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万炳刚，杨益民



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

万炳刚，杨益民

（南京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基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视角，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实证研究了1980—2013年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最重要因素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而影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最显著的因素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单向促进作用，双向联动作用还很弱。最后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提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建议。

农村金融；收入结构；典型相关分析

一、背景分析

2004年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问题作为主题，强调了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中重中之重的地位。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而且对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里程碑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55元增加到2013年的13598元，增长了86.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1.2%。农民收入增长取得显著成效的背后，农民收入增长率却呈现出阶段性、趋缓性、波动性的特征，造成其原因实质上是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生了显著性转变。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由过去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依靠于劳动报酬性的工资性收入增长。

而江苏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支持。中央历年将农村金融发展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工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农村金融”第一次正式写入党的决议。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指出：要推进金融改革，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收入增速趋缓的同时，江苏农村金融却出现了迅猛发展。从1978年到2014年江苏省农村存款（农村信用社）从9.86亿元到2488.22亿元，提高了251倍，农村贷款（农村信用社）从5.75亿元到1888.68亿元，提高了327倍，远远超过同一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直观表现并不协调，农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国外直接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它大多蕴含在探索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自然被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所替代（Goldsmith，1969；King and Levine，1993）。[1-2]也有一部分外国学者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研究，同样间接揭示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3]在库兹涅兹假说的基础上率先建立了探索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得出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呈倒U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初级阶段，金融发展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所以在长期，农村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由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存在，国内学者针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运用1952—2003年数据，采用货币化程度、金融机构信贷比率、经济证券化比率来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把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作为一项投入生产函数的要素，运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4]王虎，范从来(2006)运用1980—2004年的数据，采用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和经济证券化比率来衡量中国金融发展的程度，运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这种影响是通过资本积累、农村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变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各种途径实现的。[5]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2011）运用1978—2008年的数据，将农业保险纳入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因素之中，并将农村投资作为控制变量，继而探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业贷款促进农民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期，乡镇企业贷款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增收存在抑制作用。[6]陈冲(2013)运用1981—2011年数据，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三个方面来测度农村金融发展，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却抑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是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 原因。[7]

纵观既有的研究成果，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已有的文献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鉴于此，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改进：（1） 已有的文献对于农村金融发展指标选取过于单一，本文欲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来全面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2）已有的关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文献,绝大部分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当作一项生产要素投入,构建反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收入水平的计量模型。本文尝试采用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典型相关分析，来探索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3）较少学者从农民收入结构来源的视角，来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并以江苏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江苏省农村金融的诸多方面是改革的试点与领头羊；另一方面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农村金融发展差距，是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金融发展的缩影，因此研究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关系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方法与思路

（一）指标设定

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

国际上常用戈氏指标和麦氏指标测度金融发展水平。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了戈氏指标,指某一时点某国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麦金龙（1973）提出了麦氏指标，指某国的货币存量（M2)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一方面我国农村金融是一个明显的银行导向型金融机构，落后的交易手段、不畅的融资渠道、低效的支付体系；另一方面这两个指标都是从整体上去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我国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各地区农村金融资产和农村货币存量相关数据。这些都决定麦氏指标、戈氏指标都不能准确地反映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相关文献的研究，选择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三个方面来测度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

（1）农村金融发展规模（X1）

用江苏省农村贷款余额与农村GDP的比值来衡量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反映每单位农村贷款投入能够产出多少的农村GDP。在相同数量的农村贷款下，农村GDP越高，则说明该地区每单位农村贷款产出的经济效应就越高，则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就越高。由于乡镇企业是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将乡镇企业贷款归于农村贷款。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农村GDP计算参照多数文献的做法，农村GDP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之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贷款/农村GDP。

（2）农村金融发展结构（X2）

在农村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越多，越有利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用江苏省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衡量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用来反映江苏省的农村金融是否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来促进农民增收的。江苏省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主要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主要依赖劳动报酬性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乡镇企业贷款/农村贷款。

（3）农村金融发展效率（X3）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指农村金融机构将收集而来的闲散的资金分配到资金缺乏部门的效率，就是指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去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越低，说明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的效率就越低，农村金融脱农现象就越严重。农村存款余额为农户储蓄存款余额与农业存款余额之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农村贷款/农村存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程度。

2．农民收入水平指标

用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由于本文主要研究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各收入来源之间的动态关系。故需要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按照其来源进行划分：家庭经营性收入（Y1）、工资性收入（Y2）、其他收入（Y3）—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很低，统一归于其他收入。以1978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基期，对农民各收入来源指标进行消胀。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80—2013年，数据主要包括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两个方面。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1981—2014）、《中国农业统计年鉴》（1981—2014）、《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81—2014）、《江苏省乡镇企业统计年鉴》（1990—2006）、《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3》等统计资料。由于2011年以后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在《江苏统计年鉴》中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借用MATALB软件，运用拉格朗日插值法对乡镇企业贷款、农业贷款等指标进行估计。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都进行了对数形式的处理，理由如下：第一，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使其趋势线性化，减缓时间序列中存在异方差的影响；第二，对数形式的变量可以在模型中表示变量的弹性，可以考察自变量的相对变化引起因变量的相对变化；第三，采用对数形式，可以减少变量差分的次数，相对容易得到平稳的时间序列。

（三）典型相关分析的基本思想

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农村金融中哪个方面对农民收入结构中何种收入产生最大的影响。

典型相关分析是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维的思想，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的基本思路是：在第一组变量中提出一个变量的线性组合，在第二组变量中也提出一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每个线性组合能够分别代表各自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并且这对线性组合的相关性最大，这样的一对线性组合被称为第一对典型相关变量；然后在每组变量中寻找第二对典型相关变量，使其在与第一对典型变量不相关的典型变量中，这对典型相关变量具有最大的相关性。如此下去，直到两组变量的相关被提取完毕或只剩下微弱的相关为止。可见典型相关分析把原来两组变量的相关关系集中到少数几对典型变量的关系上。

三、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进行典型相关分析之前，设U代表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V代表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

U=(农村金融发展规模X1 农村金融发展效率X2 农村金融发展结构X3)

V=(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Y1 农民工资性收入Y2 其他收入Y3)

本文运用SPSS.20进行典型相关分析，输出结果如下：

（一）典型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表1 典型相关系数估计值

表2 典型相关系数的检验值

表1为典型相关系数的估计值，第一典型相关系数为0.990为最大，它能够解释原始变量组最大的变异程度，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0.789，第三典型相关系数为0.374。 表2为典型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在0.05显著性水平下，第一典型相关系数和第二典型相关系数对应的检验P值分别为0.000和0.000，这两对典型变量间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第三典型相关系数无统计学意义。

（二）典型冗余分析

典型冗余分析用来表示各典型变量对原始变量组整体变异的解释程度，分为组内变差解释和组间变差解释。

表3 农村金融发展组被自身解释的程度

表4 农民收入组被自身解释的程度

表3表示U组内变差解释结果，农村金融组三个典型变量被自身解释的变异量高达100%，其中农村金融组的第一典型变量U1可以解释农村金融组原始变量55.7%的组内变差，第二典型变量U2可以解释农村金融组27%的组内变差，第三典型变量解释了17.3%组内变差。

表4表示V组内变差解释结果，农民收入组三个典型变量也被自身解的变异量高达100%，其中农民收入组第一典型变量V1可以解释自身原始变量组变异比率最高，达到88.9%，而第二典型变量和第三典型变量对农民收入的解释总共只有11.1%。

表5 农村金融组被农民收入组解释的程度

表6 农民收入组被农村金融组解释的程度

表5表示U组间变差解释结果，测度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的变差被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解释的程度，由图可知，农村金融发展的差异被农民人均纯收入解释的比率总计为53.8%。说明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能够解释由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构成的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53.8%，其低于农村金融发展第一典型变量对自身的解释程度，说明江苏省农村收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力度是不够的。

表6表示V组间变差解释结果，江苏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差异被农村金融发展解释比率为91.3%，即农村金融发展各要素如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总共能够解释由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构成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减变化的91.3%，要远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解释的程度。说明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三）典型相关模型

由于原始变量的测量单位不同，不宜直接比较，本文采用标准化典型变量的系数，给出典型相关模型。

表7 标准化的农村金融组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表8标准化的农村收入组典型判别式函数系数

Standardized Canonical Coefficient for Set-2 123 Y1-0.0253.332- 3.765 Y2-1.845-2.0907.620 Y30.927-1.380-4.246

通过表（7）和表（8），我们可以得到第一典型相关变量的表达式：

U1=0.105X1+0.004X2+1.057X3

V1=-0.025Y1-1.845Y2+0.927Y3

通过上面的表达式可以看出，在U1中X3的系数最大，远远超过X1和X2的系数和，说明第一典型相关变量U1主要代表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在V1中Y2的系数最大，说明第一典型相关变量V1主要代表工资性收入。在第一对典型相关中，农村金融发展U1与农民人均纯收入V1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0，具有极强相关性，间接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结构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具有强相关性。由前面的典型冗余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典型变量能够解释农村收入对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34.6%，而其能够解释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减变化的87.1%，可见，用农村金融发展来解释农民收入比用农民收入来解释农村金融发展更具有说服力，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间接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改善有利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由前面的分析可知，U1主要代表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用乡镇企业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值来衡量；U1主要代表工资性收入，说明乡镇企业从农村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越多，即对乡镇企业发展提供的资本投入就越多，促进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能够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提高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反过来，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金融结构的改善。

在第一典型相关表达式中，Y3的系数为0.927，与Y2的系数相差不大，说明V1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包括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U1主要代表了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表明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完善能够促进农民其他收入的增长。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越完善，乡镇企业贷款在农村贷款中的比重上升，乡镇企业在增加资本要素投入的过程中，对土地要素的需求也会增大，由于乡镇企业位于农村地区，从而加大了对农村农田和宅基地的征收需求，农田和宅基地是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概率就会增大。此外，一旦土地被征收，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政府会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大对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的力度。因此农村金融发展结构越完善，农民收入中的其他收入也会提高。

第二个典型相关的表达式：

U2=1.212X1+0.097X2+0.592X3

V2=3.332Y1-2.090Y2-1.380Y3

通过上面的表达式可以看出，U2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X1的系数最大，说明U2主要代表了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用农村贷款与农村GDP比值来衡量。V2中家庭经营性收入Y1的系数最大，说明V2主要代表了家庭经营性收人。第二典型相关系数为78.9，相对第一典型相关系数略低，但也表现出相关性很强，从而间接表明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相关性很强。根据前面的典型冗余分析可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越有利。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越大，农民获取信贷资金的渠道越多，农民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就越少，第一产业发展中的资金短缺能够通过农村金融机构得到有效的缓解，加大对第一产业信贷扶持力度，从而促进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

四、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江苏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强于对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影响。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最重要的因素是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其次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影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最显著的因素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其他农村金融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江苏农村金融发展总共解释了农民收入差异的91.3%，而农民收入总共解释了农村金融发展变化的53.8%，说明江苏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力度要远远的超过农民收入促进农村金融发展的。可见，江苏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单向促进作用，双向联动作用还很弱。

将农民收入增长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目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从保障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着手，来发展农村金融，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大对保障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扶持力度，稳定和提高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

虽然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的态势，但其对于农民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农业现代化生产中，配备农业机械、改良品种、采用先进的技术、施用化肥、农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政府应利用差异化存款准备金制度、贷款贴息、财税贴息、央行支农再贷款等多种政策工具，农村政策性银行实行“单独管理”，把贷款业务重点投放到农业现代化生产上来，有效地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二）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提高农村金融支农的效率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猛的发展，农业的弱质地位非常凸显，造成农业信贷具有高风险、低收益、资金周转慢、成本高的等特点与农村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等经营原则相悖，导致农村大量的资金流向了城市。因此要建立农村资金的回流机制，扭转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低效所造成的农村资金大量流失的趋势。同时，农村金融发展应该“数量”与“质量”并重，在努力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同时，必须强化农村金融支农效率，最终才能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结构，构建专门为乡镇企业融资的金融服务机构

乡镇企业是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2013年江苏省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682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50.4%，1980—2013年江苏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了7151元，其中来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收入为3782元，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达到了52.89%。对当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乡镇企业对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基本宏观经济目标实现作出了显著的贡献。然而乡镇企业在农村贷款的份额却逐年的下滑，由原来贷款份额的91%，下滑到2013年的49%，与其所作的贡献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乡镇企业发展已经陷入了困境，资本投入是促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因子，如何建立专门为乡镇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之一。

（责任编辑 胡增芳）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Jiangsu Rural Fiance Development on Farmers’ Income Structure

WAN Bing-gang, YANG Yi-mi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rmers’ income source,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Jiangsu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from 1980 to 2013 on farmers’ income using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farmers’ wages income is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structure, while the most prominent factor influencing farmers’ income from household business is rural finance development sca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inance and farmers’ income tends to be one-way instead of two-way interaction. At last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the rural finance reform from persectives of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from household business as well as their wages income.

rural finance；income structure；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F832.43

A

1671-9255（2015）02-0036-06

2015-05-14

万炳刚（1989－ ），男，安徽芜湖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杨益民（1955－ ），男，安徽芜湖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社会经济统计研究。

10.13685/j.cnki.abc. 000116

2015-06-11 10:31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242.Z.20150611.1051.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