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个村里的女孩

干亚群

我们那个村里的女孩

干亚群

1、那个

村里的女孩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忌讳“发育”一事。大家像守护着一桩见不得人的秘密，不敢挺胸，不敢穿绷紧的裤子，对自己的发育遮遮掩掩，躲躲闪闪。身体上的变化已经有一二年了，莫名其妙的疼痛，不明不白的毛发，还有来路不清的鼓鼓囊囊，初是惊恐，以为得了什么病，继而去头掐尾地询问母亲，得知大致的情况后再也不会多问。只有在最要好的小姐妹之间才会接上头尾，两人互相用“那个”来悄悄透露一些变化。看到人，不敢挺胸，还不停地拉衣角，遮掩自己鼓起来的前胸。

村里的母亲们忙于大地上庄稼发育的事，对自己家里女儿的发育并不放在心上。只有细心的母亲会给女儿备一样东西，但大多数的母亲似乎很粗心。她们会支使女儿做这做那，盼望女儿早点成人，给家里使一把力。她们也会操心自己的女儿做事灵不灵巧，有意无意地教会女儿一些活计，比如织毛衣，比如缝缝补补。女儿做得好了，做母亲的感觉自己完成了某种任务。女儿做得不好，母亲一脸怅然，担心这样的女儿长大了没有男人会娶她。

村里的母亲像男人一样活着，手上干的活，不输男人几分，身上穿的衣服，不比男人多一种颜色，但她们坚守一个真理，女人得有女人的样子。所谓女人的样子，就是不能跟别的异性有什么接触，包括说话都不能太随便。一个女孩在还没有成为女人前可以玩啊，闹啊，甚至跟男孩子一起疯，一起耍，而一旦过了孩童时代，这种事绝对不可以发生，否则不仅女儿自己被人诟病，做母亲的也不被人尊重。

衡量女孩与女人的标准只有一样，就是身上来了“那个”没有。只是这种事做母亲的一般不会主动问。与其说母亲有足够的耐心，倒不如说母亲有意无意地忽略女儿的发育。一个发育的女儿会让母亲莫名其妙地纠心。女儿身上没有来“那个”，做母亲的责任仅止于抚养，而有了“那个”后，女儿的一举一动联系到母亲的形象，母亲的责任由抚养到教养。母亲的态度却让女儿有意回避、躲闪自己的发育，甚至不希望自己身上来“那个”。她们隐隐约约明白有了“那个”后所带来的种种禁忌。

村里的母亲都很辛苦，生活的磨砺让她们无法经营内心，情绪全应付在一家人的嘴巴上。她们会因为家里的短缺而抱怨，也会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而不满。女孩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看到自己成为女人之后的将来，女人的将来无非那几件事，找对象，结婚，生育，然后跟母亲的状态重叠，日复一复地为家里生活操持，在开门七件事里慢慢衰老。村里的婆婆是如此，村里的婶婶是如此，村里的女人都是如此。村里的女孩希望走一条跟母亲不一样的路，将来的那些事太过于整齐了，那些过程会排着队一一到来，只是希望毕竟是希望，生活不会因为你有希望而给你意外的惊喜。

尽管母亲没有用心关注女儿的发育，尽管女儿羞于张口询问那些事儿，但那一天总会不期而至。或者是某个午后，或者某个清晨，女儿突然慌慌张张跑来，告诉母亲自己流血了。做母亲的惊一会，愣一会，既像回答女儿，又像自言自语，“这么快，做大人了。”转身回屋，拿来一样东西，教女儿怎么用。女儿笨嘴笨舌地问着，笨手笨脚地学着，一边还惊慌失措地看着那些血红的东西。母亲说，那是“客人”，以后每个月会来一次。有了“客人”后，你现在是大人了。女儿不明白这个“客人”跟家里来的“客人”有什么区别，也不太明白身上有了“客人”后怎么会一下子“做大人”了。但因为从小知道一个规矩，小孩子在家里不可以多嘴多舌，只能悄悄藏起那些问题，连同悄悄藏起身上发生的变化，努力装得跟没有“客人”一样。

有了“那个”以后，母亲会告诉女儿很多禁忌，只是村里的母亲叮嘱你的不是生理上的禁忌，而是各种女儿家在村里的规矩，以过来人的身份和母亲的角色细心调教。一个女孩子不管理不理解那些条条框框，都要毫无理由地接受，并且时时检验自己有没有做到。村里的母亲常常忽略自己的女人身，同样也忽略女儿的，在她们眼里只有身份的存在，和对女人的那些约束。

村里的女孩分两拨，一拨早早结束读书的日子，回到家里参与生活的琐琐碎碎，还有一拨继续学业，有多少能力读多少书。有的读到初中毕业，有的学到高中，很少有人读到大学。很多女孩当时的梦想是考上师范或中专，这意味着可以不再重复母亲的生活，但这样的机会对村里的女孩来说几乎不太可能。

对于发育这件事，那些上了初中的女孩跟村里没念多少书的女孩一样，还是讳莫如深。男女同学间有着一道隔阂，不敢单独说话，不敢身体上有触碰。只有那些还没发育的女孩才会大胆地跟男同学较劲，什么扳手腕，什么对着打，全没有什么顾忌。害怕上体育课的女同学大多数是发育的。她们跳马鞍时，两只手紧紧地护着前胸。老师在一边接着她们时，她们伸出的手臂扭扭捏捏。

也有例外的，有些女同学发育得很好，比女老师还丰满，把衣服裹得绷紧，走起路来故意扭摆腰肢，带来胸前一颤一颤的。这样的女生似乎一点都不羞涩自己的发育，甚至还有些张扬。她们敢于挺胸，也敢于穿那些收腰的衣服，显摆着自己的曲线。她们的眼睛飘移的，走起路来左顾右盼，不知道在找什么。她们在文具盒里藏有一面小镜片，瞅准机会就打开文具盒，一张脸侧过去，偏过来，一会儿掐掐，一会儿又摸摸。其实脸上干净得很，无非长了几个小痘痘。她们在课堂上最安静，嘴巴里没有声音，而手始终在做小动作，要么梳头发，要么拉拉衣角，实在没事可干的时候，她们托着下巴看讲台上的男老师，看着看着，一朵红云飞上脸颊。她惊慌地放下手，坐直身子，装模作样专注到老师的讲课中。这样的女生有自己的圈子。她们会唱流行歌曲，下了课趴在教室的走廊里，嘴里哼着歌，脚还有节奏地抖着。她们有一头烫发，后面扎一根漂亮的蝴蝶结，或者是一条干净的手绢。如果你会注意，她们过段时间变换一种梳法，都跟电视里的女主角学的，蝴蝶结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她们的成绩始终在后面，运气好一些可以毕业，不好的则中途退学了，书念得实在没滋没味。这样的女孩我们称她们是“城里人”。其实也就住在镇上而已，但她们不用种地，也不做家务，有足够多的时间打扮自己。

我初二时有一个同桌，人长得特别漂亮，容貌跟当时扮演《封神榜》里的妲己女演员差不多。又黑又大的眼睛，眼梢微微往上翘，眉毛匀称，弯弯地挂在上面，白皙的瓜子脸，小巧而笔挺的鼻梁，洁白的牙齿，笑起来还有一对好看的酒窝。后面扎一根粗粗的马尾巴，上面绾一块湖蓝色的手绢，有时什么也不扎，随意地披在肩上。她发育得比我不是一般的好，细长的双腿，纤细的腰，还有饱满的前胸。可能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穿的衣服比我们班上的其他同学稍好些，所以她是学校里走到哪被别人目光跟到哪的女孩子。

当时，我对她羡慕极了，看看自己枯黄的头发，以及扁平的前胸（就那扁平状我还不敢挺直），不用说反差极度强烈。我一直很不明白，按理说我不应该跟她是同桌的，她个子比我高，我想可能班主任希望我能在功课上帮她一下。她的学习成绩跟她的容貌正好成反比。遗憾的是我跟她只做了一个学期的同桌，第二学期她不来了。初三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她自杀的消息。我很震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消息是班上的同学，也是她家的邻居带来的。那天放学后，我们几个女同学相约来到了她家，她穿着一身素色的衣服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她的母亲在一旁嚎啕大哭，令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动容。

后来，我从一些同学的嘴里断断续续了解到同桌的情况。原来她那年休学不仅仅是因为学习跟不了，主要是校外的男孩子喜欢上了她，她糊里糊涂跟他来往了。刚开始父母不知道，只以为她不想念书，也没有勉强。等父母发觉此事后，坚决不允许她出门。她在家被关了一段时间，可最后还是逃了出去。父母到处找，找到后当众毒打一顿，阻止她与男孩子来往。她一时想不开，喝了农药。事后我一直在想，如果她不过早发育，或者发育得不够好，也许别人不会来扰她，而她也就不会结束学业，至少应该初中毕业。因为她发育得好，让她过早地闯入异性的领地，在她还不明白情为何物的时候，却陷入了情的迷途。假如父母处理得不那么极端，或许她也不至于走上那条不归之路，只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给人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村里有机会继续念书的女孩子到了初三的时候才明白“那个”是怎么回事，因为这时候课程里有生理卫生课。大家突然心照不宣起来，对着课本里的内容暗暗解读自己的生理变化。原来在“那个”期间，不能干重体力活，不能下水，不能吃冷的东西，等等，像无形的绳索。这些母亲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而我们也没有注意到母亲在“那个”期间有什么讲究，她仍与往常一样担水挑柴，渴了拿起水杯往水缸里一舀，咕咚咕咚，哪管它冷不冷。如果因为“那个”，提出要休息，对干的活挑轻掂重，不被老人当面骂，背后也要戳脊梁。女孩们因为不知道这些禁忌，也羞于开口，上体育课的时候不管有没有“那个”，硬撑着跑步，强忍着跳高，在那些有强度的运动面前没有人会提出请假。

因为生理卫生课，我们才知道了发育女孩子的禁忌并不仅仅是母亲叮嘱过的那些事。给我们讲课的是男老师，是教化学的，刚大学毕业。他长得高大，帅气，讲化学课的时候神采飞扬，有声有色，但不知为什么，讲生理卫生课的时候一点都看不到他的神采。他对有些内容直接跳过去，有些地方语焉不详，干脆让我们自学。

讲台下的我们好奇而紧张地阅读着生理卫生课本，有的偷偷绕过老师蜻蜓点水一样讲过的文字，自主一章一章地翻看下去。记得当时大家不仅自己挑有兴趣的看，还对别的同学翻看的内容感兴趣。一看到有关生殖器的章节，不仅窥视者觉得兴奋与羞涩，而且被窥者同样羞涩与兴奋。有的故意嚷嚷，不亚于捉到了同学的“下流”。被捉者不甘示弱，抓起那位同学的课本，翻开里面的书页，指着那些画着条条杠杠的内容，向同学证明此人思想极度“流氓”。这样的哄闹在上课铃声响起时才草草结束。

回到家后，暂放老师布置的作业，却温习不用考试没有作业的生理课本。防备父母一旦来检查，我就用预备的数学题来遮盖住“那个”课本。

2、门框

五十年代的光荣妈妈是家里有一大群孩子，三十年后的光荣妈妈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每到年底，光荣妈妈会得到一张年历画，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孩子，母女俩像花一样地笑，配合着下面一行字“只生一个好”。

村里的母亲极少获得这样的荣誉，一般每家两个孩子，稍微早一些的，四五个都有。家里孩子多的，肯定是女孩子多。所以，开学的时候班上的女孩子比男孩子多。可读着读着，男孩子多起来了。

她们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女孩子，但跟“实现四个现代化，奔向2000年”无关。她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有的初中念了一年或一年半，有的仅小学毕业，有的甚至只念了几年小学。一个女孩子能念到高中，或考上中专、大学是件了不得的事，不仅轰动全村，还能轰动好几个村，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一块大石头，那涟漪可以一圈一圈朝外扩散。这样的女孩子既要凭借自己的刻苦学习，还要得到父母的重视，这两者缺一不可。

村里的女孩子在老人嘴里没有名字，只能是某某人的女儿，而一旦考上大学吃上商品粮，那名字才实实在在从乡亲们的嘴里释放出来。考上大学的女孩子在别人的眼里看到的只有羡慕与敬佩。不过，还是能听见遗憾的感慨：女孩子，考得再高，还是泼出去的水。

村里女孩子不能继续学业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因为小学升初中时没考上。当时小学升初中必须参加考试，一个乡镇一般情况下有四五百人参加升学考试，而只能招收九十多个人。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失去继续学业的机会。我们班小学毕业时有近四十位学生，但考上的只有十五个人。其中女孩子只有四个。有些念了一年书或一年半的书，自己觉得吃力，跟不上，再加上家里的父母对女孩子读书也是抱着把年龄混混大的想法。就像我们班，原来有四个女同学一起考入初中，一年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有一天我碰到她们中的一个，她正从村办厂里出来，她看到我很高兴，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说到读书的事，她轻轻带过，似乎不想打开话题。我看得出她并没有不开心。而另外两个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她们后来的生活怎么样。当然有的完全是父母亲作的主，认为一个女孩子识几个字够了，早早承担家务活，让她做饭洗衣服带弟妹，给母亲搭个手。反正，迟早是人家的女人。

比如我的邻居，阿娣姐姐。她只念了三年小学。她去上学的时候，我还只是跟屁虫。她放学回来后，我特别高兴，可以缠着她玩，可是她很少有时间陪我玩耍，她似乎总有忙不完的家务活。我很少看到她有时间做作业，家里忙的时候，她父母干脆让她请假，在家里做个小帮手。她呢，总是顺从。当我终于有机会跟她一起去念书的时候，她突然不念了。这个决定不是她作的，是她父母。阿娣姐姐跟往常一样顺从于父母。脸上平平静静，一点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表情，似乎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

当然也有因为家里的困境，不得不辍学。我有一个同学，书念得很好，可到了初三时突然不来了。原来她去她堂叔家去做服务员了，她堂叔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她的母亲是哑巴，父亲是老气喘，干不了重活。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她们只念了几年书。因为她书念得好，所以全家指望她能念出名堂来。眼看就要毕业了，她不念多可惜？放学后，我一个人凭着别人的描述，沿一条老街摸了过去，在汽车站的东边我找到了她堂叔的饭店。我向里面张望着，不敢贸然进去，因为饭店对我来说非常陌生，锃亮的玻璃门，和光滑的瓷砖地面，心生怯意。后来一想，既然来了，总要见见同学一面。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推开玻璃门。

一个长得胖胖的中年妇女坐在柜子后面，抬起头来问我干什么。我报出我同学的名字，问她在不在。她翻了一下鱼泡眼，问我是她的什么人。我忙说，我们是同学，我来看看她。她朝里喊了一下我同学。很快，我同学出来了。她看到我有些愕然，可脸上没有惊喜，反而暗淡了下去。我背着书包，木然地站在她面前，原来准备好的一肚子话却无从开口。好在那个胖女人转身朝里屋去了。

我同学招呼我坐下，还给我倒了一杯水。我捧着杯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到她原来的长头发不见了，于是我说，“你头发剪了？”她点点头，“嗯。”我喝了口水，说：“你书不念了？”同学没有点头，嘴里“嗯”了一声。我看着她，她却看着地面。我有些木乎乎地问：“这里还好吗？”同学又“嗯”了一下，眼睛始终盯着地面。地面非常干净，几乎能照得出人的影子来。或许她刚刚拖过地。我知道自己不可以再坐下去了，起身告辞。她默默站起来，送我到门口。我走出二十几步路后，蓦然回首，同学还站在门口，可能看到我回过头去，她马上从门口消失了，只有几道霞光从玻璃门上反射过来，非常刺眼。

学生辍学了，认真负责的老师一般会家访一下，尤其是那些好学生，老师会一次又一次跑她们家。有时会有效果，而有时一点效果都没有。比如我这位同学，班主任去了她家，也去了她堂叔家。每次都是我同学坚决表示不念了。理由很简单，从目前的成绩来看，她是考不上师范或中专，如果去念高中，后面的学费还有一大堆，何况还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班主任没办法，三个星期后在点名册上用红笔在同学名字上划了一条杠，我同学再也不会来学校了。

村里的女孩子很乖，小小年纪懂得体谅母亲。人还没有与灶台齐平时，已经能够烧饭。端得动脸盆时，衣服已经会洗了。扫地、掸尘、喂鸡喂鸭等家务活更是无师自通。母亲在做的时候，她们早默默记在心里。有时连自己都记不清什么时候学会了煮饭、洗衣，似乎那些是与自己一块儿长大的，由此最终融入母亲的形象。

她们不可能明白自己正处于如诗如梦的年纪，但她们肯定明白家里的生活容不得她们多思多想。虽然生活一点一点宽展起来，但她们的眼光仅限于来自身边那一点点空间。尤其母亲和周围女人们的生活模式像公交车站牌一样，清清楚楚写在上面。包括女孩子们崇拜的老师，他们有的教了一辈子的书还是民办，有些人的教书水平一直停留在教女孩父母的那时段。她们激不起学习的欲望，班上的同学都差不多这个状态。

村里的女孩子心平气和放下书包，像模像样地打理生活，好像失学跟上学一样不需要理由。她们在一天天中重复着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来自母亲，也来自于自己。她们在母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将来，那些与其说是人生，不如说是成长的仪式。

她们放下书包后的路无非这么三条，要么学手艺，如裁缝，理发，要么进村办厂，要么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前两条路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有机会，学手艺还得付一笔拜师钱，进村办厂得托关系，不是每个父母有这个走门路的能力。所以大部分女孩子跟着母亲做家务，也有跟着父亲下地，把年龄熬大，熬到婚嫁——女孩子的心里总揣着个嫁出去的仪式。

洗衣做饭，喂养家禽。余下的时间，母亲早已安排好，给她一架织布机。织布机织的是玻纤布，跟母亲年轻时织的土布是不一样的，但原理差不多。女孩子还在念书时，已帮着母亲做起细细碎碎的活来，如摇线团，用一架矮小的手摇车把一个大线团摇成一只只小小的线团，像蚕茧样的小线团，然后装在梭里，织成一码码的玻纤布。村里的女孩子十一二岁时就在母亲有意无意地指点下，坐到织布机前，一边踩着两片踏板，一边左右手配合着。起初总是很生硬，有的还织坏了布，免不了引来母亲大声呵斥。村里的女孩子很少跟母亲顶嘴，怯怯站到一边，尽管心里有很大的委屈，可嘴上永远不会与母亲争辩。女孩子大部分就是在母亲半是斥责半是指点的方式下调教起来的，慢慢地，母亲从织布机上下来脱身，女儿坐上去，坐定。

女儿揽了母亲原来的家务活。家里的门交给了她们守。女儿大了，特别是夜里，不能随便出门。女孩子像散落的一颗颗珍珠，在村庄深处发着幽微的光芒，在一声声吱吱呀呀的织布机前过渡到青春。这时的她们已经彻底远离了课本。她们没有了翻书的机会，属于她们可翻的只剩下挂在墙上的日历。

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看着日历：相亲的日子。她脸上涌起羞涩的热潮。她望着空旷的门框，仿佛是一个镜框，等着一张俩人的合照。我说的是，我走进那位早已退学的女同学的家，看见了这个情景。

3、闺房

征得母亲的同意，她们在灶前洗涮完毕后闪出了门。村里的夜晚宁静得没有一点杂质，漆黑得无边无际。她们娇小的身影隐没在村道上，前面是黑乎乎一团，后面黑黢黢一片，有时背后忽然响起零零乱乱的脚步声，有时远处传来夜鸟怪里怪气的叫声。女孩们早过了信聊斋说聊斋的年龄，她们继续行走在泥路上，走自己的路，让那些声音去跟吧。她们给自己的夜晚一个结实的理由。

村里的狗狗在黑夜里游荡，见惯了村里人的进进出出，不管是村支书，还是村长，它们总要负责任地吠一会儿，响亮得几乎一村人都能听到它的叫声。唯独见了姑娘们只会愣愣地瞧，伸长着脖子，不吠，也不叫，似乎它们闻到了一种特殊气息，这种气息让它们克制狂吠。空气里弥漫着作物开花抽穗的气息，飘浮着各种树木混杂的气味，还有花草自顾自的香气。姑娘们走过后，那些气味忽然浓烈起来。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狗叫了起来，汪汪的声音变成一条直线，穿缝着黑夜。姑娘一跑，狗马上戛然而止。

十七八的女孩子是村里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过几年，女孩子就要寻婆家，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再不宠再不爱，就没有机会了。但再宠爱也成不了掌上明珠。母亲爱女儿，无非让女儿在自己挣来的钱当中拿出极小极小的一部分，添置一件新衣服。父亲疼女儿，莫过于一门心思给女儿找个好对象，再给她一份好嫁妆。村里的父母不会跟自己的女儿有嘻嘻哈哈的亲近，也不会有体贴温暖的举动。什么辈分做什么事，什么身份说什么话，一直是村里的规矩，亲情在这些规矩面前顺理成章地省略了。

村里的父母不管家里居住的条件如何，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总会腾给她一个单独的闺房，最简陋的也会在屋里用一块木板隔成一个小间。女孩子从供销社里扯来一块花棉布，用缝纫机踩一踩，挂到了窗上。桌上有一盏台灯，上面有湖蓝色的灯罩，大多是西湖的三潭印月，下面拖着一根链子，一拉，灯就亮了。晚上的灯光算她们房间里的最温柔，低低的一圈，似乎搁在窗口上，映衬着碎花或花格子的窗帘，几乎把一村的夜晚都吸引到了她们那儿。姑娘们还悄悄贴上几张“花绿图”，都是当下最红的明星像，胆大的还会贴几张男歌星，如小虎队，但只能贴在蚊帐背后，朦朦胧胧，似在视线内，又不在视线内。

那些“花绿图”一贴就是好几年，图上的她们除了颜色变淡外，一点变化都没有，而村里的她们女大十八变，一年一个模样，脸越来越俊秀，身材越来越曼妙，声音也越来越甜润。她们还有一桌一椅，桌上压一块玻璃，下面是自己的照片，一张或两张彩色照片，旁边偶尔会给自己的妹妹留点位置，不过，此时的她们有些自私，不太喜欢在自己的房间里搁上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行。所以，她们有时还特意挂一个门帘，跟窗帘一样，都是花棉布。门老是关着不太好，但门帘可以一直放着。

几个女孩子们避开大人在这个天地里说着，笑着。她们喜欢坐在床沿上，亲密地靠在一起，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不管不顾地笑。她们轻声耳语，躲着父母，避着家里人，谁也甭想听到她们在说什么。十七八的女孩子积攒了操持生活的阅历，也积攒了一些朦朦胧胧的念想。她们小心躲藏着大人的耳目，悄悄掩藏着自己的想法，羞答答的神情自自然然写在她们的脸上。一笑一颦，一举一动，干净、朴素。她们的笑声只有纯粹，没有掩饰，没有做作，听她们的笑声给人一种对生活彻底地接受。

月亮悄悄升上树梢的时候，她们说到了喇叭裤。一个说喇叭裤把屁股包得窄窄的，紧紧的，而裤腿下面宽得像一把扫帚，走起路来那屁股扭来扭去，电视里的阿飞都是这样。一个说隔壁村的谁谁穿了一条喇叭裤，流里流气的。另一个说，那个人穿着喇叭裤骑自行车时摔破了脸，车链子咬了喇叭裤。说到这儿，大家嘻嘻哈哈一阵。

月亮站到了屋檐角的时候，她们又说到了喇叭裤。一个说，今天看到有人穿了一条喇叭裤，就在村里。大家眼睛睁得大大的。女孩子说，那人不是我村的，她是阿菊婶婶家的侄女。大家的目光跟着松懈，也跟着黯淡。女孩子说，你们还记不记得电影《小街》，那个男主角穿了一条喇叭裤。一个接过去，那男的就是阿飞嘛。另一个说，女的也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个说，他们后来还是搞对象了。她们有些不懂，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找一个穿喇叭裤的男孩子。

不懂就不懂，她们把这个问题搁浅了，转移到另一个话题。她们不太喜欢过多停留在一个问题上耽搁时间。她们习惯一件事一件事的做，一句话一句话地说，这似乎成为她们的个性，不会在一个不懂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热情。

说着说着，窗口外的月亮弯了，圆了；聊着聊着，窗前的星星稀了，满了。她们的话溜出闺房，跑进了村庄深处。仿佛村庄做了一个丰满的梦。村里的夜晚似乎一直在等待女孩子的声音，那些话待夜深时再悄悄跑回来，钻到她们各自的梦里。有一天，她们中的一个像起了个头，穿起喇叭裤，烫头发，还往脸上涂雪花膏，走出闺房。花开一村。

4、目光

一个姑娘过了二十三，如果还没有媒人进门，父母便会忧心忡忡。按照村里的说法，这是老姑娘的年龄。一个老姑娘，不仅家人担忧，一村人都会担忧，似乎村里有了一位老姑娘是全村人的不是。

婶婶们一看到姑娘，嘴里马上切换内容，热心讯问姑娘最近有没有人来提亲，眼睛里殷勤地流露着遗憾与怜惜。婶婶们是村里说媒托亲的中坚力量，她们在解决村里姑娘亲事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禀赋，不仅动用七大姑八大姨的人脉网络，还积极发挥乡里乡亲的统战力量，直到这位老姑娘定下了婚，全村的心才安定下来。

事实上，村里出现老姑娘的机率非常小。村里的姑娘到了十八九，开始就有人热心起她的婚姻大事，尤其对貌好又勤快的姑娘。这时候拿主意的不是姑娘，而是父母。父母凭借自己女儿的条件与家里的底子，最终给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并不是定下终身，而是见不见面的机会。允不允许见面是父母的意见，成不成是女儿自己的运气。这似乎也是村庄里的一个规矩。

见面安排在姑娘家里，晚饭过后，小伙子被媒人领进门。媒人说这个叫啥，小伙子跟着叫啥。媒人说坐哪，小伙子就坐哪。小伙子应该是今晚的主角之一，但在媒人面前他似乎只是一个道具，或者是被媒人牵着线的木偶。媒人的开场白很长，东拉西扯，时时不切入正题。倒是市面灵的人三三两两围拢过来，小伙子暂时脱离媒人的指挥，憨头憨脑给每一位在座的人分烟，哪怕小孩子也要分一支。这好像又是一个规矩。

姑娘远远坐着，红扑扑的脸让人疑心她涂了胭脂。昏黄的灯光像雾一样笼罩着一屋的人，可姑娘担心别人注意到她的眼睛，她的目光或上或下，或远或近，却很少往左边看。小伙子坐在她的左侧，离她有七八步远。小伙子起身给人递烟时，会有一阵风从姑娘的左侧弱弱拂过来，姑娘借着风快速瞟一下，又快速收回目光。姑娘在这个场合只做一件事，给小伙子倒茶。一个羞羞答答捧着热水瓶过去，一个端着杯诚惶诚恐站起来，有了面对面的机会，两人反而不敢抬起眼睛，倒像是客客气气在众人面前完成某种倒茶、接茶的仪式。

我们村里称这个为相亲。第一次相亲，除非对方长得实在不怎么样，一般情况下，还得见一次面，这时候的媒人会识趣些，屋子里留下两个年轻人自己交谈，时间不会很长，也就一个小时而已。媒人在隔壁屋里抽烟喝茶，接受姑娘家的款待，同时再一次陈述男方家的一些情况，解答女方家的咨询。

给姑娘家考虑终身大事的只有一个小时，如果在这个时间里觉得小伙子不错，她将会与父母一起在媒人的带领下去一趟男方，证实媒人所言是不是属实。在这个过程中，姑娘家的意见很重要，但又似乎走走程序，最终的决定还是在父母那儿。因为两个年轻人事实上根本没有感情基础，父母说不行，他们不会觉得很遗憾。父母说可以，他们便开始交往。当然，给年轻人的时间不会很仓促。

姑娘在父母与媒人的撮合下，开始有了固定的异性接触。所谓接触无非是小伙子可以名正言顺地来姑娘家，不多言，净干活，似乎二十几年积攒下来的力气只为了一个姑娘家的满意。但小伙子也不能经常来，来多了，会被人笑话。这个分寸由姑娘父母掌握，以派活的名义提醒小伙子什么时候再来。小伙子心领神会，知道自己下一次来的日子。

村里的文化生活很单调，一年到头无非几场屈指可数的露天电影和春节几场社戏。但这是姑娘与小伙子可以单独相处的时光，特别难得。所以，哪天村里有电影，已有对象的年轻人忙开了。母亲一大早上街买菜。姑娘把自己关在闺房里，可以半天不出来，箱子盖合上、打开，一把梳子捏了又放，放了又捏。小伙子那面早托人捎信给他，叮嘱他来吃晚饭。也有小伙子来约姑娘的，提前一天捎话，只不过，捎话的是小伙子自己。征得父母同意，小伙子用自行车驮着姑娘去看电影。姑娘出村前是不敢坐到小伙子的自行车上，一前一后地走着，那样子倒真像小夫妻，而不像恋人。

村里也有自由恋爱的，但这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在没有出现媒人前，两人的恋爱只能处于地下活动，而且绝不能让旁人看出他们正在恋爱。小伙子装作饭后串门，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姑娘家的父母聊聊天，借着黄昏的灯光或幽暗的星月，大胆地看几眼姑娘，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芒。姑娘羞羞答答回应几下目光，似乎迷离，又似乎清晰。两人心领神会，但也只能到此为止。要说幽会，得看时机。

有一次，村里放电影。几个姑娘相约一起去看。回来的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论着电影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龚姐姐磨磨蹭蹭走着，有意无意落在了后面。到了村里，大家都散去，谁也没注意到走在最后面的她。到了村口的石桥，她在那边立住了脚。一会儿，有一位余姓后生也在那儿站住，不走了。两人一个倚着桥栏，一个靠在桥边的树上。这一幕被路过的张婶看到。第二天，张婶悄悄告诉王婶，王婶又悄悄告诉李婶。不出一天，一村人几乎全知道了两个年轻人昨晚一起站在石桥上的事。接下来，两个年轻人在找对象这件事被全村人反复谈论，久了，这事也就成了。他们的恋爱是在一村人的嘴巴里促成的。然后找个媒婆出面，挑明。如果不成，在村人眼睛里似乎成了问题青年。成了，就没有这个嫌疑。

姑娘的恋爱一旦公开，她的终身也就确定下来，即使没有结婚，村里开始以某人的老婆称呼姑娘。姑娘对这样的称呼倒不再感到害羞，一心一意准备嫁妆。如果这时候出现分手，不亚于在村庄里投下一块大石头。

我母亲有一个娘家远房亲戚的儿子，当时在部队服役，有一次探亲回来，母亲说村里有一位姑娘非常好，手脚勤快，相貌不错。这位兵哥听了动了心，在回部队前跟母亲来了一次我们的村。那位姑娘姓吕，年龄十九，是一个非常质朴的姑娘，质朴到连雪花膏都不涂，跟我们一样涂防裂膏，整天窝在家里织布、洗衣、做饭，从没见她离开过村子半步。相亲后，兵哥非常满意，开始鸿雁传书，三天有书信寄到。吕姑娘的书念得不高，仅读了三年级。信来了后，她读不下去的时候，去找她的三婶。三婶是我们村里的小学老师，是上海知青。吕姑娘一只手遮住信的上面，另一只手挡住信的下面，中间露出那个不认识的字。等三婶告诉她是什么字后，她马上红着脸跑开了。但一会儿，她又奔过来，两只手还是刚才的动作。读完一封信，她得来回奔跑十多次。我们往往看到她反复从家里奔出来的时候，便知道她的兵哥哥又来信了。她的眼神，像晴朗的夜空中的星星在闪烁。

兵哥哥第二次探亲的时候，与吕姑娘定下了亲事，买来了25寸的彩色电视机和一块手表、一台双卡录音机、一只金戒指，外加五千的聘金。姑娘家回赠男方一只金戒指、一块手表，和几套衣服。村里人称这个叫“回聘”。一旦有了这个仪式，双方的婚约就确定下来。

兵哥复员后的第一年，两人的关系出现了变故。兵哥哥来姑娘家的次数锐减，一年到头除了三个节（端午、中秋、春节）会来一下，其他时间没见到他的踪影。吕姑娘家几次托母亲带信，嘱小伙子过来吃饭。母亲既是媒人，又是娘家远侄子，理所当然要负起这个责任，一次又一次奔赴娘家，传达吕姑娘家的意思。刚开始，这招还有点灵，小伙子不出三天就会出现在我们村里。后来不灵了，母亲媒人的地位明显受到了威胁。吕姑娘家更是着急，也顾不得遮遮掩掩，提醒母亲让小伙子家定下婚期，这边要准备嫁妆了。

这时候，小伙子摊牌了，说是两人性格不合，提出分手，并且把女方送的实物和礼金都交还给母亲。母亲惊得不知所措，简直乱了方阵，接下去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这是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都“回聘”了，怎么还会有中止婚约的？母亲跟男方的家人一起做思想工作，甚至把陈世美都搬了出来。男方铁了心，理由是女方实在太没文化。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读一封信都要找人十几回。再者，嫌姑娘不会打扮，看上去土里土气，带了几次出去，每次都被他原来的战友笑话。

母亲回到村里还不敢跟吕姑娘家明说，毕竟这件事跟自己不是一般的关系。吕家来问，母亲顾左右而言他，支支吾吾，甚至好几次答非所问，看得我们都替母亲着急。吕家终于看出眉目来了。证实情况后，一家人勃然大怒，她的父亲与兄弟准备上门去责问。母亲一见大事不妙，忙叫上父亲一起劝慰。

这件事最后还是处理好了。女方收下了原来赠出去的礼金，但不归还男方的聘礼。小伙子觉得有些不公平，想让母亲从中斡旋。母亲眼睛一瞪，说：“你还想要聘礼？他们不提刀来跟你算账已经不错了。”吓得小伙子再也不敢提此事。

吕家姑娘的事激起了一村人的公愤，纷纷声讨陈世美，弄得母亲很长时间不愿出去。村里的婶婶一见母亲，开口便咒骂陈世美。母亲心生愧意，认为这件事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害得吕家姑娘成为村里第一个被解除婚约的人。不仅让姑娘在村里没面子，连一村人都觉得脸上挂不住。直到吕姑娘出嫁的那天，一村人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村里人再也不必隐瞒吕姑娘曾经被“陈世美”抛弃过的故事。

那些日子，我看见吕姑娘，她的目光，犹如没有星星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