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与“小说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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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与“小说笔法”

王 雅 勤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方苞以为古文“杂小说”乃不讲义法之表现，会导致为文不够纯正，故而严“忌小说”。但是，在实际创作中，为使文章生动传神，尤其是涉及人物描写或叙述细节时，其古文便与“小说笔法”又每有相通之处，具有“重细节”、“含虚构”、“富趣味”等特征。

关键词：方苞；古文；小说笔法

收稿日期：2014-12-04

作者简介：王雅勤，女，安徽涡阳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7.62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3.003

一、 古文与小说之交融

“古文”这一概念始于韩愈，是指与六朝骈文相对，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所谓“小说笔法”即是指在古文创作中以记事、记人为主，借用小说中刻画人物和设置故事情节的一系列能突出人物性格的写作技巧和方法。

古文与小说这两种文体交融的现象由来已久，早在史传文学中就已露出端倪。从文体渊源上看，古文与小说同源于“史”，即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古文与小说之叙事方式、人物刻画等技巧，都可以从史传文学中寻得蛛丝马迹。《史记》的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于轻慢缓急之间有夺目之效；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性格刻画入微，有“闻其声知其名”之妙，如《项羽本纪》之“鸿门宴”[1]341-403、《刺客列传》之“荆轲刺秦王”[1]3171-3211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冲突连连，实在是扣人心弦；人物心理描写符合情境，又可谓入木三分，有如文言小说。对于这种现象，钱钟书如是说，“史家追述真人真事， 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 设身局中， 潜心腔内， 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庶几人情合理。”[2]163而同被奉作桐城派为文范本的《左传》，尚有“拟言”、“代言”以及小说味十足的“问答”存在。当时文体意识比较薄弱，并无所谓“古文”、“小说”概念之分，也无明确的文体界限，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同源”的现象。

然而，到了文体意识十分强烈的清代，作为清朝第一大文派，桐城派自然秉承时代赋予他们的重任。鉴于“古文义法不讲久矣”这一现象，方苞提出为文讲求“义法”，并认为“义法”始自太史公之《史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这是从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说的，即“言有物”、“言有序”。关爱和认为言之有物的基础是“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并解释说“‘本经术’即是以经为本，以儒家典籍为基本思想准则；‘依事物之理’则是以万事万物中所蕴含的事理物理为依据依托”[3]205。而言有序则是指文章之架构、事例之选择“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详略得当。方苞同样强调文风及语言的雅洁，文气高古谓之“雅”；语言简练谓之“洁”，即所谓“澄清无滓”。“桐城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言简义备、详略有致、雅洁纯净的文体与语言风格”[4]，“惟雅故能通于古，惟洁故能适于今。这是桐城文之所以能为清代古文中坚的理由。”[5]311小说作为“小道”，历来难登大雅之堂，方苞从外在形式与内在思想两方面论证了“古文”之雅洁，这样，方苞之“义法”理论便将“不入正统”之小说排除在外。

沈廷芳在《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称引望溪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可谓道出了方苞严禁小说入古文的原因。吴德旋著、吕璜述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另外，桐城后学姚永朴一语中的，在《文学研究法》中，他称“文学家”有别于性理、考据、政治与小说四家，并明确将小说排除在文学之外，对小说的弊端进行了抨击：

情钟儿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邻于诞妄。又其甚者，以恩怨爱憎之故，而以忠为奸，以佞为圣，谀之则颂功德，诋之则发阴私，伤风败俗，为害甚大。且其辞纵新颖可喜，而终不免纤佻。[6]20

姚永朴批判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叙述方式以及“纤佻”之语言，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桐城诸家力排小说入古文、严守文体界限的原因。

可是，在实际创作中，方苞古文理论所指导的创作与小说又是互相包容的。方苞古文于文章起承转合之间追求“神来之笔”的自然，力图“实录”，“文以明道”；但是，为文之时，需要剪裁择取，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虚构”。小说也是力求故事情节尽量迂回曲折，通过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等折射出社会现实，通过虚构来营造文学形象。可见，古文与小说在叙事与描写手法上相似，这样，古文与小说难免就有了共振的可能。桐城派殿军人物林纾将这一交融现象进行得更加彻底，名噪一时的林译小说就是古文与小说共振的最佳例证。他不仅在古文创作中借鉴“小说笔法”，还对这一文体交融现象做出了独到的理论阐发。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他称“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7]，揭示了古文与小说在篇章结构上的雷同。可见，古文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交融现象不仅由来已久，而且确实存在。文学理论历来与文学创作不同步，并不因为文学理论的全盘否定，文学创作就能够全然回避。其实，文体的交融是自然而然的，是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一种耐人寻味且难以回避的规律。

这样说来，虽然方苞提出“义法”理论，并义正辞严地将“小说”排除在古文之外，然而他在仿效《左》、《史》创作古文时，又难免浑然不觉地把这种“小说笔法”运用进去。当然，“小说笔法”实系今人之总结，方苞古文含有“小说风味”这一现象也是今人之观照，他自己并不知晓。可是，这一文体交融现象，很有艺术韵味，值得深入辨析。仔细阅读方苞古文，尤其是记叙性散文，就可以发现，方苞在阐扬义理的同时，尤其注重布局谋篇、情节设置、彰显人物性格及其精神面貌，而这些都与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称方苞古文具有 “小说风味”，情由亦大体如此。

二、富“小说风味”之古文

“在创作实践上，不少文人好以小说为古文辞，即将小说的旨趣与笔法注入古文的写作中。”[8]方苞的古文就具有这一特点，在叙事与描写上与“小说笔法”如出一辙，有“重细节”、“含虚构”、“富趣味”等特征。

1. 重细节。方苞古文写作内容大多是身边的人事，多有亲切自然之趣，充满真情实意之感。这些记人文章力求于细节中传神，以道出“平凡人或事的不平凡”，且多用白描手法，故而人物刻画栩栩如生。试观《白云先生传》一文，身为遗民，张怡仍志行高洁，誓死不屈：

甲申，流贼陷京师，遇贼将，不屈，械系将肆掠，其党或义而逸之。久之，始归故里，其妻已前死，独身寄摄山僧舍，不入城市，乡人称白云先生。[9]215

身为隐士，张怡淡泊致远，怡然自得：

先君子与余处士公佩，岁时问起居，入其室，架上书数十百卷，皆所著经说及论述史事。请贰之，弗许，曰：“吾以尽吾年耳，已市二瓮，下棺，则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9]215

该文主要通过对张怡“身居白云山”却“不入市，不言《诗》、《书》”以及他“著书论说数十百卷”却“不许翻抄传世”这两件事进行细节刻画，听其言观其行，寥寥百余字，即展现了张怡的“遗民”心理。既为隐士，并不必身在市井；著书只是一己之兴趣，并不值得炫耀，也无须传世以扬名。其间，方苞只是对这看似普通的两件事进行细致却不拖沓的勾勒，“弗许”、“闻而泣”可谓细致入微，而张怡之高尚形象也已“呼之欲出”。正如小说善于运用细节描写一样，哪怕是主人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等，都可以用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白云先生传》可谓具备了小说细节描写之长，颇含小说风味。

《田间先生墓表》一文，则生动形象地记载了田间先生钱澄之在大庭广众之下一再羞辱御史的场景细节：

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车而揽其帷，众莫知所为。御史大骇，命停车，而溲溺已溅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诋之，驺从数十百人，皆相视莫敢动，而御史方自幸脱于逆案，惧其声之著也，漫以为病颠而舍之。先生由是名闻四方。[9]337

作为抗清义士，田间先生不畏强权，行为豪爽，一再羞辱御史，然而御史却恐其自身恶行败露，故而不敢声张，并释放对其不敬之人，狼狈之丑态跃然纸上，令人反感。本段既有对钱氏豪举行为之细节描摹，也有对御史心态之细致揣测，内外结合，贬责了御史的丑行，歌颂了钱澄之的义举。

另外，方苞古文中的其他传、墓志铭、墓表、赠送序、寿序、碑碣、颂铭、哀辞、祭文、记等带有“小说风味”的古文也都具有细节式的场景叙述、深入的心理解剖，适度的动作描写、精妙的语言描写等，不仅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还展示了个人独特的性格，十足的小说风味不言而喻。

2.含虚构。方苞写“逸事”之文章，善于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之艺术想象，以此来刻画人物，表现其思想和品格。名传千古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文，历来被诸家当成方苞古文借用“小说笔法”的经典案例。

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9]237-238

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最类小说的，吴孟复就惊呼“这完全是小说的笔法”[10]40。方氏以奸臣当道、探监不易为背景，以身遭炮烙、危在旦夕为缘由，大肆渲染史可法的“探监之切”。又将抱左呜咽与狱中斥史作对比，极力刻画史可法之岌岌可危，左光斗之爱徒情深、深明大义。这段描写看似真实记录，正如归有光评《史记》时所说“如二人对话说话堂上，忽撞出一人来，即挽入在内”，给人如临其境之感。细想之下，史、左二人对话怎可被丝毫不差地记录下来，方苞极有可能是“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1]163。为避免口舌之争，本着“实录”原则，方苞又在文末加上一句“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看似真切可信，也未尝不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小说技巧。

另外，本文不仅有细致的人物刻画，精妙的对话设置，还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以及为展现左光斗高尚的衬托描写。这些都与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不谋而合”。

在《逆旅小子》一文中，方苞记载了一个客店小男孩悲惨遭遇的故事：

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敞布单衣，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弗活矣。”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9]244

该文看似作者亲历亲见，也对逆旅小子的凄惨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接下来又通过邻居的对答来揭露了逆旅小子的凄惨境遇。然而，此文的故事性却是十分的浓厚，加上方苞与旅店左右邻居人家的对答语言十之八九也是出自方苞之艺术加工，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虚构的嫌疑。后面的结局也是十分的奇特，小子与其亲人均去世，构思非常巧妙，明显就是小说之虚构。林纾称《逆旅小子》这篇古文“便近小说”[11]1不无道理。

3.富情趣。富有趣味是古文和小说的一大共同点。这样可以增添文章魅力，增加故事性，使平常之事读来不觉“寡然无味”，同时还赋予无生命之古文以“人情味”，令人手不释卷。如《石斋黄公逸事》一文。文中主要记述了黄道周到金陵，却被金陵友人捉弄的趣事。

一日大雨雪，觞黃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徐曰：“无用尔！”侧身内向，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觉，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酣寝如初。[9]239

本段故事发生在一个雨雪的夜晚，不胜酒力，遂被安排至特室安寝，顾氏便前去试探。文中极力描写顾氏的主动亲近以及黄道周美色当前却“即酣睡”、“酣睡如初”的坐怀不乱，一波三折，读来可笑。文章将黄公的无感与顾氏的窘态作对比，不仅刻画了顾氏的可爱，更表现了黄公遵纪守法的正人君子形象，且将黄道周以及一众清流名士面对妓女时的微妙心态展示无遗，可以说是一篇十分具有趣味性的古文。

再观《将园记》一文：

由正街之西有废墟焉……先君子好为山泽之游，既老不能数出，居常郁郁，乃谋复是宅。……先君子日召故人欢饮其间，将俟其成，而名之曰“将园”，取诗人“将父”、“将母”之义也。……每饭后，扶老母循庑至南堂，观仆婢莳花灌畦；或立池上，视月之始生，清光莹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9]415-416

这篇文章与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十分相似，都道出了“平凡中的不平凡”。《将园记》截取了日常生活中的小片段，如“先君子谋复是宅”的缘由、“园名的来历”、“扶老母游园”等极富“生活情趣”的例子，来反映亲情；又借屋子的兴衰、易主来反映方氏家庭的变故及其个人经历，表达了自己的怀旧、思念之情。文人多喜郊游、交友、吟诗、赏月，文中的先君子因不能经常外出郊游，故而想起“谋是宅”，与友欢饮其间；老母每每观花、赏月，仿佛乐在桃源，怡然自得，竟然“不知其在城市中”，读来虽不至捧腹，亦觉十分有趣。

以上诸例，展现了以心理渲染、动作展现、语言表述取胜的细节描写，“真真假假”的虚构特色，“妙趣横生”的生活情趣，可以说是综合了方苞古文中最具“小说风味”的三个部分。

明清文体意识十分强烈，方苞也是时时严守文体界限。他提出“忌小说语”，以显示他与“小说”划清了边界，然而他自己却无意识地运用了小说笔法来创作古文。这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方苞的“排斥小说入古文”这一主张实际上是从语言形式和内容的角度提出的，与他在实际创作中借用小说的表现手法这一行为并不矛盾。再加上“小说笔法”亦可溯源至《左传》、《史记》，而《左》、《史》本身就“小说味”十足，方苞又以其为古文创作之宗，方之古文难免不会带有“小说风味”。虽然“小说笔法”系后世总结，他自己也尚未意识到，但这种文体交融的现象一直存在，方苞只是将其又推进了一步。方苞这种带有“小说风味”的古文创作，对桐城文派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包括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林纾等在内的古文大家创作的古文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小说风味”。因而，古文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交融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桐城文派的发展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一努力，不只合理，而且可行。”[12]总之，古文与小说在写作手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只是由于雅俗之分、文白之争才走上了不同的文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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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汪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