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各战之比较

韩明林 孙长生/ Han Minglin Sun Changsheng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各战之比较

韩明林 孙长生/ Han Minglin Sun Changsheng

8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时两年多、行程六万五千里、跨越十余个省的战略大转移。单就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各战而言，遵义会议之前均是致于人之战，而遵义会议之后均是致人之战。分析原因，将之智是致人或者致于人的关键；“知”是寻找战略支点的基础；“时”是任势的要点，指挥艺术就体现在对“时”的把控之上。

红军长征 各战 比较

80年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自1934年10月10日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止，历时两年多，行程六万五千里，跨越十余个省的战略大转移。单就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各战而言，遵义会议之前均是致于人之战，而遵义会议之后均是致人之战。原因何在？

一、将之智是致人或者致于人的关键

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并在《计篇》中具体阐述了为将的五德，把“智”放在五事之首，可见主将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和“智”对主将的重要性。“智’是指战略意识、战略思维的敏锐性和战略研判的准确性。在第五次反“围剿”时，主宰中央红军的主将是中共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博古（即秦邦宪），而其主要依靠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虽参与其中，但最多算个副将或参谋长之类的角色，起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李德、博古。这两个人在战略层面上的研判，可以说错误连连。他们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国共的大决战，是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大决战，要求红军全面进攻，打出中央苏区，抢先向敌发起进攻。当进攻遭受重大损失后，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敌人打阵地战，配以“短促出击”。这种与敌硬碰硬的军事行动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就是要找你主力决战。从兵力对比上，蒋军50万，中央红军加上游击队10万，红军战士再勇敢，红军前线指挥员战术指挥再精明，也扛不住旷日持久地拼实力。人员、武器弹药只有消耗却得不到补给。而敌军打掉一波再上一波，武器弹药有充足的保障，并有航空兵的配合。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损失1万多人，最终中央苏区被敌三面突破，进逼中华苏维埃首都瑞金。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转移，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应当说红军指战员打得很英勇，也很坚决，特别是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以统战手法，说服和蒋介石有矛盾的陈济棠，使红军减少了损失。但中央红军的转移路线和方向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继续向西，就已明确地告诉蒋介石，中央红军最可能的目的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而蒋介石可借手中兵力多、预先布阵充分、地方军阀怕红军进入自己地盘等条件，让地方军阀利用江河和地形堵截，让中央军围追，让空军不间断地侦察中央红军动向，并支援作战。因而中央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中付出了沉重代价，特别是在第四道防线湘江之战中，虽然在咸水与界首之间撕开了约30千米的口子，但中央机关像大搬家一样，携带着盘盘罐罐，行动太慢，红军战士拼死阻击才保证了中央机关渡过湘江。此时，中央红军由1934年10月10日从瑞金于都出发时的8.6万人（加上红六军团的人数应该是10万人）剩下不足3.7万人。

从第五次反“围剿”到突破四道封锁线，仗仗都是硬拼，红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拼搏，无数先烈的生命和鲜血付出，只是渲染了主帅和“共产国际”顾问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和岌岌可危的中央红军的生存环境。血的教训唤醒了红军指战员对主帅指挥的质疑，唤起了对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指挥艺术的回忆。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中共中央于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的黎平召开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意见，改变转移方向，向以遵义为中心的敌人较薄弱的川黔边界进发。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袭占了遵义，将蒋围追堵截的40万大军暂时甩在了湘粤地区。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也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分兵黔东威逼昆明，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凡兵锋所指，均为敌之必救。与其说蒋介石指挥调动部队，莫若说毛泽东指挥蒋介石调动部队。蒋介石仅靠中央红军示形的有限情报，根本不知中央红军的主力何在，意图是什么，就像瞎子摸象；而毛主席指挥中央红军忽南忽北、忽东忽西，飘忽不定。当蒋坐镇贵阳时，身边仅有地方军阀的部队和亲兵卫队，而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剑锋直指贵阳，吓得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和云南滇军护驾，而中央红军却分兵黔东，威逼昆明，又让蒋介石好一阵子乱忙。

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是建立在高超的战略思维和战场洞察力之上的。遵义会议之后的各战都是中央红军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转圈的行为，就连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之战，毛泽东看破了蒋介石想让红军作为第二个石达开，但在兵力调配上尚有时间差的实际，命令部队一天一夜奔袭240里，出其不意地在国民党军到达之前，夺下了泸定桥，保证了中央红军及中央机关顺利渡过大渡河，将国民党军队甩在了后面。

由此可见，“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的俗语一点都不假。遵义会议前后各战都比较明显体现出致于人和致人的组织指挥。可见将之智是其关键。

二、“知”是寻找战略支点的基础

孙子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谋攻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之用兵之利。”“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作战篇》）“知”是主将必备的技能。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作为最高指挥员，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不具备战略思维的能力，李德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对全国形势透彻的分析，缺乏对国民党主要人物和地方军阀头目的细致了解，焉有不败之理。如果是开明的领导人，能够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或许还可以兼听则明。可惜他们盲目自大，自认为洋墨水比中国墨汁强的理念使得他们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在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情况下，盲目地认为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到来，迎接全国苏维埃胜利的大决战到来，故而要求中央红军四面出击。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又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防御与国民党拼实力、打消耗战。当根据地丧失、被迫转移之后，战略意图明显，拿红军的实力硬碰硬，闯敌人的防线，最终招致惨败，许多优秀的一线指挥员牺牲在突防的路上，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了解，自建党到建军，第一个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第一个拉队伍上井岗山建立工农红军第一个革命根据地，才使得中共中央有了依托。他对中央红军及中央苏区的民情社情十分了解，前三次反“围剿”打得敌人找不到北。而红军以最小的代价每次都能歼灭敌军一路或一部，苏区的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主动封锁消息，让国民党部队变成聋子、瞎子。而将各种信息及时传递给红军，使红军对敌情了如指掌。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人员大都有较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对蒋介石表面道貌岸然、实际小肚鸡肠的行为有着透彻的了解，因此在运筹帷幄之时可以将蒋的心理拿捏得十分准确。

毛泽东具备了大战略思维的超强能力，具备了敏锐的战机捕捉能力。他观察问题每每从全局的高度思索，从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抓起。所以在指挥作战时，不但可以指挥红军，而且可以指挥蒋介石按中共的意图调动兵力。四渡赤水应当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绝唱。2000年多前韩信三渡泾水与之比较差之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故而作为军队的主将，“知”是致人的基础，“知”是撬动大战略要点的支点。没有知彼知己，则一切无从谈起，知彼知己还要知战略要点在哪，撬动要点的支点如何选择。比如直逼贵阳，威逼昆明，战略示形明显，逼蒋不得不立即调兵遣将。因为贵阳是当时蒋介石的行营所在，是战略地理关系中的重地，是必救之地。而昆明系大西南重地，若红军占据昆明，在大西南坐稳，建立了根据地，蒋将很难对付。故必须全力应对，否则战略利益损失太大。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指挥中央红军作战看，每一个动作都具备了多变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带有战略的指向性，且又具备了应势而变的灵活性，逼得对手不得不按毛泽东引领的思路思考问题，调动兵力。所以说，遵义会议以后的每一战都是致人之战。战争主动权全部操控在毛泽东的手中。这都是由于毛泽东知之甚广、知之甚深的结果。

三、“时”是任势的要点，指挥艺术就体现在对“时”的把控之上

孙子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势篇》）“出其所必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能为敌之司命。”（《虚实篇》）“悬权而动。”（《军争篇》）

任势是主将指挥作战的首要技能，而任势的要害则体现在“时”的把握上。“时”是临界点。

遵义会议之前的各战指挥作战的主将博古、李德，既不识势，也不会造势，更谈不上任势。只是在择人上还让懂得军事斗争的周恩来参与其中。在具体的协调中相应地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减少了红军的部分损失而已。像朱德、彭德怀、林彪等军事将领，只是前线的战役（斗）指挥员，参与不了战略层面的组织指挥。

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红军的领导和绝对指挥权以后，中央军委的战略思维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和从未达到的高度。比如四渡赤水之役。当时的情况是红军按毛泽东的意见袭占了遵义，得到了休整，将蒋之40万大军甩在了粤湘地区，但蒋很快明白过来，又集中40万大军向遵义进逼。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遂决定1月19日分三路纵队，红三军团在南，红五、九军团在中，红一军团在北，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一经接触遂主动撤出战斗。鉴于当时长江北岸敌部署了36个团，全力堵截我北进，中央红军则回军南下，24日占领了猿猴场、土城场、回龙等地。一渡赤水河，挥师向西，一路剑指叙永，再进扎西；一路由古蔺南直指扎西，于2月9日到达川滇黔交界的扎西集结。

国民党川滇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而此时在长江北岸，蒋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阻我北上。鉴于当时敌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突然掉头东进，直插被调空兵力的黔北地区。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再下遵义城，并取得了歼灭吴奇伟部两个师及黔军8个团的重大胜利。

遭此败仗的蒋介石，3月初又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多路国民党军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3月10日，中央红军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主动放弃遵义，向西剑指鲁班场，尔后折向北沿两河口、仁怀，在茅台及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进军（在龙山、大村一带集结），造成北渡长江的态势。

为防我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部队扑向川南，并将形成合围之势。此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敌快形成合围而未形成之时，突然调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此时贵阳为蒋介石的行营，但周边已无重兵，蒋慌了手脚，急忙调兵护驾。此时中央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北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从四渡赤水的战役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同志在把控“时”上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每次蒋组织的围追堵截大都是以地方军阀部队作为一线部队，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一般均作为机动部队。在敌调动之初，毛泽东则把部队在一定区域内展开，例如在一渡赤水蒋围攻遵义之时，毛泽东将中央红军部署在南起遵义北到松坎的地域（像吹大了的气球）。当南部黔军新编八师和王家烈一〇一、一〇三师进逼遵义，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部队在后跟进，北部川军一师一旅一团，川军教导师第三旅、独四旅，川军廖海涛旅、穆素中旅，分别向习水、温水、松坎围攻时，毛主席才指挥中央红军放弃遵义，以小股兵力向西北习水方向佯动，而主力分三路直接向西在猿猴场、土城场地区一渡赤水，尔后向扎西挺进。毛主席把控的“时”是在敌已动、大合围态势形成、部队相互接触而尚未合拢之时，而红军事先展开的地域又足够腾挪辗转之用。国民党地方军阀想的只是将红军赶走不进入自己地盘即可，而中央军跟进却又未与红军部队接触，故而中央红军突然撤离使蒋介石一时摸不着头脑，待查明红军行动方向之时，红军距离已远。

二渡赤水时，蒋调北线川军独四旅、教导师二旅、五师十三旅、模范师三旅、教导师三旅、教导师独四旅围攻扎西。南线调周浑元部第五、第九十六师前出毕节，让滇军孙渡部北击分水，切断中央红军东归之路。而此时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毫不犹豫地调头东进，从二郎滩、太平渡二渡赤水，尔后兵分4路，剑指良村、温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在桐梓以北，构成向北防御正面，红五、九、一军团向桐梓、娄山关发起攻击，歼灭该敌后转兵南下直捣遵义，打得吴奇伟措手不及，损失两个师和大批军用物资。红军也创造了长征以来歼敌两个师又六个团的辉煌胜利。

在四渡赤水中，各次情形不一，但毛泽东始终抓住蒋介石一心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和地方军阀与中央军对围歼红军态度上的差异，巧妙地在敌数十万大军中游走，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悠。利用时差和距离空间，行动疾如风，忽东忽西；击敌猛如虎，果敢坚决，攻必克，战必胜。示形时，敌必为之而动。而我之战略意图，敌始终不知。其妙就妙在对“时”的把握之上。

总之，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各战作战模式、双方兵力对比、地形环境虽然不同，但遵义会议之前，均为致于人之战，而遵义会议之后均为致人之战，无疑。

（责任编辑：孟祥才）

A Comparison of the Battles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on the Long March Before and After the Zunyi Meeting

The Long March occurring 80 years ago was a large strategic shift launched by the Red Army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lasted two years, covered a distance of 1,250 kilometers and crossed more than 10 provinces. As far as the battles the Red Army launched by the Red Army on the Long March are concerned, before the Zunyi Meeting, the battles were launched by the enemies. After the Zunyi meetings, the battles were launched by the Red Army. Analyzing the reasons, one can find that intelligence was the key to launching the battle or being launched in the battle. “Knowledge” was the foundation for seeking the strategic pivot. “Time” was the key point of the situation. The commanding art lies in controlling the “time”.

Long March of the Red Army; Battles; Comparison

2016-8-29

韩明林，郯城县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孙长生，郯城县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