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研究又一春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介評

馮培紅

(作者單位： 浙江大學歷史系)



粟特研究又一春
——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介評

馮培紅

2001年冬，榮新江教授結集出版了《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一書，收録了20世紀最後十年及新世紀初撰寫的14篇論文及11篇書評*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2014年出版了修訂版，但未收《安禄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一文。作者對此文作了近半篇幅的增訂後，以《安禄山叛亂的種族與宗教背景》爲題，收入黄正建主編《隋唐宋遼金元史論叢》第1輯，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86—103頁；再收入《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時，題目改爲《安禄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北京： 三聯書店，2014年，266—291頁。，成爲他繼于闐史、敦煌學研究之後，在中西關係史領域的代表性成果，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認可*關於此書的國内外書評，見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之《序》所列八文，2頁。。儘管該書以“外來文明”爲題，内容涉及西域胡人與三夷教，但核心是在探討中古時期東遷入華的粟特人及其信仰的祆教。時隔十餘年後，到2014年夏，榮教授又結集推出了《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一書，將21世紀以來利用新發現的粟特墓葬及其他多元資料所作的後續研究，共21篇論文及1篇訪談、1篇紀念文章，再予薈萃，以“粟特文明”爲題，突出粟特研究之主旨；而關於更廣地域的外來文明的研究成果，則收入他的另一本論文集《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其中第四編《外來物質文明的貢獻》、第五編《三夷教的流傳》也收録了幾篇粟特與祆教方面的論文。。可以説，這三本質量上乘、前後關聯的論文集，是榮新江教授研究漢唐中外關係史的姊妹篇，是該領域内的代表性著作。

20世紀末，榮新江教授開始著手研究以粟特爲中心的西域胡人羣體，是從大量零碎分散的傳世史籍、敦煌吐魯番文書、出土墓誌、石窟壁畫以及其他各種文物中去尋找資料，爬梳剔抉，匯整分析，從而探討相關的學術問題，可謂篳路藍縷，十分不易。而到了世紀之交，地不愛寶，虞弘、安伽、史君等墓葬接二連三地出土，給新世紀的粟特研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新資料，大大推進了該領域的學術研究，迎來了粟特研究又一個嶄新的春天。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一直關注粟特研究並對新資料極爲敏鋭的榮新江教授，自然不會錯過這一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率先加入其中，扛舉粟特研究的大旗，並且積極地開展國際間的學術對話，從而使中國的粟特研究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

粟特地區(Sogdiana)位於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珊河流域，處在古代亞洲各大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流動性極强的粟特文明對東亞、南亞、西亞、北亞都産生了深刻的影響*參. de la Vaissière, 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2.。尤其是在中古時期，漢唐文明領先於世界，吸引著大批粟特人東來入華；而漢文文獻在保存上的系統性，爲研究入華粟特人及其後裔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基礎。收入本書的各篇論文，最大的特點就是充分利用了史籍、墓誌、文書、壁畫，尤其是新出墓葬文物等多元資料，對粟特文明在中國的展現和粟特人及其後裔吸收中國文明的情況作了深入探討，揭示了古代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交匯與融合狀況。也正是因爲新資料的出土及對各種新、舊資料的綜合運用，使榮新江教授對入華粟特人的研究不時地呈現出新穎的觀點，站在了國際學術的前沿，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作爲代前言的《從撒馬爾干到長安——中古時期粟特人的遷徙與入居》，概括介紹了粟特人及其東遷入華的情況，包括他們在絲綢之路沿途形成的聚落及其首領薩保、從聚落到鄉里的變遷，以及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儘管標題中只是選取了撒馬爾干、長安這兩個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核心城市，但實際上粟特人從整個中亞地區到中國境内無所不在，這從作者所勾繪的“粟特移民遷徙路綫圖”(4頁)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一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這裏，榮教授指出“根據他們的姓名、婚姻、出身郡望、封爵地點、本人的技能等方面，來判斷他們是否是粟特後裔”(代前言8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

該書在體例上仍仿《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設爲三編，將主題相對集中的論文編在一起。第一編《粟特人的遷徙與聚落》共收録8文，總體特點是考察東遷粟特人的聚落分佈及其生活狀態，是對《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一書相關部分的增補與延展；第二編《粟特商隊與祆祠》共收5文，考察粟特商隊及其首領薩保與相關的祆教問題，注重粟特人從事的商業活動及祆教信仰等特徵；第三編《入華粟特人的多元文化》共收7文，主要是從安伽墓出土與Miho美術館收藏的粟特石棺牀及其他墓葬壁畫中的胡風因素，來分析入華粟特人所呈現的多元文化。三編之間互有關聯，雖然後兩編在材料使用上或有重複，但也强化了對入華粟特人及相關問題的深入認識。而且，該書與《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之間也是互有關聯，進一步補强了對入華粟特人的研究，尤其是借助於新出土的粟特石棺牀等墓葬圖像，更加深入鮮活地揭示了入華粟特人的日常生活的相關信息。

第一編的前三篇論文是對作者過去研考粟特移民聚落的補充，囊括了西域、河西到東北、南方等廣大區域，進一步增補了資料和據點，尤其是將流寓南方的粟特人也包括在内，極大地完善了粟特人在中古時期中國境内的分佈狀況。

在《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補考》一文中，作者將視野擴展到蔥嶺以西或天山北路的怛邏斯、碎葉、弓月、鉢廬勒(勃律)、渴槃陁(蔥嶺鎮)等地，無疑是極有見地的，因爲這些地方曾納入到唐朝的統治範圍内，是粟特人東行的首去之地。而且，在漢文史籍、吐魯番文書及粟特文題記中，對此均有記載。至於蔥嶺以東的西域各地，作者充分利用了世界各國新近刊佈的胡、漢語文書，如和田出土的俄藏于闐文與漢文文書、麻札塔格出土的英藏漢文文書、庫車出土的法藏漢文文書、日藏大谷文書中的粟特文殘片，以及丹丹烏里克佛寺與龜兹石窟壁畫、焉耆出土的帶有粟特文銘文的銀碗、吐魯番出土的粟特人墓誌與納骨甕等。通過這些多元零碎的碎片資料，勾勒並串連起了粟特人在西域地區的遷徙軌跡與聚落分佈，是十分不易的。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補考》一文考證從河西走廊到中原内地的各個粟特聚落，主要依靠最近十多年來各地新出土的墓誌，也體現了“新”的特點，反映了作者對新出土資料的鍥而不捨的連續追蹤。一些過去遺漏的個别墓誌也予以補充，使對入華粟特人聚落分佈的認識更趨完整。學問之追求徹底性，即在於此。除了對過去論證過的地域進行資料補强外，該文還增列了天水(秦州)、西平(鄯州)、夏州(統萬城)、同州(馮翊)、介州等五地，填補了遷徙路綫上一些地區的空白。在曾作論證的武威(姑臧、涼州)地區，作者介紹了國外學者新近解讀出來的敦煌粟特文第5號信劄與新出土的薩保安伽、史君及史思禮、石延昫墓誌，並補充了1997年出土的《翟舍集及夫人安氏墓誌》，大大豐富了對武威粟特人及其後裔的認識。而新增補的天水、西平等地，則填補了對粟特人在絲綢之路隴右地區的認識。以天水(秦州)爲例，作者舉出了當地出土的粟特石棺牀，以及《羅甑生墓誌》記載其祖父羅日光擔任秦州都督。通過對比其他地區出土的同類石棺牀，證實天水是粟特人東遷居留的地區。不過除了上述兩例，天水地區的粟特資料還有不少。儘管東漢漢陽太守史充、前涼天水太守史稜是否爲粟特人尚可懷疑*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二一“史”條追述到“後漢漢陽太守史充，領護羌校尉”，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312頁；蕭方等《三十國春秋·簡文帝》記載東晉“太元元年(376)，涼亡。涼天水太守史稜暴疾死”，見湯球《三十國春秋輯本》，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新1版，11頁。，但到唐代，《曹惠琳墓版文》稱其“本望敦煌康氏也。曾祖鍠，秦州清德府果毅”*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陝西卷》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59頁。；《安懷夫人史氏合葬墓誌》云：“夫人史氏，隴西城(成)紀人也”，其祖父史盤陁被封爲呼崙縣開國公*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長壽〇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45頁。，都是任職於秦州或居住在秦州成紀縣的粟特人。位於今天水市秦安縣葉堡鄉楊家溝村的石家坬山唐代墓葬，出土了精美絶倫的胡人牽駝、牽馬與騎馬俑，高鼻深目，連鬢濃須，是典型的粟特人相貌；同墓還出土了一塊刻字磚，上書“□(秦)州成紀縣安樂鄉安樂里”*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甘肅秦安縣唐墓清理簡報》，《文物》1975年第4期，74—76頁；《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編輯委員會編《絲綢之路——大西北遺珍》，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0年，163頁，圖124。，表明這裏是粟特人的居住地。此外，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求取名馬，特别是他向宗室展覽了琳琅滿目的西域寶器*楊衒之著，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開善寺”條，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164—165頁。，很可能就是通過粟特人從事中轉貿易而得到的。

通觀作者對入華粟特人的考察，可以發現其主要關注點是在陸上絲綢之路及北方地區，通過多元的出土資料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一文則填補了粟特人在南方的空白，其所涉及的地區包括嶺南、江淮、襄陽、劍南等地，這使得粟特人在中國的分佈圖景更趨完整。該文主要依靠傳世史籍，特别是《太平廣記》中的商胡故事，這與北方地區依據出土文書與墓葬等考古材料頗不相同。粟特人在南方的遊歷活動，也與在北方形成移民聚落對比鮮明，更多地是呈現粟特胡商的個體，體現了典型的經商特徵。此文初刊於2007年，同年及稍後，姚崇新連續發表《中古時期巴蜀地區的粟特人蹤跡》《中古時期西南地區的粟特、波斯人蹤跡——兼論西南與印度、西亞的古代交通》《唐宋時期巴蜀地區的火祆教遺痕》等系列論文*這些論文後來皆收入姚崇新《中古藝術宗教與西域歷史論稿》，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年，279—347頁。，在材料與地域等方面都更加細緻深入。榮氏在編訂《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一書時，對此文未加修訂，所以姚氏成果仍需一併參看。

此外，青海地區是連接西域、河西與蜀地的交通樞紐，中古時期也有粟特人出没的蹤跡，作者已經舉出了西平(鄯州)的粟特聚落，另外都蘭縣熱水鄉斜外草場墓葬出土了一些金銀器與絲織品，與粟特文化密切相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都蘭吐蕃墓》，北京： 科學出版社，2005年；許新國《都蘭吐蕃墓中鍍金金銀器屬粟特系統的推定》，《中國藏學》1994年第4期，31— 45頁。，應該加以關注。霍巍對粟特人與青海道的關係作了系統梳理，揭示出粟特人在青海地區居住或經行的足跡*霍巍《粟特人與青海道》，《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94—98頁。。這些都可以進一步補充榮氏論著。

以上三篇論文從總體上考察了東遷粟特人的分佈狀況，構成了入華粟特人的研究基礎；後五篇論文則是在此基礎上，選取六胡州及夏州、河北地區、吐魯番及西域北道等地，對當地粟特人及其後裔的生活狀態進行了具體探討，這是因爲這些地區形成了粟特聚落，資料相對豐富，可資深入挖掘。可以説，後五篇論文與前三篇稱得上是點綫結合，縱横互補，有利於加深對入華粟特人的認識。

《唐代六胡州粟特人的畜牧生活形態——2007年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城址與環境考察紀略》一文雖然以“六胡州”爲題，但用了不少篇幅探討夏州的粟特人，這是因爲它們彼此鄰近，風習相同，構成了一個地域整體。也正因此，作者在考察粟特人遷徙路綫及其聚落時，最初列有六胡州，後又增補了夏州(統萬城)。關於粟特人與牧馬業的關係，通過固原出土的史訶耽、史鐵棒、史道德墓誌與武威安元壽、安忠敬及夏州康寶藏所任畜牧職官的記載，已經得到了清晰的證明*另可參山下將司《唐の監牧制と中國在住ソグド人の牧馬》，《東洋史研究》第66卷第4號，2008年，539—569頁。。粟特人入華以後，雖然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事商業貿易，但他們在中國内地定居以後，往往會主動適應當地的情況，去從事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等各種行業，或者服務於政府部門與軍隊之中。在今天陝甘寧交界地帶，古代東遷的粟特人從事畜牧業，從地理環境的角度看自然是最佳的選擇。榮氏的這一研究結論，也適用於長城沿綫其他地區及進入漠北的粟特人身上。

《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一文的著眼點比較宏觀，從總體上觀察安史之亂對入華粟特後裔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應對舉措，而最後的落腳點卻是成爲胡人新家園的河北地區。從選題立意與學術影響上看，我認爲這篇論文是研究唐後期粟特人的重頭文章，具有重要的指導性意義。由粟特人安禄山、史思明發動的安史之亂，對於極盛期的唐帝國的打擊無疑是致命的，兩京失守，皇帝出奔，大唐王朝由盛轉衰，從此江河日下。作者指出，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亂以後，出現了一股排斥胡化的思潮。由於吐蕃佔據河隴、西域，留居中原的粟特人已不能返歸其中亞故鄉，只好採取隱瞞胡人出身、改變姓氏或郡望等辦法，設法使自己“變胡爲漢”來作應對。而河北地區由安史部將統治，採取了優容、庇護粟特人的政策，這裏遂成爲粟特胡人的家園，甚至還建立起了祆祠。作者基於大量的墓誌及其他史料，對唐後期粟特後裔的處境作了切實的剖析，有利於加深對不同地區粟特人的各自特點的實際認知。不過，關於唐朝對胡化的排斥，作者説“首先表現在唐朝對安禄山的痛恨上”，但所舉證據只是對“安”字的諱改，此點在歷史上可謂是對反叛者採取的通例，而且只改“安”而不改“史”，對前者“尋並卻如故”(80頁)，似乎並不切中肯綮；“其次表現在對胡人的排斥甚至殺戮上”，但所舉僕固懷恩爲鐵勒人，李光弼、李懷光分屬契丹、靺鞨，與唐朝對粟特人的猜忌關係不是很大；至於振武留後張光晟誅殺歸國的回紇與九姓胡，與頓莫賀可汗在漠北殺戮九姓胡二千多人幾乎同時發生，可見這種殺戮粟特胡人的做法並非出於唐朝單方面，而是粟特勢力龐大，引起了回紇與唐朝的共同反感，纔遭致殺身之禍。至於改姓，安重璋、安暐、安元光等人是出於李唐皇室的賜姓，但康惠琳之改姓爲曹，似乎不必拿本姓爲康與安禄山有關來作强解，他只不過是被過繼給了舅父曹元裕，纔改姓曹氏，而曹也是粟特大姓，很難説“完全抹掉了胡人的痕跡”(88頁)。安史之亂以後，許多粟特後裔在墓誌中不再提到他們的西域出身，而是自稱爲中原某郡某縣人，這固然可以看作是他們在安史亂後應對唐朝排胡的策略，但實際上也是對他們長期居住地乃至郡望的認可，這跟唐後期郡望攀附與冒充之風正相符合，不足爲怪。

《新獲吐魯番文書所見的粟特人》《9、10世紀西域北道的粟特人》二文集中討論了以吐魯番爲中心的西域粟特人，特别是利用當地出土的胡、漢語文書來考察粟特人的具體生活狀況。前文是作者率領“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整理小組”在整理世紀之交前後所獲吐魯番文書的過程中，對一些與粟特相關的材料進行梳理，體現了作者善於利用新資料的一貫風格與特點。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在高昌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葬出土文書有所不同，這批新獲文書主要出土於高昌城東北的巴達木、東南的洋海以及交河城等地的墓葬，地域範圍更加廣闊，有利於我們對粟特人在整個吐魯番盆地的活動情況的全面掌握。交河溝西墓地中有一座康氏家族的墳院，多達四十多座墓葬，是個極爲典型的粟特康氏的家族墓地*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新疆吐魯番地區交河故城溝西墓地康氏家族墓》，《考古》2007年第12期，12—26頁；李肖《交河溝西康家墓地與交河粟特移民的漢化》，《敦煌吐魯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5—93頁；董華鋒《漢唐吐魯番康氏述論》，《敦煌學輯刊》2007年第2期，328—334頁。。如此集中的粟特家族墓葬，以前只在固原史氏墓葬中見到過，因此極具典型意義。而巴達木粟特人墓葬的出土，作者認爲是對高昌城東胡天祠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持。所有這些，都擴展了對吐魯番盆地粟特人的新認識。對於西域北道上的高昌及北庭、龜兹、焉耆、于闐等地的粟特人，作者運用了一件德藏中古波斯語《摩尼教讚美詩集》的跋文，列出了佔有相當比例的粟特信衆之名；又利用傳世史籍、敦煌胡漢語文書、吐魯番胡語摩尼教與景教文書，探討了活躍在西州回鶻王國中的粟特官員與宗教信徒，尤其是粟特文作爲宗教儀式上的指示性説明文字，生動地説明了粟特人所起的仲介作用。

《從聚落到鄉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團的社會變遷》一文雖然在標題中稱爲胡人，但實際上仍然説的是粟特人，考察了鄯善、高昌、敦煌、六胡州、營州柳城等地的粟特人從聚落到鄉里的演變。本編重點是在探討粟特人的遷徙與聚落，此文論述從聚落到鄉里的演變，故置於本編之末。作者首先簡要總結了粟特聚落及其首領薩保的已有研究成果、學界關於從聚落到鄉團與軍府的研究進展，然後再來探討上述五地從聚落到鄉里的轉變。除了鄯善從聚落演變爲軍鎮外，其他地區都被編入鄉里，但各地又按照其實際情況而有所不同，如高昌縣崇化鄉、敦煌縣從化鄉是典型的鄉里制；六胡州實行羈縻府州，雖然也被編入鄉里制，但仍然保持聚落特徵，未被打散；史籍記載安禄山與史思明是營州柳城的“同鄉”，作者認爲“實即同出一個部落”(157—158頁)。通過這些地區粟特聚落向鄉里演變的情況，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歷史進程，作者强調各地“粟特胡人聚落向鄉里變遷的不同情況，强調粟特聚落的轉化，並不是唐朝初年短時間裏完成的，在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時間，轉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159頁)。這種各地略異、但總體趨勢一致的論述，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也豐富了我們對粟特聚落向鄉里演進圖景的實際認知。

與第一編相比，第二、三編的一個共同的顯著特點是增加了許多圖像材料，圖文並茂，更加便於瞭解入華粟特人的日常生活。第二編《粟特商隊與祆祠》所收的5篇論文，主要是對粟特商隊及其首領薩保與祆教信仰進行了探討，凡龜兹石窟、敦煌石窟的壁畫，青州龍興寺胡人像，《七帝寺碑》《岐法起造像碑》，特别是西安史君墓、安伽墓與益都、天水出土及Miho美術館所藏的石棺牀，都是作者取資論證的基礎材料。

粟特人東來入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出於利益的驅動，不遠萬里前來經商。因此，粟特或以粟特爲主的西胡商隊，是我們頭腦中首先閃現出來的一幕圖景。薩保是粟特商隊的首領，當商隊在某地定居下來以後，薩保又成爲了該地聚落的首領，甚至被中原王朝納入到官制體系中。《薩保與薩薄： 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領問題的爭論與辨析》《薩保與薩薄： 佛教石窟壁畫中的粟特商隊首領》二文均以“薩保與薩薄”爲題，重點在於釐清粟特祆教之薩保與印度佛教之薩薄的區别，這不僅在學術史上總結和回應了國際學界關於該問題的爭論，而且用龜兹石窟與敦煌石窟的圖像證明了從印度薩薄到粟特薩保的演變。以往學術界注重於個人的研究，像作者這樣對學術史進行全面清理的並不多見。作者對中外學者的相關觀點一一加以考校評騭，涉及英、法、日、中等多國語言及粟特文、梵文，没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與研究能力是很難做到的。他指出：“從到目前爲止的研究史來看，似乎是薩保等於薩薄的看法佔了上風，然而，這種看法忽視了薩保或薩薄的原語在印度—伊朗語(Indo-Iranian)發展過程中的演變和分離，因此也就未能注意同一辭彙的變體在印度和伊朗兩個系統的典籍中的不同用法，更没有關注薩保擁有者的胡人身份和薩保語源的密切關係，因此，這個看似更有影響力的説法現在需要商榷。”(176頁)於是，作者從薩薄、薩保的原語、異名和含義進行分析，認爲“在古代文獻中，‘薩保’和‘薩薄’是嚴格區分的，從未混淆過”(181頁)，否定將兩者等同起來。他從龜兹石窟、敦煌石窟壁畫中的薩薄及其商人進行考察，指出薩薄是根據佛經而來的，而商人的形象則出現了從印度到粟特的演變，這符合入華以後的實際狀況。作者論證的“薩保”來自粟特文的觀點，爲後來史君墓發現的漢文、粟特文雙語銘文完全證實。

《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一文雖然如標題所示探討了粟特商隊，但實際上在第三部分“商隊的種族構成”又提到了嚈噠、突厥、吐谷渾、高車、吐火羅、葛邏禄、回鶻、波斯、羅馬人，種族構成複雜多元，展現了絲綢之路上商業貿易的國際性及其繁盛景象。學界以往雖然經常提到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商隊，但是商隊的實際情況與内部特徵究竟如何，則不甚明瞭。該文從史君墓石槨所繪馱載貨物的駱駝、驢、馬與頭戴船形帽、手持望筒的胡人圖像出發，結合Miho美術館藏石棺牀、益都石棺牀、安伽墓石棺牀中的同類圖像，給出了一幅極具特色的以粟特爲主的國際商隊羣像；然後又根據傳世史籍、出土文書、石窟壁畫及其他造像等資料，考察了商隊的規模、種族構成、人員構成、馱運牲畜、運營方式等多方面的内容，告訴我們胡人商隊的實際狀況，特别是粟特商隊中的婦女隨行情況、披髮突厥對粟特商隊的保護等，是極富意趣的。

《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與祆祠的社會功能》一文仍然從辨析薩保問題入手，因爲薩保是粟特商隊與聚落的首領，是管理祆教事務的大祭司，但這與上編末文及本編前兩文頗有重複之處。爲了批駁富安敦(Antonino Forte)、藤田豐八等人關於薩保與佛教關係的觀點，作者從傳世史籍、造像碑、出土墓誌、敦煌文書等多方面的材料，再次剥離了薩保與薩薄的關係，特别强調了薩保的祆教性格，而與佛教無關。作者贊同陳寅恪所説宇文護字薩保是出自於祆教，自無疑義，因爲宇文泰所言“我得胡力”證實了這一點；但又把“佛弟子岐薩保”的名字“解釋爲‘菩薩保佑’的縮寫”(244頁)，以及説敦煌大乘寺粟特寺户安薩保“早已失去了薩保的本來意義，而純粹是一個人名”(245頁)，則似仍需斟酌。在肯定粟特聚落首領薩保與祆教有關的前提下，作者進一步探討了薩保府體制及其職官設置，得出了“薩保是兼理胡人行政事務和祆教活動的胡人聚落首領”(253頁)的結論。論文的最後部分詳細考察了祆祠的宗教與社會功能。作者的視角偏重於粟特與祆教的關係，不過入華粟特人的信仰較爲多元，與摩尼教、佛教、景教均有接觸，如果從多重性格的角度去觀察粟特人的信仰狀況，或許更爲妥帖並符合實際情況。

《安禄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一文，原本以《安禄山的種族與宗教信仰》爲題收録在《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但後來没有收進此書的修訂版，而是在大幅修訂後發表在其他刊物並收入本書。安禄山是粟特與突厥的混血兒，作者强調了安禄山身上更多地呈現出粟特種族的特徵，這顯然跟他一直生活在突厥汗國内的粟特部落中有關，他的粟特語名字、精通九蕃語、善於經商、擅長胡旋舞等特點也是粟特特徵的體現。安禄山生長在營州柳城，這裏是粟特人的聚居地，安史集團的部將許多是粟特人，進一步充實了以粟特爲主的胡人軍事集團的説法。關於安禄山的宗教信仰，尤李討論過安禄山、史思明與佛教、道教的關係*尤李《〈憫忠寺寶塔頌〉考釋——兼論安禄山、史思明宗教信仰的多樣性》，《文史》2009年第4期，107—132頁。，但在作者看來，這只是安禄山對各種宗教的利用，並不妨礙他事實上是一名祆教徒。作者進而舉出西域各地、河西走廊及兩京地區的粟特聚落中都有祆祠，用以證明營州柳城的安禄山也信仰祆教。確實，安禄山身上呈現出明顯的祆教特徵，不過對於入華粟特人的信仰而言，很多擁有祆祠的地方，粟特人也同樣信仰佛教，而不僅僅是出於粟特上層的利用，也是應當予以關注的。

第三編《入華粟特人的多元文化》所收的7篇論文，主要是以安伽墓出土與Miho美術館收藏的粟特石棺牀爲中心及其他墓葬壁畫中的胡風因素，來分析入華粟特人所呈現的與其他民族所交融的多元文化。把粟特人放在整個内亞史的角度來看待這種現象，應該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前五篇論文都是圍繞粟特石棺牀圖像進行研究的，前面提到的《北周史君墓石槨所見之粟特商隊》也取材於此，但因爲重在探討粟特商隊而被置於第二編。本編首篇《四海爲家——粟特首領墓葬所見粟特人的多元文化》是一篇概括性的總論文章，從虞弘、安伽、史君墓石棺牀圖像提煉出粟特文化、波斯文化、北方草原遊牧文化(突厥、嚈噠、回鶻)、中國文化。正是因爲粟特人從事經商貿易與四處流動，足跡遍佈絲綢之路，起到了溝通東西方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中介作用，並使自己帶上各種文化的烙印。

第二、三篇論文專門解讀了安伽墓出土與Miho美術館收藏的石棺牀屏風及墓誌，特别是對於圖像程式的復原解讀，可以對照起來看，甚至還可以結合其他石棺牀圖像。《有關北周同州薩保安伽墓的幾個問題》一文首先闡述了西安安伽墓發現的學術意義，指出這是中國境内發現的一座有最早確切紀年的粟特人墓葬，安伽擔任同州薩保，石棺牀屏風所繪的圖像内容極爲豐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尤爲可貴的是，該墓還出土了一方墓誌，使我們得以知道墓主的姓名、身份、祖籍、家世、卒葬等信息。對於屏風圖像的順序，作者認爲：“整個圖像應當是從中間向兩邊讀，從中軸綫左側一幅開始，一左一右，依次向外展開，以右屏外側一幅結束。”(323頁)這一圖像程式講究對稱的原則，以薩保夫婦宴飲圖爲中心逐漸向兩邊依次展開，這與太原虞弘墓、天水石馬坪出土的粟特石棺牀的圖像程式也是一致的。2003年出版的正式考古報告《西安北周安伽墓》也是如此解讀圖像程式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3年。。由於該書對每一幅石屏圖像的對應關係未作具體論述，因此榮教授對它們進行逐幅解讀，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由於安伽墓未受盜擾，石棺牀屏風的圖像順序保持著原本模樣，因此對於其他同類石棺牀圖像的解讀具有標本意義。

《Miho美術館粟特石棺屏風的圖像及其組合》一文同樣是在解讀圖像的排列次序。這套石棺牀由2個門柱與11塊石板組成，前者購自香港的古董商，後者購自紐約的萊利東方藝術公司(J. J. Lally & Co. Oriental Art)，購買時散亂無序，因此如何復原石板屏風的原來面貌，是學者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作者詳細地介紹了關於這套石棺牀的學術史，尤其是對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掌握得極爲全面。他曾兩次親赴日本滋賀縣Miho美術館調查實物，並且獲得石屏的正背面照片，得以瞭解這套石棺牀的全貌。作者以次序没有任何紊亂的安伽墓爲參照，對Miho美術館藏石棺牀屏風的圖像程式進行了復原排列。此外還充分考慮到了背面鐵釘的分佈和組合，使其復原結果更趨合理。

《粟特與突厥——粟特石棺圖像的新印證》一文利用粟特首領石棺牀的圖像内容，重點探討了粟特與突厥之間的關係。作者首先介紹了目前所知的7套粟特石棺牀，其中對Miho美術館藏品介紹較詳，而其他均極簡略，在介紹藏品的同時更多地是概述了研究史。作者把這7套石棺牀中的突厥因素悉數揀出，逐一討論了設盟與繼承儀式、粟特首領訪問突厥部落、共同宴飲、共同狩獵、共組商隊出外經營、突厥參加粟特葬禮、單獨描繪突厥人等七方面的圖像内容，指出突厥人具有披髮的特徵，或戴突厥皮帽；無論是粟特薩保的繼任，還是粟特商隊的行進，都需要得到突厥人的認可與保護，這是因爲突厥是當時北方草原上的霸主。作者還進一步分析了撒馬爾干、片吉肯特、瓦拉赫沙等粟特本土壁畫中的突厥形象，以幫助論證中國出土的粟特石棺牀圖像中的突厥因素，學術視野開闊，具有聯繫比較的觀點，是很有見地的。論文最後探討了粟特石棺牀圖像形成的背景，其實是把粟特與突厥的關係放在歷史的層面加以論述，以説明這些突厥因素是如何出現在粟特石棺牀的屏風圖像中的。我們以前對粟特與突厥關係的認知，主要來自於傳世史籍的記載，而粟特石棺牀圖像爲我們提供了鮮活的實物證明。或許也正因此，作者在論文副標題中稱之爲“新印證”，是非常貼切的。

《金樽美酒醉他鄉——從安伽墓看粟特物質文化的東漸》一文仍然是以安伽墓爲基礎資料，分析了石棺牀圖像中的飲食、服飾内容。銀盤、高足杯是典型的粟特系統的飲食器具，叵羅也來自於中亞地區，以及胡服等，都帶有明顯的中亞粟特風格，是入華粟特聚落首領薩保的生活場景的現實反映。

與上文類似，本編最後兩篇論文也是在討論墓葬壁畫中的胡風特徵，只不過已經逸出了上述粟特首領的墓葬範圍，但可作爲對以上論文的補充。粟特風格的壁畫，不僅僅存在於粟特人墓葬中，而且也影響到其他墓葬。《略談徐顯秀墓壁畫上的菩薩聯珠紋》一文注意到墓室西壁棗紅馬身上的鞍袱、東壁侍女的襯裙上的菩薩頭像聯珠紋，尤其是後者中間繪有對獸；《中古貴族墓室壁畫上的胡風——獵豹、雜服及其他》一文從展子虔所繪帶有胡風特徵的《北齊後主幸晉陽宫圖》出發，對照山西太原、河北磁縣發現的北齊王室貴族墓葬中的胡人或胡物壁畫，探討了獵豹、胡服的西域胡風因素。

書的最後是附録，收録了1篇訪談與1篇紀念文章。《粟特首領墓葬研究中的通識問題》是黄曉峰、盛韻對榮新江教授的訪談稿。榮教授的訪談中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中國學術應該具備國際視野，要敢於越過蔥嶺，走進中亞，走向世界。無論是對各種古代死語言，還是現代各國外語，都應該去學習；研究伊朗學所需要的多語言文獻與中亞粟特地區的考古成果，要充分地掌握；對國際學術界研究粟特的最新成果，也要隨時跟蹤。二是要充分發揮中國學者的長處，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境内出土了大量的粟特資料，先是敦煌、吐魯番文書，後是粟特墓葬及墓誌，再加上傳統史籍對粟特人的相關記載，至少從這個方面來説，中國學者有著自身的優勢，相關研究也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正因此故，西方學者也開始積極地與中國學者進行合作，雙方共同開展粟特問題的學術研究，就像榮教授所説的“東西方都在推動這項研究”(420頁)，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趨向。古代的粟特文化是多元的，今天的粟特研究也應該是多元性、國際性的，這就是榮教授所説的“通識”態度。《紀念馬爾沙克——兼談他對粟特研究的貢獻》一文充分反映了作者對馬爾沙克(Boris Ilich Marshak)這位著名粟特專家的學術瞭解，他們在世界上不同地點的七次見面及其探討的學術問題，就是國際粟特學界學術交流的一個具體縮影。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平等的學術交流與對話，其學術視野既開闊無垠又細緻入微。

該書注重新資料，特别是及時追蹤新出土或刊佈的粟特首領墓葬，兼重文獻與圖像，並且綜合運用傳世史籍、出土文書、墓誌、壁畫及其他文物等多元資料，從粟特人的角度進行解讀研究，得出了許多全新的學術見解。作者不僅在資料上掌握得極爲充分，而且對粟特研究的國内外學術史也爛熟於胸，從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堅實的資料基礎與學術前沿之上，將粟特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從于闐史到敦煌學，再從粟特人到長安學，可以説榮新江教授在每個學術領域中都是執牛耳者，其學術貢獻得到了國際學界的充分肯定。一些國外學者感歎他太忙碌了，或許也正因此，書中有些地方存有瑕疵，今略揀幾則，以爲補正。

”等文字*沙知、吴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教部分)》第2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217頁。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佈的部分》録作“副奉”，蘭州： 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51頁。荒川正晴在1996年實地調查了該文書，録作“别奉”，並指出這顯然是“别奏”的誤記，見其《ユーラシア交通·交易と唐帝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321—323頁。。

29頁所引《曹諒及妻安氏墓誌》中的“定淘”，當作“定陶”，所言“由這方墓誌我們可以知道有曹姓粟特人入華後的著籍地在西平”，以及根據《史索岩墓誌》記載曾祖、祖父世襲西平郡公而得出“後著籍固原的史索岩家的郡望在西平”，並不確切。曹諒爲“晉西平太守曹祛之後”，西平只是曹祛的任職之地，而非著籍地。王隱《晉書》云：“張軌爲涼州刺史，敦煌曹祛上言軌老病，更請刺史。”*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三六六《人事部七·耳》，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1683—1684頁。王隱生活在兩晉之際，“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晉書》卷八二《王隱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2142頁。，其所言曹祛爲敦煌人當無疑義。至於從封爵爲西平郡公來推斷史索岩家的郡望爲西平，恐怕也難以視作爲定論。關於西平粟特人，材料還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後涼西平太守康寧*《晉書》卷一二二《吕光載記》，3057—3058頁。，自稱匈奴王，爲粟特人無疑*參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之《魏晉雜胡考》，北京： 三聯書店，1955年，417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1962年，408頁；後藤勝《河西王国の性格について》，《歴史教育》第15卷第9、10合併號，1967年，34—35頁；陳國燦《敦煌學史事新證》之《魏晉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與火祆教》，蘭州： 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77頁；吴玉貴《涼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04頁。，但本書卻漏寫了。

73頁説康法藏、寶藏的“父親康謐任左衛中郎將，似乎是在京城的中央政府中任武職”，然據《法藏和尚傳》記載，“考諱謐，皇朝贈左衛中郎將”，這是他的死後贈官，並非生前實任。

97頁説“會稽、晉昌即唐代的瓜州常樂，稱會稽人者，即等於説常樂人”。按，唐代瓜州轄領晉昌、常樂二縣，會稽位於晉昌西北，並非在常樂。414頁又説“有個僑置的會稽郡在甘肅張掖”，就更加偏離了。關於會稽的地望，可參拙文《河西走廊上的會稽與建康》*凍國棟、李天石主編《“唐代江南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唐史學會第十一届年會第二次會議論文集》，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264—279頁。。

作者將已刊論文結集出版，可能由於編輯匆促，有些地方未暇精校，致有疏誤。例如，126頁正文第2行“路上絲綢之路”，第一個“路”應爲“陸”。133頁注〔2〕引“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つ》”一文，最後一個“つ”當爲“て”；甚至注〔4〕引作者自己的《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也遺漏了“時代”二字，這顯然是不小心的疏忽。174頁第15行“雖然”二字當衍，否則後面文意難接。207頁第17行“勤精”二字不明何意。393頁注〔4〕“ドイシ”的“シ”應爲“ツ”。另外，書中將Antonino Forte大多譯作“富安敦”(163、169、170、171、175、176、184、186、236、244、245、270頁)，但268、272頁兩處仍出現了“福安敦”，甚至在同一篇論文中出現了兩種寫法，顯然是没有全部改過來，以致失於統一。

(作者單位： 浙江大學歷史系)

本文得到蘭州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一帶一路”重點項目“絲綢之路商業民族——粟特人在甘肅的基礎數據調查與研究”(15LZUJBWZX011)的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