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头县馆藏清、民国书画赏析

江丹雯

[摘要]洞头县馆藏以侯宗谷、李炳光、竹逸（林纯贤）等为代表的清末、民国书画作品，是浙南温州民间书画的一个缩影，既师承了“永嘉画派”地方特色，又融合了“海上画派”的民俗特点，是一个时期中国国画浙南特色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清末 民国 洞头 馆藏 书画

洞头县馆藏的书画文物共有27幅清、民国书画作品，它们主要有侯宗谷、端木国瑚、胡黼琅、池志征、邹志仁、蔡笑秋、李炳光、赵维寿、竹逸（林纯贤）、朱鼎新、曾衍东、竹波、高应禄、吴琨、胡二棣、苏昧朔、王知毫、杨雨崖、严株垞、严默芦、王杰夫、叶卫环等清末、民国以来近20位浙南一带民间书画名家作品。这些书画既有美丽的山川人物景色，又有色彩鲜明的花鸟草木画面，作品既师承了“永嘉画派”地方特色，又融合了“海上画派”的民俗特点，是一个时期中国国画浙南特色的典型代表。

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范增老师曾说过，国画之美在于哲理、在与诗性、在于书法、在于兴奋的灵感所致。洞头县馆藏清末、民国以来的书画作品，作者大都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觅并发现诗情，善于在平凡的人和世界中攫取灵感，以平实、单纯的笔调抒写一种源于生命体验和感受的审美境界。这些作品，大都选取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景物，融入作者的人生哲学、主观诗性并与创作灵感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题材对象、生活感受融为一体，构成了清末、民国以来浙南温州一带人文书画作品的独特魅力。

国画之美，在于哲理。中国传统的文论与画论首先关注与强调均为主客观世界的和谐统一。正如范老师在《国画之美》的讲座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传统理念，与南朝梁时刘勰于《文心雕龙》中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观点如出一辙，这“游”字就包含着画家主观情怀和客观世界得统一，即交融渗透最后合而为一。以洞头县馆藏文物为例，温州市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侯宗谷先生的《梅花中堂》为例。侯宗谷先生，生于1890年，卒于1955年，洞头元觉小北岙人。侯先生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在温州瓯海公学任教，1927年9月至1928年6月，师从吴梦非、丰子恺、宋寿昌先生的缪天瑞担任教务主任在温州艺术学院任教一年，1937年开始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美术，后又兼任武昌艺专艺术教授，得到董必武先生称赞，他在国画方面精工于水墨兰花、山水与指画梅花。《梅花中堂》，无论从客观对象还是作者的主观情感来看，都能够做到很好的统一。梅花是中国传统名花，它不仅是清雅俊逸的风度使古今诗人画家为它赞美，更以它的冰肌玉骨、凌寒留香被喻为民族的精华而为世人所敬重。中国历代文人志士爱梅、颂梅者极多，但侯先生却以厚实的笔触，画出了梅树风骨，然后再用指画的点缀画出了作者独特的梅花，而这一点在他的落款之处，更体现出了“黄昏”、“片月”、“永嘉小西湖”的情境，体现自己的哲理观。

国画之美，在于诗性。“中国画是哲学的。”（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而中国哲学的根本是“道”，“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准则。而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语言形式是“诗”。最有诗性的人群莫过于文人，文人“志于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庸》），一切中国艺术家尤其是画家，一旦具备了中国文人的气质，做到诗与道的完美结合，体现在绘画上，山水画再恰当不过了。正如范老师在《国画之美》中所阐述的“诗性，即心灵的情态自由，而这个情态就是情景与状态。虽然，范老师以《后赤壁赋》中苏轼与佛印亲密友情的关系来阐释情景与状态的有机结合即为诗性。但是，我们从我们文物博物系统可移动文物普查书画作品中也可以体悟出这个特点来。以洞头县馆藏文物民国苏味朔《柳岸渔翁图立轴》为例。苏昧朔先生，1926年（民国15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在校期间曾得刘海粟、姜同书等名师指导，先攻西画，后攻国画。毕业后，曾先后在上海浦东中学、瓯海中学、温州中学、浙南中学、平阳中学、鳌江小学、金乡小学等校任教。苏先生的画技在此先不提及，就《柳岸渔翁图立轴》作品中的柳树、渔船、渔翁等人物形象，只要我们认真品味，不难发现融入在作品中情景与状态：黄昏，舟系柳岸，娇儿与渔翁换酒的场景将苏先生笔下温州民间极具瓯越风俗和渔翁、小贩等三教九流，的情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其诗性手法较好地继承了中国国画的特点，展示了其独有的魅力（诗性还是未能阐释出来）。

竹逸师承吕纪，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林纯贤（1846-？），字竹逸，别号一钵沙主人，浙江瑞安人，居城内小沙堤。出身布衣，早年学髹漆，后改学书画，鬻画为生，善人物、仕女、山水、花鸟，不拘一格，尤善写真。画法宗北派。从现有资料看，林纯贤早期作品多工笔，题材以村居风俗类为主。现所见晚期作品有浓厚的海派趣味。洞头县馆藏林纯贤《鸳鸯花鸟中堂》，画面工笔勾勒与水墨写意具佳，浓墨重彩，精工富丽，让一对鸳鸯匍匐于树木躯干之上，裱郁灿烂，古艳夺目，笔墨流动，体现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右中落款“竹逸仿吕纪笔”，彰显了竹逸师承“吕纪多画凤凰、雉鸡、仙鹤、孔雀、鸳鸯之类，杂以花木草石，具有生气。工笔着色与水墨写意能，并善于将两体结合”的风格。吕纪（1477-？）明代画家，字廷振，号乐愚，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以花乌画著称，初学边景昭工笔法，亦受林良水墨法影响，后临仿唐宋诸家名迹，遂自成一体，独步当代。另一幅作品《孔雀立轴》，画面泉石布置，上立开屏的孔雀，烟润点染，具有造化之妙，彰显的也是师承吕纪的笔法。凤凰、雉鸡、仙鹤、孔雀、鸳鸯之类，自古以来均为诗性画家的表现素材，孔雀善良、聪明、最爱自由与和平，有文禽之美誉；鸳鸯，个性温顺，形态玲珑，羽色瑰丽，雌雄成对，偶居不离，形影一起，在成双结对的鸟类中，备受人们青睐。据说吕纪在画作上常用寓意手法对皇帝劝谏，皇帝知其用心，曾说：“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作为“画法宗北派”瑞安画家林纯贤，其晚期画作中大多造型野逸，画人物飞禽笔法粗犷，设色质朴，此图亦不例外，近乎温州民间木匠的刻画花板，而画面中画家所赋予的动物情感，也大都蕴含了诗性的国画之美。

中国画是兴奋的，它浑然天成，由灵感所致，追求线条的粗细快慢、枯荣厚轻，整个画面气韵生动。如郑板桥的竹子，清新俊逸，厚重空灵悠扬，其特点是天籁、神韵、简朴构成的神来之笔。

洞头县馆藏瑞安李炳光书画《仿煮石山人梅花横幅》中可以看出，画中的梅花如铁线圈成，虽不着颜色，却能生动地表现出千朵万蕊，含笑盈枝的姿态。在绘枝干方法上，注重质感的表现，用笔流畅顿挫适宜，潇洒遒劲，所画新枝，一笔拉长，引枝断而复连，停而不滞，一气呵成，梢头露出笔的尖锋，显得灵气飞动，生机勃勃；画中老干，笔锋顿挫，能将老干的苍劲表现得淋漓尽致。《梅花横幅》左上角位置落款“仲渠仁兄大雅正之李炳光仿煮石山人法”说明这幅梅花横幅所仿为元代著名画家、诗人、书法家王冕的《墨梅》。丛相关资料中得知，“仲渠仁兄”应为黄仲渠。黄仲渠，生卒年月不详，饶平县前埔乡人（今属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管辖），解放前在汕头银行公会就职，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家乡定居。澄海谜家黄少铿先生1959年（时年78岁）的手抄本中载：“黄君仲渠，吾友也。饶平前埔乡人，年五十余，学问渊博，于谜尤精，猜捷而制佳，诚谜场之健将，后起之擘也。”这与李炳光的身份也相当接近。李炳光（1860-1937），字漱梅，瑞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其父亲李肇元、祖父李松士、曾祖父李楷均为画家，从清代至民国四代书画传家一百多年。李松士曾师从永嘉画派代表人物项维仁，得其亲授，梅、竹、山水兼优为之，一时称为能手，缣素流传，遐迩争求。李炳光善诗画，工朱竹、墨梅，并热心乡里公益活动，辛亥革命后，举为瑞安商会总理。李炳光虽然从商并担任商会主席，但从瑞安光绪年间举人沈凤锵《乞李漱梅、叔諴两君写桐轩品陶图》诗中可以看出他的文人气质。文人画注重抒发个人情感、追求笔墨趣味、崇尚水墨写意，技法精益求精。

王冕画梅花，只画“野梅”，不绘“官梅”。山野梅花枝干挺拔劲直，不似官梅经人工造作，枝干盘曲媚俗。《仿煮石山人梅花横幅》就是李炳光先生借助梅花仿王冕《墨梅》的一次生动再创作。我们知道，王冕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作者李炳光借助友人“仲渠仁兄”，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实际上是赞赏自己及仁兄的立身之德。“画梅须具梅骨气，人与梅花一样清”。王冕笔下的梅花就是他个人精神世界的体现。李炳光先生的梅花也是其人格的体现，是灵感所致，更是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