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醒之累

耿立

一

晚清时期悲剧人物实多，而一生襟抱未曾开，吞噬古老文化胆汁，如饮鸩者，怕只有郭嵩焘一人耳。郭嵩焘之悲，有说其书生意气，身陷官场而不知通达权变，对上司不知趋迎不谙潜规则，知世界大势却没有料到当时民族文化心理的偏狭，以至被骂为明教罪人，也许是因他个性耿直而罹祸，也许是他识见过人而不免眼高于顶恃才傲物，而世人皆愚傻？

是也非也？郭嵩焘只是想为故国开一条生路，他只是一个梦醒者，呐喊着，只是几声的叫喊，却被打杀之诬蔑之。最后抑郁而终，多次差点被戮尸剖棺。

郭嵩焘之悲是一个早醒者之悲，在郭嵩焘身上，人们不难想到鲁迅铁屋子的隐喻。关于“铁屋子”的寓言，断文识字读过几年书的人都知道，鲁迅说：“假设有一个铁屋子，是万难打破的，里面有一些沉睡中的人，将要窒息而死去，但因为是在熟睡之中，即使死去也是毫无痛苦的。几个稍微苏醒的人起来大喊，把沉睡的人吵醒，让他们在痛苦中死去，你倒觉得这样更对得起他们吗？”

现在是，将要窒息而死去的人因为几个稍微苏醒的人起来大喊，不遵守规矩，而群起殴之，那些呐喊者就成了悲剧的主角，或者鼻青脸肿，或者回到哑然无声。

这黑暗的“铁屋子”里隐藏着什么？是愚昧、欺骗，是麻木、暴虐、凶残，是因循，是被阻断的声音。

李欧梵说：“少数清醒者开始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所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的只是激起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地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

验之郭嵩焘，可以说李欧梵不幸言中，一八七五年二月，“马嘉理案”发生，中英两国大开交涉，清政府决定派郭嵩涛为钦差大臣，出使英国谢罪。这出使的消息立即引起舆论大哗，处在虚骄之气中的国民，张口闭口对看不惯的洋人说：不！当时的大清国里，很多人还沉睡在铁屋里梦幻里，还是一种“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便喜”的偏狭，有人当时送郭嵩焘一副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以“霸蛮”之气著称的郭嵩焘的家乡湖南的人士，把郭嵩焘的接受“出使番邦”，看成是湘人共同的耻辱。湖南乡试诸生正要考试，于是集会，商议捣毁郭嵩焘住宅。当时在长沙城内玉泉山就贴出讽骂郭嵩焘的对联，李慈铭在日记中曾记载：“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教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毁其家。”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日，郭嵩焘出发了，这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作为立国两百年的大清国，可以说有夷夏分野而无外交，有的只是到天朝上国的朝拜进贡，领赏受封。现在要改变原先的规矩，与各国互派使节，这不是屈身下节，变乱祖宗之法？尽管北京城也已经有外国的使团驻扎多年，大清国依然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岂知就在这时，云南边境却发生了英国教士马嘉理被中国边民杀掉的事。“马嘉理案”之后，大清国的心理如做错事的孩子，手足无措，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这时也不得不放下“天朝尊严”，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

而第一个承受这“屈辱”使命的就是郭嵩焘。已是人生暮年的郭嵩焘，“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作“赔罪之旅”。他在英吉利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郭嵩焘到底看见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说出了什么？一趟出使，使他跌入万劫不复，死后还被慈禧剥夺了入史的资格。

从郭嵩焘的遭遇，我们知道在一个自我放大的氛围中，太清醒者，只有孤独与孤愤，一个产生孤愤的时代，是因为周围的环境太肮脏和龌龊，是逼仄的社会的逼压，把一个孤独的灵魂压成了孤愤与异端。

但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没有人承认异端的权力，只能是遭受更大的不幸而已。但这也恰恰显示出郭嵩焘异端的思想的光彩和魅力。这是他的价值，也是他的对历史的冲击力。

二

其实郭嵩焘是不好写的，我曾踌躇许久，把初稿写出，朋友看后，都感到不到位，好像缺些什么。缺什么呢？我思索。

这是一个被骂做汉奸的人，在当今这个汉奸还成为网络上对一个人的评价的狂躁的时代，要写出郭嵩焘这样的反叛者，他的独异之异，他的超越世俗价值羁绊的“救中国而非救大清”的超拔，会收到什么效果？我阅读郭嵩焘的史料，对照网络风传的汉奸的条件，把郭嵩焘放到现在，也难逃“汉奸”的帽子。郭嵩焘是一个“箭垛式”人物，生前和身后都有很多的人放冷箭。我们看去，一个郭嵩焘一个蜂窝，满是孔洞。

一个思想超拔的人，在所有平庸的时代都是无法寄身的，何况在满清末世的专制下，那就更无法容身了。

郭嵩焘和左宗棠是同时代人，都是湖湘人的杰出代表，论事功他不及左宗棠，虽然李鸿章奏请朝廷给郭嵩焘赐谥立传时说郭嵩焘对于曾国藩、左宗棠拔起寒乡多有推挽佐助之功，研治礼记而“郁然为礼家大师”，然而他只是参赞了由别人主导的所谓“中兴伟业”而已。但我想，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历史的影响上，我以为郭嵩焘像暗夜里的烛光，会越来越璀璨，不说比曾国藩左宗棠光彩，但也绝不会比他们更弱。

郭嵩焘出生的这一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是所谓的清代的“盛世”。但这样的盛世，却是一个偏狭的自大国度，那是一个愚民政策大行其道的时代。任何有价值的思想都难以产生，稍有出现就会被消灭于萌芽状态。龚自珍曾叹：朝无才相，野无才盗，巷无才偷。朝无才相不可怕，可怕的是野无才盗，巷无才偷，整个社会的基础的土壤坏了。

在郭嵩焘出生前的两年，即一八一六年，英国派阿美士德率使团来华要求与中国通商，被嘉庆皇帝坚拒，荒蛮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进贡，怎能与天朝上国“互通有无”？

沉睡的中国，依然是在铁屋子里酣睡，那鼾声很均匀。那个时代，任何偏离儒家的意识形态都是被掐灭绞杀的，各种思想都受到严格的控制，不许有民间的声音，如果有声音，那就是一致的声音：儒家的思想。稍有出格，轻则革职，重则打杀。

整个国家被强制地推行一种意识，他们不知道世界的大势，他们只知道摧残异端，当时的当政者就像后人说的那样：“所有的当政者都是无知（社会学）的，如果他们是有知的话，那么他们就必定是黑心肝的或纯粹投机的。”

但是仅仅在被嘉庆皇帝拒绝的二十年后，“英夷”竟呼啸着“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凭借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打败了脑袋后垂着一条猪尾巴辫子的中国。

危机重重的中国瞩目着湖湘文化，应该说在晚清，是湖湘文化大放异彩的时候，这里面的翘楚当推曾左，而曾左的出山，都有赖于一个背后的推手，这推手是郭嵩焘，人们常说因缘聚会，我觉得，因缘这个词是可堪玩味的，它不单单是指男女的缘聚缘落，更是关乎一个人生存的升腾和堕落，是和命运攸关的词。

人和人的交往是讲究因缘的，所谓的同声相求气味相投，我们的世间，走过成千上万的人，一个跟着一个的匆匆过客，各人是各人，都是独立的，各人有各人的身体，各人有各人的思想，也许一辈子就没有交集，也没有谁碰到谁碰倒谁谁撞到谁谁撞倒谁。但是因缘来了，一句谈锋，一个顾盼哈欠，两个人呢，彷如春行雷动，一个把另一个激发了，所谓心地开明，道在目前。

郭嵩焘对左宗棠和曾国藩可做如是观。郭嵩焘与左宗棠是从小结交的友人，苟全生命于乱世，未出山时候的郭嵩焘和左宗棠为避战乱，相约躲到家乡的东山，好像是那个时代的谢安石一样，当时两人还约定以后“为山居结邻”，老了以后还要结庐在一起。一八三五年，十八岁的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奔赴长沙岳麓书院读书准备举人应试，在“惟楚有才，于斯为甚”的岳麓书院读书时，郭嵩焘结识才子刘蓉，通过刘蓉认识曾国藩，把臂交谈，一见倾心。三个二十左右的青年同居在长沙的一间客栈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常常是一个话头，放胆聚谈，一聊就是一两个月。这次相遇、聚谈成为三个人毕生最美好的记忆，以至于数十年后三人还不停地念叨那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美好岁月。郭嵩焘说当时“怦怦然觉理解之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临死的时候还做诗：“及见曾刘岁丙申，笑谈都与圣贤邻。两公名业都千古，辜负江湖老病身。”曾国藩说从此后“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科场征逐多年后，郭嵩焘终于与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成为同榜进士，且李鸿章成了郭嵩焘一生知己，无论外人怎样评价抨击郭嵩焘，李鸿章总是站在郭嵩焘身边。

然而时也命也？郭嵩焘与曾、左、李不但情投手足，在曾、左、李事业起步的初期都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但晚年闲居田园，郭嵩焘看到曾、左、李几个飞黄腾达，声名显赫，曾自豪地说曾、左、李三位中兴元辅，“其出任将相，一由嵩焘为之枢纽”。

郭与曾、左少年订交，日后都成为亲家关系，血缘开始融合，然而命运好像独独对郭嵩焘过于苛刻，终其一生仕途官场未能一展身手，郭嵩焘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踉跄而行走得并不顺坦。虽然他在一八三七年考中举人，但一八三八、一八四〇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一八三八年考中进士。

在落寞失意中，郭嵩焘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一八四〇年到浙江给浙江学政当幕僚。他顺道上海，在上海，他拜会了英法葡等国的领事，并参观了洋行和火轮船，还结识了王韬等人。此次上海之行，如同电光火花一般，一下子击中了郭嵩焘，改变了郭嵩焘，使他的价值观发生了逆转。

从此，开了天眼的郭嵩焘发现，船坚炮利并不能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且决不仅仅是引进几艘军舰几门大炮。

上海之行，时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让郭嵩焘“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坚船利炮，使他梦醒了，这次的触动，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我想到王畿的一段话：“至于闭关独善，养成神龙虚誉，与世界若不相涉，似非同善之初心，予非不能，盖不忍也。”郭嵩焘不是一个在官场汲汲的人，他的学问是要用来关心这个世界的去处的，官场只是给他的一个支点而已。郭嵩焘于一八四七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然而就在郭嵩焘回家居丧这几年，正遇太平天国起事。一八五二年，太平军由桂入湘。其时同样乡居的左宗棠、曾国藩对是否出山犹豫不决，郭嵩焘极力劝说曾国藩“夺情”出办团练，随后几年，郭氏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然而，在李鸿章想要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时，曾国藩却表示反对：“筠公（郭嵩焘号筠仙）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这意思很明确，郭嵩焘是屈原贾谊一类的人，喜欢议论批评，对现实不满，不是一个能够匡扶社稷的“繁剧”之才。

在官场，郭嵩焘身上有浓重的书生气，你翻阅郭嵩焘留下的日记就会发现，郭嵩焘和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好像是一个异类，但他目光如炬，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批评尖锐而深刻。这些充满了文人气理想主义的批评，很难在官场立足，反而会受到官场文化的反噬、鄙视甚至陷害打击，官场不容出淤泥而不染，官场是一把筛子，良知者出局，污浊者胜出，在一片乌黑的制度性腐败面前，郭嵩焘的作为总显得那么刺目那么格格不入。在沿海查办税务之时，他不收礼不住公馆的做法招致部下忌恨，对税务的严查更是触动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官场这锅酱汤之中，洁身自好与道德洁癖都是无法立足的。加之他孤傲倔强的个性，以及爱好品评时事的习惯，都注定了他在官场中的失败。

几年的宦海沉浮，让郭嵩焘认识到，仅依靠官员们的道德自律，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他开始摆脱从道德层次去思考官场吏治，转而从制度层面寻找答案。

郭嵩焘太理想化太书生气，在官场先是开罪测格林沁，后和一向意气用事的朋友左宗棠发生龃龉。说白了，郭嵩焘是想挽救末世的大清，但这个社会机器都已经锈迹斑斑，他的反腐败虽有效果，但也伤了自己。他不乡愿，不滑头，因为不圆通而在官场屡跌筋斗。最终在一八六六年六月解任下台，再次开始长达八年归乡闲居的生活。于是，清醒的孤独者，有点像《渔父》中的三闾大夫，郭嵩焘是个执着的人，一个恪守信念者。“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并不仅限于政治范围内。在生活中，个性不能与他人适应者，不免受排挤。老子曾吟唱过“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想摧服自己的个性，让自己能安然消解于众人之中，然而他最终不免忿忿地吟着“圣人披褐怀玉”，骑着青牛西出函关远去。郭嵩焘呢？

有人说《渔父》非屈原所写，像一幕诗剧，但那真是好文字：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这一幕诗剧，渔父是道家的形象，“不凝滞于物，而与世推移”。但我想到庄子在大雨天，好久没饭吃了，饿着肚子，在破房子里歌哭长号：“我今天潦倒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命啊！”可是这个庄子，却拒绝了楚王的千金之礼相位之邀，他未曾料到他有这一天吗？他自称“与时俱化，莫肯专为”，可是他自己却一直固执着，坚持着什么呢？

我们反问郭嵩焘，到底他在坚持什么？为了什么？他又比当时的人多出了什么？又少了什么？也许他多的是识见，少的是权变。他反对的是虚骄之气，自两宋以来，汉族的人格心理好像裂变而扭曲，元、清两朝，都是由游牧民族投鞭长江主中原后建立的，因而那些汉族的士大夫们的情绪化的反应格外强烈，张口闭口夷夏之辨，一反汉唐时讲究理、势的政策，而是“务为夸诞”，积弱已久反而屡屡奢言用兵。班固有言，（汉朝时）文人多主和亲，武人多主征伐。郭嵩焘则指出，宋、明以降，言战者多是文人，“虚文无实”，议论繁多而不切实际，往往轻启衅端，往往曲在我而不在彼。

郭嵩焘亲眼所见的虚骄士气，比宋、明时期更加嚣张。明明弓箭不敌洋枪洋炮，朝野之上，口吐白沫高声叫战，还骂竭力避战的人是汉奸。这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言论，不仅出于排外心理，还有迎合大众以博取时誉的考虑。可以说，这种虚骄之气，既不明理势（郭嵩焘特别强调“理”“势”两个字，理就是讲理，势就是顺势），也不讲是非，更不计后果，往往出于无知，有时则只是为了个人的名利。郭嵩焘对此十分警惕且深恶痛绝。

这种虚骄士气之误国，以中法之战为最典型。当初，郭嵩焘、李鸿章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既然已经无法保全越南，就应当考虑放弃越南以“保疆自固”。但当时的所谓清流如李鸿藻、张之洞、张佩纶等人，却竭力主战，主张出兵越南，与法国决战。这种“趋时”之论在当时非常动听，却不切实际、不求实情，根本就不知道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战争的结果是：法国占领越南，福州舰队被摧毁，马尾船厂被摧毁，法国占领基隆、澎湖，封锁台湾海峡，禁止南米北运，中国毫无招架之力。那些主战的清流们慌作一团，不知道如何了局，还得李鸿章出面收拾残局。当时有诗写到这事：“败书飞到举朝慌，老李回头顾老张；羽檄星驰三百里，讲和还要李中堂。”老李是指李鸿藻，老张是张佩纶，李中堂当然指的是李鸿章。

郭嵩焘提出的因应西方势力的原则截然不同于当时大多数虚骄的士大夫。他主张竭力避战，认为“战无了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对中国有害无利。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中国根本就不能和西方角力。他认识到，西洋各国十分重视通商，这一点大可利用，可以借此和外人周旋，以求自立、自强。在此过程中，不要给外人以可乘之机。主战就是给外人借口，给外人可乘之机。中国积贫积弱，每战必败，败则失地赔款，既伤国家元气，自取其辱，也不能改变通商之局。再是郭嵩焘主张积极了解洋务、认识洋务、走向世界。他认识到，中国应当竭力学习西洋的先进文化，并根据西方的“理”和“法”和西方人打交道。郭嵩焘知道，列国争胜的局面已经不可能改变，中国必须在新格局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悲哀的是近代中国没有沿着郭嵩焘设计的路线走，悲哀的是中国被一帮虚骄的爱国贼引向了一条一误再误的路，直到黑暗的深渊。

八年的归乡隐居，并没有磨灭郭嵩焘关心时局的心，即使处江湖之远，他仍是为庙堂和百姓心忧。一八七五年年初，闲居八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但“马嘉理案”发生，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同行的还有副使刘锡鸿。

应该说这是上苍赐予中国人的机会，让你深入到对方异样的陌生的国度，那是有别于儒家生活的异族，但必须放下身段，虚其心面对西方文明。

但当时朝野的士大夫们无知狂妄而胆怯，抱着天朝上国的矜持，但却被洋人戏弄，只是背后如阿Q一样骂洋人出气。

郭嵩焘知道士大夫们唯知愤愤然横议误国，对出使英国，他曾想借病引退。但总理衙门坚决不允，只批病假。辞职与不许辞职反反复复一直从三月僵持到了七月。

九月，慈禧召见郭嵩焘当面安抚：“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出使）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这时郭嵩焘明白已经没有退路，出使前的十月三十一日，太后再次召见，安慰郭嵩焘：“汝心事朝廷自能体谅，不可轻听外人言语，他们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焘当着太后面再也忍不住了，开骂那些所谓的主流士大夫：“不知事小，却是一味横蛮，如臣家于此已是受惊不小！”郭嵩焘指的是那些爱国贼，他们听说郭嵩焘去英国致歉，扬言要彻底捣毁郭家的住宅，郭氏一家老小连带受惊受辱。

在上海候船期间，郭嵩焘给两江总督沈葆桢去信一封，可以想见他的孤独，这无边的孤独让一个暮年的长者承担：

“幼丹（沈葆桢字幼丹）尚书同年大人阁下……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乃至此极，公将何以教之？”

一个人到了暮年，最眷顾自己尘世的家园，但这次出使的凶险，几万里的海路，只有那些汹涌的波涛知道，也许，对于人来说，在历史的长河里，一朵浪花都算不上，生病可以死，战乱可以死，瘟疫可以死，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可以说每条路都通向死。

但这次郭嵩焘感觉尤其艰难，还未出使就不被家乡父老和故乡的屋顶所庇护，故乡给他的不是温暖，而是痛诋，不把他作人看（“更不复以人数”），然而郭嵩焘有更深远的忧虑：“默察天下人心，洋患恐未有已也。”一叶而知秋，一个本族的人尚遭遇如此，举国上下愤愤而无理智，像打了鸡血，那怎样对付洋人？

三

一八七六年十月的一天晚上，上海虹口码头，一艘英国邮船Travancore号，两鬓斑白的郭嵩焘与送行的人们作揖道别。茫茫夜色中，上海的灯火渐渐暗了，郭嵩焘把自己交给了夜幕，正像当时的整个国家的状况，在黑暗中开始了清政府这段极不寻常的旅西历程。

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郭嵩焘乘坐的邮轮抵达伦敦；四月，正式就任驻英国公使。但到七月即遭到国内官员的弹劾，随后又连续被副使刘锡鸿密奏“举报”。不到两年，郭嵩焘即被迫匆匆回国。到底是什么原因惹下了这轩然大波？

郭嵩焘是文人，文人技痒，在出使途中五十一天的日记中，记述了所见所闻的西方文明及自己的感想。他把日记按要求寄呈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则以《使西纪程》的书名交同文馆刊行。不料该书出版后如巨石投海，书中对西方文明的描述和肯定，遭到思想保守的士大夫们的抨击，连名流李慈铭也斥其为“不知是何肺腑”！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更是上疏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给他扣上了“卖国”的大帽子。以至朝廷下令禁止该书发行并予毁板。后来梁启超曾讲述过这段故事：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

郭嵩焘自上海乘船到伦敦五十一天的日记，不过两万余字，由他本人整理出来之后抄录寄给总理衙门刻板刊行，用作讨论研究洋人事务之参考，谁知《使西纪程》就像一声苍利的声音，吓着了熟睡的国人，郭嵩焘原本逐月编写日记的计划只好搁置。我们看《使西纪程》究竟说了什么？郭嵩焘参观了英国下议院的运作，旁听了议员们对英国“兵部尚书哈尔谛”的种种辩驳诘难；考察了英国的两党制度，郭嵩焘说：“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巨民共之。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其风俗之成，酝酿固已久矣！”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这段话的意思很显豁：我们靠圣人治国，西方靠民众自治，圣人不常有，而民众长存。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郭嵩焘竟然把中国传统政治理想中的“三代之治”，说成不如蛮夷的政体优良，这无疑给对手树立了靶子，激起了那些士大夫的“深仇大恨”，好像掘了祖坟。那些空头救世的士大夫，只是死抱着三代之治，陶醉在远古的那些神话里，面对西方的前门无有一策，还是沉溺在黑暗里酣眠。我觉得可以以这样的造型来定位郭嵩焘：中夜暮色，傍徨四顾。这时的郭嵩焘的言论无疑是给那些即将溺毙的人以希望。

郭嵩焘在英国完成了蜕变，如一个蝉伏在地下，而在异国他乡开始嘶鸣，变成了故国夜间的鸣蝉。郭嵩焘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等西哲与“孔夫子”“孟夫子”等东哲放到同一的心里位置，对西方近代的哲学和科学十分钦佩：“英人谓天文窍奥由纽登（牛顿）开之，此英国实学（科学）之源也。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富强，推求本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郭嵩焘最让我们钦佩的是他已逐渐摆脱君权至上的束缚，替民主政体发声，赞美民主政体的优长之处。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他曾列席旁听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推原其立国之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Parliament）有绍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败。人才学问相继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上要议会政治，下要地方自治，这是清末立宪派在二十世纪之初的政治纲领，而郭嵩焘在三十年以前已经有此初步认识。

这样的言论别说在国内会引起口诛笔伐，即使在使馆里，同行的副使刘锡鸿也忍无可忍了，即刻在使馆内部高调宣布与郭彻底划清界限：

“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刘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连郭嵩焘不用茶水而改用银盘盛糖酪款待洋人、想学外语等全都是罪过。

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刘用道德的外衣披在自己的身上，拿纲常伦理拿意识形态攻讦别人，这既是向朝廷献谄，也是满足自己以道德自任的所谓的正义和优越，这里的道德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武器，杀人的武器。

对于刘的攻讦和陷害，郭嵩焘是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一八七八年八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令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郭嵩焘与刘锡鸿，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旅程与游历，但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南辕北辙———郭嵩焘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远胜中国上古三代之政，刘锡鸿却说：“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这要绕多些弯子才能得出“英国富强是因为学习中国”如此荒唐的结论？

一八七九年一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虽有恭亲王和李鸿章“先期回京”的邀请，但郭嵩焘彻底失望了，“洋务不足与有为，决矣。鄙人愚直，尤不宜与闻。”

“归从巴黎，有谤百车”，五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遍贴揭帖，指责他“勾通洋人”，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郭嵩焘死后，老朋友李鸿章以位极人臣的身份亲自上疏向朝廷申述郭嵩焘毕生功业，请旨按例赐谥、立传，但朝廷颁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有两首诗，是郭嵩焘晚年写的，写出了他晚年的失落黯淡，每每读起，我都是悲愤莫名，郭嵩焘给人的悲壮在此，令人钦敬处也在此，知其不可而拯天下溺，最后虽然蜗居乡下，但不改真人本色：

傲慢疏庸不失真，

尽留老态待传神。

流传万代千龄后，

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

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

一生怀抱几曾开！

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甚至延伸到五四。郭嵩焘是晚清衰世一骑绝尘的先知智者，正因为他的很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当时的人们不但跟不上他的步伐，甚至望不到他的身影。于是他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自始至终他都成为时人攻击的靶标，成为难容于世的异类。孤独的先行者一生的结局是悲剧，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曾有历史三峡论的高见，概言之便是，中国历史在秦朝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由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由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约公元前86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自此这一秦汉模式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便一成不变地延续下来，亦即毛泽东所谓“千古犹行秦法政”。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主国家，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〇年开始，我们能在二〇四〇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也许，从郭嵩焘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曲折和磨难。二百年的震荡，太平洋的潮汐已经到来，也必将到来，那潮音正澎湃在路上，越来越近。

当郭嵩焘回国的一八七九年五月五日，郭嵩焘乘坐着李鸿章特派的小火轮抵达家乡。家乡的乡绅土老们竟然拒绝让小火轮靠岸。理由似乎很充分———小火轮是洋船，而那里还不是开放口岸。我们想到郭嵩焘写给李鸿章的信，他说：人民富足，国家才可以谈富强……船坚炮利是最微末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这是郭嵩焘对这个国家的狮子吼、大潮音，但是我们没有惊醒和听懂，我们依然欣赏的是林则徐式的英雄。

人们常说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他是出于传统的保家卫国的观念来看待从海上而来的“夷狄”。他对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的印象，与宋之于蒙古，明之于满清的看法并没有大的不同。林则徐承认自己军事落后，打不过这些蛮夷，所以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这仅仅是“器”不如人，“礼”等典章制度却大大过之。林则徐虽勇于睁开眼了解西方世界，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肯定西方文明。他到澳门巡视，认为“夷服太觉不类”，“婚配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对于西方的鄙视终其一生。经世致用而放眼世界的林则徐虽然对于中国走上近代文明之路居功至伟，却还停留在传统的民族英雄立场上。

郭嵩焘是别一种爱国主义者，他致力于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这样异类爱国主义言行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那就必然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訾议也就是难免的了。因为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那些固步自封的人，特别是那些只能靠死抱四书五经八股时文升官发财之辈怎能不视之为离经叛道洪水猛兽呢。

我们需要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更需要郭嵩焘的清醒看世界。但是悲哀的是在全国一片汉奸的骂声里，连朝廷也妥协了，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这极限是那些传统的人无法承受的，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

我理解了郭嵩焘的抑郁而终，那些坚守儒学的士大夫们，他们捍卫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郭嵩焘陷入了愚氓的大泽，李贽的一句满含悲凉的话：“盖英雄之士，不可免于世，而可进于道。”难道大英雄就不能容于世么？这些人只能在世间屈辱地生，屈辱地死？一出出相同的时代悲剧，何时有谢幕的时刻？

郭嵩焘逝后，他在英国期间激赏不已的晚辈严复的一副挽联道尽了郭的悲剧人生：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氋，激赏深渐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独醒之累”是郭嵩焘那样的爱国者作为思想上的先知者必然的代价，而“蛾眉谣诼”的人们对他谣言中伤，使他伤痕累累屡遭横逆也是必然的。当年在英国郭嵩焘对严复以晋国奇才羊祜（叔子）相许，如今，严复则以爱国之屈原报之。以屈原的悲愤作比郭嵩焘的悲愤，以屈原的际遇映衬郭嵩焘的遭际。其实郭嵩焘的悲剧人生何尝不是所有先知先觉者的共同遭遇呢？

我们可以排列以下一组数字，可以设想，如果满清听从了郭嵩焘的建议，何尝会有辛亥年的枪声呢。

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郭嵩焘在汉奸的唾骂声中去世。死后清廷拒绝了为其赐谥立传的请求。

郭嵩焘去世后七年，戊戌变法在铡刀下失败。

郭嵩焘去世后九年，漫山遍野的义和团起事，当整个北中国被一种狂热的国粹情绪所笼罩之际，有人又记起了郭嵩焘，在给朝廷的奏折里疾呼：

“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

再七年，类如飘蓬的清廷，为了留住皇权的一丝法脉，答应实行“预备仿行宪政”，但时间已不允许。

一九一一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响起，满清仆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