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學史上的新里程碑
——略談《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價值與意義

王 素

(作者單位： 故宫博物院)



中國經學史上的新里程碑
——略談《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價值與意義

王 素

洋洋大觀的《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全十一册，作爲《敦煌文獻合集》(漢文翻譯佛經以外部分)的第一部，率先由中華書局於2008年隆重推出*張湧泉主編審訂，許建平、關長龍、張湧泉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全十一册)，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各類書評亦隨即紛至沓來*按時間順序，計有： 柴劍虹《〈敦煌經部文獻合集〉評介》，《光明日報》2008年12月31日第10版；劉躍進、孫少華《敦煌文獻整理的系統工程——賀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問世》，《中華讀書報》2009年3月18日第10版；魯國堯《兀兀十二載，巍巍成大功——讀〈敦煌經部文獻合集〉韻學之屬》，原載《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9年第4期，再刊《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122—124、100頁；林慶彰《敦煌經部文獻合集》(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5期，2009年9月，204—208頁；白雲嬌《功在當代、澤被後世的偉業——〈敦煌經部文獻合集〉讀後隨感》，《敦煌學輯刊》2009年第2期，173—176頁；荒見泰史《張湧泉主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アジア社會文化研究》第11號，2010年3月，180—184頁；池田温《敦煌漢文寫本の經書·小學類全集——張湧泉主編审訂〈敦煌經部文獻合集〉(1—11)》，《東方》第353號，2010年7月，34—37頁；王祝英《敦煌辭書的集大成之作——讀〈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小學類〉》，《辭書研究》2013年第4期，54—58頁。。敦煌學名家項楚先生在爲本書所撰《序》中，用了“集大成，高水準”六個字，對本書的整理成就進行了高度概括。本書編委會所撰《前言》將本書的整理工作概括爲(一) 分類；(二) 定名；(三) 綴合；(四) 解題；(五) 校録五個步驟。因此，幾乎所有書評都是圍繞整理成就立論。這當然没有問題。本書連獲多項大奬，包括分量很重的第二十五届全國優秀古籍圖書奬一等奬、第二届中國出版政府奬古籍類圖書奬，以及最近又獲得分量更重的“首届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殊榮*本書在《光明日報》2013年10月18日第11版公佈的“首届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全91種中，排在第50種。，已經足可證明。但我認爲，本書在中國經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也不能或不應忽視。這裏談談我的看法。

中國經學史的發展，基本上一直圍繞兩個爭論進行： 前一個爭論是兩漢的今文、古文之爭，後一個爭論是兩宋的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導致今文衰落，古文興盛；漢學、宋學之爭，導致漢學衰落，宋學興盛。

先説今文、古文之爭。《爾雅》無今文、古文之説，可以不論。其餘諸經：

(1) 《周易》： 西漢原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之學，東漢前期並立，均爲今文，傳者甚衆。西漢另有費氏學，其本皆爲古字，號稱古文《易》，初未能立，東漢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相繼傳習並作傳、注，遂大興。至曹魏王肅、王弼皆爲之注，今文施、梁丘二家並亡佚，孟、京氏二家亦無傳習者。迨至隋唐，僅王弼注本一枝獨秀。唐官修《五經正義》，即以王弼《周易注》爲底本。敦煌所存《周易》，均爲王弼注本。

(2) 《尚書》： 西漢伏生能背誦，先口授，再作傳以授，遂有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之學，東漢前期皆並立，均爲今文，相傳不絶。西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所藏之書，皆爲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以隸古字寫之，綜合其他，成五十八篇，並爲之作傳，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初未能立，東漢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相繼傳習並作訓、傳、注，遂流行。西晉永嘉之亂，今文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並亡。東晉梅賾謂得孔安國原傳，奏之，與鄭玄注本並行。迨至隋唐，孔傳獨尊，鄭注甚微。唐官修《五經正義》，即以孔安國《尚書傳》爲底本。敦煌所存《尚書》，均爲孔安國傳本。

(3) 《詩經》： 西漢原有齊、魯、韓三家，至東漢一直並立，基本均爲今文，傳者不少。西漢又有毛萇(小毛公)，從毛亨(大毛公)處受《詩詁訓傳》，稱爲《毛詩》古學，初未能立，東漢謝曼卿、衛敬仲等及鄭衆、賈逵、馬融、鄭玄相繼傳習並作傳、箋，遂大興。魏晉時期，今文齊、魯二家先後亡佚，《韓詩》亦無傳習者，唯《毛詩》盛行。南北二朝“並主於毛公”，也就是鄭玄所箋《毛詩》。迨至隋唐，唯鄭玄箋本獨領風騷。唐官修《五經正義》，即以鄭玄《毛詩箋》爲底本。敦煌所存《詩經》，主要均爲鄭玄箋本。

(4) “三禮”： 情況比較複雜。《儀禮》原爲西漢初高堂生所傳，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爲今文；同時，河間獻王上所得古經，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東漢末年，鄭玄傳小戴之學，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注，鄭氏《儀禮注》遂有古文成分。《周禮》原亦爲西漢河間獻王所上，爲古文，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頗爲流行；東漢馬融、鄭玄相繼傳習並作傳、注，遂成古文代表經典。《禮記》原亦爲西漢河間獻王所上，但經劉向考校，大戴、小戴整理，以古文爲主，兼有今文，東漢馬融、鄭玄相繼傳習並爲之作注，盛行一時。但至南北二朝及隋，“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唐官修《五經正義》，僅以鄭玄《禮記注》爲底本。敦煌所存“三禮”，也只有鄭玄《禮記注》。

(5) 《春秋》： 西漢原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均爲今文，傳者甚衆。同時，又有左氏，出於張蒼之家，爲古文，賈誼爲之訓詁，劉歆欲立於國學，未能如願。王莽時，夾氏亡，鄒氏無師承。東漢賈逵、服虔並爲左氏作訓解，西晉杜預又爲左氏作經傳集解，左氏遂大行於世。此後，何休《公羊注》、范寧《穀梁注》與服虔、杜預《左氏注》並立國學。但至隋，惟杜預《左氏注》盛行，餘皆浸微。唐官修《五經正義》，僅以杜預《左傳注》爲底本。敦煌所存《春秋》，杜預《左傳注》最多，范寧《穀梁注》甚少，何休《公羊注》則未見。

(6) 《孝經》： 西漢原有顔芝藏本，爲今文，流傳甚盛。同時，又有古文，亦出孔子舊宅，孔安國爲之傳。劉向典校經籍，比較二本，除其繁惑，東漢鄭衆(司農)、馬融並爲之注。同時又有鄭氏注，或云即爲鄭玄注。南朝梁時，惟孔傳與鄭玄注並立國學。梁亂，孔傳亡佚。至隋，訪得孔傳，交劉炫考訂，孔傳又與鄭注並行。唐代情況似乎不同。較早似乎鄭注爲尊，孔傳稍遜。敦煌所存《孝經》，鄭注最多，孔傳鮮見(敦煌另有佚名《孝經注》，或疑爲孔傳)，可爲證據。稍後，唐玄宗《孝經注》頒行，鄭注、孔傳則相繼散佚。

(7) 《論語》： 西漢原有齊、魯二家，爲今文，流傳頗廣。安昌侯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自成新本，當時號稱張侯論，流傳甚盛。同時，又有古文，亦出孔子舊宅，孔安國爲之傳。東漢鄭玄重新整理張侯論，篇章全從魯論，字句全從古論，而爲之注，影響深遠。曹魏陳羣、王肅、周生烈、何晏等皆宗張侯論，陳、王、周皆爲義説，何爲集解，齊、魯二家遂亡。迨至隋唐，鄭、何並行。敦煌所存《論語》，均爲鄭注和何晏集解。

綜上所述，可知今文、古文之爭，確實導致今文衰落，古文興盛。隋唐流行的王弼《周易注》、孔安國《尚書傳》、鄭玄《毛詩箋》、鄭玄《禮記注》、杜預《左傳注》、鄭玄《孝經注》、鄭玄《論語注》，均爲古文。敦煌所存諸經傳，情況與之完全相同。因而我曾認爲： 敦煌儒典代表了隋唐的主流文化*王素《敦煌儒典與隋唐主流文化——兼談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問題》，原載《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期，131—140頁，收入同作者《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 故宫出版社，2011年，267—276頁。。

再説漢學、宋學之爭。漢代今文經學主張“天人感應”，追求“經世致用”；古文經學則偏重訓詁和章句名物，與現實政治聯繫不多。漢學專指古文經學，重訓詁，代表人物有孔安國、劉歆、馬融等，至鄭玄集大成；宋學即理學，重義理，代表人物有張載、程顥、程頤等，至朱熹集大成。南宋理宗崇尚理學(理宗廟號即因崇尚理學而得名)，宋學取得獨尊地位，漢學自然逐漸衰落。最直接的反映，是選舉試題依據的經傳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曾指出： 敦煌儒典僅存九類、四十餘種，與唐五代的科舉關係非常密切*王素《儒典·敦煌儒典與唐五代的科舉和學校》，《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壹： 儒學章)，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79—101頁。。實際上，中國經籍的傳承興衰，原本就與國家選舉人才密切相關。漢官設“五經博士”是爲了察舉，也因此確立了《易》《書》《詩》《禮》《春秋》五大經的地位。唐官修《五經正義》是爲了科舉，也因此確立了王弼《周易注》、孔安國《尚書傳》、鄭玄《毛詩箋》、鄭玄《禮記注》、杜預《左傳注》五大經傳的地位。宋學取得獨尊地位後，選舉試題依據的經傳多爲宋學代表人物著作，唐代漢學五大經傳固然很難見到，鄭玄的《孝經注》和《論語注》二小經傳也被列入另册(此二小經傳最終亡佚，應該與此有關)。這種情況，元及明前期未見發生大的變化*夏傳才《元明學術的空疏和僞〈詩傳〉》認爲：“元人修《宋史》，立道學傳，確定朱熹的道統；朱熹及其經解，在元代幾乎具有思想壟斷的權威性。因此，元代經學是宋學的繼續。……明代經學仍然是宋學的繼續。……宋代理學仍然是不能違背的官方哲學，各級學校傳授四書五經，各級考試在四書五經中出題，作文答卷只能根據朱熹的注解。後來這種考試作文逐漸形成固定格式，即八股文。……空疏不學，成爲有明一代學風。”見《詩經研究史概要》(增注本)，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24—131頁。但對於明代的評價似乎過於絶對。林慶彰《明代的漢宋學問題》將明代經學分爲兩個階段： 元至明中葉爲前段，屬於吸收宋學，並以反省的時期；明中葉至清康熙年間爲後段，屬於對漢、宋優劣提出質疑，並主張漢、宋兼採的時期，似較中肯。見《明代經學研究論集》，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33頁。。

《元史·選舉志一》科目條記初定科舉法：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内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詩》以朱氏爲主，《尚書》以蔡氏爲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爲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

可見當時科舉考試： 《周易》規定用程頤《易傳》和朱熹《周易本義》，《尚書》規定用蔡沈《書集傳》，《毛詩》規定用朱熹《詩集傳》。只是在特定情況下，此三經纔可以參用古注疏。“三禮”惟《禮記》可以參用古注疏，因爲朱熹自有《儀禮經傳通解》，對《周禮》也有很多研究心得*殷慧《朱熹禮學思想研究》，湖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9月；周慧珺《朱熹〈周禮〉學研究》，《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86—89、104頁。。《春秋》可以用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春秋傳》。《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所謂《四書》只能用朱熹《四書集注》。《孝經》雖然没有提及，但一定是用唐玄宗《孝經注》和宋郉昺《孝經疏》。無一字明確提到前揭唐代包括敦煌流行的那些古文經傳。

《明史·選舉志二》科目條記初定科舉法：

《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

與前揭《元史·選舉志一》的記載幾乎完全相同。這是明前期的情況。嘉靖(1522—1566年)時期，“前後七子”宣導復古之風，觀念開始轉變。《明史·李攀龍傳》説：“其(李攀龍)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於本朝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非是，則詆爲‘宋學’。”可見對所謂“宋學”頗爲不屑。故同書《儒林傳序》説：“嘉(靖)、隆(慶)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説者，無復幾人矣！”到了清朝，情況更加發生逆轉。

皮錫瑞《經學歷史》稱清朝爲“經學復盛時代”*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 中華書局，1981年，295—349頁。。這裏的“經學復盛”，實際上是指漢學也就是古文經學的復盛。清朝的漢學代表人物遠遠多於宋學代表人物*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附： 國朝宋學淵源記)，北京： 中華書局，1983年。。明代萬曆始刻、清代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經注疏》，依次爲王弼《周易注》、孔安國《尚書傳》、鄭玄《毛詩箋》、鄭玄《周禮注》、鄭玄《儀禮注》、鄭玄《禮記注》、杜預《左傳注》、何休《公羊注》、范寧《穀梁注》、唐玄宗《孝經注》、何晏《論語集解》、郭璞《爾雅注》、趙岐《孟子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最重要的王弼《周易注》、孔安國《尚書傳》、鄭玄《毛詩箋》、鄭玄《禮記注》、杜預《左傳注》五大經傳，即唐官修《五經正義》確立的五大古文經傳。但如果據此認爲，隋唐作爲主流文化的古文經傳，經過宋元明的衰落，到了清代全面復活，那就有問題了。因爲到了清代，這五大古文經傳的文本，經過宋元明的衰落，坊刻肆印，魯魚帝虎，已與隋唐時代不盡相同。不僅如此，鄭玄的《孝經注》和《論語注》二小經傳也早已亡佚。而本書就不一樣了。

本書將敦煌藏經洞所出唐代經部文獻合爐而冶，分爲羣經、小學二類，羣經類四册，小學類七册。羣經類第一册爲“《周易》《尚書》之屬”，第二册爲“《詩經》《禮記》之屬”，第三册爲“《左傳》《穀梁傳》之屬”，第四册爲“《論語》《孝經》《爾雅》之屬”。《新唐書·百官志三》國子學五經博士條説：

五經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爲五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中經而已。

此條記五大經排序有誤，《禮記》應在《左氏春秋》之前。這樣，就可以想見，本書除了《穀梁傳》，羣經排序都是按照唐代實際情況編排的。是否有意如此？這裏可以不論。顯而易見的是，本書羣經類加上小學類(主要都是與羣經相關的字書、韻書及音義)，基本均爲唐代寫本。隋唐作爲主流文化的古文經傳*皮錫瑞曾批評唐官修《五經正義》排斥其他古文經傳，云：“其(《五經正義》)所定‘五經’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論者責其朱紫無别，真贋莫分，唐初編定諸儒誠不得辭其咎。而據《隋[書]·經籍志》，鄭注《易》、《書》，服注《左氏》，在隋已浸微將絶，則在唐初已成‘廣陵散’矣。”見《經學歷史》，198頁。但這與今文、古文之爭和漢學、宋學之爭不同，屬於古文經傳的内爭，並不影響古文經傳作爲隋唐主流文化的地位。，經過宋元明的衰落，到了現代竟然全面再現。讀者不僅可以根據本書瞭解隋唐作爲主流文化的古文經傳的原貌，還可以根據本書訂正明清以來校刻《十三經注疏》的疏誤。就此而言，本書的價值與意義自然不容低估。因而我認爲： 本書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當然，本書也存在一些遺憾。最重要的是應該連同吐魯番經部文獻一併整理。因爲敦煌與吐魯番關係密切，敦煌文獻中含有吐魯番文獻，吐魯番文獻中也含有敦煌文獻，二者本就很難分開*關於敦煌文獻中含有吐魯番文獻，應爲人所熟知，著名的S.2838號高昌麴氏王國延壽十四年(637)寫《維摩詰經》卷下題記，即爲敦煌藏經洞出土。關於吐魯番文獻中含有敦煌文獻，參閲吴震《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年，438— 458頁；陳國燦《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原刊《吐魯番學研究》2002年第1期，再刊《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1—9頁；王素、李方《吐魯番出土敦煌文獻研究述略》，《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179—191頁。。特别是本書所收鄭玄《論語注》，敦煌出土不過幾件，吐魯番出土卻有幾十件，没有吐魯番出土鄭玄《論語注》的加入，僅敦煌出土鄭玄《論語注》，是無法展現該經傳在隋唐主流文化中的原貌的。此外，本書2008年出版，此前相關整理與研究的成果基本一網打盡，此後相關整理與研究的成果卻無法吸收。譬如： 敦煌土地廟出土的《詩經注》殘卷，本書根據蘇瑩輝先生論文公佈的摹本進行整理，儘管尚有不同意見，仍定名爲《毛詩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第2册，966—968頁。。而我稍後根據新公佈的向達先生早年拍攝的圖版進行整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王重民向達所攝敦煌西域文獻照片合集》第30册，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11403頁。，經過詳細考證，定名爲《韓詩注》*王素《敦煌土地廟發現的〈詩經注〉殘卷——讀〈王重民向達所攝敦煌西域文獻照片合集〉劄記之一》,《敦煌文獻·考古·藝術綜合研究——紀念向達先生誕辰11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476— 484頁。。斯坦因獲得的S.7003B是一件鄭玄《論語注》(雍也、述而)，《敦煌經籍敍録》説“該寫卷没有復原，無法閲讀，當然也就無法進行研究”*許建平《敦煌經籍敍録》，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299頁。，因而本書未收。而我稍後即對該寫卷進行了整理，並按原式進行了復原和解讀*王素《S.7003B鄭玄〈論語注〉(雍也、述而)解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英藏敦煌文獻〉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0—66頁。。學問總是後來居上，這是没有辦法的事。希望讀者不要因此對本書有所苛責。

本書得以成功，原因很多，我認爲最重要的有兩條： 一是本書項目組成員重視基礎性工作。譬如在本書出版之前，項目組成員整理出版的《敦煌經籍敍録》，還有更早整理出版的《敦煌音義匯考》，材料搜集之精細，令人歎爲觀止*許建平《敦煌經籍敍録》；張金泉、許建平《敦煌音義匯考》，杭州： 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本書羣經、小學二類彙集的材料，基本没有超出此二書的範圍。一是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重視本書整理工作。本書在1996年4月、1997年5月召開過兩次編纂工作座談會，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傅璇琮先生均親臨座談會，發表重要指導意見。當時國家財政尚不寬裕，而本書卻能較早列入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獲得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自然與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有效的組織協調工作分不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這種組織協調工作的績效，在國家設立圖書出版最高奬——中國出版政府奬以後，越發顯得突出。2007年首届中國出版政府奬評奬，獲得圖書奬的六十種圖書中，就有七種是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出版的*黄松《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績效顯著》，《人民日報》2008年4月10日第16版。。此後節節攀高。2013年第三届中國出版政府奬評奬，更有十四種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出版的圖書獲奬*佚名《十四種資助圖書獲奬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績效顯著》，《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4年第2期，2—3頁。。本書作爲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出版的圖書，也在2010年第二届中國出版政府奬評奬中獲得古籍類圖書奬。這對獲奬圖書而言自然是實至名歸，對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而言也體現了它的資助出版的績效。這種雙贏局面來之不易，值得我們珍惜！

(作者單位： 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