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

彭向升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述

彭向升

2014年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建立在对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内在原因深刻洞察基础上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和“三期叠加”的国内环境下，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对此，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原则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都应有所调整，以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宏观经济宏观政策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

2014年5月，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2014年11月，习近平又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对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走势及其内在原因深刻洞察基础上的。首先，中国经济“新常态”准确定义了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新特点。2010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国的经济增速已正式告别超过8%的快速增长，进入到7%以上、8%以下的中速增长周期。并且中速增长将成为今后多年的常态，其特征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和质量，不再盲目追求过快的速度。

其次，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深刻洞察了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其基本特征是靠高投资和高出口拉动的粗放型增长，并以“人口红利”作为强大的推动力。而近几年来，这三大动力都出现衰减态势。特别是之前只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思想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这意味着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

再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定义准确描述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所谓“旧常态”，是指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的粗放式增长。而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这意味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告别，转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描述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形成的科学判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分析，必须首先研究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

1．后国际金融危机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际环境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遭受重挫。随后，在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是不均衡的，仍然带有许多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在繁荣的危机之前和随后的危机中所遗留的高额私人和公共债务问题仍然给全球经济复苏蒙上阴影。从图1可以看出，2010年后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都增长乏力。世界经济在2014年上半年的增长低于预期，新兴市场也把经济增长率调整到了低于危机前的繁荣阶段，使得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3．3%，比201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WEO）所作出的预测下降0．4个百分点，而对于2015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也降低到了3．8%左右。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影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工业化”，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回流和贸易竞争日益加剧。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增长普遍疲软甚至下滑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受到较大影响，而一些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又在低端市场上形成对中国产品的替代，外贸形势较为严峻。因此，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环境必定会对我国“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带来不小的下行压力。

图1 2008－2014年双轨发展的世界经济

2．“三期叠加”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国内环境

在国际后金融危机环境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目前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国内环境。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国内经济环境作出了重要判断，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

（1）增长速度换挡期。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就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以后，进入到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首先，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成功转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增速平均从8．3%降到4．5%，降幅在50%左右。其次，中国经济转入到中速增长阶段也缘于前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减弱，中国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面临越来越多新的约束。出口方面，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复苏缓慢使得世界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需求减弱，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多年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投资方面，在国内房地产行业降温、地方债偿债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以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重要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投资受到了制约。而民间投资也受到产能过剩和投资利润率偏低的影响。另外，近年来国内消费增长乏力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消费的增长也受制于收入分配制度和福利保障制度等改革的推进情况。

（2）结构调整阵痛期。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就是说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必然会对宏观经济带来暂时的下行压力。中国目前结构调整的内容涉及产业结构、增长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针对多年积累的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低，是产能过剩的直接体现。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组织实施的“2013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显示，我国有19个制造业产能利用率都在79%以下，有7个产业产能利用率还在70%以下，只有2个接近79%。这说明，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化解产能过剩的进程缓慢而艰难。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的转变。在过去的30多年，我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资和高出口，另外还有“人口红利”的推动。这种增长方式是比较典型的要素驱动型，具有粗放型增长的特征。但未来一段时间，不论是投资和出口还是“人口红利”都将出现衰减趋势。我们增长的动力要从要素驱动，也是从靠增加劳动力、资本的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另外，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也面临很大的改革压力，突出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这种“结构性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违背了社会公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使得中国衡量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高位。从图2可以看出，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关系到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出口的现状能否改变。

图2 中国历年基尼系数（2003－2013年）

（3）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中国政府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为缓解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过快造成的负面作用，我国实施了诸多经济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以扩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工业回升，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经济增长企稳回升。这些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为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首先，大规模刺激计划直接带来了投资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而这些投资和信贷中相当大的部分流向了本来就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的行业，这直接加剧了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和资源的浪费。其次，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引发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民生福利产生了负面作用。再次，大规模刺激计划导致地方债务迅速增加，引发了地方债务风险，这直接加剧了地方政府财政的收支矛盾，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虽然这些刺激政策已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积效应和溢出效应还在发挥作用，也使目前宏观政策的选择受到限制，调控余地大为缩小。

三、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机遇

“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新机遇。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这些机遇包括经济增量的可观，增长动力的多元，经济结构的优化，制度环境的改善等。

1．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的体量在不断增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即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总量如此巨大的情况下，很难继续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但庞大的经济总量使得中国即使保持7%左右的增长率，每年的经济增量依然十分可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各国GDP数字来看，中国2013年年GDP增量略小于印尼的经济总量，但大于土耳其的经济总量。而据IMF估算，土耳其2012年GDP总量为7882亿美元，排在世界第17位。中国每年的巨大经济增量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丰富的人口红利。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都有所弱化，但我们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增长动力，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等等。这些多元的增长动力会使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

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投资需求依然强劲。特别是我国正面临新型工业化的机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其次，我国也面临着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也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再次，我国面临消费升级的新机遇。我国目前的社会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方向转变，信息消费、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将大幅上升。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增长避免过度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最后，我国面临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目前，我国科技飞速发展，特别是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的科技水平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科技进步和创新”已成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也给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3．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

近年来，我国深化改革，致力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更加的稳定。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吸纳就业、促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再有，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2013年增长11．8%，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2．1个百分点。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布了以下相关数据：2014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1%，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6%。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4．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仍然和市场体制并行，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仍然广泛存在。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这种做法导致了“寻租”活动的蔓延，妨碍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全会发布的公报首次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公报提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这意味着接下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放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围绕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方面加快取得突破。并且通过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经济继续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

1．经济增速的放缓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增速的放缓是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已习惯通过经济的高增长来解决和缓和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这些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就有可能暴露出来。例如，经济增速放缓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回落，这必定会对我国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带来巨大的压力。经济增速的放缓也会给我国的就业带来比较严峻的压力等等。能否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期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稳定。

2．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依靠廉价劳动力和高投资以及高出口，是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在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都迫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发生转变，原有的动力正在弱化，新的动力正在形成。目前，我国正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政府职能体制转变，我国也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更为多元的包括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消费升级、科技创新的增长动力。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从规模红利向制度红利和创新等红利转变。但是从原有的增长动力向新的增长动力进行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要面临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

3．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传统产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极为重要地位，为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传统产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占用了大量的资源，而其资源利用效率却比较低下，并且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近几年来我国某些传统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虽然我国一直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但进程依然比较缓慢。基于技术创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快速崛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持续增加，但其产业总量还无法与传统产业相比，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传统支柱产业对经济推动力会减弱，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会增强，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

五、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选择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入到中高速增长的阶段。在这新的形势和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顺应形势的发展有所调整和改变。

1．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思路和目标

经济“新常态”要求政府适应形势的变化，改变以往的宏观经济调控思路，在宏观政策层面不再强调经济增长目标，而是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以及长短期的结合，用更综合更多元的指标来引导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在宏观调控思路上，当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时，以往的思路习惯于通过政府干预和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但实践表明，这种方式只能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近几年的经济下行就是受到了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的负面影响。经济“新常态”要求我们改变这种调控思路，从主要依赖政府干预转变为依靠市场主体，从依赖释放流动性变为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其次，必须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和长短期的结合。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GDP增长，还应当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经济的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多方面内容。宏观经济政策还必须把稳定短期增长与促进相对长期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没有长期内结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新的增长动力便无法形成，稳定增长的压力也会不断加大。

2．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原则

过去遇到经济下行时，我国习惯用凯恩斯主义进行需求管理，主要政策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刺激有效需求，实现总量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自结构，而非总量。需求管理是总量调控，只能作用于经济中的总量关系，影响不到经济结构关系，不能化解结构矛盾。当经济出现重大结构性矛盾时，单纯运用需求管理就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过度使用反而会扭曲市场、恶化结构，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而供给管理的突出特征之一便在于对国民经济结构的针对性干预。因此，要缓解经济“新常态”下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宏观调控在实施总需求管理的同时，引入并强调供给管理以弥补需求管理的不足就显得极为必要。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应是“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协调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是协调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总量效应与结构效应的关键。

3．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政策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目标应是短期内稳定增长速度，长期内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稳定和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和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向市场主体传递稳定的信号，其行为才能长期化。同时，政府可以利用稳定和连续的的宏观政策对市场主体进行有效引导，服务于宏观调控目标。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上，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基调未发生改变，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内涵会有所调整。货币政策在坚持稳健性的同时，一是会加强定向调控，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企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支持结构调整；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将有可能加大放松力度，以支持稳定增长的目标。财政政策在坚持积极性的同时，要进行财政结构的优化，包括加大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财政的支出；通过结构性减税，加大对企业创新、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刺激民间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1．新华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2／c_126175 088．htm，2014－2－22．

2．新华网：《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2014－11／09／c_1113174791．htm，2014－11－9．

3．新华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12／11／c_1113611795．htm，2014－12－11．

［责任编辑：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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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382（2015）04－0010－05

彭向升，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福州350108）、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漳州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