是中国战场上最先进的步兵武器；每个连队配有3挺7.9毫米重机枪，最高射速每分钟800发；配备6挺轻机枪、3门迫击炮、4枚掷弹筒、63支步枪、20支手枪、每人一顶法式钢盔。除此之外，更引人注目的要数第六十军的野战炮营和重炮营。这些炮是德国克虏伯厂制造，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大炮。重炮口径150毫米，最远射程达22公里，而日军重炮口径才115毫米，最远射程18公里。很明显，这些重炮的威力已远远超过日军重炮，面对这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和官兵素质过硬的部队，就连蒋介石嫡系部队也自叹不如。

1937年9月5日，卢汉率4万多名官兵从昆明整装出发。卢汉当年40多岁，与龙云同为讲武堂第四期生，长着一副彝族汉子的高大身板，方正的国字脸透出一股男子汉的英气。他从 “护国讨伐袁世凯”“靖国战争”以及军阀混战的死人堆中爬出来，练就了一身 “刀架脖子不怕死，人头落地碗大个疤”的英雄虎胆。接到蒋介石要他率滇军上前线杀敌的军令，满腔热血化成仇恨的火焰，义无反顾地率军奔赴抗日前线。出征那天，全体官兵昂首挺胸沿金碧路过金马碧鸡牌坊，昆明数十万市民沿途欢送子弟兵奔赴抗日前线，到处呈现 “父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壮烈场面。欢送人群中，“云南子弟兵英勇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怒吼声此起彼伏。一个60多岁的老大爷拉着一个20来岁的青年跪在卢汉跟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请求收他的儿子上前线打鬼子，若不答应就长跪不起。原来，老汉的老伴在日本飞机轰炸昆明时惨死街头，剩下父子二人相依为命。老人声泪俱下央求卢汉收留儿子上前线杀敌。卢汉忙扶起老人劝慰说：“您老这把年纪，应该让儿子留在身边养老送终。”谁知老人反将一军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将军为何不留下孝敬父母呢？”卢汉将军感动了，当场批准老人的儿子入列，开往前线杀敌。

部队经过塘子小巷时，突然窜出一个头发蓬乱、满身污垢，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只见他手里拿着不知从哪弄来的半个冷馒头，缠着卢汉要去前线杀敌。卢汉见他年纪小吓唬说：“上前线是脑袋系在裤腰上耍的事，小孩子家到一旁啃你的馒头去！”谁知这孩子毫不示弱：“国家都快灭亡了，哪还来闲心啃馒头。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长官也太小看人！”说着，把馒头扔在地上钻进队伍行列。望着民众一片爱国之心，卢汉再也无言对答。

好男儿勇敢上前线，巾帼不让须眉。就在六十军将士全副戎装，站立在昆明巫家坝的停机坪上，举行隆重的誓师出征大会当天。一支由女子组成的队伍出现在昆明街头。原来，这是由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和妇女会组织的妇女出征抗敌请愿游行，队伍开始时只有几百人，走过几条街后，人越来越多，来看游行的女学生、女市民纷纷加入了队伍，最后形成了一支有4000多人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4000多名女青年要求和男儿一样上前线杀敌报国，省政府主席龙云十分感动地说：“女青年投笔从戎奋起抗日，你们是云南的军中 ‘花木兰’，全省民众都很支持你们的爱国行动。”10月12日是云南 “九九重阳”起义纪念日，六十军以原来驻昭通的安恩溥一八二师为先头部队，开始向贵州进发。这一天，由国民党省党部、抗敌后援会、妇女会协商组织成立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进行选拔人才，上千名女学生前来报名。经过体检和文化考察，省党部从报名者中收录了体质和文化条件好而且能歌善舞的60多名青年女性组成一支 “云南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划分3个区，各辖区20名团员，成员最大的不过25岁，最小的只有15岁。为了到前方去抗战，她们有的冲破了家庭阻拦，有的说服了未婚夫推迟婚期。而且每人自费交5元伙食费，脱下了小姐服装，擦去了脸上的脂粉，穿上了灰色的童子军装，裹上灰布绑腿，腰系皮带，一顶军帽盖住了她们的秀发，自带行李到昆明西山华亭寺进行半个月的军训后，随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

六十军一八三师一〇八团上尉连长孙富才，与昆明女子中学女生吴明兰刚举行婚礼，就要踏上抗日征程。吴明兰是女子中学的美女，人称女子中学 “校花”，新婚第3天，这个上尉连长随军出征。吴明兰送行时紧抱新婚丈夫嘱咐说：“上前线英勇杀敌，只有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国家才会有安宁。放心去吧，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辈子等着你！”就这样，一对新人含泪告别。1938年4月中旬，孙富才在一场恶战中壮烈殉国。战友们整理遗体时，在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一封写给新婚妻子的家书，书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明兰，我们来到抗日前线，每天都在打恶仗。炮弹又不长眼，身为军人就该报效祖国。万一我在前线战死，望汝另嫁，切忌自误！”这时，吴明兰已有身孕，收到家书悲痛万分。她发誓一辈子永不改嫁，为烈土抚育后代，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真可谓忠贞烈女。

如今，为纪念抗战胜利，为缅怀西南联大在昆明的那些难忘往事。当年那些科学泰斗、文化名人居住和生活过的房屋，至今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这些文化名人故居成了那段历史岁月的见证。目前尚存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有：李公朴居住过的北门书屋，熊庆来、李广田在云南大学内的旧居，物理学家严济慈、植物学家蔡希陶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内的故居，建筑大师、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和诗人、建筑学家林徽因夫妇在龙泉镇龙头村棕皮营的旧居，哲学家冯友兰在龙泉镇龙头村弥陀寺内的旧居，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和朱自清在龙泉镇司马营村的旧居，物理学家周培源在西山区碧鸡镇龙门村112号的旧居，西山区黑林铺镇龙院村龙普路133号惠家大院，数学家华罗庚在西山区黑林铺镇陈家营144号的旧居，文学家、诗人冰心及社会活动家吴文藻在呈贡县三台山的 “默庐”旧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