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与曹植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翟鹿

摘 要：建安时代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时期，曹操、曹植父子作为建安七子的杰出代表，文学作品具有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安风骨，其中，贯穿其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最能体现这种气度。由于二人的生平经历、时代特点、文艺思想、性格特征等许多复杂的原因，曹操、曹植虽处于一个时代，但“忧”而不同，各有其特点。

关键词：曹操;曹植;忧患意识;儒家精神

文学中的忧患意识几乎成了我国有责任感的文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周易到诗经，从远古到近代，忧患意识从社会政治、个人生活到自我内心的超越，始终是文学之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承载。魏晋时期的建安风骨就体现了一种浓浓的忧患意识。结合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文的自觉”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人的觉醒”是这种忧患意识充盈诗文之中的直接原因。曹操、曹植父子作为建安七子的杰出代表，文学作品具有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安风骨，其中，贯穿其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最能体现这种气度。

一、曹操：兼为文人的政客之忧

曹操表现出的是一种兼为文人的政客之忧。曹操的作品以质胜文，绝无繁华辞藻的堆砌，有乐府诗歌的韵味，个性十分鲜明，读来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跌宕悲凉。曹操的身份以政客为主，他作为东汉末期军阀混战中的一代枭雄，诗歌中的忧患之感首先体现在一种天下意识之中。曹操始终以平治天下为己任，他目睹了东汉政权的腐朽，认识到朝代末落，百姓疾苦的现实，因此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走上了“治人”、“平天下”的道路。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之感。除了对天下兴亡与个人责任的感喟，曹操更直接地对国事民生进行了描摹，直抒胸臆地表达了仁民爱物与拯世济民的情怀。曹操的诗歌有许多“诗史”性作品，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卷七）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薤露行》与《嵩里行》二篇。“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曹操颁布了《军法令》，其中有云：“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可见，曹诗直陈其事，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诗人抑耐不住的真实感情。王世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艺苑巵言》卷三）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曹公诗作的悲与健。

这种莽苍悲凉的忧虑之感也体现在曹操诗歌中阔大雄奇的意象中。一位具有广阔的天下意识与强烈忧患意识的诗人往往不屑于对山水花鸟等意象精雕细琢，而是大笔点染。曾国藩在《日记八则》中云：“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出之。”曹操诗歌中的忧患意识也体现在一些肃杀、悲凉的意象之中， “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萧清，繁霜霏霏。”（《冬十月》）这种以“大”为美的苍凉意象是忧患意识的承载者，体现在曹诗的字里行间，也是曹操诗歌的一大特点。

因此，曹操之忧是承载天下的悲壮雄健、浩气奋迈之忧，他的气度、胸襟是曹植难以相比的。

二、曹植：哀而不伤的人世与人生之忧

与曹操峥嵘铁马的一生相比，曹植早期享受过荣华富贵、万千宠爱，尽管文采斐然，但诗风华美细腻，论其承载的忧患意识还是与其父十分不同的。司马门事件是曹植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以司马门事件为界，前期的曹植比较任性妄为，更接近于老庄的放任自然之感。曹植早期的言志诗以《白马篇》为代表，谢灵运曾经评价他：“平原侯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忧世之嗟。”（《文选》卷三十）这种“忧世之嗟”便是曹植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与关怀之中，然而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但这种关怀在他早期的体现并不明显，也不如其父的忧患意识的深刻悲壮。

司马门事件决定了曹植后期的悲剧命运，种种挫折使曹植的内心颇感震撼、紧张与矛盾，然而儒道互补人格的他，既没有分庭抗礼的坚决斗争，也没有消极的遁世逃脱，自暴自弃，而是继续了一种顺从却不放弃的人生。这种人格使他的忧患意识比曹操的更加复杂，其中不仅有对天下苍生的关怀，而且更多的倾注了一种对现世人生、本体自我的思考与忧虑。在恶劣的逆境中，曹植矢志不移，仍旧坚持着早期的人生目标，“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心依然炽热如昨。后期的他虽然远在藩国，身为罪臣，但仍旧关注着朝廷大事，还经常对时事政治做一番点评，或提出一些建议：“得其地不足以偿中国之费，虏其民不足以补三军之失，是我所获不如所丧也。……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师表》）曹植根据政治情势，分析军事实力，反对攻伐辽东，提出应首先为人民生活状况考虑，在当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曹植晚年最大的痛苦，不在于自己的处境如何困窘，而在于眼睁睁看着时光飞逝，自己却无所作为，重新燃起的壮志并未实现，自己却成了“牢圈之养物”。他登高长望，不禁思绪万端，惕然心惊：“内纡曲而潜结，心怛惕以中惊。匪荣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曹植《感节赋》）在他的一些咏史诗中，他还利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寓意巧妙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太公不遭文，渔钓终渭川。不见鲁孔丘，穷困陈蔡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这种以史为喻以抒其情的咏史诗对于后来阮籍、左思等人的创作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曹植对人生的忧患还体现在他创作的游仙诗中：“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虚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曹植《游仙》）曹植通过对世俗价值的否定，表达了对超越价值的追求，这种忧虑是深远，悲怆的。

曹植之忧相对于曹操的宏大悲情而言更显得细腻哀怨，极富个性与丰富性，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气度与精致并存。

总而言之，曹氏父子作为建安七子中的杰出代表，共同开辟了中国古代诗史的“黄金时代”，贯穿其诗歌艺术中的忧患意识也就此源远流长，为后人咀嚼、感喟，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与忧患感，也成为中华文人不断传承发展的一种民族气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