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推进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伪城镇化及其破解

张秀利　祝志勇

摘要：伪城镇化是以经济为导向的生产要素的城镇化而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章从居民消费水平的角度考察城镇化的质量并判断城镇化的“真伪”，利用1978-2014年城镇化率和居民平均消费支出的时间序列，通过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检验后发现：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居民消费显著提高了城镇化率，但后者并未显著引起前者的提高，故两者是带动与被带动的单一关系而非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且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率的作用存在滞后效应。这表明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伪城镇化特征。为此应将要素城镇化转变为人本身的城镇化，在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农业部门的发展，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以收入政策为核心扩大农村居民消费。

关键词：伪城镇化；居民消费；要素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路任重道远，新兴经济体增速普遍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内需不足和外部需求不确定性增强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制度设计者对如何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部署，指出经济发展应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而城镇化因承载着现代化建设之历史任务和扩大内需之最大潜力的双重任务而倍受瞩目。由此城镇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文献综述

对于我国当前出现的伪城镇化问题，已有部分学者给予了关注。刘文勇和杨光（2013）认为，伪城镇化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一元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与城市吸融功能不足的矛盾、小城镇化浪潮与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潜力不足的矛盾。朱孔来和李俊杰（2012）认为伪城镇化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是体制障碍及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的重点与城市化建设初衷的偏离。闫海波等（2013）将伪城镇化纳入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分析框架，得出伪城镇化是非正规就业一个主要导因的结论。马长发和刘双良（2011）认为人与地的城市化适宜性不统一、人与地城市化成本不对称是伪城镇化产生的根源。此外还有新闻工作者对应重视伪城镇化现象进行了呼吁。

对于城市化与消费的关系，Jennifer Day和Peter Ellis（2013）分析了城镇化对印度尼西亚农村地区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由人口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及基础设施建设共同决定，一些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也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在大城市的适应度和消费水平。Reinhard Madlener和Yasin Sunak（2010）研究了城镇化对城市能源消费的影响，认为不同经济部门的各种城镇化机制导致了城市能源消费的激增，但城镇化机制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差异。

国内学者基于不同视角，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万勇（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化的结构效应和保障效应不明显，城乡收入差距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蔡昉（1999）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互为内生，通过二元结构的转化拉动消费在长短期中均有效。陈昌兵（2010）对城市化与投资率和消费率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后发现，投资率与城市化率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消费率与城市化率间有U型关系。王国刚（2010）认为中国当前应重点加大消费性投资的价格效应和产能效应。蒋南平（2011）、胡日东和苏梽芳（2007）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但对农村消费的累积效应大于城镇居民。潘明清和高文亮（2014）的研究发现，城镇化的积聚效应大于外部成本效应，总体而言城镇化促进了居民消费增长。刘厚莲（2013）的发现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

已有研究对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也部分涉及到了伪城镇化问题，但存在的不足是：第一，对伪城镇化的分析还是比较分散和零乱的；第二，尚无从消费视角对伪城镇化的研究，从而对既有的城镇化弊端无法给出更直接和更有力的解释。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说的“中国经济奇迹第二季”，其实质是更加注重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他再次强调了“调结构”和“促改革”的重要性，并认为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那么从消费需求的角度讨论城镇化质量的问题，将有可能获得新的启示。第三，研究中较多论及城镇化对消费需求的单向贡献而较少关注两者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将首先对伪城镇化的内涵和特征进行阐释，继而通过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来探寻两者间的双向关系，并据此判断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模式是否系伪城镇化，最后提出制度修正的思路。

二、伪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

已有研究倾向于把伪城镇化理解为“农村人口虽然进了城市但并没有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市民）”的现象 ，伪城镇化人口等于“在城镇就业却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数” ，然而纵观发达国家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因此相对应地，伪城镇化所涉群体就不应仅指进城农民工，而是应把留守农民囊括在内，此乃一；其次，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是留守农民与进城农民工在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上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其浅层次的原因是二元户籍制度的约束，而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生产要素城镇化的推行。基于此两点，本文认为伪城镇化是对留守农民和进城农民工在消费模式、消费水平、公共服务上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的现象的描述，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使得社会整体生活质量并不纯粹因为城镇化进程而大幅度提升。导致伪城镇化的原因是以经济增长（而非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要素城镇化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实行。

一般而言，伪城镇化具有四个特征：第一，是一种主要以生产要素为主的城镇化而非主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将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劳动力主要作为工业部门的生产要素被城市所吸纳。第二，二元经济部门分割且户籍制度的二元特征较为明显，存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配置与附着在城乡居民户籍制度上的福利的双重非均衡。第三，以劳动力转移为主要特征，较少关注农业部门经济制度和技术的变迁及诱导。城镇化包括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城市数目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及农村地区实现城市生活方式三层含义，以人口流动为主导的模式导致农业部门发展较为困难从而使得以劳动力转移为内容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自我强化。第四，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

伪城镇化致使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及福利待遇上呈现出二元化特征，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并不因为城镇化推进而有显著提升，这与提质增效经济发展模式下提出注重城镇化质量的要求不相符。

三、模型描述、变量选取及数据获取

（一）模型描述

对时间序列的分析讨论始终是经济计量学的热点，近代经济计量、金融市场及其他研究领域的众多成果均是建立在时间序列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本研究主要是从城镇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角度考察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并判断城镇化的“真伪”，因而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分析就成为本研究的重点。根据本研究的这一研究目的以及本研究的数据特征，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并通过协整检验判断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然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波动关系，建模时需要用数据的动态非均衡过程来逼近经济理论的长期均衡过程，最后进行Granger检验，分析序列间变化的关系。

维向量 的分量间被称为 阶协整，记 ，若满足：（1） ，要求 的每个分量 ；（2）存在非零列向量 ，使 ， ，则 是协整的，协整向量为 。Engle和Granger提出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的主要步骤是：①若 个序列 和 都是1阶单整序列，建立回归方 。模型估计的残差为： 。②用ADF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是否有单位根，若残差序列平稳，则可确定方程中的 个变量 间存在协整关系。

进一步的，David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了误差修正模型的主要形式，也成为DHSY模型。设变量x与y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如（1）式：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获取

1、变量选取

本文的主要变量涉及城镇化进程和居民消费，在此以城镇化率表示城镇化进程，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表示居民消费需求。其中，城镇化率以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记为u，u=城镇常住人口数量/总人口数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记为c。

2、数据获取

城镇化率u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自1978到2013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如表1所示。为降低共线性和异方差出现的概率，在此对城镇化率和人均消费支出取对数，分别产生两个序列lnu和lnc。

四、实证分析

（一）ADF检验和协整检验

采用eviews软件对变量c、lnc、u和lnu进行ADF检验。

由表2所见，c、lnc及lnu数据不平稳，而⊿lnc和⊿lnu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数据平稳，因此lnu和lnc均为I（1）。下面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对lnu和lnc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非稳定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下面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3可见，居民消费支出对城镇化率回归的残差序列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所以居民消费支出与城镇化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进一步的，从回归结果看，模型（5）存在较强的一阶自相关性，为消除自相关性需考虑加入lnc和lnu的滞后项，引入滞后项的lnc和lnu的分布滞后模型为：

可见，加入滞后项后，新建立的滞后模型自相关性问题已有较大改善。

（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在协整检验通过的基础上，需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状态。通过前述所得到的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支出的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μ，令误差修正项ecmt=μ，建立模型：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揭示了短期波动的作用。（8）式中ecmt的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051的力度拉回到均衡状态。c和u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由协整方程（6）反映出来，在长期中，两者间呈正向变动，城镇化率提高1%，人均消费支出可提高0.375%。因而，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虽然两者在短期内存在着波动而可能偏离均值，但可由误差修正模型将偏离反向修正到均衡水平。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c与u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可以通过Granger检验判断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4给出了滞后期为1至8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根据该结果，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除滞后期为4时，lnc不是lnu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被拒绝之外，其余各滞后项都接受了原假设。具体而言，除滞后期为4的其他各滞后期，都接受了原假设，即城镇化不是居民消费需求的Granger原因，居民消费亦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仅当滞后期为4时，拒绝原假设“lnc不是lnu的Granger原因”，但接受“lnu不是lnc的Granger原因”，即认为居民消费上升是城镇化进程的Granger原因，但城镇化仍非消费变化的Granger原因。

（四）实证结果分析

前面利用1978-2014年间的城镇化率和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析了两者的长期均衡、短期动态关系及相互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根据实证结果可以发现：

1、城镇化与居民消费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率的两组数据分别进行ADF检验，并建立回归模型验证两个变量的协整关系，对回归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居民消费支出对城镇化率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因此居民消费与城镇化有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2、居民消费显著引起城镇化率的提高，但城镇化率并未显著引起居民消费的提高。对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化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仅当赋予其“4”的滞后期时，居民消费支出是城镇化率的Granger原因；其他赋值均未发现两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居民消费需求与城镇化进程并非互相促进的，而是前者带动后者的单一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城乡居民在消费总量、消费行为、消费心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使其产生通过城市化提高消费水平的愿望，因而居民消费支出最终引起城镇化率的提高。然而城镇化率并未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这反映了城镇化推进中重数量轻质量的伪城镇化问题。

3、居民消费虽然引起城镇化率的提高，但存在滞后效应。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看，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在滞后4期后才反映出来。这是由于转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受到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城市文化融入困难等因素的影响，其城镇化的意愿在短期内存在不确定性，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并不能得到即时发挥。

五、研究结论：伪城镇化及其破解

在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有拉动作用的部分已有研究中，只证明了两者具有相关关系，但对两者的内在逻辑和因果关系未能进一步分析。与之相比较，本研究在数据选取上，利用人均消费支出而非消费总量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解释变量，以此消除了人口变动的影响，且本文数据年份跨度较已有研究更大，从而能更真实地反映居民支出情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在判定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判定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状态，并通过Granger方法考察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从而避免出现仅凭协整关系判定因果关系的错误。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当前的城镇化已经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伪城镇化特征。由于伪城镇化导致留守居民和进城“新市民”与城镇居民在收入、社会保障、公共福利上从而反映在最终消费水平上的差距较大，由此导致这部分群体消费需求不足并进而造成总体消费需求不足，因此虽然居民消费与城镇化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但两者并非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而是居民消费带动城镇化的单一促进关系。

当前的伪城镇化亟需转型，这样才能使现有城镇化模式作为拉动居民消费的最大潜力从而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引擎的这一逻辑得到遵循和展开。本文在此提出几点思路：1、将要素城镇化转变为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鼓励有条件的城镇率先进行户籍制度创新，努力为进城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2、减少城镇化进程中非经济规律的政府干预。3、由优先考虑人口的城市化转向同时兼顾人口的城市化及农业部门的发展，提高农业部门生产力，努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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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Urbanization and Consumption：

Counterfeit Urbanization and the Solution

ZHANG Xiu-li， ZHU Zhi-yong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ounterfeit urbanization is factor-oriented urbanization which is government-led and economics-oriented but not people-oriented.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ident consumption By selecting the data of urbanization rate and average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from 1978 to 2014， and using econometric tools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ECM and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urbanization rate ha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with resident consumption， but only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can bring changes on urbanization rate，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us there is a one-way but not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re is also a lagged effect in the resident consumption and the urbanization. So the counterfeit urbanization model should be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only to valuing both population float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ector， from treasuring on quantity to quality， and reduce intervention， and moreover，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improved and income policy should be adopted to expand rural consumption.

Keywords： counterfeit urbanization； resident consumption； factor-oriented urbanization；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SWU100904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JY03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2QNJJQ057）。

作者简介：张秀利（1979-），女，重庆梁平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与改革研究。祝志勇（1965-），男，四川蓬安县人，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与财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