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摘 要］ 魏晋六朝是民族思想融合的特殊时期，在历史与文化的融合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宋代以来的学者对石刻文献竞相著录，至清代石刻文献的研究日益繁盛，当代学者对其研究更加系统科学化。现对百余年来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期对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的研究认识更加全面和具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306705

［收稿日期］ 2014⁃1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代楚辞图像文献研究”（14CZW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富雅（1990—），女，河北邯郸人，西华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罗建新（1979—），男，河南信阳人，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副教授。

一

作为上承两汉、下开盛唐的魏晋六朝，是民族融合社会大发展的时期，虽朝代几度更迭，然中国文化的发展却从未间断，且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文化之间的流传和渗透进一步加强，文化的发展体现出了多姿多彩的一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1］故历来为学界所瞩目。诸多学者多借助传世纸质文献对其探赜索隐。20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运用“二重证据法”重新审视魏晋六朝面貌的研究思潮遂在学界风行开来，而这其中，学者们借助于“碑碣，石阙，摩崖，墓志，经幢和石柱铭刻、造像题记、石刻画像题字”等石刻文献所进行的多学科审视，为人们走出传统认知误区，全面、公允认知魏晋六朝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重要帮助。魏晋六朝石刻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正如郭瑞先生所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石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中国石刻的形制基本确定，石刻的种类也趋完备，石刻文献数量巨大；其次，这个时期的石刻文字处于汉字字体的一个重要转变阶段，楷体趋于成熟，可以说是上承汉隶楷化，下为隋唐楷字定形奠定基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可以说，借助于石刻文献而开展魏晋六朝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领域中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有待继续深入挖掘的重要研究方向。而要在此领域有所突破，博征文献，参稽诸书，对前贤所取得之成果作系统整理，辨识长短，厘清脉络乃是必要之务！唯其如此，方能使得此项研究工作在有全局性认识的同时，避免前人之重复，从而取得更多新成果。是故，本文拟在细读文献的基础上，对百年来的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研究状况进行历时关照与共时审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为学者之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倘从历时角度进行观照的话，对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的研究工作开启于南朝。南朝梁元帝时编撰的《碑英》120卷，虽然已经亡佚，但是它开辟了专著著录石刻资料的先河。至宋人展开金石学研究之后，诸多学者竞相著录魏晋六朝石刻情状，辨识其文字，考订其真伪，代表性成果如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作为我国现存著录碑刻文献的第一部专著，它对石刻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与研究，并利用碑刻文献考证历史。欧阳修以跋尾的方式著录，收录了四百余卷石刻材料，金石兼收，重在石刻，共四卷。《四库提要·集古录》载“修始采摭佚逸，积至千卷，撮其大要，各为之说。” ［3］然它只是摘引了碑文的部分句段，并没有收录碑刻原文，但其所创体例对后世金石之学影响深远。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分目录10卷，跋尾20卷，收录了上自三代，下迄五代的金石铭刻2000种，共计502篇。它仿照《集古录》体例，内容主要包括石刻的产生时间、出处、收藏、流传等情况，同样作为跋尾式著作，没有刻录碑刻原文，只是对原文的摘引。宋代洪适《隶释》，其体例为先释读碑文后以楷书迻录碑文，共27卷，所著碑刻皆为汉魏时期的隶书体石刻，共收录汉魏碑碣189种，它是现存对碑刻文献进行初步整理的第一部专著。宋欧阳棐《集古录目》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通代目录。所收碑目上自三代，下迄北宋，有简单跋尾。至清，金石之学进入了全面复兴和鼎盛时期，研究阵容和研究领域都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且对石刻文献的研究更加细化，清代的研究已初具石刻学规模，其代表有王昶《金石萃编》。此书金石兼收，以石为主，收录三代至金之金石一千五百余种，共160卷。他吸收了前人研究石刻的经验与成果，并加以条理化、系统化，又有所创造与开拓，首创石刻编汇的体例，成为我国第一部石刻通纂性质的专书。后续对《金石萃编》出现了许多补正之书，代表有陆耀遹《金石续编》，沈钦韩《读金石萃编条记》。对《金石萃编》进行大规模补正的是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全书共130卷，它虽然是对《金石萃编》的续补，但成就不在其下。作为我国金石铭刻文献中金、石分家的第一部著作，收录补充了大量的金石材料，总数接近4000种，对所收材料在释读和校对方面做到了精益求精，纠正了王氏之书中的许多错误，还补充了原书的许多缺漏。书末还附《金石祛伪》一卷，对所收金石之材料进行辨伪，具有开拓之意义。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研究多集中在文献著录与文字考订层面，且学者们多是关注于单一或局部石刻研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与集中性，加之地下所出土之石刻文献尚未有较大数量之突破，故此期之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二

迨至20世纪初，随着甲骨文的出土，大量前人所未见之魏晋六朝石刻文献大量面世，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统计，至2007年，所有已公布的或已出土而没有公布的汉魏六朝碑刻包括碑碣、石阙、摩崖、画像题记、地券、墓志、镇墓文、造像记、刻经记、佛经节缩刻石等共一千四百余通，而这就为学界之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总体看来，百余年来，学界对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整理研究

近年来对魏晋六朝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集中在对新出土石刻文献的整理上，主要是对碑文进行注释和释文以及对已出版相关著作的补充和订正。

杨宁对2008—2012年陆续新见的汉魏六朝石刻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对所有搜集的石刻进行了楷书释文，并且从文字、词汇、典故、史事等方面对碑刻文字进行了必要的注释。 ［4］王迟迟对三国两晋及南朝碑刻资料进行校补，并对其中出现的异体字字形做了一定的研究，同时对疑难字词和相关的特殊语法现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5］吕蒙、袁萍对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中的阙漏进行了补正。 ［6］毛志刚对书籍中出现的释文错误、释文未释、原刻有误而未全部指出、标点误用等错误进行了补正。 ［7］相类似的研究还有梁春胜 ［8］、李建廷 ［9］的论文等。

2.语言文字学研究

关于碑刻文字的考释与文献的研究开始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生难字进行考证，对书体及其演变的规律进行说明，并对异体字、俗讹字、假借字进行考释。近年来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魏晋六朝石刻的文字考释，碑别字的汇集，词汇、音韵学研究以及对相关辞书未收录词语的补充释读等。

欧昌俊、李海霞对六朝唐五代碑刻俗字的类型、特点、产生的原因、源流、研究的意义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10］罗常培、周祖谟根据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押韵以及部分碑铭用韵，论述汉魏至陈隋820多年间韵部演变的过程。 ［11］

吕蒙对碑刻古文字的数量、形体来源、结构特点、形体演变规律及研究价值做了初步专题研究，其中碑刻小篆文字研究，碑刻隶古定字研究，碑刻古文字的特点、存在原因及其利用是研究重点。 ［12］郝晋阳以魏晋南北朝墓志中的假借字为研究对象，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音面貌，并将墓志中的假借字与新造形声字、新造会意字进行对比研究，以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使用情况、汉字的性质和假借的发展趋势。 ［13］吴继刚、毛远明认为研究碑刻异体字，在坚持文字学、汉字史和汉字形义学观点的前提下，要处理好字与词，异体字和通假字、同形字、类化字之间的关系，异写字与异构字，汉字构字理据，异体字形体演变的内部机制和规律等问题。 ［14］同时有关文字方面的研究还有郭瑞 ［15］、何山 ［16］、李海燕 ［17］的论文等。

关于词语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学位论文数量最多。王盛婷将丧葬词语、祭祀词语、礼俗委婉语、姓氏名号词等几类词语分别放到相应的语义场中进行分析研究，考察词语所反映的文化现象与文化心理。 ［18］郑邵琳首次对魏晋南北朝石刻名量词进行系统研究，从名量词和名词两个角度，考察魏晋至隋唐名量搭配的发展演变，借以呈现量词分工逐渐明晰、量词体系日益完善的过程。 ［19］李发以汉魏六朝墓志作为研究语料，以其中的人物品评词作为研究对象，描写汉魏六朝时期墓志中的人物品评词的基本面貌，并对其作结构分析、语义研究、源流追溯，进而探讨汉魏六朝时期理想的为人标准与人格模式。 ［20］除此，还有吴会灵 ［21］、郭中滨 ［22］等对汉魏六朝碑刻语言进行研究。吴为民对六朝坟墓义词语的概况进行介绍，认为它们反映了汉魏六朝时期的葬俗和人们对阴间的认识，它们的产生也是人们对坟墓结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等认知的结果。 ［23］王盛婷通过对委婉语进行分类分析，论述了委婉语的语用特征，认为对六朝碑刻的研究产生一些新的委婉语和委婉义，出现不少同根现象，委婉陪义是情态陪义中较特殊的一种表示。 ［24］相关研究者还有王海平 ［25］。

刘志生选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中出现的27个词语，其研究对大型辞书的编纂和汉语词汇史研究有所帮助。 ［26］毛远明考释了汉魏六朝碑刻中的词语七则，纠正了语文辞书释义方面的错误，补充了语文辞书词目的缺漏。 ［27］相关研究者还有罗小如 ［28］。

3.艺术学研究

我国从理论上研究书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书法评论史的角度来研究书法始盛于唐。唐张彦元《法书要录》，宋朱长文《墨池编》，清包世臣《艺舟双楫》都是书法理论方面的力作。近年来艺术方面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魏晋六朝书法和石刻雕塑的研究上。

杨磊从汉魏晋南北朝石碑分布及其特点、分类及其功用、形制及分期、文化内涵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对魏晋南北朝的石碑形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29］肖晓通过对关中北朝道教造像的深入研究，探讨了关中北朝道教造像的主要特征，解读了关中北朝道教造像的主神信仰，认为造像碑的图像反映了“升仙”和“阴阳”两种观念，其图像观念的形成受到汉画像石和佛教造像的影响。 ［30］顾涛选取洛阳北魏墓志为研究对象，认为汉魏时期的洛阳碑铭传统、北凉体书法、北朝世家大族以及南朝书法的北传是洛阳墓志书法风格形成的主要来源，其中崔、卢等北朝世家大族形成北魏墓志书法的主流特点，是北魏洛阳体书法的主要构成部分。北朝积极的汉化政策，儒家文化的推崇以及佛教文化的兴盛都对北魏书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北魏洛阳墓志书法，最大艺术价值在于它多样的风格取向和独特的美学构成，同时它促进了清代碑学的兴盛，也影响催生了一批书法名家。 ［31］刘程探寻砖石雕刻渊源，六朝石雕艺术的本体源头，砖石雕刻的现状与分布，六朝砖石雕刻艺术的审美风格关照。其认为六朝砖石雕刻艺术审美本体深受传统文人诗书画“意”的精神内涵影响，被赋予一种“崇高”“独化”与“清”的思想语境，它的形成拓宽了创作者对精神与物象的想象空间，把崇尚“事死如生”的思想观念作为王者表现语言本体的重要方式与通道。 ［32］

4.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科。涉及这方面的论文较少，主要是根据石刻材料探讨当时的社会文化等相关问题。

黄蕾从出土文献出发，通过和传世文献比较，较全面地展现了北朝女性墓志的文学特色及文化意义。 ［33］杨双群从魏晋南北朝碑刻人名名、字关系、人名取义分析、人名特征及命名的规律展开论述，考察其词义内涵、聚合关系、词义特征，探求各类人名的发展状祝、变化原因及规律，深究潜藏在人名理性义背后的附加义、文化义。 ［34］

总体看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石刻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广泛深入的研究和逐步成熟的方法使学科体系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精细化，学科研究的发展经历了由不分科的综合研究到分学科的分析研究，再到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发展轨迹。单就成果而言，对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广范围的搜集和整理保护了大量的文物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相关学科的广度和深度，新材料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此外，石刻文献以其自身真实性强的特点弥补了纸质文献的不足，为研究提供了更加完整、真实、准确的文献材料，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使得魏晋六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更加真实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以石证史，对我们认识过去也是极有裨益的。

三

然而通过梳理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不足。

一是对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的搜集整理欠缺。虽然现阶段已出土大量的相关石刻文献，但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仍未开展，需要对魏晋六朝石刻文献进行分类、断代、通代的全面搜集，唯有如此才可进行更加全面细致的研究工作。

二是研究方法缺乏科学系统性。虽然对汉魏六朝石刻文献的相关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在方法上仍然不够科学，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分专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研究的理论、方法、手段也不够科学。所以需要对过去零散式的研究现状加以改善，才可使魏晋六朝石刻文献得到最有效的利用。

三是研究领域尚有极大的空间，亟需开拓。纵观近年来的研究现状，研究方向主要关注点在文献的整理，语言文字和书法艺术层面。魏晋六朝的石刻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是丰富多彩的，还有诸多领域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开拓。如少数民族历史研究，魏晋六朝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前秦、后秦、北凉的大量碑刻，保存着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利用碑刻研究民族发展、民族交流、社会形态、生活形态可以补史之缺。文体研究，如造像记、刻经记等石刻文献中存有大量只存于碑刻文献中的资料，这是其他文献所不具备的，利用汉魏六朝丰富的石刻资源，可以为研究文体学文章学提供最真实完整的资料，对研究文体的产生和发展，风格特征和社会影响都会有所帮助。女性研究，可以运用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方法、艺术考古学方法，分析魏晋南北朝墓志文献中所展示出的女性生活面貌，且借助于文化还原方法讨论墓志中魏晋南北朝女性生活与文化传统、时代风貌、审美判断诸因素之关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