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原因新探

2016-02-02 10:43杜恩义
殷都学刊 2016年1期
关键词:清末义和团袁世凯

杜恩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原因新探

杜恩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甲午战争特别是胶州湾事件之后,中外矛盾冲突危机骤然加剧,山东地方社会义和团暗流汹涌,山东巡抚毓贤因无能而导致局势失控。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位能够稳定山东局势而抵御外辱的强势巡抚。袁世凯的名门望族的出身、淮军行伍与小站练兵的资历、在朝鲜杀伐决断的才干、高度关注山东局势的眼光、荣禄等朝廷重臣的鼎力支持,使慈禧太后把袁世凯视为接替毓贤出任山东巡抚的不二人选。

关键词:袁世凯;清末;山东巡抚;义和团

19—20世纪之交起源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轰动中国,震惊世界,导致中国社会大转型。但作为发源地的山东,在这场运动的中后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之役中,相对说来却社会安定,没有遭受直隶和京师那样的涂炭劫难,并在随后的社会转型中于内治和外交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以往学术界曾把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后迅速走向低潮、没有在山东形成高潮,简单归因于西方列强要求撤换镇压义和团不力的毓贤,改换袁世凯巡抚山东,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将毓贤革职“永不叙用”,改派袁世凯巡抚山东。廖一中先生对此曾提出过质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当时山东局势,还有更深的原委在内。”廖一中先生从袁世凯“屡上条呈”,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其精锐部队已进驻山东,毓贤无能三个方面说明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的原委。[1]从表面上基本说明了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的原委,但这些原因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缘由,那就是清朝统治者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具有明显的对外性。

一、19世纪末山东危机局势

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中国处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甲午一役,中国败于东洋后起强国日本,腐朽羸弱暴露无遗,西方列强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外交恶,冲突加剧,形势日险,各阶层风起云涌,掀起救亡图存的高潮。戊戌变法,救亡浪涌,而一旦落败,朝野噤声。但是,地方民间社会义和团运动却暗流汹涌,山东形势危机四伏。山东省[2],战略形胜特别重要,位于沿海北洋防卫前哨,南北交通便利,是拱卫京畿的门户,一旦山东内忧外患而祸起,不惟京师首当其冲,且将变乱天下,因此,清政府亟需选派能员干吏以巡抚镇守。

“通过割让领土来瓜分中国的第一步是德国强占胶州湾。”[3]德国觊觎山东已久,伺机而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爆发了巨野教案,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德国遂以此为借口,武力侵占胶州湾,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德国强占胶州湾,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使山东的利权受到严重损害,而且引发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字林西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1897年12月3日)发表评论,预言:“德国在山东的行动,显然揭开了瓜分中国的序幕。”[4]这个预言很快便成为现实,紧接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租借旅顺港,英国租借山东威海卫并全占香港,意大利也欲夺三门湾,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高潮,各国租界也不断趁机扩张。列强的侵略尤其是德国在山东的咄咄逼人之势,引起朝野警觉与担忧,“中国逐渐被列强包围的情势使中国人意识到除非做点什么来扭转局势,否则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将时日不多。”[5]

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各地的反侵略斗争此起彼伏。山东作为中国东部南北交通要害和近代中外文明冲突前沿的特殊地地理位势以及传统儒家和道家文化堡垒,境内的义和团反洋教斗争逐渐兴起并发展壮大。义和团发源期间的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义和团,毓贤尤甚,使义和团在山东地区迅速发展,渐形成一波高潮,短短数月间即扩展到“四十余州县”,“凡掠害教民、焚拆教堂之案,共计一千余起”。[6]引起西方列强的强烈不满。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三日(1899年12月5日),一向奉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派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撤换毓贤,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代替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这等于不点名地推荐了袁世凯。山东局势一度紧张,成为中外冲突的聚焦点,清统治者虽有心与列强一战,但这时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义和团的态度也还摇摆不定,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而且懂得世界大势的地方大员坐镇山东。

二、袁世凯的山东情结

袁世凯作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思想主张相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是开明的,能够准确地认识到中外之间的差距,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是赞许的,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展自己。关注时局动态,深感列强侵略给民族国家带来的灾难,作为一个开明官僚,总会有一份民族情感、爱国之心和情系全国安危的责任感,有一种国土主权沦丧的耻辱感和保卫国家捍卫主权的责任心。袁世凯的过往与山东有一份厚重的情感联系,而19世纪末德国的侵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山东局势日渐混乱紧张,成为当时全国矛盾的聚焦点,致使一向关心时局的袁世凯对山东倍加关注,产生一种独特的山东情结。而这一份情结也即是袁世凯的民族主义情结的具体体现,与他胸怀神洲、自有一定实力以来急欲一展拳脚治平天下的素志息息相关。

袁氏家族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屡立战功,迅速崛起,成为新贵。袁世凯幼时嗣父袁保庆奉旨补任济南知府,袁随行前往,在济南的两年时间,游览名胜古迹,留下了一段美好的童年印象。30多年后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对这段记忆仍非常清晰,他在给世叔的一封信中说:“回忆三十年前侍先大夫官济南日,胜衣就傅,佩鲽谒宾,如亲典谒,固历历如昨日事也。往冬来济南,冀可重承明教,而世叔适宰剧邑,无瑕至省,极为惓惓不尽。”[7]而早在光绪七年(1881年),22岁的袁世凯曾“蒙四叔赏川资四十金”奔赴登州投效山东军务帮办吴长庆。[8]始被委以闲差,随同在吴长庆军营的张謇读书。但他不善读书,无意似亦无力科举之路。不久受委帮办营务处,[9]虽无实权,但他乘机做了自己愿做和想做的事。在登州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考察了登州文会馆,特别是文会馆馆长狄考文制作各种机械和试验设备的工作室,雇佣过“狄考文的一位学生做铁工”。[10]袁在此与传教士交往,对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教育产生浓厚的兴趣,认识到中西的差距,也是他后来请登州文会馆的人办大学堂的最初因由。这段经历对袁世凯义和团运动期间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及其后新政举措、发展策略产生重要影响。后袁世凯随吴入朝鲜,在平定朝鲜政变、维护加强中国宗主权方面表现出的杀伐决断才干和对日本强硬姿态颇得李鸿章等权臣的赏识,“随军渡韩揭开了他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第二年始在天津小站练兵,“奠定了他在政坛活跃的基础”,[11]戊戌变法时期,对荣禄、慈禧太后的政治忠诚,使他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晚清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袁世凯对此事给予高度关注并透彻地分析了德国的企图,认为德国“意似不仅在胶州”,不过是以胶州为跳板进一步侵略山东。并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陈说:德国陆续增兵, 如巨野教案与德占胶州不速为谈判“定局”的话,“恐嗣后尤难结束”。光绪二十四年九月(1898年10月)又电告山东巡抚张汝梅:“时局危急,山东逼处英、德,为京畿近援,必须赶练精锐,为国宣劳。”[12]袁世凯对山东局势的担忧并准确的分析,促使他屡屡建议出兵山东冲要之地对抗德国的入侵,并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1899年5月1日)获准亲自率部开往山东“演习”。袁此行的目的实际上是“遏制德军。他雄心勃勃,大有与德军决战、战而胜之的愿望。”[13]他在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信中提到:“此行怦怦, 颇有战兴, 未知能如愿否?”谈到青岛时,他表示“此来将士均甚高兴, 志在一打, 如又了事, 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 应不致谋我后路, 伊必专心谋山东, 各守瓜分之说。”[14]袁世凯“志在一打”的想法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但却足以显示其国家危难之际急欲一展拳脚的抱负。

由于最高统治集团虽有抵御德国侵略势力的本能意向,但却缺乏与德国兵锋相向的实力与决心,命袁世凯适时返回小站。“志在一打”以展拳脚愿望未能实现,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遂于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1899年7月4日),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分析了对全国尤其山东局势的进一步认识以及相应对策。奏折开宗明义指出对全国局势的认识和总的应对之策,说明此折是“为强敌构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以杜借口,而戢戎心”。就山东一地而言则认为:“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且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由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面对列强如此咄咄紧逼之势,尤其德国借日照、高密等一系列教案侵略山东,几成占领之态,按国际交往惯例应“兴兵击逐”,之前袁也是这样打算的,但当时的清王朝处于绝对的弱势,开战不是明智之举,不过是自取其辱,当下更应该做的是寻找防范之策,最大限度地抵制列强侵略。在山东“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当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就德国等列强侵略山东、山东民教冲突严重等问题,提出了四条解决措施,即“慎选守令”、“讲求约章”、“分驻巡兵”、“遴选驻胶”。[15]清政府对此折没有给袁世凯回复,仅是“留中”,但是并不表示对袁世凯奏折的不重视,四天之后上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德国搆衅侵权亟宜妥为防范一折。所陈慎选守令,讲求约章,系为办理民教案件、华洋交涉起见。分驻巡兵在附近胶州各邑,及查勘铁路经过处所,往来梭巡,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意,先事预防,不无裨益,应即查照办理。……山东地方紧要,昨经谕令该抚酌筹饷项,添练劲旅,著将此次条陈各节一并妥筹,迅速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16]几乎全部同意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让山东当局遵照办理,足见清政府对袁世凯的认可与赏识。当山东局势在毓贤掌控之下愈加紧张之时,清政府自然会想到对山东局势甚是关注并提出诸多可行之策的袁世凯。

三、朝廷选中袁世凯巡抚山东

清政府让袁世凯临危受命署理山东巡抚,绝非偶然,更非清政府迫于列强的压力而命袁世凯前来镇压义和团那样简单,而是有更深层的缘由。

袁世凯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是一个典型的顽固派代表,当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境时,怀着一颗朴素的爱国心试图捍卫正统保卫国土,一致对外,但是他选取的救国抗外方式是愚昧的。袁世凯就曾指责毓贤“甚无用,偏而且乱”,事实证明袁世凯对毓贤的指责是正确的。毓贤本是靠镇压鲁西南大刀会等民间组织起家的官员,随着山东地区中外交恶局势的发展,曾专事杀戮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组织而昧于中外关系大势的毓贤,最后选择了“以毒攻毒而毒去药消”的传统政治伎俩,骤然转变而支持利用这些民间组织,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样就能够“排除‘洋祸’,消弭‘内乱’,扶保‘清朝’”[17],殊不知这样只能使“洋祸”更甚、“内乱”更巨。各国教士、驻华公使纷纷致函谴责,表达对毓贤的不满,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支持是过火的,虽然中央当权者对列强怀恨在心,但这时也还没有做好撕破脸皮的准备,毓贤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使山东的中外冲突更加严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外交争端,使中外民族矛盾在山东地区不断激化,山东局势一片混乱,同时更没有维护好清王朝利益,清政府迫于压力,于1898年12月下旨毓贤来京陛见。

袁世凯巡抚山东也得到了当时一些大臣的支持。当德国侵占胶州湾,步步紧逼、不断向山东内陆推进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持有与袁世凯相似的认识。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1898年11月9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半年两次致电军机大臣、武卫军总统荣禄说明德国侵占山东的危害并建议于袁世凯、董福祥、聂士成、宋庆中间选派一部驰援山东。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半年又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写信再次强调此事。[18]荣禄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心腹股肱,其时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为慈禧身边决策性人物,此时荣禄正是袁世凯的顶头上司,他的信任支持是袁世凯重要的筹码。袁世凯自小站练兵以来与荣禄的关系亲密,尤其戊戌政变以后更是深得荣禄的信任。“世凯之谨事荣禄,实其得志之最大原因也”,荣禄为武卫军总统,统领武卫五军,五军中“独世凯事荣禄最谨,其得抚鲁督直,均荣禄之力为多。”[19]再加上这段时间内袁世凯对山东局势的关注,清廷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五日(1899年11月10日)谕令, 命令他抽调武卫右军一部进驻沂州, 就近防范外敌 。[20]这就为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打好了基础。

最终决定袁世凯是否能够巡抚山东的是清政府的统治者,而清政府统治者最终选定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与其要保家卫国,抵抗外来侵略是分不开的。作为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天下是自己的,整个国家都是他们的利益所在,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给外来侵略者?换句话说,在晚清乃至整个近代,统治者与外来侵略者始终是敌对面,他们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调和的。应该说,外来侵略导致国土沦丧主权破坏,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感到痛心疾首。如果外来侵略危及祖宗的基业亦即他们的江山,拼死也要一搏,不能视为虚言壮势之举。作为全国的统治者,其心灵深处,绝非是想事事听命于列强,只不过权衡利弊得失,在列强不危及其江山天下根本时,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以保根本而已。设若祖宗江山不保,当下的他们就成了不肖子孙、历史罪人,不但亡国,而且亡家,如何会心甘情愿地“投降卖国”?这是再浅显实在不过的道理了。而当此之际,恰值西方列强干涉清王朝皇帝废立和建储,更是激怒了以慈禧为首的当权派。自戊戌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当权派预谋废除光绪皇帝,遭西方列强反对无果而终。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下诏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的“己亥建储”事件发生,随即在中外朝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列强对此极为不满,认为慈禧太后保守顽固,而光绪皇帝 “有一颗能为他的人民需要所感动的心,是满洲王朝哪怕是短暂复兴的唯一希望。他是清王朝历代君主中唯一一位展现出足够宽广的理解力、摈弃民族偏见的君主,渴望使他的政府与新的西方文明相适应。因为热衷支持改革,他被剥夺了权力,特别值得我们同情。”[21]公开反对己亥建储,不承认溥儁的大阿哥身份。清王朝当权者不能容忍列强干涉自己的“家务事”,与列强矛盾冲突日益尖锐,政策动向也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日(1899年4月11日)针对山东教案迭出,上谕:“如果(德国)一味蛮横,固不得事事忍让,无所底止,尤不得稍涉孟浪,衅自我开”,[22]慈禧在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1899年11月21日)的密旨中,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态度,谓“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忍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特严行申谕,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断无即行议和之理。”[23]列强的“做法每一步都让高傲的皇太后忿恨不已,她命令各地做好抵抗入侵的准备,并公开表示,无论是哪个国家,或者几个列强一起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土地,她将不惜开战。就在这个时候,义和拳出现了,她欢迎这支上天派来的援军。”[24]这时的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等民间组织的态度发生转变,以前是“总期严惩首要,解散胁从,以除奸宄,而安良善,慎勿养痈成患,贻害地方。”[25]随着列强侵略的加剧,对义和团等民间组织已逐渐趋向招抚利用。在这种情形下,依然果断安排袁世凯巡抚山东,恐怕不能说明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是从维护山东和全国大局出发。此时的山东局势已成全国关注的焦点,毓贤掌控下的山东内忧外患情势日益严峻,清政府急需一位能够稳定山东局势,更有效地对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巡抚,而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位为山东量身定做的巡抚。至于说美国驻华公使的推荐,只不过是恰好应合了清统治者的心意而已,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袁世凯正式受命出任山东巡抚。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全国局势日趋紧张,山东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袁世凯在此时出任山东巡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与外来侵略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是清政府稳定山东、保卫清王朝的要求与袁世凯有意主掌山东的愿望的完美统一。袁世凯巡抚山东之后的施政策略和政策重心也充分体现稳定局势和对抗侵略的倾向。关于这一点,当另文论说。

【该文得到郭大松教授特别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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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昱]

中图分类号:K25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16)01-0050-05

[作者简介]杜恩义(1989- ),男,山东莒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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