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120年祭（之十三）
——甲午战争的文化之思·德法篇

文 / 穆 重怀 丘岳

甲午120年祭（之十三）
——甲午战争的文化之思·德法篇

文 / 穆 重怀 丘岳

德意志与法兰西是欧洲大陆的两个大国，它们同宗同源，却又争斗不息，但是在甲午战争的议和过程中却出乎意料地团结在一起，与沙皇俄国共同干涉日本割据辽东半岛，打破了日本妄图控制中国战略要地的美梦。在这里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一下德法两国在甲午战争时期外交策略变化的内外动因，揭示欧陆强国19世纪末期亚洲政策的文化要义。

一、德意志：帝国的兴衰之间

1862年9月30日，临危受命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对议会预算委员会发表演说时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够解决的，而是要通过铁与血”。铁与血敲响了德意志统一的战鼓，通过三次王朝战争，普鲁士如愿以偿地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作为新兴的德意志国家的掌舵人，俾斯麦一反当时欧洲强国的惯常思维，不是凭借强大的军力继续开疆扩土争夺欧洲的霸主，而是停下战争的脚步开始致力于国家的发展。铁与血向煤与铁的转变使德国走上了振兴之路。政治上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法国的战争赔款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使德国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推动了科技进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德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德意志帝国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人100多年才完成的事情，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一个高效率的近代化工业国家。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超英赶法成为欧洲的头号工业强国。

德国的大发展离不开俾斯麦明智的外交决策，这就是均势外交。作为后发国家，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它发展的必要条件。俾斯麦深刻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他在普奥战争获得胜利后没有对奥地利赶尽杀绝。相反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却对法国大开杀戒，不仅赔款，而且割地，这都是出自他大陆外交的权谋。为了使德国获得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俾斯麦的外交重点就是均势，不让法国与其他大国形成有效的反德同盟。因而俾斯麦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他向俄国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趣，对英国表示要退出殖民地的竞争，与此同时极力拉拢奥匈帝国与意大利，致力于与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结成反法同盟。在俾斯麦的苦心经营下看似不可能的同盟实现了。德国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保证和外交弹性。

随着德国经济赶超世界强国速度的加快和俾斯麦的去职，德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德国由于国土狭窄，生产与销售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因此形成了保持产品价格和销售市场的垄断组织，通过垄断来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同时工业的垄断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金融寡头。资本与工业的结合促进了德国的工业化，同时也要求占有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资本强烈要求打破已有的世界秩序，为德国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与资本家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呼声相应和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民族主义曾经是俾斯麦统一德意志的思想武器，而军国主义下的强大军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支柱，但这两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威廉二世的上台发生了畸变。德意志的统一孕育了德国的种族主义思想，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戈平瑙和英国人张伯伦。这两个外国人对日耳曼种族情有独钟。戈平瑙认为，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雅利安人是白种人中最高贵的种族，雅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张伯伦进一步发挥了戈平瑙的学说，他指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这些种族主义理论极大地刺激起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之日益膨胀和异化，最终导致民族沙文主义的形成，出现了“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出现了各种极端种族主义组织。1891年泛德意志协会成立，它是戈平瑙和张伯伦种族主义理论的现实实践，鼓吹德国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并且主张德国必须扩张，夺取殖民地，提出了“普鲁士以国王为首，德意志以普鲁士为首，全世界以德意志为首”的霸权主义口号，为德国的全球扩张张目。

要想实现扩张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资本家的贪欲与威廉二世的好大喜功使德意志民族固有的军国主义思想重新又开始大行其道。德国着手扩军备战，而且是海陆并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把德国打造成一个军事帝国。德国人开始认为，德国的海外征服就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抗拒。1895年1月，威廉二世宣布“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俾斯麦时代的大陆政策被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所取代，德国要获得“阳光下的地盘”，向全世界表明德国要在殖民大潮中占有一席之地了。正如德国新首相比洛抱怨的那样，“德国人已经看够了别人在分食的那个甜包子”。从19世纪90年代的世界大势来看，对德国人来说，中国就是那个“甜包子”。

早在德意志还处在四分五裂的时候，德国就开始觊觎中国，开始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1861年普鲁士在中国就享有了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同样的特权。德中贸易发展得很快，到1880年德国在华就已经有了65家商行，远远超过了法国的16家。与贸易同时进行的还有德国资本对中国的渗透，不仅向清政府提供贷款，而且在中国开设了东亚银行，进行资本输出。值得一提的是中德间的军火贸易，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军火仅次于英国。北洋海军最大的铁甲舰和大部分重要军舰、鱼雷艇都是德国制造的。陆军采用的克虏伯大炮、毛瑟枪也都是德国出品，中国曾经是克虏伯工厂最大的亚洲客户。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帮助清政府建设和训练新式陆军，试图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

德国还把中国作为自己执行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把中国作为制衡列强的工具，宣称“中国的一切困难都会为任何一个外国提供可乘之机”，唆使法国武力入侵中国，“即使有十万法国人向北京进军，德国也要稳住不动”。一方面把法国的注意力引向东亚，削弱它在欧洲的势力。另一方面在英法之间制造矛盾，使法国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在利用中国牵制法国的同时，极力挑拨中俄关系，怂恿俄国采取积极的亚洲政策。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曾经写道：“几年来德国在北京的全部政策就是力图破坏我国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损害我国的利益和唆使其他列强的使节反对我们。”总而言之，甲午战前德国在中国的活动都是紧密地围绕着自己的利益，在打击列强的同时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为入侵中国找一个列强无法比肩的立脚点是德国人梦寐以求的想法。早在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曾经在写给俾斯麦的报告中提出占领舟山群岛，因为舟山群岛可以“在发生战事时德国的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一个加煤站”，而且强调“德国迫切需要在东亚获得一个固定的地点，宁早勿迟”。报告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极大兴趣，只不过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未能实施。其后的1882年李希霍芬在自己的著作中又一次提到，把胶州湾作为德国侵入中国的根据地，“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东湾不可”。这样既可以把山东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也可以使德国获得进入华北的一个重要通道。甲午战后德国借口强占胶东湾，将殖民的触角伸向山东，都是与李希霍芬的工作分不开的。鲁迅先生曾经感叹说，“（李希霍芬）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着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李）氏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由此可见，德国对中国的入侵，像日本一样，是蓄谋已久，做了精心准备的。

甲午军兴为德国实施自己的世界政策创造了良机。一方面中日之战会打破东北亚的既定格局，德国可以乘机在中国获得一个军港，作为在远东扩张的基地，以便同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中国的军火严重依靠德国，战争打起来，它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二世作出了“待价而沽”的决定，因此德国两次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联合调停，借以打击英国的威信和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为谋求最大利益而等待时机。这时的德国是完全站在日本一边的，它希望借助日本的胜利重塑东北亚的战略格局，从而在其中分一杯羹。德国在鼓励日本侵略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开展它在中国的行动。

1894年11月间，德国政府内部就应该占领中国的哪个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时任首相的霍亨洛认为，为了每年4亿多马克的商业贸易，应当乘机占领台湾。驻华公使申科则建议，“如果别的国家利用中日战争在中国取得领土，我们应注意为我们的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强大的根据地，第一应该是位于山东海角的胶州湾，第二在台湾海峡中之澎湖列岛”。而外交大臣马沙尔则反对他们的主张，提出台湾是日本的战利品，胶州湾和澎湖列岛暂时都没有经济价值，冒与日本决裂的风险是不值当的。直到1895年李鸿章赴日议和时，威廉二世才下定决心，“一方面，对只利于他国之行动，因不应早期加入。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参加此类行动的权利，则当预为保留。盖此项行动能使欧洲列强之东亚势力分配，为之消长变动故也”。这就为德国后来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定下了基调。

早在《马关条约》签订前的一个月，德国就向俄国表态，愿意同俄国一起参加对中日和谈的干涉，并进行了密集的磋商。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就正式邀请德法两国参与共同对日干涉行动。至此俄德法三国联盟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三国同盟中德国的活动最为积极，而且对日本施加的压力也最急切，最直接。虽然在涉及日本还辽条件时，德俄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但最后还是以三国的共同施压使日本作出了让步。根据藤村道生的看法，德国之所以最后妥协，一方面为了减少俄法同盟对它的压力，引导俄国向远东扩张。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列强秘密分割中国的协定所抛弃。此外还可以博得清政府的好感，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正如事后日本报纸所抱怨的那样：“三国干涉的主动者虽然是俄国，实是德国所为。”

三国干涉还辽成功并没有实现德国对清政府投桃报李的设想。直至1897年德国才用武力强占了胶东湾，真正在东亚奠定了实现世界政策的第一块基石。从此德国开始了它在中国的殖民扩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为止。德国在甲午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策略是它努力成为世界强国的第一次尝试，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的先声。崇尚强力的世界政策破坏了德国在列强中优越的战略态势，在跻身于殖民帝国的同时也深陷于各大国的矛盾之中，威廉二世的狂妄自大和目光短浅使德国走上了与英法俄为敌的不归路，在甲午战争的二十多年后也沦落为战败国。它的开端就起源于甲午战争，防微杜渐，德国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二、法兰西：大国的纵横捭阖

提到法兰西，人们立刻想到卢梭、拿破仑、凡尔赛宫和埃菲尔铁塔，它们是法兰西的象征，是民族荣光的文化符号。卢梭的思想代表着人类的自我解放和对生而平等的政治制度的追求，它奠定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基础；拿破仑是法兰西帝国文治武功的象征，是法兰西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凡尔赛宫是法兰西民族盛衰悲欢的无言见证者，它承载着这个民族厚重的历史；埃菲尔铁塔则是法兰西民族艺术灵魂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在与巴黎其他经典建筑的不和谐中叙说着一个强国曾经的繁荣与昌盛。提到法兰西，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复杂民族。在这里我们要循着历史的幽径用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甲午战争时期的法兰西，看看它是如何纵横捭阖，游走于俄德之间，谋取巨大利益的。

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当时最为彻底的革命，但这只是就意识形态而言，在经济上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工业革命带给法国的影响远不如给英国和后来的德国那样巨大。仅以纺织业为例，法国曾经拥有欧洲大陆2 / 3的机械纺纱生产能力，但这只是同期英国生产能力的1/ 5。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不充分的原因主要是人口众多，廉价劳动力可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因此不需要大规模的机械化。而且法国作为统一的大陆国家，拥有相对广大的国内市场，况且海外贸易又不够发达，对商品的需求受到制约。此外法国没有实现资本与工业的结合，资本主要用于输出，或是购买公债和债券，导致高利贷资本主义的出现。工业投资主要依靠生产者自筹，严重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后劲。除此以外，影响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还有它的民族文化惯性，194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对此做出了极为精辟的解释：“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在我国，刚刚被击败的恰恰是我们所珍视的小城市。它的生活节奏太过缓慢，公共汽车的迟缓，行政机构的慵懒，每个散漫的行动所积累的时间的损失，咖啡馆里的游手好闲，短视的政治伎俩，收入微薄的工匠，架子上空空如也的图书馆，对陈旧事物的爱好，对所有可能扰动绵软乏力的习俗的新奇之事的猜疑：这一切都被繁忙的德国以它著名的‘动力’所推动的高速车轮粉碎。”这不仅是对二战时法国战败的痛苦思考，同时也是对甲午战争时期法兰西民族生存状态的确切注脚。

法国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曾经雄睨欧洲，但是在1871年遭到了沉重打击。普法战争的失利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使法国人在欧洲大陆上遇到了一个新的劲敌，使自己的侧翼同时出现了两个实力相当的国家——德意志与意大利。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孤立法国，不让法国有与其他大国建立反德同盟的可能性。俾斯麦以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架构起“三皇同盟”和德意奥三国同盟，竭力打压法国的生存空间，使法国在欧洲的行动受到束缚。但俾斯麦又清醒地意识到，被打败的法国并没有元气大伤，压力太大必然会引起它的反弹，因此他极力促使法国开拓海外殖民地，转移法国对欧洲大陆的注意力，并使英法在殖民地争夺中冲突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海外殖民事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并且把触角伸向了东北亚。

法国的殖民扩张与其他列强不同，少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动机，只是把它视为彰显大国地位不可缺少的行动之一，多由冒险家和传教士进行。在1890年以前，法国的殖民方针是“可以扩张的时候就前进，遇到抵抗的时候就撤退”。同时这种殖民政策也遭到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海外殖民浪费了国力，是对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复仇政策的背叛。正是因为如此，儒勒·费里内阁因为殖民战争的失败两度倒台。1890年后，由于威廉二世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把俄国推向了法国，形成了法俄同盟，打破了法国在欧洲的孤立状态。特别是秘密军事协定的签署使法国获得了制约德国进攻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殖民活动才在政客和资本家的鼓动下正式成为一项事业。1889年殖民学校创办、1893年殖民军建立、1894年殖民部设立，开始系统地为殖民扩张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中国是法国最早进行殖民活动的国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就设法沿着越南北方的红河为自己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南部省份的水路交通线，并于70年代用武力迫使安南国王签订了接受法国保护的不平等条约，这就触动了清政府对越南的宗主权，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随着法国对越南侵略的进一步加深，越南向中国求援以抗击法国殖民者的压迫。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宗主权和西南边境决定出兵越南，中法战争爆发。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不败而败，又一次签订了对法国有利的不平等条约。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极力怂恿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但由于日本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而作罢。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法国又要趁机浑水摸鱼，大捞一把了。

甲午战争爆发前，法国由于在朝鲜既无商业利益，又无地缘政治关系，因此并未加以特别的注意。但出于对法俄同盟的重视决定支持俄国的调停，并从这个角度出发婉拒了清政府参与调停的请求和英国联合调停的提议，采取了追随俄国，孤立英国，制衡德国的待机而动的观望态度。法国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有其内在动因的。一方面法俄两国虽然体制不同，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只能合作结盟，以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战略安全。因此法国把甲午战争作为巩固法俄同盟的契机，提高法国在法俄同盟中的分量和地位，加强法俄合作。另一方面英国是法俄共同的竞争对手，有着极大的利益冲突。法国两次拒绝英国的调停提议，既是要支持俄国，也是要打击英国在清政府心目中的威信，不愿意让“英国扮演头等重要的角色”，并且通过中日战争加剧俄英矛盾进一步夯实法俄同盟。此外法国还打算利用中日战争之机获得在中法战争中未能得到的利益，实现侵略中国西南的野心。如上所述，法国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所采取的策略是深思熟虑，并充满权谋算计的。

随着战事的日渐明朗，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在不断暴露，特别是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觊觎使法国感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受到了威胁，于是一改战争初期的不介入态度，呼吁欧洲国家要联合对付日本，并就干涉中日战争同俄英进行了密集磋商，共同发出照会对中日和谈表示关切。与此同时向宿敌德国伸出橄榄枝，拉拢德国参加到干涉中来。而德国也害怕失去从中国捞取好处的机会，双方一拍即合。随后法国与德俄共同策划了三国干涉还辽的戏剧性一幕。

在获悉日本的媾和条件后俄德两国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共识。法国则明确保证将支持俄国的提议。法国的立场坚定了俄国在英国退出后联合欧洲国家干涉还辽的决心。但法国依然努力争取英国的参与，费尽心机来说服英国，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却使英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支持。在其后的三国干涉还辽的过程中，俄德两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争斗不息，法国不得不在维护法俄同盟的基础上，尽力调节俄德矛盾，保持三国的共同行动。同时还直接与日本对话劝告日本接受三国的条件，并以此对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满足日本提出的条件。总而言之，在三国干涉还辽过程中法国可谓煞费苦心，使出了浑身解数，调和各国，最终实现了既定目标。

绝不要以为法国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活动只是为在列强的竞争中提高自己的威望，它有着自己的现实利益诉求。自1895年1月起，法国就以调停中日战争为筹码不断胁迫清政府满足它在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殖民要求。最终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它的殖民意愿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法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是与干涉还辽赢得清政府的好感有着直接关系的。法国政府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在甲午战争中通过外交手段得到了。

甲午战争中，法国择机而动，一石数鸟。利用甲午战争不仅重构了欧洲的战略态势，而且从中国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但是法国经济构成和人文地理的二元划分影响了法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把握，削弱了法国的实力。而且民族心理中的对德复仇意识使它在一战后重蹈俾斯麦对法政策的覆辙，作茧自缚，内外交困，逐渐丧失了大国地位。它在甲午战争中取得的殖民成果也变成了负资产，使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德法两国在甲午战争中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为自己的战略目的服务。手法之多样，变化之灵活，令人叹为观止。观照当下，大国的博弈依然如此，德法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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