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地方体育文化迁移的价值范式探析
——以西班牙足球运动为例

李艳杰，林 军（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江苏南京210095）

想象的共同体：地方体育文化迁移的价值范式探析
——以西班牙足球运动为例

李艳杰，林 军
（南京农业大学体育部，江苏南京210095）

以西班牙足球为例，对迁移、文化和足球运动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移民职业足球联赛和当地的环境基础及发展状况，具有动态增长和文化多样化趋势，并呈现出安德森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文化实践特征，即地方体育文化迁移的价值范式，通过足球化解公共空间的价值冲突。

体育文化；价值范式；跨国迁移；足球运动

1 移民运动和体育运动

在讲德语的学术界中，移民社区和体育运动的话题主要从“一体化”视角进行观察。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借鉴社会学功能主义的观点，他们试图辨别移民运动和实践与促进社会包容间的关系，意味着学者们强烈关注在民族体育和现有协会的体育参与之间表现上的差异界定。移民问题通常被认为在“一体化”上拥有更多的负面影响，决不能仅仅专注于宏观社会学规模的一体化，同时，不应该认为他们在迁移的国家缺乏社会和文化资本，这已经表现在“亲社会”体育运动对迁移年轻人的影响问题中。体育运动研究的实用主义偏见，是由于在体育运动上缺乏对移民的主观感知的归属感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定性研究造成的。

更多的研究从建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定性的批评视角进行。在英国，体育运动不断增加的受欢迎程度体现在社会、文化和历史对体育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尤其是移民社区内的体育运动研究。后者大多受到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表现出对离散空间和体育消费分析的强烈倾向，这种兴趣与通过国际媒介和全球偶像生产的体育商业化进程十分相似。正如相关研究显示，体育迷是英国籍巴基斯坦青年在表达移民社会的歧视和老一辈巴基斯坦人期望的背景下建立的归属感和离散意识。在后迁移背景下，目前的研究结果强调体育迷的跨国身份问题。

足球被描述为第二代和第三代葡萄牙人移民到欧洲和美国的“跨代粘合剂”，葡萄牙国家队或俱乐部的身份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葡萄牙性的表达，英国—巴基斯坦板球的进一步研究证实了体育运动作为反抗社会排斥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承认自己归属英国。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强调社会领域和政治过程对体育和体育组织的干扰，这意味着被歧视经历和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输入”到体育活动中。这些学术成果将体育移民实践和球迷放入到了一个广泛的政治、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颠覆了单方面的集成研究视角。他们证明了在研究后迁移背景下体育运动中的社会排斥和歧视的经验时，必须给予各种体育实践现象的解释，他们证实了在国际劳工迁移大背景下，通过体育运动表现的象征附属物和多种归属感。

在欧洲，西班牙更多的是出境移民的问题而不是外来移民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间，大约有85万人到100万人离开西班牙移民前往德国、法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国际季节性劳动力迁移仍然存在，大部分西班牙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返回了西班牙。当时，来自北欧国家的移居已经成为主流的生活迁移方式和住宅旅游形式。虽然从摩洛哥来的移民已经趋于普遍，但直到2000年从其他欧盟国家来的移民远远超过非欧盟人口数量。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不同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已经开始加速增长，新的迁徙路线和周期连接了西班牙与东欧和南美国家。到2008年罗马尼亚（73万人）、摩洛哥（64.5万人）、厄瓜多尔（42.5万人）、哥伦比亚（29万人）、玻利维亚（24万人）和阿根廷（14.5万人）成为了最大的移民社区。根据相关数据，2008年西班牙的外国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1.4％，而2000年外国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3％，其中占最大比重的是南美人。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外来移民有56万人，其中30万人是南美人，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他们占了外国移民的三分之一，仅仅10年间（1997年到2007年），大约150万南美人口移民到西班牙。

来自南美的移民意味着拉美社区居民在西班牙的国家、民族和社会构成上比重的增加。直到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还是主要由拉丁美洲国家的中产和高阶层人士，以及来自乌拉圭、阿根廷和智利的政治难民和流亡人士组成。在20世纪90年代，来自秘鲁（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开始增长，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中产阶级。由于政治暴力和经济危机的加剧，紧随其后的是不断增长的来自哥伦比亚的移民，其次是人口同样强大、来自厄瓜多尔的移民，不得不在结构上与类似的经济与金融问题、国家破产与严重的人口贫困联系在一起。最后，与阿根廷在2011年和2012年的金融危机相关，当时阿根廷拥有大约150万玻利维亚工人，来自玻利维亚的国际劳工迁移运动逐渐转向西班牙，这一时期是从秘鲁、厄瓜多尔、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迁移到西班牙的动态迁移周期。

除了这些政治经济因素，其他使得南美洲人口大量迁移到西班牙的原因和动机，是西班牙经济蓬勃发展对体力劳动的需求和服务行业对低薪员工的需求。在西班牙较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被允许灵活分配，尤其是在建筑业和房地产市场，这些部门主要是男性工作人员，来自南美洲的女性则可以在托儿所、老人院以及其他家庭活动中找到工作。起初在西班牙找工作的南美人迁移到伊比利亚和美洲，他们可以以旅游者身份进入西班牙境内，而不需要任何签证要求，但是在西班牙国内他们被归为不合法的非欧盟劳工移民，并遭受歧视。尽管南美人由于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亲近性使得他们没有受到过多的歧视，但他们也和其他移民群体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即只能在建筑业和低薪的服务性行业谋生。在2007年到2008年期间，相关研究表明，大约有30万玻利维亚人在西班牙居住，其中四分之三是非法居民。

2 地方体育文化的迁移

集体身份认同公开展示的类型和强度的转变与足球赛事的地点和时间相一致。同一个家乡的归属感、微观经济进程和社会互动在南美国家联赛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些复杂和多元的关系退居后台后，区域和国家认同便以更具竞争力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世界杯比赛。

内部民族冲突进入到后迁移背景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定居过程开始。在我们的案例中，对来自同一个国家或邻国移民之间的内部分歧进行了分析（即德国的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英国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此外，移民群体之间不仅会因为地域和种族的原因关系断裂，还会因为宗教、阶级、性别和年龄层等原因受到影响。足球是一个表达这些分歧的完美舞台，然而随着西班牙的南美足球移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拥有足球不同的形式、组织，即根据规模大小产生的群体身份认同的分裂和融合，为超越区域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有研究结果质疑对移民和体育运动的社会学研究，那就是过于狭隘地只注重一体化结果，以及公共和企业政策方法将足球理想化为一个跨文化接触和非文字理解的竞技场。的确，足球运动的本质在于开放性和集体性、全球性和普及性，使其有别于其他宗教移民活动和私人空间与娱乐活动。但体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和情境变量，在研究足球移民时，首先应该记住体育运动潜在的包容性和排斥性，作为俱乐部的形成可能反映迁移目的地国家的刻板印象，政治意识形态对抗、歧视的经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斗争和这个国家职能机构的作为。

要了解足球的复杂性和情境依赖必须密切关注移民运动中的社区建设进程、社会协商和文化实践活动，以便真正掌握其意义和动力机制。正如在西班牙的玻利维亚人和厄瓜多尔人所想象的那样，很有必要继续分析体育如何习惯于接受社会竞争移民的从属地位。对于来自安第斯国家的移民来说，联赛是一个社会广泛参与和争取权利的媒介，他们共同地占用和重新定义西班牙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他们对绿化区和运动场的使用和塞尔维亚对高度城市化的广场和场地的占用完全不同。在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的一个地方）的周末，家人和朋友通常在餐厅、酒吧和城市广场见面，而不是在体育场，除非他们陪着孩子在体育场玩耍。相比之下，这里研究的男性和女性都有参加运动俱乐部和其他社区组织的习惯，以及集体占用公共空间和体育场，这个特征也使得他们有别于其他移民社区（人口差不多，但缺乏组织，在城市几乎看不见）。通过占据足球嘉年华的公园和体育场，移民重置了自己的文化实践和生活空间。

如上所述，玻利维亚“足球嘉年华”活动在社会上与内部劳动力迁移、共同的职业、居住地和地域化有关，包括郊区体育场的建设等内容。妇女积极参与足球是厄瓜多尔移民和玻利维亚移民有别于其他移民，以及迁移目的地国家流行足球文化的另一个特性。西班牙组织的世俱杯缺乏女性参与，而南美国家联赛都有女性参与。尽管地域化实践和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但所构造的“足球空间”并没有地理意义上的限制。

从情感上来看，移民球员从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中释放出来。也可以这样看待移民，将足球视为一面“全球镜子”，并将它看作是一种“想象和反思他们的外表、地位和身份的手段”，不再像职业足球一样与全球观众、媒介和体育迷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政治和商业代表、当地的多种族性、多移民的跨文化观众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移民足球文化中的跨国想象，最终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他们只能从人类学来理解“处于某种情况下”的模式，即认真考虑移民的生存条件、需求、跨社区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来说，足球的意义和踢球方式可能发生了变化，然而，西班牙的南美足球联赛具有吸引年轻人乃至更开放的潜力。在马德里，由于它与官方的西班牙系统完全不同，它非官僚化的登记注册方式、周末活动与工作时间不冲突、价格低廉等特征使得很多学生和专业人员加入进去。它践行的是职业足球市场法则，而不是业余足球实践活动，就这点而言，移民联赛填充了西班牙足球文化的空缺文化空间，来自安第斯山脉国家的移民建立起了针对各个年龄层、不分男女的体育协会和社区足球联赛，至今仍然是西班牙的一个奇观。

3 结束语

以上对政治地位、经济条件、社会关系、个人和集体经验在足球上的可见性以及逐渐失去作用进行了研究，这意味着移民足球实践的研究与他们的职业发展轨迹和生计联系在一起。尽管安第斯移民对足球拥有特定的流行文化知识和实践记忆，构成一个拥有共同框架的感知、评价和行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使得爱国主义叙事和足球全球化标志性的语言表现得特别强劲。与其他符号系统相比，人们使用国际足球的语言使他们更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体育场被理解为一个有意义的行动“场所”，人们在这里创建本地的社交和地方体育文化。笔者试图理解在移民足球实践中，机构和社会性嵌入到不同空间中的虚拟和想象空间问题。为此，引入国外地方体育文化迁移案例，对迁移、文化和足球运动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重点关注地方足球联赛的组成、动态增长和文化多样化趋势。

［1］黄璐.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文化边界问题——李娜澳网夺冠的身份政治释义［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4（1）：1-6.

［2］黄璐.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国家边界问题：在荣誉外包与民族情绪之间［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11）：27-33.

［3］贾英健.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5.

［4］黄璐.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全景时评［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4（4）：17-24.

Value Paradigm of Local Sports Culture Migration

LI Yanjie，LIN Jun
（Sport Dept.，Nanjing Agriculture Univ.，Nanjing 210095，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 among migration，culture and football，taking spahish football as an example.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grated professional football league and the local footbal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having the features of dynamic increase and multiple cultures of local football league，which embodies the cultural practical features of Anderson's imagined community，the value paradigm of local sports culture migration.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o solve the common space conflicts through football.

sports culture；value paradigm；international migration；football

G80-05

A

1672-268X（2015）05-0010-03

2015-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