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大屋里头
——姚燮故居之陈年旧事

姚秉荣

我眼中的大屋里头
——姚燮故居之陈年旧事

姚秉荣

2007年12月2日下午5时，家父不幸辞世。不久，将母亲接到镇海居住，故乡老屋之门随之关闭。我是很少回去的，去了也只是个满怀痛楚的匆匆过客。老房子整修诸事一直由母亲打理。

前不久，老家一位热心人电话相告，打破了我原本的波澜不惊。她在电话里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北仑区领导和专家，已经多次到姚家斗“姚家大屋”进行实地考察和专门论证，你家的老房子是“姚燮故居”，政府准备予以修缮保护，具体方案正在酝酿。

说实话，此类说法早就有的。比如某高中同学用“羡慕嫉妒恨”的语气说，他家里会读书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是姚燮后代，我在报纸上看到过的。听完此话，我一笑了之。要说会读书，此话不假。我姐以下邵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镇海中学，也是那年下邵公社考进镇海中学的唯一。吾儿步嬷嬷后尘，亦在镇中修习。就连我这个最不喜欢读书的，后来心血来潮，通过几年折腾，也拿到了“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但光凭会读点书就硬要与“浙东杜甫”姚燮去扯上关系，岂不是玷污先生寒碜自己？

听完老家热心人言之凿凿的话，不免心动起来，于是上网查询相关信息，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关于此类的消息还真不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被晒在网上，竟然被认定为“姚燮故居”。

想起卞之琳的那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那些专家、学者、城市声像志愿者饶有兴趣地在明堂察看，透过紧闭的门窗洞察。而我，这个掌握钥匙的房屋主人却浑然不知，俨然是个局外者，通过照片中已经静止的画面才得知，原来我的老家曾有过几番热闹，这颇具黑色幽默。

历史是什么？历史如同这门和窗，当它紧闭之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平面，一幅静态，而历史原本是立体的，是动态的。

所有线索似乎在指向一个论点，我家与姚燮先生有着某些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不免心怀愧疚，不胜惶恐起来。后人告慰先人，应做到两个传承，既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可惜，祖屋没有用心保护和良好修缮，现已陈旧不堪；本人已年近知天命，无所建树。静心思之，有何脸面来应对先人询问？

可最起码应尽我所能，把“大屋里头”一些陈年旧事讲出来，我认为，这是应有的责任。遗憾的是，父亲已驾鹤西去，由他老人家来叙述将更有权威性。无助的我，只有凭记忆，把父亲告诉我的和我从小到大的些许琐事作一些回顾，以及家里保存下来的先辈画像、老式家具等拍成照片一并奉上，或许对研究姚燮先生的有关部门会有所帮助。

客观而言，“姚家大屋”这个称谓有点书面化。按照父亲说法和我的记忆，无论是乡里乡亲还是住在里面的，都不是说“姚家大屋”，而是说“大屋里头”。比如别人介绍我，肯定是这样说的：“这个小歪是姚师傅儿子，大屋里头的。”说“大屋里头”时并没有“羡慕嫉妒恨”的味儿，只是出于一种尊重。你瞧，大墙门是头部，傲视着正南方，前明堂后明堂以及四周木料砖瓦构成的房子，是庞大的身子，它如同一头雄狮傲然挺立在姚家斗这块风水宝地，怎不令人肃然起敬？而住在里面的我们，默默沐浴着它的熏陶，没有一丝傲气。我们和非“大屋里头”孩子一般的贫穷。

先祖最早建成“大屋里头”时，它的结构是“四明两弄”。也就是说，里面有四个明堂，两条弄堂，这两条弄堂，可不是概念中房与房、墙与墙之间的弄堂，而是房子中间的过道。无论外面下多大的雨，在这两条弄堂里行走，你可以不用撑伞坦然踱步。

可叹的是，在那个如火如荼年代，历代传承的家谱，被工作组搜出付之一炬。大墙门的两扇门，也被某位“破四旧”颇有领悟的村民卸下，移作搭建猪圈之用。幼小的我，常在夜深之时，听到那个掉了门牙狮头的呜咽。

当大墙门的两扇门和后明堂的两扇门紧闭之时，对外人来说，“大屋里头”俨然是一座城堡或者是一个迷宫。而幼年的我却穿梭在里面，乐此不疲。那时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建造之美，而是一种兴奋一种好奇。我可以迈出家门，穿过一道道木质的门，进入一个个玩伴家，这无疑是件惬意的事。究竟是进入了大房家还是二房家抑或四房家，这不关我事。

邻里之间走动聊天是常有的事儿，不像现在住在所谓城里的我，一个小区甚至一个楼梯的，住了许多年还是相互陌生。吵架不愉快也很正常，就如夫妻间为了一句话而大动肝火。一家与一家为了一只鸡一条狗就吵了起来，于是把脸绷得紧紧的，住在“大屋里头”的当然也不能免俗。大人之间吵架，难受的是我们这些小孩，原本好好的玩伴不得不表明立场，大人在场时只能相互眨眼用以表达情感。逮住个大人不在的空闲，说话也不敢大声，更无法畅谈，特务之间联络暗号似的，轻声嘀咕几句就逃之夭夭。吵架后的“邦交”恢复正常，有时快有时慢，但总归有解冻一天。那时，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我们这些玩伴相互拥抱在一起，如同失散多年的亲密战友。

朝、志、秀、祖、大、常、允、秉、丞、继，这是记录下来的辈分排行，也就意味着再下一代过世，姚家已无相对应的辈分，除非再造。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多次与我提及，咱们家隶属三房，或许这个三房的划定应该从我的阿太算起。当我趔趄学习走路时，阿太还能蹒跚走几步的，也许那时候我有过这样的疑惑，阿太走路怎么和我一样的？说不定还偷笑几声呢。当我能跑时，阿太却躺在床上再也不会走了。

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太公。父亲说，连他也没有见过哩。太公去世得很早，爷爷和爷爷的哥哥——大爷爷，靠缠着小脚的阿太一人拉扯大，可以想象阿太的那个艰辛。

阿太住在朝南的那间。爷爷在外工作，很少回家，就算回来了，也是在外间的一张临时床铺凑合一夜，第二天又匆匆离去。父亲、母亲、姐和我四人住在里间。记忆中阿太睡的那张床边，还摆放着一个黑漆漆的棺材，其实这是寿材，可我哪懂这个道理，常常被它吓得要命，以至于每次生病发热，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个黑漆漆的棺材半浮在半空。

棺材是陪着我长大的。阿太冰冷的身子，躺入那冷冰冰的棺材悄然消失后，棺材并没有彻底消失。每年总有一些棺材送来摆放在堂前，过个一两天，在明堂入殓后搬走。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堂前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正对着大墙门。一看到两张篾席悬挂在堂前，我心里就颤抖一下，一场盛大的“演唱会”即将举行。

幼年时，晚上一听到哭声，就往母亲的怀里钻。稍大时，父亲用他粗糙的手抚慰着我。一个人睡，害怕了就只能捂着被子想其他的事。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哭灵真算得上是一门功夫，两长一短、三长一短，我以为完了，结果她来个五长一短，把人等得，真叫那个心急。这个短还带一个钩的，属四声里的上声，把人的心撩拨得七上八下。有时候等着连续，结果等来的是间歇性断气，正为她担心，想不到她缓过来又唱出了高音。父亲故去，来了一帮专业的，就简单多了，那些人非常与时俱进，一边放《好人一生平安》《血染的风采》《真的好想你》等自以为符合场景的音乐，一边跟着节奏咏叹一番，少了几许真情实感。

阿太其实很疼爱姐和我的，只不过我们年少，哪知道她的这份怜爱。那时，阿太已经到了吃啥啥没味的年纪，故而在她的枕边总有一些小糖、糕饼之类的食材，那是大爷爷孝顺她的。她看到姐和我在房间里晃荡，偶尔会撩开蚊帐，伸出干枯的手甩出两块小糖或者糕饼来，我们俩既怕又馋，两眼散发着小鼠般的绿光。阿太故意把脸转过去，等到我们捡起地上的美味，一溜烟逃跑时，阿太就捂着嘴吃吃笑了。

我不得不提到大爷爷，我们三房后代能够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与他老人家的付出有着莫大联系。他年少到上海闯荡，凭自己的聪明和毅力辛苦打拼，终于，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滩站稳脚跟。人到中年，当上某烟草公司的总会计，还拥有一部分股权。家里有一个被敲掉一角的玻璃烟缸，在诉说着大爷爷曾有过的辉煌。

可惜大爷爷后来不幸得病，只能从十里洋场回到江南水乡，靠每年的固定分红来维持生计。不久，爷爷失业，父亲也失业，阿太、大爷爷、大奶奶、大爷爷的儿子、女儿、爷爷、父亲、母亲、姐姐和我，一大户十张嘴赖着大爷爷吃喝。大爷爷充分发挥总会计的精打细算，不至于让我们饥寒。在外人看来，我们的生活还相当的体面。

据父亲说，大爷爷回归故里的那段日子，与村民们经常玩一种“挖花”游戏，与现在风行全国的麻将差不多，不过在玩时是一边玩一边唱的。大爷爷很是狡猾，要是一直赢，就没人陪你，也就丧失赢的机会。他总是赢两次输一次，输的数目多少也是事先打好预算。大爷爷每天有件必干之事——对香烟的排列组合，他将两包香烟拆开分别装入烟盒，一支“飞马”一支“雄狮”然后又是一支“飞马”……村民到他这里聊天时，他拿出一支“飞马”给村民，很自然地在旁边拿出一支“雄狮”自己抽，村民以为他抽的也是“飞马”。这说明大爷爷的生活已经陷入拮据的困境，但他的腰板还是挺直。

大爷爷育有一儿两女。儿子是个痴儿，大爷爷过世没多久，突然癫狂自杀。大女儿眼白与眼珠有些不成比例，嫁了个矮骨隆冬黑不溜秋的农民。小女儿集成了大爷爷和大奶奶的所有亮点，聪慧漂亮，后来远嫁上海。我读小学时他们夫妻俩来过我家一趟，那时，大爷爷的小女婿已经是某国企的总工程师。

对于爷爷，我总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年少时起初是淡薄的，后来是忿怒的。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多了份理解，多了份内心的愧疚。爷爷是终老在敬老院的，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到敬老院去看他，连他离开这个尘世时也没有去送他。倘若坚持的话，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挡的。可惜，我没有。

幼年的我，站在河埠头旁，看着爷爷骑着自行车从对岸的那条河边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当爷爷不再在我的视线出现时，那条路变成了田埂，春夏碧绿，秋冬枯黄。

大年三十晚上，爷爷和父亲在昏黄的美孚灯旁，面对面坐着喝酒，姐和我能收到爷爷准备好的崭新的十张一毛。这个快乐能维持一个晚上，第二天枕头下面的美梦会被母亲悉数收藏，可我俩依然开心。

爷爷这一生其实是很苦的，老了还是孤苦伶仃。也许父亲去看他的，但父亲在家从不提起此事。年轻时爷爷总是间歇性地失业就业再次失业。父亲四岁时，爷爷的妻子，父亲的阿姆，我无法谋面的阿奶，因生育血崩而亡。可叹的是，父亲的妹妹在世的时间仅为几个小时。父亲为人老实，性格懦弱，晚年时一回忆起往事时常流泪，或与幼年丧母有关。

爷爷的身边隐约有个离婚的女人相伴，爷爷从未把她带回家，要是他坚持要与那女人结婚，父亲和母亲是无法阻拦的，可爷爷没有。爷爷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下邵农机厂跑外勤。他基本住在宁波的旅馆里，父亲偶尔会带着我去看望爷爷。我见过那女人几次，现在已毫无印象。那女的见我们俩过去，默默点头打过招呼后，悄悄出去买来酒菜又无声无息离开。幼小时令伙伴们眼红的高档玩具，比如火石枪和小轿车，均出自爷爷的大手笔。

爷爷出事时，父亲已经是下邵农机厂的师傅，我和姐还未读书。爷爷跑外勤亏空了一千多，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一笔巨款，爷爷无力偿还，提议抵押外间朝南那间房屋给厂里。厂里和父亲商量，要么父亲买下，要么卖给别人。村里的好事之人已经放出风来，愿意一千二买下。

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时候他好几次想到了自杀。

父亲背上有两大压力，一个是心理上的，身为师傅，在徒弟面前抬不起头来；另一个是债务，一千块钱到哪儿去找？亏得徒弟有钱的出钱，没钱的紧跟着父亲，怕他一时想不开。软弱的父亲看着年幼的姐和我，咬牙迈过了这道坎。他变卖了家里的一些家具。请人拆下一些用来支撑阁楼的横条卖掉。现在还能清晰看到那时横条离开楼板的痕迹。父亲提议，不够部分每月从工资里扣除，厂里出于同情，答应了这个请求。父亲那时候是下邵农机厂工资最高的一个，加上加班月收入近五十块，厂长也为此眼红。省吃俭用，三年后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爷爷自打出事那天起，再没有踏进家里一步。我永远失去了爷爷。

在下邵乡上年纪人面前，提起父亲的名字也许不大知晓，可只要说到“姚师傅”，很多人是知道的，这源于他所掌握的两门技艺。父亲既是“小五金”师傅，又是“修钟表”师傅。故乡的一些老人这么记挂，恐怕更多的原因还是父亲留下的口碑。

由于家境原因，十三岁的父亲小学还没毕业，就匆匆背着行囊到上海学生意。靠大爷爷介绍，在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做学徒。靠聪明勤奋，比其他师兄弟提前满师，正想大展宏图，想不到解放后，变成了下放工人。到首都没有站立之地，到江淮也不是长久之计，无奈回到故乡。在下邵农机厂做师傅期间，不管是谁做他的徒弟，都倾囊相教毫无保留。

小时候，我对父亲是非常佩服的。他小学没毕业，居然将图纸画得规规矩矩，成了实际上的下邵农机厂工程师，只不过那时候没有这一说罢了。戴上一个特制的放大镜，捣鼓着罢工的手表，让它“咔嚓咔嚓”再次摆动起来。别说装了，叫我拆开，也无从下手。

后来为补贴家用，又干起修钟表的行当。父亲出于面子，总说算了算了。村民也很纯朴，既然“姚师傅”不肯收钱，就送点种上来的东西吧，故此，我们家虽然没有一分地，蔬菜还是不大需要去菜场买的。

那时的师徒关系纯粹得要命。我和姐嚷着要到镇海看电影，父亲微微一笑，好吧，我派车，口气大得似乎他领导着一个“奔驰”军团。父亲一出口，呼啦一下，明堂里出现了十辆自行车，争着吵着抢着把我和姐朝自行车上拉，一支车队就浩浩荡荡朝着镇海进发。

父亲四十岁时，他们厂里的几乎都来了，还有乡里乡亲的也来了，在前后明堂、自己家里、隔壁邻居家办了十几桌，而所有酒菜费用酒席程序都是徒弟们一手操办的，提猪头的、拎蹄髈的、挑酒坛的、担熟食的，场面蔚为壮观。那些叔叔、伯伯也坏，一个劲灌我，几杯下肚，搞得我在河埠头前不停打转，把母亲吓得，赶紧拉我回家。躺在床上，我看着一会儿顺时针，一会儿逆时针旋转的楼板，嘿嘿傻笑。

我的童年虽然清贫但很快乐，这个快乐是院子赐予的。院子很小，就老屋到河埠头那点距离，十平米左右吧。父亲请人堆了些卵石在河埠头旁，将院子围起来，中间有一个通道，用竹篱笆作为门，向村民无声宣布，这个院子是我们家的。院子里种了棵水杉树，一年一年长了起来。母亲看地空着颇为可惜，就种了些向日葵，看着一张张向着北京天安门的笑脸，勾起了我强烈的种植欲望。在那片地里，我种过茄子、西红柿、花生、南瓜、冬瓜等各式各样的植物，均宣告成功。在我的眼里，结出果实就是成功。尽管西瓜只长出一个，拳头般大小，舍不得吃，后来烂了。

最快乐的是春夏之际。花开了，蜜蜂来了，蝴蝶来了，蜻蜓来了，蚂蚱在叶子周边跳跃，螳螂在树上爬行。我和父亲合睡的那张床蚊帐顶上，停着蜻蜓，挂着螳螂。起初，父亲默许了我热爱生物的良好行为。我以为这是父亲对我的一种鼓励，于是，蚊帐上的数量越来越多，品种愈来愈杂，蚂蚱也加入了这个阵营。父亲有些怕了，照这个事态发展，说不定哪天，麻雀、青蛙也要在蚊帐里与我们共眠。他坚决有力地将我心目中的宝贝清理出去，放送到院子里，并勒令我再也不许在蚊帐上投放半只。

穿过那道竹篱笆，就是用整块青石堆砌而成的“清爽埠头”，有左右两个，左边的那个朝东前行三米，还有一个做工相对差点的埠头，名曰“肮脏埠头”，专门用来刷马桶、荡痰盂的，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无文字记载，然而没有一个村民逾矩。

四十年前，那条河是非常清的。就算雨后河水溢上埠头台阶，假如某位村妇洗碗时不小心滑手，一眼望下去，亦能清晰看到它停留的位置。

某年夏天，父亲突然将我和姐扔到河中央，我俩吓得要命，不停呛水不断划拉。刚到父亲跟前，父亲又再次将我俩甩出。就这样几次后，我和姐学会了游泳。按照父亲理念，农村的孩子必须学会游泳，至于姿势无关紧要。是呵，生存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是花架子。

有人曾送给父亲三只小鸭子。父亲用篮子提回家后，我欣喜若狂，搬起锄头在院子里挥汗如雨，刨了一个很大的坑，又拎起铅桶到河埠头提了一桶桶水倒在坑里。我不停地倒，水不断消失。父亲不理解地看着我说，干吗？我说，让小鸭子在小池塘里戏水。父亲叹了口气，捧起三只小鸭子出去送给别人。为此，整整三天，我和父亲没说一句话。父亲用他质朴的行为告诉我一个道理，制止过热的最好办法，就是从源头彻底切断。

这个快乐大于忧伤的院子，在二十一世纪初迫于无奈消失。那时候的农村有一个怪现象，家家户户不管有用还是没用，都在拼命盖房子，有些还是借钱盖的，盖的目的不是住人，而是等着拆迁。母亲看着他人在盖，对父亲说咱们也盖了吧，反正院子里有空地。父亲坚决不同意，说除非他死了，别想动这个念头。后来别人打起了院子的念头，母亲把我叫去商量此事，我看着父亲说，被别人占着南边终究不好，要不盖吧？父亲沉默不语。与隔壁商量后，拼着一道墙盖起了无用的两层楼房。父亲在盖房时跑东跑西，一大把年纪累得够呛。看着建成的二层楼，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冰冷的水泥块埋葬了我的童年，我的那个色彩斑斓从此消失殆尽。

据考证，姚家溯源应该在诸暨，后来分支出来到了慈溪，再到姚家斗。而据父亲说，姚家的祖宗祠堂在慈溪。父亲还对我说过一个故事。先祖原先只是一打工仔，在慈溪东家那里出卖脑力和体力。某年，东家对先祖说，现在世道很乱，你还是回家去吧，我也没什么可以给你的，送你一船麻作为银两。先祖摇着船“知嘎吱嘎”回到姚家斗。搬麻回家，打开一看惊恐不已，原来麻里有一锭金元宝，仔细检查，发现每团麻里都有一锭。先祖冷汗直冒，又不敢声张，妥善藏好后立即奔赴慈溪，想不到东家已人走楼空。清苦三年后又去，结果依然无人。先祖这才放下心来，拿出适量金元宝购置田地，修筑河埠头，建造“大屋里头”。先祖把祖宗祠堂设在慈溪，用来缅怀东家的大恩大德。我非常喜欢这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故事。

父亲一生谨言慎行，不大喜欢说话，有些问题问他，得到的回答总是颇为含糊，不知道是想不明白还是不想说。小时候到晒场去玩，看到水泥地上用破碎的碗片儿拼成的文字“打倒刘小狗”，回家问他。他沉思很久后说，姚家斗没有“刘小狗”这个人，又说，你还小，有些事不要管。

不过，关起门来，父亲还是会小声说一些族里先人的事。他曾好几次一边喝酒一边小声说，被评成“地主”已经过世的公公（按照辈分父亲叫他公公）人挺好的，长工和雇工没钱了问他借，嘴上说要收利息却从来不要，就算还不上赖账，他也轻轻一笑不追讨的，过年了还散发红包给长工和雇工。父亲说，有些长工和雇工是逃荒来的，有些就是这个村庄的。住在村里的原来也是有地有房的，赌输了就抵押出去，而那个公公靠着勤劳和节俭买了下来，结果他变成了“地主”。“三年自然灾害”时，他虚肿着身子没东西吃，再加上生病没钱医，就死了。

父亲的话很是震撼，与教科书上的内容不大相符，教科书上“地主”总是与“恶霸”纠缠在一起。或许是姚燮故居的缘故吧，村民们颇为纯朴。在那个火红年代，“地主”的后人夹着尾巴做人，而村民说，什么“地主”不“地主”的，地都公有了还哪来“地主”？一起出工干活呗。与我年龄相仿的那几个后代，每天结伴到下邵读书，根本没什么隔阂。

我时常在想，任何物件都是有生命的，只不过我们这些俗人无从勘察罢了。“大屋里头”是姚燮先生的故居，肯定存着先生的灵气。倘若真的想祭奠先生告慰先生，就应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予以彻底修缮，里里外外的，而不是搞些表面文章。迫于无奈建造的那座庸俗不堪的两层楼房，理应拆除，这是煞风景堵心窝的俗物。

为了保护仅存的一些美好，母亲搬到镇海时，顺便从老屋搬来几件看得上眼的老家具。搁在钢筋水泥窝里，我左看右看总觉不对劲，原来它不接地气，失去了根，如同浮萍在异乡漂泊。假如某天，“大屋里头”真的修缮得有模有样，我非常愿意让它们重回故里。那里，才是它们的家，才是它们的最终归宿。

尚能些许欣慰，向姚燮先生小心禀告的是，三年前我加入镇海区作家协会后，在徐志明老师等前辈的关心指导下，已有些不成器的小文章变成铅字。儿子业已考入山东大学，学习历史学类。他此生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学者。

作为三房的后人，我有这个责任，将那段已经消失的往事力求真实地予以描述下来。“大屋里头”共有四房，有待继续去挖掘探究，翻开他们的生活画卷，或许又是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