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相崧
宴席已经准备停当,木匠送走帮忙的人,回到院里,看见席上用的餐桌已满院子里挨个儿排开。他知道,待会儿迎亲的队伍回到村里,亲友们会坐满院子。桌子都是从各家借来,高矮不一,新旧不齐,式样各异,摆在他那一圈儿低矮的黄泥院墙围成的小院里。他站在院子中,并没有感到寒酸,反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成就感。那墙原来有些坍塌,显出大大的豁口,他跟儿子两天前和泥堵上了。新的泥巴还没干透,混在里面的新鲜麦糠像金子一样闪着人的眼。一只芦花鸡站在上面,红色的冠、橙色的脚,高挺着的胸脯上的羽毛天鹅绒一般柔顺光泽,随着呼吸幻化出五颜六色的光彩。鸡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蛇一样扭曲着身子走了几个醉步,便在这个湿漉漉的早晨,用浑厚的嗓音唱起歌来。
这是一九七三年的秋天,木匠五十八岁,为二十八岁的儿子操持婚事。这天,木匠平生第一次没有赶鸡。他宽容温柔地看着它,甚至还从那红彤彤的脸膛上获得了些许好感。这种情况,在多年里还是头一次。平常,木匠有一个固执的观念:只要鸡一“咯咯咯”地穷叫,他这一天肯定要跟人吵上一架。要么跟女人怄气,要么让外人窝囊,要么就打一顿孩子。鸡没有来由地乱叫,总不是好兆头,尤其是在大清早。他记得,爹活着的时候就说,瞧瞧这啥世道,鸡飞狗跳,鸡犬不宁。爹得了很重的哮喘,说这话的时候,字儿是一个个从嘴里蹦出。爹挨完批斗,坐在门槛上,揩净被村人吐在脸上的唾沫,再脱掉那件沾满泥巴、草屑的马褂,点上一袋烟之后,总会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