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上的“乒乓外交”*

张晓义（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体育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

中日关系史上的“乒乓外交”*

张晓义
（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体育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24）

在对中日关系史上的“乒乓外交”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促成中日“乒乓外交”的主要因素：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国的努力；较早的中日两国民间外交起到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总理的贡献与后藤钾二先生的努力。总结了中日“乒乓外交”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增加了日本对华的友好力量；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中日关系；乒乓外交；历史回顾

2013年的5月5日，适逢尼克松诞辰100周年，其孙子克里斯托弗·尼克松率团访华，重走当年的“破冰路线”。中美之间“破冰之旅”的开启，缘起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而中美之间“乒乓外交”，源自中日之间的“乒乓外交”，可以说，没有中日之间的“乒乓外交”就没有后来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2015年“新华网东京5月20日电（记者刘秀玲冯武勇）日本爱知县19日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44年前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并对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带来积极影响的‘乒乓外交’。”［1］

但是，中日之间的“乒乓外交”在体育史中的记载却不多，谈及其历史地位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揭示这段曾被忽略的历史，明确其在中日关系史与体育史上的地位，总结中日“乒乓外交”的启示，对研究中国体育外交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乒乓外交”的始末

中日“乒乓外交”的舞台是由日本提供，契机是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70年8月，时任日本爱知工业学校校长、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的后藤钾二开始积极地争取中国组团参赛。”［2］但中国是否参加第31届世乒赛，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不仅仅是体育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到了台湾问题与中国内政的问题，因此事关重大。

1971年1月15 日，中国邀请后藤钾二等4人于1月下旬访华并进行会谈。会谈的结果是日本遵守周恩来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双方签署了“会议纪要”，中国应邀参加第31届世乒赛。协议的签署和中国的应邀参赛，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关注，致使各大媒体都设法争取比赛的实况转播权。1971 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队抵达日本。代表团一下飞机，便被欢迎的人群和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机场到代表团住处的沿途道路两边，到处是欢迎的人群。也有少数人拿着青天白日旗乱喊乱叫。”［3］中国代表团到达日本，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关注，共同社东京3月22日电称：“中国体育队来到时是四年半以来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则是第一次。世界锦标赛—人们都说日中争夺是焦点—比赛情况自然值得注意，这个大型代表团来到日本，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外交，特别是对日姿态的第一个表现，是非常值得注意的。”［4］

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的赛前训练是公开的，对各国参赛队及记者们是友好的，因此赢得了各国舆论的一致好评。期间美国队几次表示希望到中国访问和交流，由于事关重大，周恩来没有做出最终的决定而是请毛泽东进行决断。在世乒赛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批示：“为满足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邀请他们同其他4国乒乓球队一起访问中国。”［5］同时，在赛场之外，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积极展开了外交活动，同日本各界进行了交流和接触，这促进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2 促成中日“乒乓外交”的主要因素

2.1 国际局势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苏联和美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美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争夺霸权的以冷战为标志的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美苏之间军事实力对比的不断变化和两大阵营内部矛盾的产生及分化，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格局。20世纪60年代末，在全球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过程中，中、美、苏形成战略大三角并影响着国际格局。在这个战略大三角中，美国的综合实力开始下降，其盟国也不支持美国的“越战”行动，同时，西欧、日本经过战后20年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大增且与美国之间存在贸易摩擦，日美同盟内部的矛盾逐步增加。

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略武器与常规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上都超过苏联，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苏联潜心发展以战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方位军事实力，经过战后20多年的努力追赶，与美国军事力量上的差距急剧缩小，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超过了美国。迅速增长的背后是急速膨胀的野心，即称霸世界，因此苏联从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控制的需要出发，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奉行孤立、打压乃至颠覆的政策，苏联这种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中苏反目成仇并加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

中美为共同对付苏联而趋向缓和，同时消除了中日接近的根本障碍。1970年代初，苏联的全球战略和军事实力的迅猛增长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势，严重危害着世界和平，中美必须根据现实的变化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因此，美国为了摆脱“越战”的拖累，开始寻求来自中国的支持；而中国面对在北方陈兵百万的苏联，出于国家安全的现实考虑，也急需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消除这一威胁。因此，二战后在亚洲曾大动干戈、兵戎相见、长期为敌的中美两国，在共同抗衡苏联的战略需要下，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开始了试探改善关系的接触。

日本的对外战略中，是以中美关系作为制订对华政策风向标的，因此中美的接近，消除了战后日中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的一大障碍，并且自身经济力量的增强与日美经济摩擦的日益扩大，也使得日本开始寻求日美基础之上的进一步的外交自主权，一些日本民间组织、重视对华关系的在野党和政治活动家积极地与中国发展关系并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2.2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国的努力

在经历了朝鲜战争、1949-1954年印度支那反抗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战争、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以及1961年开始的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撼动这一事实，以及新中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地区影响力，新中国以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反对霸权主义树立起了世界新形象。因此，美国自约翰逊政府后期便开始逐渐采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策略，并通过多种方式向北京传递和解信号，这一策略的前提是美国战略家们认识到了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1964 年10月16日下午3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独立完成了核武器的研制，跻身于核大国行列。1970 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升空，它的发射在政治上、技术上都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些先进军事技术的掌握为国防力量增添了祛码。

中国加入联合国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恢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将台湾当局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驱逐出去进行斗争。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正式列入联大议程，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问题属于应当得到2/3联大成员国赞成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无私援助，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同时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中来，投票支持中国的国家不断增多，使得美国利用“重要问题”屡次阻止联大通过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70年秋，第二十五届联大以51：49的多数票，批准讨论由阿尔巴尼亚牵头提出的恢复中国代表权的议案，虽然议案因为没有达到2/3多数票而未被通过，但是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容忽视，进入联合国己经指日可待，美、台把中国挡在联合国之外的努力归于失败已是大势所趋。

另外，中国为挽回由“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交造成的不利局面，中国外交开始做出重新回到世界中，团结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改善外交局面的努力。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若能顺利实现两国的邦交，有利于缓和与相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对美日关系造成制约，促使国际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对日本来说，在其实力增强后，其独立自主倾向也日益明显，并在中国对日本长期友好工作的努力下，日本国内出现了中日友好和实现正常邦交的强烈要求。因此中国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可以说，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努力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中日“乒乓外交”实现的国际基础。

2.3 较早的中日两国民间外交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秉持人民友好的理念，多次表态，希望能够同日本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并且采取了协助日侨回国、释放战犯、内定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等方面的一些实际行动。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日本还是与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签订了“和平条约”，这一选择使中日两国之间最起码的外交关系也没有建立起来。

为了促使中日两国早日“化干戈为玉帛”，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我们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分开，把坚持和执行错误对华政策的日本政府同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人民分开，从长远的战略思考出发，确定了大力开展中日民间外交的对日工作方针。使中日两国在没有官方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了频繁、友好的民间关系，并为中日“乒乓外交”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1950年10 月“日中友好协会”成立，打开了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1952年4月中日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日本发起了“日中友好月”活动，同年提交了“尽快与中国建交”的决议案。这些活动促成了上世纪60年代“LT贸易”机构与其常驻代表处的设立，由此开辟了半官方性质的交往途径，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从此以后，中日两国民间19个团体于1963年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从而使两国民间外交更加系统化和组织化，最终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中日“乒乓外交”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战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中日关系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从关系停滞到顺畅发展，从民间交流到政府往来，从友好贸易、单一贸易到经贸全面合作，自战后初期持续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功不可没。”［6］

2.4 周恩来总理的贡献与后藤钾二先生的努力

在中国远离世界舞台的历史时期，若没有周恩来总理当时的战略眼光与力排众议的参赛建议，和后藤钾二的努力，不但中日之间的“乒乓外交”不能实现，而且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也不能实现。

在第31届世乒赛此之前，中国已经退出国际奥委会和各国际单项组织多年，只有国际乒联是中国唯一没有退出的国际单项组织。在此种情况下后藤钾二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参赛，因此从1969年8月开始，后藤钾二先生就开始为争取中国队参赛而努力。但在中日尚无正式邦交的情况下，后藤钾二先生的做法遭到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非难。为了让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缺席世乒赛已三届的中国乒乓球队参赛，后藤钾二先生专程来到中国，盛情邀请我国派队参加，中日双方进行了会谈并提交了一份“会谈纪要”草案。但是，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中方有人提出，在“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基础上要把“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放在“会谈纪要”的第一条。后藤先生认为此条放入“会谈纪要”中没有必要，因此会谈陷入僵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提出要支持后藤钾二先生这样的友好人士，要设身处地地为人家考虑问题，由此双方的问题顺利解决，“会谈纪要”顺利通过。

后藤钾二先生提出，由于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没有参加比赛，所以在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席位上发生了变化，台湾乒协以“中国”的名义在那里占据了席位。对此后藤钾二先生表示要整顿亚乒联，若不成功就辞去主席一职。1971年2月7日，亚乒联在新加坡举行临时会议，后藤先生让中国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提案没有通过，他愤然辞去亚乒联主席职位，在返回日本后宣布组建了新的亚乒联，并最终促成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第31届世乒赛。

3 中日“乒乓外交”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

3.1 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中国队的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良好精神风貌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好评，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这对消除“文化大革命”和被佐藤政府片面宣传损害的中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男女运动员训练的公开化使记者们惊讶，中国对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的回答征服了日本观众，由此创造了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每日新闻》曾召集采访过这次锦标赛的记者举行座谈会，记者们众口一词地认为：中国选手的活动，对加强日中友好作了非常大的贡献［7］。

3.2 增加了日本对华的友好力量

在赛场外，作为中国国务院外事办日本组的负责人王晓云，是此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副团长，他在世乒赛期间的前后40多天中，接触和会晤了日本各界人士500人次之多，在此过程中王晓云不但了解和掌握了日本各界对中国的态度，而且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中日关系上的原则与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日本各界人士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了解，增加了对华友好的力量，使得日本政府承受了更多来自日本国内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压力。

他同大平正芳的会见，后来证明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早日实现起了重要作用。王晓云还会见了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和关东、关西财界领袖木川田一隆、日向方齐等。他们都在当年下半年很快访问了中国。王晓云同日本关东、关西财界的会见，不仅有助于日本经济界了解中国，而且奠定了他们组团访华的决心。9 月17日佐伯勇率关西经济界代表团访华，11月13日东海林武雄和木川田一隆率东京经济界代表团访华。周总理对财界头面人物行动起来推动日中友好非常高兴，亲切地向他们表示：“我们很赞赏你们的勇气”。这是日本财界主流首次组团访华，对推动新政府下决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起了重要作用。

3.3 加快了中日邦交的进程

在20世纪整个50、60年代，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坚持所谓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给中国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佐藤荣作1964年11月取代池田勇人成为日本首相。佐藤内阁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日美同盟关系，他将“促使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这一目标作为自己在任期之内主要的外交任务，而此时的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入侵越南已陷入了严重的对抗状态。因此，他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将有碍于日美同盟关系，会刺激美国的情绪，并有可能导致“归还冲绳”问题的谈判的搁浅，因此他竭力讨好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华的道路。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主动向中国示好并采取了一系列愿意和解的对华政策，以及日本国内要求恢复与中国正常邦交关系的呼声不断高涨，佐藤政府的对华政策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指责。1970 年12月，在日本国会议员中成立了有379名议员参加的超党派的“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同时在公明党提议下还成立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1971 年2月，在社会党的提议下又成立了“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但是，佐藤政府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反华的固有思维模式，既想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又试图保持同台湾的政治关系。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不与佐藤政府接触来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同时提出了恢复中日邦交的原则。

1971年4 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美国的“越顶外交”动摇了日美的相互信赖关系，沉重打击了坚持“两个中国”的日本政府，并因此而引起了政府危机，直接导致了长期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的倒台，这促进了中日之间的邦交进程。

4 中日“乒乓外交”的历史启示

中日之间的“乒乓外交”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对当下来说，体育强国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服务，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服务，要在国际体育中发挥更大作用，让更多的国际民众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方式和决心，进而为民族复兴和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空间。

在中国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无论是在大国政治，还是在地缘政治中，对中国有怀疑或敌视态度的国家，我们需要与之加强沟通和联系并达成谅解，而不是以暴制暴，因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有安定的、和平的环境。

新的时期，我国要继续坚持和大力开展民间交流，根据中央“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同舟共济、携手合作，共同发展，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不懈努力。

［1］刘秀玲，冯武勇.日本名古屋市设立“乒乓外交”纪念碑［EB/OL］.［2015-05-20］.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5/20/c_1115347139.htm.

［2］王新堂.从血仇到友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1997：32.

［3］安建设.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57.

［4］［N］.参考消息，1971-03-24.

［5］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R］.1971-05-29.

［6］田培良.从乒乓外交看民间外交的作用［J］.中日关系史研究，2011（2）：82-85.

［7］［N］.参考消息，1971-04-11.

Table Tennis Diplomac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ZHANG Xiaoyi
（China Sports Public Diplomacy Research Center，Northeastern Normal Univ.，Changchun 130024，China）

Based on the review of table tennis diplomac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the paper analyses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table tennis diplomacy，including international pattern change，improve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civil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contribution of Premier ZHOU En-lai.The paper also summerizes theinfluence of table tennis diplomacy on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including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increas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diplomac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ino-Japan relationship；table tennis diplomacy；historical review

G80-05

A

1672-268X（2015）05-0001-04

2015-08-30）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TY086），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C89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