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抑郁心境更适合文学阅读
——兼与陶静先生商榷

杨建猛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安顺561000)

文学·语言·艺术

论抑郁心境更适合文学阅读
——兼与陶静先生商榷

杨建猛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 贵州 安顺561000)

陶静先生把阅读心境分为“欣悦”“抑郁”和“虚静”三种类型，认为“最适合阅读的接受心境是情绪的虚静状态”。作者则认为抑郁心境更适合阅读，理由有四：第一，陶静先生所谓的“虚静”，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少有的。第二，倘若认为抑郁心境“不太适合阅读”，这就忽视了文学的疗伤价值。第三，处于抑郁心境的读者，更容易与作者产生共鸣。第四，在抑郁的心境中阅读，尽管会改变原文的情感基调，使理解发生偏颇，但这是毋庸担心的，因为读者有权利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阅读心境；欣悦；抑郁；虚静

陶静先生在《营造适合阅读的接受心境》一文中把阅读心境分为“欣悦”“抑郁”和“虚静”三种类型，且认为“最适合阅读的接受心境是情绪的虚静状态”，他说：“阅读的过程也是审美的过程，审美要求暂时放弃功利性。虚静是适合审美、也适合阅读的接受心境；虚就是空，就是心无杂念，静就是情绪平静，心平气和，这是一种无功利性的境界。只有处在这样的情绪中，读者才能全身心地沉浸到文章中去，进入心醉神迷的想象的‘幻境’里，充分体味作品的内涵和旨趣。”[1]陶静先生认为虚静的心境最适合阅读，笔者却认为抑郁的心境更适合阅读。

第一，陶静先生所谓的“虚静”，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少有的。冯友兰先生将人分为四种：生物境界的人、功利境界的人、道德境界的人、天地境界的人；其中天地境界的人乃是最高境界，这种人脱离了一切世俗之累，所以才能做到真正的“虚静”。可是人世间毕竟大多数是凡夫俗子，能够达到天地境界的人毕竟是极少的，有几个能做到所谓的“虚静”？正如戴维·普劳尔在《审美分析》一书中指出：“排除了任何干扰的一心一意的审美关注是难得存在的，即使有过这种专注于唯一对象的时刻，作为唯一审美对象的世界，也是十分罕见的。”[2]可见，只有最高境界的哲人才能做到“虚静”，而普通的读者在阅读或审美活动中是无法“虚静”的。普通的读者做不到内心的“虚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总带着功利的目标进行阅读。功利目标之一是增长学识，培养气质。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礼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3]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4]功利目标之二是求取功名利禄。古人常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勉子弟勤奋读书，以求取功名。唐代韩愈就在《示儿》诗中如此写道：“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5]意思是说，自己在京师的豪宅是靠辛勤读书换来的。韩愈还说，辛勤读书的人将会成为富贵的君子，“潭潭府中居”；不好好读书的人则会成为贫贱的小人，“寒饥出无驴”[6]。外国人读书同样也带着很强的功利色彩，正如培根所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7]普通的读者做不到内心的“虚静”，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难以割断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难以忘却自身的处境和遭遇，难以忘却自身的欢乐与哀愁，因此也就不能无牵无挂地投入到文学世界中去。譬如阅读《牡丹亭》，他们总是喜欢根据自己的身份和处境，钻入作品中去扮演一个角色：恋爱中的青年人，总喜欢扮演杜丽娘或柳梦梅的角色；为人父母者，则喜欢扮演杜太守或杜夫人的角色，满脑子是功名利禄的想法。据说明代有一扬州女子名为小青,身为小妾而受正妻的嫉妒欺凌，曾读《牡丹亭》而作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8]小青对比杜丽娘的幸运与自己的不幸，终于郁郁而亡。由此可见，普通的读者总是结合自身的现实处境来欣赏文学作品的。因此，陶静先生所谓的“心无杂念”的读者，不过是缺乏个性的、抽象的读者；所谓的 “无功利性的境界”，也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如此如此抽象的读者、如此理想的境界，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

第二，陶静先生认为抑郁心境“不太适合阅读”，这就忽视了文学的疗伤价值。对于幸福的人而言，文学是生活的奢侈品；对于不幸的人而言，文学则是生活的必需品；因此，不幸的人比幸福的人更需要文学，抑郁的心境更需要文学的抚慰和疗伤。人生在世，欢乐少而烦恼多，难怪南宋词人辛弃疾发出这样的感慨：“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9]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没能实现的某种愿望，可以通过文学阅读获得补偿；那些生活在抑郁心境中的人，倘若不能通过文学作品获得抚慰和治疗，就容易患各种心理疾病[10]。美国文论家阿恩海姆认为，对于那些不幸者而言，文学是医治心灵创伤的不可替代的良药，他在《作为治疗的艺术》一文中说：“艺术如果要获得元气，就必须满足人类的本质需要……这些需要往往更明显地表现在患者身上，也同样明显地从患者通过艺术接受获得的各种益处上反映出来。”[11]因此，文学阅读的实用价值之一就是对忧愁烦闷、消沉沮丧、哀伤怨怒等抑郁心境的治疗作用，下面分别论之。阅读对忧愁烦闷心境的治疗作用。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闲愁，他们不仅喜欢借“酒”浇愁，更喜欢借“诗”解愁，通过驰骋在文学的虚幻世界里，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忧愁和烦闷。陆游以屈原的诗歌解愁：“听儿诵《离骚》，可以散我愁。”[12]杜牧以杜甫的诗歌解愁：“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搔。”[13]陶渊明以琴书解愁：“乐琴书以消忧。”[14]由此可见，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好比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忧愁。阅读对消沉沮丧心境的治疗作用。《世说新语》里记载东晋有个大将军王敦，因不能伸展其雄心抱负，终日郁郁寡欢，常在酒后高声诵读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5]一边诵读，一边还用玉如意击打唾壶，以至于唾壶之口被击打得残破不堪。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王敦终于摆脱了消沉和忧郁。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兵败被俘，身陷囹圄、万念俱灰之际，全凭杜甫的诗激励自己，最终才能守全气节，杀身成仁。李白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6]“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7]等慷慨激昂的诗句更是激励了无数遭遇挫折的人，使他们重拾自信，奋发图强。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同样对消沉沮丧的心境具有治疗作用，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一部经典的励志之作，写的是保尔·柯察金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故事，作品鼓舞了无数身处逆境之中的革命青年，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阅读对哀伤怨怒心境的治疗作用。孔子说“诗可以怨”，[18]钟嵘说诗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19]白居易说诗可以“泄导人情”，[20]，这些都是在阐发阅读的疗伤功能。清代名臣于成龙被选调到偏远的广西柳州罗城做官，亲朋对其疏远，同僚尽皆亡故；每当悲愤满怀之际，辄以诗和酒来自我排遣，他在《与友人荆雪涛书》中写道：“夜酒一壶，直钱四文，无下酒物，亦不用箸筷，读唐诗写俚语，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之为酒为泪也。”[21]哀伤怨怒之时，诗和酒就是我们的疗伤良药。怀才不遇时，可读李白的《行路难》；奸佞当道时，可读白居易的《秦中吟》；国破家亡时，可读杜甫的《北征》；亲人离世时，可读元稹的《离思》……古人云，长歌可以当哭，阅读恰似一种痛哭式的疗伤，使各种哀伤怨怒的情绪得以宣泄殆尽。

第三，处于抑郁心境的读者，更容易与作者产生强烈的共鸣。中国传统文论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大都是在抑郁的心境中写成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22]唐代韩愈论诗道：“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23]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也持相似的观点。由此可知，好文章大都是抑郁的作者写出来的。根据文学共鸣的理论，抑郁心境中的读者更容易与抑郁心境中的作者结为知音。因此，婚恋失败的人，更容易接受《少年维特之烦恼》；国破家亡的人，更容易接受李清照的《声声慢》；身体残疾的人，更容易接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此可见，抑郁心境不仅不会成为文学阅读的障碍，反而更容易转化为文学阅读的动力。

第四，陶静先生认为抑郁心境“不利于阅读”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处在这种心境中的学生容易改变原文的情感基调，使理解发生偏颇。”这其实是完全不必担心的。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空白和未定点，读者总是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阅读经验和理想趣味去连接断裂、填补空白、揣摩寓意；因此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永远都不可能与作者的原意完全一致。正如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那段经典解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4]鲁迅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看书琐记》中再次强调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不一致：“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25]所以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一切阅读都是读者的再创造；读者对作品的误解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毋庸担心的。

综上所述，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不幸，便会转向文学世界。抑郁心境不仅是激发阅读欲望的重要契机，也是读者与作者进行深度交流的桥梁。所以说，抑郁心境更适合文学阅读。

[1]陶静·营造适合阅读的接受心境[J].河南教育，2004(9)：32.

[2](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48.

[3]陈梦雷·读书四观[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243.

[4]王文诰·苏轼诗集 [M].北京：中华书局，1982：221-222.

[5][6]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669-1996：722.

[7](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200.

[8]李祥林·明清女性接受视野中的《牡丹亭》[J]. 东南大学学报，2007(9)：107.

[9](南宋)辛弃疾·辛弃疾全集[M].武汉：崇文书局，2013：46.

[10]张唤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28.

[11]童庆炳·文艺心理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327.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60.

[13]陈光·杜牧诗赏读[M].线装书局，2007:151.

[14]刘松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331.

[1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599.

[16][17](清)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189,511.

[18][19][20]邹然·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157,210.

[21]吴拯寰·清文观止[M].长沙：岳麓书社，2003：264.

[22]于非·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336.

[23](唐)韩愈·韩昌黎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24.

[2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72.

[25]鲁迅·花边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05.

(责任编辑：颜建华)

Depressive Mood is more Suitable for Literary Reading—— Discussion with Mr.Tao Jing

Yang Jianmeng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561000, Guizhou, China)

Mr.Tao Jing divides the mood of reading into happy mood, depressive mood and quiet mood, and he thinks quiet mood is more suitable for literary reading. However,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depressive mood is more suitable for literary reading. I have four reasons to explain this: First, quiet mood which Mr. Tao Jing called is very rare in reality. Second, if we think depressive mood is not suitable for literary reading, we are ignoring the medicinal value of literary reading. Third, when readers are depressed and in despair，they are more likely to resonates with the author. Fourth，although readers are more likely to misinterpret the works when they are depressed, that isn’t important，readers have the freedom to express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he mood of reading, happy mood, depressive mood, quiet mood

2015-03-18

杨建猛(1975～)，男，江苏盐城人，安顺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化、文艺理论。

I02

A

1673-9507(2015)02-0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