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簡《魯穆公》篇“恆稱”新證

廖名春 楊 可

郭店簡《魯穆公》篇“恆稱”新證

廖名春 楊 可

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篇“恆稱”說屢見。本文支持“恆”、“亙”讀爲“亟（極）”的意見，認爲“極（亟）稱”實即“極言”，“極言”就是“直言規勸”。“極言”，爲什麽能訓爲“直言”呢？《呂氏春秋·先識》“極言”高誘注說得很清楚：“極，盡。”可見“極言”就是“盡言”，就是規勸諫，毫無保留。《穀梁傳·文公十三年》的“極稱”說亦同。由此看，馬王堆帛書《繫辭》篇的“大恆”讀爲“太極”，也是可以成立的。

關鍵詞:郭店楚簡魯穆公篇 恆稱 極稱 極言 大恆 太極

一九九三年冬出土於湖北省荆門市郭店一號楚墓的郭店簡，有一篇記載早期儒家重要代表、孔子嫡孫子思事迹的佚文，整理者名之曰《魯穆公問子思》。全文共八簡，雖稍有殘損，經整理者和時賢補綴，終成完篇。其文曰: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城孫弋見。公曰：“嚮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亙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城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亙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交（效）祿爵者也。亙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爲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①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頁141。案:除文中重點討論者外，釋文從寬式。

簡文“恆”字一見，“亙”字三見。整理者將後來的三個“亙”字，都讀爲“恆”。《説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恆也。，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恆。’”②《説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286上。商承祚《説文中之古文考》:恆，甲骨文、金文“皆从月。既云古文从月，又引《詩》釋之，則原本作亙，从外爲傳譌”。③商承祚《説文中之古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114。此字通行體作“恒”。如此，“恆稱”就是“常稱”，就是經常稱說、時時稱說之意。學界早期研究之作都取此說，將“恆”、“亙”讀如本字。

陳偉對此通說卻有不同意見，他說:

先秦古書有“亟（極）稱”、“亟（極）言”的用例。《穀梁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極稱之，志不敏也。”《孟子·離婁下》：“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孫奭疏解“亟稱”爲“數數稱道”。《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孔穎達疏云：“服虔云：‘亟，疾也。疾言之，欲使信。’則服虔讀爲亟也。或當爲亟，亟，數也，數言之。”依此，簡文“亟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屢次稱述”，一是“急切指出”。後一種可能性似更大。“亟”字釋文原讀“恆”。“恆”訓“常”，常常指出君主的過失，語義似不如讀“亟”。又先秦古書似不見“恆稱”用例。①陳偉《郭店楚簡別釋》，《江漢考古》1998年第4期，頁68。

這是說“恆”、“亙”當爲“亟”字之誤，先秦古書只有“亟（極）稱”、“亟（極）言”的用例，而不見“恆稱”用例。陳偉的意見，得到古文字學界的普遍認同。如裘錫圭先生就認爲“其說甚確”，並進而指出:“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數量不能算少的戰國時代的楚簡裏，基本上是借‘亙’爲‘亟’的。已有學者指出，‘亟’和‘亙’不但字形在楚文字中相似，而且上古音也相近，二者的聲母皆屬見系，韻部有職、蒸對轉的關係，所以楚人會以‘亙’爲‘亟’。”②裘錫圭《是“恆先”還是“極先”？》，“2007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臺灣大學中文系等主辦，2007年11月；又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五卷《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26—329。這一分析符合事實，很有道理。

“極（亟）稱”的解釋陳偉傾向於“急切指出”說，李銳則取“屢次稱述”說。李說:簡文“亟”之義爲“屢次”，《呂氏春秋·當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數舉吾過”，即相當於本篇之“亟稱其君之惡”。③李銳《郭店楚墓竹簡〈魯穆公問子思〉》，轉引自鄧少平博士學位論文《郭店儒家簡的整理與研究》，清華大學，2013年4月，頁12。如此，“極（亟）稱”之義與“恆稱”就沒有多大區別了。因爲“恆”就是“常”，經常、常常與屢屢、屢次，意思非常接近。

黄人二則認爲:“蓋‘亟稱’指‘直言極諫’。好的君王，錯誤少；不好的君王，錯誤多，但都需要顔色正辭地‘亟稱其惡’，義之所在，諫必往之。好的君王會改正他的錯誤，不好的君王則會討厭‘亟稱其君之惡’的臣子，故下云‘亟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也’。《孝經·諫章》:‘父有爭子，則身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可爲此注腳。”①黃人二《郭店楚簡〈魯穆公問子思〉考釋》，《張以仁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學生書局，1999年，頁298。筆者認爲，較之陳偉的“急切指出”說和李銳的“屢次稱述”說，黄人二的“直言極諫”說更爲準確，但詞義還有未說透、證明還有未到位之處。筆者試爲補證。

“極（亟）稱”實即“極言”。稱，言也。《論語·陽貨》:“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稱人之惡”就是“言人之惡”，所以何晏《集解》引注包咸曰:“好稱説人之惡，所以爲惡。”②《論語注疏》卷一七，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78上。“稱説”就是言說。《禮記·射義》“旄期稱道不亂”，鄭玄注:“稱，猶言也。”③《禮記正義》卷六二，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1919下，1920上。《文選·王巾〈頭陁寺碑文〉》“則稱謂所絶”李善注引鄭玄《禮記注》同。④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6年，頁2528。所以，“極（亟）稱”亦可謂之“極言”。

“極言”就是“直言規勸”，《吕氏春秋·直諫》篇講得非常清楚。其文曰:

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

“言極則怒”，直言規勸則怒。“不聞極言”，不聞直言規勸之言也。

此篇又曰: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

“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即桓公可與言規勸之直言也。

此篇還有:

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554，1555。

“極言之功”，直言規勸之功也。《說苑·正諫》也録有此說，“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作“保申敢極言之功也”，②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222。說“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是保申敢於直言規勸的功勞，句式有別，但意思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呂氏春秋》此篇名爲《直諫》，通篇說的都是“極言”。“極言”即直諫，明矣。

《呂氏春秋·先識》篇又有:

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③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頁956。

“國之興也”與“國之亡也”相對，“賢人”與“亂人”相對，“極言之士”則與“善諛之士”相對。“善諛之士”是善於逢迎、諂諛之人，於此相對的“極言之士”就是敢於直言規勸之士。

東漢王充《論衡》一書“極言”之說四見。其《問孔》篇有云: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樊遲〕，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憎）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①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99—400。

其《效力》篇也說: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②黃暉《論衡校釋》，頁582。

這四處“極言”，注家雖不措意，但也無疑是直言規勸之義。

屬於先秦《尚書》之列的《逸周書·寶典》有“十散”之說，其六曰:“極言不度，其謀乃費。”盧文弨云:“極言不度，言汗漫也。”潘振云:“至言不揆，忠告之謀損矣。”陳逢衡云:“窮極其言而皆不合於法度，所謂言則非先王之法言也，故其謀乃廢。”③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90。黃懷信注譯:“極言，猶甚言。”“極度地言說而沒有節度，他的計謀就會報廢。”④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142。案:上述解釋恐怕都有問題。這裏的“極言”，即“直言”。照直而言，率性而言，“不度”，不加考慮，故云“其謀乃費（廢）”。

“極言”，爲什麽能訓爲“直言”呢？《呂氏春秋·先識》“極言之士”，高誘注:“極，盡。”①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頁963。可見“極言”就是“盡言”，就是規勸諫，毫無保留，毫不顧忌，言無不盡。在這一意義上，“極言”就是“直言”，“極稱”也就是“直稱”。

比如《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有載: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②吴則虞《晏子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67。

這裏的“直稱之士”也就是“直言之士”，與《呂氏春秋·先識》的“極言之士”意義全同。而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四處“極稱其君之惡”，“極稱”與《呂氏春秋》的“極言”、《晏子春秋》的“直稱”沒有多少不同，毫無疑義，也應該是直言規勸的意思。

《穀梁傳·文公十三年》有云: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③《春秋穀梁傳注疏》卷一一，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05上—下。

這裏的“極稱”如何解釋？學界尚有分歧。《漢語大詞典》釋爲“極力稱述”。④《漢語大詞典》（四），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年，頁1142。而《穀梁傳》范寧注曰:“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⑤《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205上。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清人鍾文烝的《春秋穀梁經傳補注》標點同，也將“不復”歸上讀。①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02。其實，這錯得離譜。“依違”是模棱兩可的意思。《穀梁傳》說“極稱之，志不敬也”，怎能說成 “其文”是模棱兩可呢？這不剛好把意思說反了嗎？白本松將范寧注“不復”歸下讀，將《穀梁傳》“極稱之，志不敬也”譯爲“所以《春秋》毫不隱諱地記載此事，就是要記下文公對祖先不恭敬的態度”。②白本松《春秋穀梁傳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286—287。比較起來，白本松顯然是正確的。所謂“不復依違其文”，就是《春秋》經對文公的批評不再含糊。換言之，“極稱”就是“《春秋》毫不隱諱地記載此事”。鍾文烝《補注》曰:“所謂盡而不污也。”③鍾文烝《春秋穀梁經傳補注》，頁402。也是此意。《左傳·文公十三年》云:“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杜預注:“故書以見臣子不共。”共通恭。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598。《公羊傳》云:“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⑤《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四，十三經注疏整理本，頁353上。所謂“書，不共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云云，與《穀梁傳》“譏不脩也”、“極稱之，志不敬也”說同，都是對文公毫不隱諱地批評。這種對文公“志不敬”的“極稱”，絕不是什麽“極力稱述”的意思，明顯是“直言”、“直稱”之義，是照直而言，直接批評的意思。而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極稱”，也當作如此解。

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亙”作“亟”的現象，使我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段軼事。1992年8月湖南省博物館召開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廖名春提交了一篇名爲《〈帛書繫辭釋文〉校補》的論文，對陳松長發表在《馬王堆漢墓文物》一書中的《帛書〈繫辭〉釋文》作了系統的校勘、補正。①傅舉有、陳松長編著《馬王堆漢墓文物》，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頁118—126。認爲帛書《繫辭》篇“大恆”的“恆”字，乃是“極”字的誤寫，“大恆”乃是“大亟”形近之訛。饒宗頤先生不同意廖名春的觀點，在《帛書〈繫辭傳〉“大恒”說》一文中提出了批評:

頃見馬王堆會議論文，廖名春提出《〈帛書繫辭釋文〉校補》，他强調大恒的“恒”字，乃是“極”字的誤寫，他認爲《莊子》已經出現“太極”一詞，《繫辭上傳》必依據之，故大恒乃是大亟形近之訛。他說帛書寫得很隨便，不免有誤筆。按亟字從ク在=中，與恒之作（子彈庫帛書此字三見）、亙（金文）全不一樣。《繫辭上傳》大恒的恒字，和《陰陽五行》的《天一圖》均作亟，是漢初的字體，與篆文的恒非常接近，決非隨意寫錯。②饒宗頤《帛書〈繫辭傳〉“大恒”說》，《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馬王堆帛書專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8。

承蒙張光裕教授推薦，廖文後改名爲《〈帛書繫辭釋文〉補正》，發表在1993年刊出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二期上。不過，論大恒的“恒”字乃是“極”字誤寫的一段就删去了。現在看來，廖名春當時會議上論文的觀點未必就錯，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篇的“恆稱”、“亙稱”當作“極稱”就是證明。

（本文作者廖名春係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可係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劉瑾任河北路都轉運使事

仝相卿

《宋史》卷三三三《劉瑾傳》記載，劉瑾被“召修起居注，加史館修撰、河北轉運使”。此處劉瑾爲河北轉運使誤。

檢1964年江西永新縣出土的劉瑾墓誌，其中記載劉瑾被召還後的仕宦經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除同修起居注，兼判流内銓。除史館修撰，河北都轉運使。”（《江西出土墓誌選編》）認爲劉瑾當時除授爲河北都轉運使。《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四也有劉瑾任命河北都轉運使的記載:熙寧六年（1037）八月九日，“詔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劉瑾爲史館修撰，充河北都轉運使。史館修撰帶出自瑾始”。並特别指出宋代史館修撰外出乃始於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七有劉瑾從“河北路都轉運使”改“河北東路轉運使”的記録:熙寧六年冬十月辛卯，“河南監牧使、司封郎中劉航權河北西路轉運使，河北路都轉運使、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爲河北東路轉運使”。故可判斷，《宋史》本傳中劉瑾“河北轉運使”爲“河北路都轉運使”之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