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么个人》中的言语幽默
——以关联理论为视角

张湘雨

(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我就是这么个人》中的言语幽默
——以关联理论为视角

张湘雨

(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文章从关联理论出发分析小品《我就是这么个人》中的对白，探讨幽默的产生与明示——推理的关系，以及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反差对幽默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解读言语幽默的产生缘由，并希望能为大众欣赏喜剧小品提供新的视角。

关联理论；喜剧小品；《我就是这么个人》；言语幽默

引言

喜剧小品，作为一种独特语言艺术形式，通过简洁、风趣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的肢体动作，大受人们的欢迎。分析幽默是如何在喜剧小品中产生以及被观众发现和理解的，能够为人们提供新的欣赏视角从而更好地理解小品中的幽默。幽默因其产生来源可分为两类：言语幽默和非言语幽默。非言语幽默包括漫画、无声电影、诙谐表演、哑剧等无语言参与的形式。“言语幽默就是借助语言手段表述的诙谐，以语言为媒介，根据特殊的语境，运用轻快而诙谐的笔调，通过影射、讽刺、夸张、双关等手法来达到幽默的目的。”[1]在喜剧小品中，非言语幽默和言语幽默同时存在，演员在对话的同时伴有一系列搞怪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将幽默从形式到内容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达到喜剧的效(笑)果。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小品中的幽默做过分析和探讨，大多数学者采用格莱斯的合作原则和利奇等提出的礼貌原则以及违反这些原则而产生的“会话含义”作为理论支撑，对幽默进行解读[2]。但随着语用学理论的发展，关联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语言幽默的分析又有了新的方向。

一、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最早是由斯珀伯和威尔逊两位语言学家提出并系统阐释的。它认为，人们的交际行为是一系列明示行为，旨在使交际对象依据明示做出推断并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图。受话人推断的过程实则是其对交际行为做出的一系列假设(包括交际的环境和上下语境)，这些假设与推断是建立在受话人原有的认知范围之内的，即，认知决定了推断结果。何自然也认为，关联理论“从理论方面看，它结合了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交际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把重点放在言语交际的认知研究上”。[3]因此，关联理论与认知科学密切相关，它以认知为基础，分析话语的产生和理解机制。可以说关联理论的出现不仅为人们理解话语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更对认知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联理论的两大基本概念是：明示交际行为和最佳关联假设。在交际活动中，说话人用语言表示自己的交际意图的行为即为“明示”，受话人为了获取足够的信息以理解说话人的意图需要做出“推理”，因此交际具有明示推理性质。斯珀伯和威尔逊《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就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他们反对传统的交际观念并认为， “语言交际是一种复杂形式的交际。它要涉及语言编码、解码，但一句话语的语言意义不足以承载说话人要表达的意义。语言意义只对受话者推断说话人要表达的意义起作用。”“交际的成功不在听话人辨认出话语的语言意义之时，而在他们在话语中推断出说话人意义之时”。[4]即，交际的成功需要编码、解码和推理三者的有机结合。

最佳关联假设认为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话语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语境效果和推理努力。关联性与推理努力成反比关系——“语境效果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小，关联性就强；语境效果差，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关联性就弱。”[5]关联性有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之分，最大关联属于“认知领域”；最佳关联属于“交际领域”。最大关联是受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以最小的推力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考虑了听话人的利益；最佳关联是受话者在付出最小的推理努力后产生了足够的语境效果，最有利于交际的进行。因此交际活动进行时，人们总是预期话语的最佳关联性。

二、《我就是这么个人》中言语幽默产生机制

1、明示—推理模式下幽默的产生

Sperber和Wilson结合早期符号理论的语码模式和Grice的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指出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6]明示是说话人向对方表达自己交际意图的行为，是编码的过程。推理是受话人依据说话人提供的明示信息进行解码，解码的同时结合语境在其认知范围内对信息进行推理，以达到对明示信息的理解的目的，是推理与解码的结合。然而，由于交际双方的认知范围不同，受话人对说话人的明示行为不一定能做出准确的解读，即误解现象，故而常常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幽默正来源于说话人的交际意图与受话人的错误解读之间造成的差异。

例1：

冯：土豆呀！

曹：谁是土豆呀！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冯：这不一样嘛。

曹：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这个例子中说话双方对“土豆”这一词的理解不一样出现了偏差，造成了幽默的效果。当冯巩叫曹随风“土豆”时，他只把土豆一词当做一个代号没有具体意义。可是曹随风却坚决反对冯巩对自己“土豆”的称呼，并强调与猕猴桃的不同(有毛，无毛)，可见两人对土豆的认知是不同的。对于观众来说，在曹随风明示土豆和猕猴桃的不同之前也没想出两者具体有什么不同，解释后再加上曹的动作，使我们明白了他做解释的交际意图，同时也产生了幽默的效果。

例2：

蒋：来啦来啦，谁啊？

冯：我……

蒋：你是……？

冯：我是巩巩。

曹：公公？你是太监啊！

这节对话中，语言简单凝练，却机智幽默。当蒋问：“你是……？”冯回答：“我是巩巩”时，冯巩所要明示的意图是“我叫巩巩，巩巩是自己亲昵的称呼”，可是曹随风不知道，在他的认知里语音“gong gong”指的就是太监。他没有能够按照冯巩提供的语言信息得出正确的推理，因此，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交际因认知的不同导致了失败。而把“巩巩，公公，太监”联系在一起对于冯巩来说是个打击，对于观众来说却是个笑点。

例3:

冯：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停稳着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他送礼来，这不等于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曹：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该例中冯巩用了一大段铺垫来为自己拿回净化器的行为找借口，最后说了句“我现在要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其实是想得到大家肯定的回答，让其他人认同他“拿走”的行为。可是曹随风回答“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暗含冯巩本来的做法就不好，如果这样做了就更糟糕。这样的结果严重背离了冯巩想要表达的意图，在曹随风的推理结果中产生了反差，引起了幽默。

例4：

蒋：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这是属于你妈的。

冯：那是属于主任他妈的。

蒋：你妈的。

冯：他妈的。

蒋：你妈的。

冯：他妈的。

蒋：你妈的。

冯：他妈的。

曹：哎哎哎，你们这文化人说话咋像骂人哩。

冯：那应该怎么说啊？

曹：应该说，你娘的，他娘的。

例子中蒋诗萌说“你妈的”，冯巩自然就接了句“他妈的”，这里冯巩的“他妈的”想要表达的是主任的妈，但反复这么说被曹随风听起来像是骂人的。因为曹随风的工作处于社会底层，日常所处的环境缺乏文化气息，反而像“他妈的”这种用语多一些，所以他对冯巩表达的意图产生误解，导致了幽默的产生。

2、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的反差产生的幽默

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是关联理论的两大重要概念。在对话语的理解过程中，最大关联不一定是最佳关联，最大关联主要考虑受话人一方的利益，而最佳关联则是找到最好的结合点使受话人花费最少的努力就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因此在人们在心理上会产生反差，而这种反差往往会造成幽默的产生。下面从几则例子中来分析:

例1:

冯：哎哟，朋友们，看见了吧，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

观众：送礼！

冯：这哪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叫行贿！这个型号的优惠，呵呵呵。

此例中刚开始冯巩说“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让观众产生的毫不费力的直接反应也就是最大关联是“我买的净化器是要送给主任的，因为有事要请主任帮忙。”而当冯巩问观众“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观众回答“送礼”时，他却又说“这哪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这是送礼吗？”，这就让人心生疑惑，期待他有令人出乎意料的解释，从而使人花费更多的努力去理解他想表达的意图。正当观众费力寻找最大语境效果时，他的一句“这叫行贿！”道出了其最佳关联意图。观众期待的解释与冯巩做出的解释明显具有强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导致了幽默。

例2:

冯：嘿，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还满意吧？

曹：给钱！

这一组对话中冯巩向曹随风介绍他之前提到过的小保姆，问他觉得怎么样，是否满意，观众听到这样的问话联想到的语境效果应该是回答“满意”，或者“不满意”，而曹的回答却是“给钱！”意思是“这小保姆哪有你说的那么好，给我介绍对象失败就别想省了爬楼钱！”与观众心里的预设语境有了很大的冲突，幽默就此产生。

结语

言语幽默作为幽默的一种，是语言艺术的一种体现，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因为有言语幽默的存在而变得丰富多彩。而喜剧小品的精髓就在于其语言的幽默性，将言语幽默充分的展现。文章将关联理论应用到小品《我就是这么个人》的分析，从明示——推理模式以及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的反差两方面着手解读言语幽默的产生，体现了关联理论对于喜剧小品欣赏的价值，同时也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观赏视角。

[1]Pocheptsov G·Language and Humor[M]. Kiev: Vysca Publishers, Head Publishing House，1981:15.

[2]何自然·Grice语用学说与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25-29.

[3]何自然·关联理论是一种“因错而‘对’”的理论吗——关联理论是非谈[J].现代外语，2004(1):89-96.

[4]姜望琪·当代语用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7.

[5]朱燕·关联理论对幽默言语翻译的诠释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2):57-60.

[6]郭璐璐·从关联理论解读小品《不差钱》中的幽默[J].语言应用研究，2010(7):72-73.

(责任编辑：颜建华)

An Analysis of Verbal Humor in “I am Exactly Such a Pers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Zhang Xiang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angchu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angchun130012,Jilin,China)

This thesis will analyze the dialogue in “I am Exactly Such a Per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evance Theor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humor and ostensive-inferential theory and the effect of gap resulting from maximal relevance and optimal relevance on the causing of humor. It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origin of verbal humor from the aspect of the Pragmatics in this thesis so as to provide a new angle of view for audience to appreciate the comedic skits.

Relevance Theory,comedic skits,“I am Exactly Such a Person”,verbal humor

2015-01-08

张湘雨(1990～)，女，河南许昌人，长春工业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批评语言学及语用学。

H030

A

1673-9507(2015)02-001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