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与困境思考
——以人民日报对云南鲁甸地震的报道为例

◎赵利利

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与困境思考
——以人民日报对云南鲁甸地震的报道为例

◎赵利利

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我国主流媒体习惯将民族文化中的原型意象融入到新闻的叙述话语以唤醒受众的集体无意识，发挥群体在场的精神凝聚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程式化的报道方式很容易激发受众的对抗式解码。本文以人民日报对云南鲁甸地震的报道为例，以荣格原型理论的相关内容为理论基础来进行灾难报道中战争英雄原型的再现分析，指出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困境，以期对新闻报道实践提供有益的思考。

灾难报道 原型叙事

灾难新闻是突发事件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我国主流媒体习惯将民族文化中的原型意象融入到新闻的叙述话语，以唤醒受众的集体无意识，发挥群体在场的精神凝聚作用。直到2014年8月3日云南鲁甸地震发生，这种叙事方式依然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但是，媒介在充分发挥原型叙事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意识到时代语境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程式化的报道方式很容易激发受众的对抗式解码，对新闻传播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研究灾难报道中原型叙事的优势与困境，对主流媒体优化叙事方式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研究对象与理论概述

与西方媒体关注灾难中的人和灾难本身不同，我国媒体通常将灾难中的救灾环节作为关注重心。这种差异性新闻实践除了与新闻理念的不同有关之外，还与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因素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灾难事件刺激下表现出来的叙事惯性，而这种叙事惯性的内核就是英雄原型。本文以人民日报对云南鲁甸地震的报道为例，以荣格原型理论的相关内容为理论基础来进行灾难报道中战争英雄原型的再现分析，并指出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困境。

原型是一个多面指向的能指概念，不同学科领域的“原型”有不同的界定，本文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心理学为论述的理论基础，这里的“原型”采用它的心理学所指。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中，与原型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无意识。荣格认为无意识是指那些未被意识到的心理现象的总和，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原型。[1]荣格用“原型”或者“原始意象”的概念说明某种决定着领悟模式的要素，认为原型是典型的领悟模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而不管它是否具有容易辨认的神话性质和特征。[2]

原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语境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不断变形和重塑，随着历史文化的进一步沉淀，我国民众共同认知的原型不再只是远古神话和古代文学中的故事模式，还包括近代中国在抵抗外辱赢得民族解放过程中媒介塑造的英雄形象，即战争英雄原型。原型的扩展虽然仍以我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母题为基础，但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随着古文和白话文在语言继承上的轻微震荡，战争英雄原型成为灾难报道的主要叙事模式继承。灾难报道中的英雄原型叙事是时代内容对原始意象的重新激活和加工，是民族集体情感基因的现代表达。

二、灾难新闻中的原型分析

（一）英雄主义的原型复现。

1.“大禹式”英雄的直接复现。

“大禹治水”是我国远古神话中的重要内容，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舍己为人”精神千百年来为人们盛情传颂。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我国主流媒体塑造的典型形象很多都是“大禹式”英雄形象的直接复现，不管是1998年的抗洪救灾，还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大禹式”英雄屡屡见诸报端。在云南鲁甸地震中的报道也不例外，以下为鲁甸地震中人民日报一篇报道中摘录的内容：

“党员干部站出来，帮助群众转移！”地震发生时，鲁甸县龙头山镇龙泉村村支书唐正云立即发动全村党员组织村民转移——他自家的房屋垮塌，家人被埋，他却没顾上回家救援。等群众安全转移后，他带领几位党员回村救出6名村民，却没能救出自己的家人。（人民日报 2014.8.8第2版）

村支书唐正云的事迹与大禹的形象非常相似，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想起沉淀在社会集体感情中的英雄情怀，对救灾英雄产生崇敬之心，从而团结在救灾英雄的周围共同抗击自然灾害。英雄原型的叙事方式使得新闻文本中的典型人物得以成功塑造，典型人物的号召力和精神标榜作用得以彰显，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也在典型人物的精神凝聚力作用下得以发挥。

2.个人英雄的集体主义进化。

“大禹式”的英雄是个人英雄的典型代表，远古时代的人们一方面无法战胜自然灾害的强大破坏力，另一方便又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两种分裂存在的现实境遇使得虚拟英雄的出现成为人们生存的精神武器。但是，这种虚拟的神化英雄往往不食人间烟火，游离于人类的七情六欲之外，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英雄人物的号召力日渐式微，神化英雄发生“仙化”和“文学化”转向，即英雄的符号意义成为普遍意义。而新闻报道是客观事实的主观再现，真实性是新闻话语的主要追求，因此，英雄式典型人物的塑造与现实人物的非神性具象形成激烈冲突。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我国主流文学作品在使用英雄原型的叙事模式进行典型塑造时开始探索个人英雄的集体主义置换[3]，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灾难新闻报道，如下例中人民日报对鲁甸地震中救灾情况的报道：

79岁高龄的河北冀州职工医院院长吴殿华，率领医疗小分队星夜赶赴灾区；河北枣强县芍药村党委书记王文忠带领村民组成“抗震救灾小分队”，携带农用工具风雨兼程；在鲁甸震中的龙泉村，幸存者纷纷加入救援工作，用行动抚慰伤痛……（人民日报2014.8.7第1版 ）

从上文的新闻叙事话语中，读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集体英雄主义”的群像。英雄不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很多个鲜活形象的集结。英雄共同体自信果敢一心为民的形象成为自然灾害强大的对抗力量，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人民群众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人民日报对“各路救灾英雄”的报道基本上融合了传统抗战文化中 “战争英雄”的叙事母题，这种新闻叙事话语与原型叙事模式的重叠复现，让人民群众在阅读新闻文本时很容易产生历史境况重现的感觉，而历史上“大禹治水”的成功和毛主席带领人民建立新中国的成功结果很容易移植到百姓心中，从而形成巨大成就感和群体自信，形成全国人民在“英雄”的引领下“人定胜天”的社会心理。

（二）二元对立模式的话语沉淀。

英雄实在与反英雄实在总是相伴相生，反英雄实在是英雄实在的必要条件。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现神话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更是所指之间由理智形成的对立系统，因此，他用二元对立的手法进行神话分析[4]。二元对立模式也是我国传统英雄原型叙事的主要模式，反英雄实在在“大禹治水”中表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劣，在 《诗经》“战争诗”和战争时期的英雄传奇中表现为战争的残酷和敌人的凶猛，而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则表现为灾难的严重。在人民日报关于鲁甸地震的报道中也有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显在呈现：

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一场6.5级地震突袭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造成108.8万人受灾，617人死亡，112人失踪，8万多间房屋倒塌。地震同时引发的山体滑坡堵塞牛栏江形成了2.6亿立方米的堰塞湖。

同胞罹难，举国悲恸。地震造成道路滑坡，塌方不断，交通不畅，难以快速救援，时值盛夏，疫情隐患严重，灾区全面告急。（人民日报 2014.8.11第1版）

数字化报道具体科学地展示了地震的严重程度，让受众对灾情有了理性认识，而叙述者在文中直接强烈发声，用抽象的描述性语言将灾情的严重性进一步渲染则能迅速点燃受众的感性情绪，两种叙述模式结合将反英雄实在的破坏力阐述尽致，英雄实在的出现因此具有了必要意义和精神拯救功能，英雄叙事模式也因此达成了应有的传播效果。

三、困境与对策

灾难报道的原型叙事在激活民族原始情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报道方式在新媒体语境下也面临着传播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典型人物的解码变形上。

典型人物是新闻报道实践中的重要议题也是重要的报道方式。随着人们认识观念的日渐多元化，传统典型人物高大全的写作笔法越来越受到受众的抵触，往往激发受众的解码变形。受众要么认为这些“神化”的英雄人物不接地气，不具有现实模仿性，敬而远之；要么就直接产生质疑性解读，认为媒体片面报道甚至拔高人物，不可信。久而久之，受众会因为接受心理与编码者编码规则的扩张式异构形成隔离场域，即由对抗式解码渐变为屏蔽式忽略，主流媒介发挥舆论影响力的基础条件因此发生动摇。

事实上，我国主流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塑造的典型形象已经在网络舆论场遇到了传播的解码阻力，鲁甸地震中官方媒体塑造的“救灾英雄”在网络受众中反响寥寥，甚至不如公民新闻中手机照片加非专业说明引发的舆论影响，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主流媒体工作者的深思。

美国新批评大师诺思罗普·弗赖依说：“原型构成观念联合束，即与符号有区别的可变性整体。这些整体包括许多从学校学得或从外获得的观念联合，由于这些联合对于所有依靠一种共同文化的人来说是熟悉的，因此，很容易得到传播。”[5]我国主流媒体灾难报道中的原型叙事正是利用了这种观念联合的积极作用，但是，原型的生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与社会现实语境互动发展的，而新闻又是社会现实语境的直接反映，这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形成有机共同体，其中之一的发展必然要求另外两个方面随之调整，这其中社会现实起着决定性作用。

面对主流媒体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一方面，互联网作为新技术介质本身具有的颠覆作用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自身在内容生产方式上对新环境、新受众的不适应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主流媒体只有在媒介载体和符号载体两个方面加大与时俱进的力度，才能在新环境下继续维持价值引导地位，才能真正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注释：

[1][2][瑞士]荣格：《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3]戴莉 邹远志：《论革命英雄传奇对神话原型的现代置换》，《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转引自[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法]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