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鸿儒与中国东北历史考古研究

阎　　海　　阎雅涵

卞鸿儒与中国东北历史考古研究

阎海阎雅涵

[内容提要]卞鸿儒是民国时期东北著名历史学者，与金毓黼共同创建了“东北学社”，在东北文献、东北史地、东北民族及文物考古研究等方面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金毓黼引为志同道合的学术知己，同时他还是一位极具爱国思想的学者，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东北历史考古 卞鸿儒 三大族系 沈阳故宫

在东北史研究领域，提起金毓黻的名字，无不公认其为一代宗师、“辽东文人之冠”。作为近现代东北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金毓黻积40年之功，完成了鸿篇巨著《静晤室日记》（1920-1960）。他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了他的治学历程和学术成果，同时也记录了当时与他交往的诸多文人学者，其中与他交往最深、以学术知己相许的当数盖州籍学者卞鸿儒。

长期以来，卞鸿儒的名字似乎被人们所遗忘，他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也湮没于历史尘埃。随着史学界对金毓黻及其《静晤室日记》研究的深入，有关卞鸿儒的事迹也随之浮出水面。《静晤室日记》中涉及卞鸿儒的记载共104条，另外在辽宁省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亦保存有卞鸿儒（卞宗孟）的部分文章和文稿，这些都成为我们了解卞鸿儒的珍贵史料。笔者又多次踏访卞鸿儒的家乡故里，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

本文基于上述新发现的史料，对卞鸿儒在东北史研究及文物考古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一介绍，以期引起东北学术界对这位民国时期东北著名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学有渊源

卞鸿儒（1895-1976），字宗孟，后以字行①，盖平县卞屯村（今属盖州市梁屯镇）人。卞氏家族早在明代就是盖州的世家大族，其始祖卞高家闾于洪武初年以军户的身份自山东黄县②（一说是江苏盐城卞元亨的化名③）来到辽东盖州卫戍边屯垦，其后代因战功成为世袭军官。明代中后期，盖州卫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军政要职几乎全部出自卞氏一门，卞氏族人中有八人取得武散官“骠骑将军”、“镇国将军”、“怀远将军”等名号，故当地人称位于旺兴仁（今属于梁屯镇王屯村）的卞氏家族墓为“八大将军坟”。明清易鼎后，卞氏家族偃武修文，成功地融入清代士大夫阶层，涌现出云贵总督卞三元、刑部侍郎卞永誉等历史名人。④在卞氏先贤中，就政治影响而言，当以卞三元为最尊；就文化影响而论，则首推卞三元长子卞永誉（字令之）。卞永誉亲撰的《式古堂书画汇考》是中国美术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部书画鉴赏名著，其鉴定著录体例已臻完备，连清宫《石渠宝笈》也全部借鉴了卞永誉的编辑方法。金毓黻在写给卞鸿儒的诗中，常以此作为赞誉卞氏家学渊源的掌故，如《赠卞宗孟》：“文章座上应依马，豪杰灯前好话曹。式古堂中容我住，令之书画自名高。”⑤《题卞宗孟东北故园集》七古长诗的结尾曰：“我所思兮是故里，闻捷赋诗亦可喜。重念君家式古堂，百感茫茫一江水。”⑥《赠还沈友人十绝句之赠卞宗孟诗》：“文章昔重黄华老，书画今传式古堂。应信地灵人更杰，待携诗婢往君乡。”⑦

卞鸿儒的父亲卞俊卿，清末盖州汉军正白旗披甲，在本旗衙门当差，家境殷实，“颇树声誉，盖卞氏之后劲也”（金毓黻语），故卞鸿儒得以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1931年4月卞俊卿去世时，金毓黻亲自撰写挽联：“皂帽景前徽，姓名待入逸民传；青箱贻令嗣，书画重开式古堂。”⑧再次提到代表卞氏家学渊源的式古堂。

1919年至1922年，卞鸿儒就读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专业（《盖平县志》误记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正值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字诚之）在该校任教。金毓黻在介绍卞鸿儒的学术根基时指出：“宗孟受学于武进吕诚之，颇得汉学家法，持此以治文史舆地自能深造自得。”⑨吕思勉的学术博大精深，许多著作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的学术观点与治学方法对卞鸿儒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校读书期间，卞鸿儒对吕思勉的学术十分崇敬，尤其是对其古籍文献研究深得精髓。他将吕思勉的讲课内容记录成文，以《整理旧籍之方法》为题在校刊上连载。⑩同时，卞鸿儒还十分留意国内外民族问题，在校刊发表了《太平洋与美利坚》、《日本国外侨民数与东三省之比较观》等论文。⑪这些学术积累无疑为他日后从事东北古史与文献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悠久的家学传统加之深厚的师承渊源，使卞鸿儒甫一踏入学术大门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得到一代宗师金毓黻的格外器重。卞鸿儒与金毓黻初识于1924年夏，共同的志趣与学养让他们一见如故。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吾省后起之士，其学问确有根底者，吾得三人焉：一为海城于省吾（思伯），一为辽阳黄式叙（黎雍），一为盖平卞鸿儒（宗孟……考究一事必穷原竟委，务得其真，立科条，明断限，罗举多证，始下己意；观其撰考证东北地理民族诸作，皆不愧学人之文。吾省笃学之士不为不多，如卞君之用心殊不多觏，故吾尤乐称道而不疲也。”⑫对当时年仅而立的卞鸿儒赞誉有加。在此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学术交往中，卞鸿儒与金毓黻亦师亦友，共同为东北史地研究及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文献专家

正如金毓黻所言，卞鸿儒深得国学大师吕思勉的学术真传，对于文史舆地尤其是古籍文献颇有造诣。卞鸿儒曾自云：“予素学史地之学，更善研有关东北之文献及近代外患史料。”⑬他大学毕业后曾短暂担任过家乡盖平县的中学校长，不久就调到新组建的东北大学任教，后来又出任辽宁省图书馆馆长，对于古籍文献极有研究。他自身也藏书丰富，有些文献金毓黻都未曾见过。1930年8月24日金毓黻在日记中写道：“宗孟藏有《满蒙丛书总目》，中列各籍有为余所未见者。如《抚安东夷记》（明马文什）、《辽事实录》（王在晋）、《东夷考略》（朝鲜人）、《盛京崇谟阁汉文旧档》、《武经总要》、《御寨行程》（宋赵颜卫）、《西伯利亚东偏纪要》（曹廷杰）、《凤城琐录》（博明），皆是也。”⑭

卞鸿儒精于文献目录之学，他的一些观点金毓黻也自愧不如。如清末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实地考察东北亚，著有《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一书，被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收入《满蒙丛书》之中，卞鸿儒为该书作注释时写道：“《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刊《伯利探路记》即此书。”⑮金毓黻最初对此观点并不以为然，后购得此书原本，经过对照，证明卞鸿儒此言不虚，“得此证明，而卞君之说乃定”⑯。

作为历史学家，卞鸿儒不仅注意收集文献资料，还留心于古代实物资料。他在1924年夏与金毓黻初次见面时，就提出了对沈阳故宫东华门右侧石柱性质的看法。他认为“此石乃一千余年前之一佛教刻石，所谓石经幢是也”⑰。时至今天，依然有文物考古专家对矗立在沈阳故宫的这个石经幢的年代、性质进行讨论。他还最早注意到奉天省海龙县（今属吉林省）杨树林山摩崖石刻，认为是女真小字，引起金毓黻的关注，进而研究认为是契丹文。⑱

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沈阳故宫恢复为东三省博物馆，重新改组领导机构，由辽宁省政府聘任委员长一人、常务委员二人，总揽博物馆事宜。当时已是知名专家的卞鸿儒被聘为常务委员（相当于副馆长），分管图书文献工作。1930年10月26日，博物馆新一届委员会举行例会，决定成立博物馆图书部，由卞鸿儒起草《图书部筹备计划书》和《临时工作办法》。拟定将凤凰楼的中上两层辟为书库，东配殿为图书陈列室，西配殿为图书阅览室等方案。⑲1931年元旦，图书部正式成立，向社会开放。

除了制定规章制度外，卞鸿儒还对沈阳故宫馆藏文献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沈阳故宫的西档案库收藏有一套铜刻西洋绘画20幅，登记卡上仅写有“裱图”二字，既无作者，又无名称。该图采用西方美术的透视手法，精美至极。图内所画的景物与当时的避暑山庄、颐和园等园林都不相同，人们一时猜测不出这套绘图所画为何处。卞鸿儒经过深入研究，多方收集资料，终于在陈文波所著的《圆明园残毁考》中找到了线索，并结合圆明园的史料，确定了这套绘图所画的正是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的分支——东长春园（俗称“西洋楼”），该图的名称即《圆明园东长春园图》。卞鸿儒据此对这20幅绘图做了详细的考证，写出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长春园图叙记》。文中介绍了昔日美轮美奂的“西洋楼十景”，其中“海晏堂”前的喷水口原有12座人身兽首像，也就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珍贵文物“圆明园十二生肖”。卞鸿儒在文中写道：

陈记之海源堂，当系海晏堂之误。以源与晏之音颇近，最易传讹。今就图考之，第十幅为堂之西面。于环复之阶下，有一大喷水池。左右列坐十二属，以地支为序之兽面人体。作各能喷水于中心水槽之状。⑳

这是目前最早用文字结合绘图描绘海晏堂十二生肖的记载。1931年3月，东三省博物馆将这套精美的《圆明园东长春园图》出版印刷，书中收录了卞鸿儒撰写的这篇《长春园图叙记》。

三、文博先驱

卞鸿儒与东北的文物考古事业还有着密切的渊源。他最早参与文物考古工作是在1930年5月。当时在沈阳大东边门外大亨公司院内发现两座辽代墓葬，时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厅长的金毓黻前往现场调查处理，卞鸿儒与王庚龄（字晓楼，盖州籍学者）随行。㉑金毓黻在此次调查中首次断定了出土的青釉黑花瓶为“辽瓷”，成为第一件出土地点最清楚、年代最明确、发表最早的辽瓷，因此被考古界尊为“辽瓷之父”。卞鸿儒与金毓黻同行调查，也属于最早发现辽瓷的中国学者。

卞鸿儒真正从事考田野考察是1930年10月。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派考古学家梁思永赴热河林西一带进行考古调查，辽宁省政府亦派卞鸿儒以本地专家身份随同考察。当时热河匪患横行，交通不便，此次考察历时两月，极为艰苦，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携回辽庆陵契丹文刻石拓片，金毓黻鉴定为首次发现。卞鸿儒撰写的《热河辽陵石刻拓本真迹》发表于1934年7月《东北文献丛谭》第1集，该文至今仍是辽金史研究的经典文献，2002年出版的《20世纪契丹语言文字研究论著目录》中就收入了该文篇目。㉒

卞鸿儒考古调查归来后,立即编写了考察报告，于当年12月25日将调查报告油印分送各委员,题目为《东三省博物馆委员卞鸿儒呈考察热河古物报告书》。㉓全文共8000字，分四部分：（1）考察日程，（2）石器古物之探考，（3）辽代遗迹之闻见，（4）东北古物保存之管见。主持此次调查的梁思永自热河返程后,因身体原因直到两年后才动笔编写调查报告，于1936年发表了《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一文。而卞鸿儒在1930年底完成的报告书,成为民国时期东北最早的考古调查报告，卞鸿儒也名副其实地堪当“东北考古第一人”。

卞鸿儒对于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很有研究，在金毓黻的影响下，他对辽金石刻尤为用功。1934年，他在北平发表了金代碑文研究的力作《扶余得胜陀颂碑叙记》（署名“卞宗孟”），㉔按年代引用了中日文材料，对该碑的现状做了系统评述。尤其是他首次指出了该碑女真文不是十二行，而是三十二行，碑的倾倒应在明末清初等创见。他的研究成果直接被金毓黻引用到了《东北通史》之中。当代有学者评价说：“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1937年成书的罗颐福先生的《满洲金石志》……除前面介绍过的《满洲金石志》之外，就数卞宗孟的《扶余得胜陀碑叙记》。”㉕

东北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将沈阳故宫开辟建设为沈阳博物院（今沈阳故宫博物院前身），委任金毓黻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卞鸿儒（此时已使用“卞宗孟”的名字）任筹委会委员，协助金毓黻着手对故宫建筑进行修缮。

为了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故宫馆藏的丰富宏博，振奋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卞鸿儒亲自筹划举办了“东北文物展览会”，于1947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双十节”）对外开幕，这是东北地区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展览，共展出文物近700件，展品分四大类：史前遗物（包括石器、陶器、角器、骨器、兵器及货币等）、建筑品（包括建筑材料、图案、模型等）、装饰品及日用品（包括铜器、玉器、瓷器、琉璃、景泰蓝、雕漆、缂丝、织锦、刺绣等）、书法作品（包括拓本、法帖等）。展品除来自博物院筹委会所属的古物馆和图书馆之外，也征集了部分民间收藏品。由于当时正值国共战争时期，展出时间只有短短10天，但是此次文物展影响甚大，使东北民众感受到了中华文化根脉之所在。

卞鸿儒作为此次展览的主要负责人，在展览之前向政府提交了《筹备概要》，汇报了该展览的具体方案。为了配合展览，筹委会又专门编印了一部《东北文物展览会集刊》，收录了金毓黻、阎文儒、傅振伦、李鸿庆、李文信、郝瑶甫、李符桐、王华隆、卞宗孟等学者的论文八篇。该书的序言也由卞鸿儒（卞宗孟）执笔，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他写道：

然地方文献，为民族精神之所寄，传述维系，兴废继绝。民心之不死，国脉之永续，实赖于此。东北接收，方在进行，大好河山，仍未完整。然而吾人确信其必能永为我有者，则以白山黑水间地方文物，为我先民数千年之所创辟经营。有文足证，有献可考。虽历万劫而不灭，且可俞远而弥存也。然则，今兹展览之举，疲精殚神，搜残存佚，斯讵止难能而可贵，抑其涵义尤为大矣。㉖

东北解放前夕，金毓黻前往北平主持国史馆工作，博物院建院事宜全权委托卞鸿儒负责。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期间，沈阳处于战火之中，身在北平的金毓黻对此忧心忡忡。他在1948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午前作函致卞宗孟、阎文儒，略言沈院如无人在沈支持，必至坍台，请其统筹。”在30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得卞宗孟函，谓沈阳事不必担心，深可感谢！”㉗

四、理论贡献

为驳斥日本制造的所谓“满蒙非支那论”，当时很多中国学者对东北古代民族有过专门的探讨和研究，但各有侧重。如金毓黻偏重于渤海和高句丽，冯家昇早期研究肃慎和东胡，后期专注于女真。他们将东北古代民族按各自特点分类，依类研究而求其源流。作为东北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卞鸿儒将东北史尤其是东北民族和东北地理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孜孜以求的事业。1930年2月，他发表了《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一文㉘，全文长达近万字，将东北历史上众多民族按其文化习俗、源流变迁划分为三个系统，即“三大族系”理论，这也是中国学者对东北民族理论进行的首次梳理。

卞鸿儒认为，东北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有本系一族而歧称者，有原出同族而国异名者，有以异族血胤从其母类而混种者，有以居处接近血统相混淆者。”这些民族错综离合、迁徙不定，令读史者眼花缭乱。然而，如果根据史籍记载对各部族的原始状态加以梳理考证，可以把东北民族归纳为三大族系：

第一大族系是东胡族系，是“逼近汉地，与汉族接触最早者”。这个族系包括山戎、鲜卑、乌桓、库莫奚、乌洛侯、室韦、契丹等民族。他批评了梁启超提出的“东胡即通古斯”的观点，认为“其说混杂诸族，而不加以分别，实甚疏也”。

第二大族系是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秽貊族系（夫余族系）。卞鸿儒认为该族系是“来自西方，迁于东北，更接近于南陲”，包括秽、貊、夫余、高句丽、百济、新罗。

第三大族系是始终占据东北的中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族系。在各历史时期，这一族系的称谓也在不断变化，先秦称肃慎，汉魏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宋辽金元明称女真，明末至清代称满洲，简称满族。历史上的渤海国、金国以及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就是由这个族系建立的。卞鸿儒指出：“肃慎之族为东北之主要民族，但以其与汉族接触较晚，故今人多以满族代表东北民族，实大谬也！”

卞鸿儒在文中还以东胡族系为重点，以东胡——鲜卑（乌桓）——契丹为主要脉络，广征博引，详细论述了各族系及其各部各族的原居住区域、迁徙轨迹、风俗习惯、政权建设、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等。如果将卞鸿儒此文与其师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相对照，不难看出其学术渊源。

“三大族系”理论将纷繁复杂的东北古代民族梳理得清晰明了、简明易懂，堪称一大学术贡献。当然，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卞鸿儒这一理论不能说每个字都完全正确，但根据后来的考古新发现及史料研究成果的验证，“三大族系”理论总体上是科学的。1937年，金毓黻在撰写《东北史稿》（1941出版时更名为《东北通史》）时采纳卞鸿儒的这一学说。同时，出于对当时东北政治局势的考虑，不给日本侵略者以理论上的把柄，金毓黻又在少数民族之外增加了汉族（华夏族），成为著名的“四大族系”理论。但是，就东北土著民族而言，仍为三大族系。

如今，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发现，东北史研究日新月异，成果累累，但卞鸿儒的“三大族系”理论依然被广泛接受。王绵厚在此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提出了“先秦中国东北三大土著族系文化区”学说,包括辽河中上游的先秦“燕亳集团”、环黄渤海北岸和日本海西岸的东夷“秽貊集团”、长白山北系的“肃慎集团”㉙。最近出版的三卷本《中国东北民族史》中也再次强调重申了“东北三大族系的形成”㉚。

五、爱国学人

清末民初，日本为了加紧侵略我国东北而制造理论借口，称东北为“满蒙”，企图脱离东北与中国的关系。为此，包括金毓黻、卞鸿儒等在内的很多爱国学者奋而研究东北历史的来龙去脉，用史实抨击日本人编造的谬论。1926年卞鸿儒撰写了《释东北》一文㉛，驳斥了日人所谓“满蒙”之说。后来有人又提出“东北”为不祥之名，卞鸿儒再次著文予以痛批。为了深入研究东北问题，金毓黻等人于1929年10月提出成立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东北学社”，由金、卞二人起草规约。1930年元旦，在沈阳明湖春饭店举行了东北学社成立大会，推选金毓黻（静庵）、卞鸿儒（宗孟）、王永祥（孝鱼）三人为干事。㉜

九一八事变后，卞鸿儒流亡关内，先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东北教育救济处（北平）、东北大学文理学院（四川三台）等处任职。在北平期间，他撰写了《九一八周年痛史》、《如何不忘东北》等宣传文章，由九一八学社印发，掀起了“书生救国”的抗日浪潮。㉝

1938年，他撰写出版了《东北史研究纲要》，与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同为民国时期东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卞鸿儒还请人翻译完成了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关于中国东北历史的著作《满洲发达史》（该书早在九一八事变前金毓黻已着手令人翻译，因九一八事变而未果），并更名为《东北开发史》，完成了金毓黻及东北学社同人的一个心愿。

卞鸿儒还是最早向国人介绍《辽海丛书》的学者。《辽海丛书》原定名为《东北丛书》，是金毓黼、卞鸿儒为首的东北学社制定的一个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收罗与东北有关的历代典籍文集。1934年，该丛书的前三集刚问世，远在北平的卞鸿儒以“卞宗孟”署名在《行健月刊》第4卷发表《介绍〈辽海丛书〉》一文㉞，他写道：

编印《东北丛书》以为对东北文献上搜残存轶之举，自来即属急务，在沦陷之今日乃尤为必要。沈阳已有《辽海丛书》之刊印，主其事者辽阳金静庵氏，即向议编印《东北丛书》者也。唯丛书之名易东北为辽海，殆亦别有隐衷耶？

诚如卞鸿儒所言，之所以将《东北丛书》之名改为《辽海丛书》是由于当时伪满洲国建立，“东北”一名已无法再使用，故不得已而采用唐代的古称“辽海”。卞鸿儒在文中还以目录学的方法介绍了该丛书所搜录34种各种文献的版本、作者及内容，使国内学术界得以了解这套东北首部文献集成。

1940年，在陪都重庆，卞鸿儒主编刊行了学术刊物《边疆研究》，主张收复东北等边疆失地。1944年卞鸿儒又主编了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抗战文集《东北故园集》，收录东北历史及宣传抗战的文章共17篇。该书由金毓黻先生题写封面，并作长诗一首以为序，诗曰：

芸芸众友几同调，盖牟卞君窥要妙。

辛苦著文三十年，上士悦之下士笑。

九一八日烽火天，寇入我室非徒然。

跳走他乡一万里，伤心同客东西川。

君心坚贞更卓绝，援笔沾濡皆碧血。

十年积成一卷书，刊剟时值清秋节。

君谓有人重赠持，泰山经石足珍奇。

东北故园集四字，辗转南朔相追随。

喜君新刊流亡集，题端应有嘉名锡。

东北故园做集名，四字高悬看素壁。

驰书命我序其首，承命为之曷敢后。

其言不愧明且清，呕尽心肝思我友。

君叹怀宝迷其邦，我亦结习难遽忘。

一朝见猎翻心喜，展卷题记心彷徨。

我所思兮是故里，闻捷赋诗亦可喜。

重念君家式古堂，百感茫茫一江水。㉟

卞鸿儒不同于那些埋头书斋独善其身的学者，而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以实现其救国理想。纵观卞鸿儒的一生，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保持民族大义：九一八事变沈阳沦陷，他没有出任伪职，而是流亡北平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没有与他的同乡好友臧启芳等人逃往台湾，而是留在大陆。这些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大节不亏的爱国学者。

[注释]

① 从卞鸿儒发表文章的署名来看，九一八事变前以“卞鸿儒”居多，偶尔也使用“卞宗孟”。九一八事变后则全部使用“卞宗孟”署名。

② 阎海：《明怀远将军卞世祥墓志考》，《辽宁省博物馆馆刊》第三辑。

③ 阎海：《明怀远将军卞世祥墓志考补正》，《博物馆研究》2012年第1期。

④ 阎海、张楚南：《从军功世家到书香门第》，《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0年。

⑤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1年4月8日，卷108，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下同），第4696页。

⑥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4年9月22日,卷129，第5685页。

⑦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6年7月29日日记，卷137，第6103页。

⑧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1年4月7日，卷60，第1593页。

⑨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5年12月4日，卷35，第1472页。

⑩ 见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沈阳高等师范周刊》1921年40期、41期。

⑪ 见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沈阳高等师范周刊》1920年第2期、第9期。

⑫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5年12月4日，卷35，第1472页。

⑬卞宗孟：《东北故园集自序》。

⑭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0年8月24日，卷58，第2485页。

⑮⑯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3年1月14日，卷69，第2959页。

⑰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4年8月28日，卷28，第1178页。

⑱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1年1月12日，卷59，第2532页。

⑲ 见辽宁省档案馆《奉天省公署档》jc10类第2991号。

⑳ 邓庆：《清末民国沈阳故宫史事钩沉》，第185页，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2012年。

㉑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0年5月3日，卷57，第2438页。

㉒ 刘浦江编撰：台北《汉学研究通信》21卷第2期。

㉓ 邓庆：《卞鸿儒与东三省博物馆第一份考古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12年第2期。

㉔ 见《行健》4卷2期，1934年4月；《东北丛谭》第1集，1934年7月。

㉕ 王仁富：《历史明珠——大金得胜陀颂碑》，《文史知识》1995年第3期。

㉖《东北文物展览会集刊》，第一页“序”，国立沈阳博物院编，1947年。

㉗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48年8月26日，卷147，第6667页。

㉘ 见辽宁省图书馆馆藏《东北丛刊》1930年第2期。

㉙ 王绵厚：《先秦时期中国东北三大土著族系及考古遗存新论》，《东北史地》2004年第5期。

㉚ 杨军、姜维公：《中国东北民族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

㉛载于《东北杂志》第20期。

㉜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1930年1月1日，卷56，第2397页。

㉝ 霍明琨：《东北史巨擘金毓黼〈静晤室日记〉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0页。

㉞ 见梁启政、张韬主编《金毓黻研究文集》，长春：吉林教育音像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㉟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44年9月22日,卷129，第5685页。

责任编辑：祝立业

K825.81

A

1009-5241(2016)03-0003-06

阎海 营口市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辽宁 营口 115000阎雅涵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本科生 北京 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