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鲁礼义之邦民俗的演进
——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德增



邹鲁礼义之邦民俗的演进
——以《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德增

摘要：《史记·货殖列传》把全汉划分为九个民俗区，《汉书·地理志》则将全汉划为十三个民俗区，“邹鲁”皆为其中之一。“邹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义之邦”，“风近邹鲁”成为民风优良的代名词。《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对邹鲁民俗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从中可以窥见邹鲁民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

关键词：邹鲁礼义之邦；民俗；演进

民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对此，汉时人就有深刻的感受，“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是那时的一句口头禅①《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3页。。这种地域性就是今人常说的“民俗区”或“民俗圈”，汉时的名称叫“地分”②北宋景佑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汉书·地理志》都作“地分”，王先谦《汉书补注》本则作“域分”，中华书局校勘本以为“地分”是，姑且从之。。汉武帝朝，司马迁著《史记·货殖列传》，把全汉划为九个民俗区，其论邹鲁③“邹鲁”并称始见于《庄子·天下》。邹即邾，都治今山东邹城。邹与鲁本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及至战国，由于儒学的传播，特别是邹人孟子成为儒学大师，邹、鲁文化在儒学的影响下趋同。民俗云：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到汉成帝君临天下时，谏议大夫刘向又把全汉界定为十三个民俗区，丞相张禹命僚属朱赣逐一条陈其民俗特征，班固著《汉书》，把刘、朱的研究成果加以整理，收入《地理志》中，邹鲁民俗状况如下：

地陿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张亮采写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中国风俗史》云：“汉人自述当时风俗，以《史记·货殖列传》为最确。《汉书·地理志》微有增益，然究不离《史记》范围。”④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2页。这个批评不当。《汉书·地理志》对民俗的记述“不离《史记》范围”是民俗的传承性造成的。从司马迁《史记》到班固《汉书》，民俗的变化不大。对《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邹鲁民俗几个主要特征，略作考释如下。

一、从礼到仪再到“文备实寡”

在原始社会，先民们按照传统的习俗来处理各种事物，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系社会秩序，“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前国家时期”的这种治理模式，可以名为“俗治”。在原始部落向国家演进过程中，当政者对原始习俗加以改造，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维系统治秩序的礼。从夏礼、殷礼到周礼，代有损益。周礼的种类、名目众多，向有“三百”“三千”之说*如《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大戴礼记·本命》：“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邹昌林从《周礼》《仪礼》《礼记》中检索出约90项礼仪*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周礼·春官宗伯》从性质、作用上把各种礼仪归纳为五类：“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各项礼仪大都具有政治、刑法、军事、文化、教育等职能。对此，杨宽先生在《古礼新探》一书中有精深的阐述*扬宽：《古礼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

在列国诸侯中，鲁国与周礼的关系最为独特。鲁为周公封国*鲁国的始封之君，文献有不同的记载。《诗·鲁颂·閟宫》云：“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閟公》系春秋时的作品。诗中提到的“叔父”指成王叔父周公姬旦，“元子”指周公长子伯禽。《左传·定公四年》也说周成王封伯禽于少昊之墟。春秋时期的文献大都作如是观。到了汉代，人们一般认为周公为鲁国始封之君，司马迁《史记·鲁周公世家》、班固《汉书·地理志》皆持此说。从各种文献记载提供的蛛丝马迹来看，周公应为鲁国始封之君。周公留佐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周公有叔父之尊、“摄政”之重，成王特许鲁国享用天子之礼乐。周公是周礼的制订者，他为鲁国制订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吕氏春秋·长见》记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伯禽至鲁，秉承父训，变革当地习俗，全力推行周礼*《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

入春秋，礼崩乐坏。周礼的崩溃，一个重要的、然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内容，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欧阳修是为数不多的洞察到这一重大变革的先贤之一，他说：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新唐书》卷十一《礼乐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307页。

从“治出于一”到“治出于二”是中国古代上层建筑的一场重大变革，政治、刑法、军事、文化、教育等脱出礼的窠臼，成为独立的形态。抽去了这些内容，礼剩下的仅是揖让周旋的仪式和那些用来行礼的器物了。鲁昭公五年(前537年)，昭公访问晋国，一举一动都恪遵礼的要求，晋平公盛誉昭公精通礼乐，大夫女叔齐却不以为然，直言：“是仪也，不可谓礼。”*《左传·昭公五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536页。礼失去了“经国家，定社稷”的政治功能*《左传·隐公十一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33页。，成为朝贺谨见、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等仪式。

当此礼崩乐坏之时，“鲁不弃周礼”*《左传·闵公元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102页。，时人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517页。鲁地成为礼仪中心。在礼仪传承上，鲁地形成深厚的传统，即使在大军围城的危难之际，鲁地儒生也不曾中断礼仪的传习：

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7页。

刘邦及其将士大为感叹，视为“守节礼义之国”*《汉书》卷一《高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50页。。入汉，鲁地仍是礼仪中心，汉人韦贤说：“济济邹鲁，礼义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6页。一些鲁人以礼仪为职业，世代传承，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些不懂经书，仅知礼仪的人物。《汉书·儒林传》记曰：“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苏林注：“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天下郡国有容史，皆至鲁学之。”礼容也即仪容，研究者指出：

仪容指在每个礼节，如进退、登降、揖让等，必须依据自己的身份表演最适当的动作和表情。这在行礼中十分重要，特别是在聘礼中，更有严格要求，不可僭越失容。*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3页。

正因为如此，鲁地出现专以礼容为事之人，世代传承，成为进退、登降、揖让仪式的专家。

鲁人在各种典礼上，讲究礼仪周备，不能有缺，司马迁以“备于礼”*《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6页。形容之。但是，《汉书·地理志》又说鲁人“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今人释曰：“丧葬祭祀的礼仪形式上完备而实际上不周全。”*雷虹霁：《秦汉历史地理与文化分区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此说不妥。“文”指礼仪，“实”谓财物。鲁人的丧祭之礼，仪式周备，然礼仪所需物品却甚为简陋。

从礼到仪再到“文备实寡”，是礼在鲁地发展的三部曲。

二、从男耕女织到“好贾趋利”

鲁地处内陆，没有齐国那样发展海洋捕捞、煮海水为盐的自然条件。但鲁地土壤肥沃，洙、泗诸水足资灌溉。自大汶口文化以来，这一地带就得到开发。重稼穑、尚耕织是周人的传统，《史记·周本纪》记周人先祖弃曰：“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尧封弃为“农师”，舜赐号曰“后稷”。此后，周人始终传承“好稼穑”的传统。*《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另一方面，鲁国在政治上推行礼治，经济上就不可能像齐国那样大力发展工商业，义、利不可兼得，农耕乃必然选择。在农、工、商各业中，农耕与道德的关系最为密切。商鞅变法，三番五次地告诫秦孝公：“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商君书·农战》，中华书局，1986年，第25页。汉宣帝则直截了当地说：“农者，兴德之本也。”*《汉书》卷八《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45页。在自然条件、历史传统与礼治需求的多重驱动下，鲁国确立了男耕女织的经济方针，并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但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4页。在义与利的博弈中，鲁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越来越占上风，工商业在鲁国也逐渐发展起来。“周人”即洛阳人素以重商著称：

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41页。

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

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1页。

鲁人趋商，后来居上:“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6页。鲁商成为全汉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宛、周、齐、鲁,商遍天下。”*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力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页。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列举了全汉九名大工商业主，鲁人曹邴氏跻身其中：“以铁冶起，富至巨万。”汉代的鲁县(今山东曲阜)是冶铁中心之一，曹邴氏以冶铁发家，又经营“贳贷”，经营范围号称“遍郡国”*《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

曹邴氏对鲁人的传统影响极大：“邹鲁以其故多趋文学而趋利。”*《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这里的“文学”即儒学。

三、鲁人俗俭啬

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时曾算过一笔账：一夫挟五口，种田100亩，亩产1.5石，计150石。接着，李悝又列出了一份开支表：

租税：十分之一，15石；

口粮：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

衣服：每人每年300钱，全家全年1500钱，折合粮食50石；

祭祀：每年300钱，折合粮食10石。

总开支的缺口多达15石。*《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4-1125页。。

成书于战国时的《禹贡》将九州土地划为三等九级，魏国所在的豫州为“中上”，居第二等中的首位；鲁国所在的徐州属“中下”，乃第二等中的末位。在魏国，五口之家有100亩地，尚不能满足基本需求；在鲁国，五口之家种100亩，开支缺口更大，何况很多鲁人还达不到100亩之数。故此，有90亩地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中华书局，2015年，第67页。食不饱腹，衣不遮体之人，也为数不少。

鲁国农人的生活极为艰辛贫寒，他们种地为生，靠天吃饭，年有丰歉，丰年不得不多储备下几斗粮食，以备歉年饥荒。“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于是，“俭啬”成为鲁人一“俗”*《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6页。。

达官贵人靠农人上缴的租税生活，完全有条件锦衣玉食。然而鲁国的官员也以节俭为荣。且举一个季文子的例子。此人是鲁国执政的三家大夫之一季孙氏的杰出人物，手里握着大半个鲁国，权势震主。但是，他从来不准妻妾花钱打扮，连丝帛料子的衣服都不许穿，只能穿布衣；驾车的那几匹马，只喂草，不加粮食，瘦得皮包骨头。另一家执政大夫孟孙氏有个贵公子，叫子服它，年轻人爱美，不像父辈那么节俭，对季文子的行为颇不以为然，终于有一天按捺不住，脱口说道：“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季文子说：“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恶者犹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者乎！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国语·鲁语上》，岳麓书社，1988年，第44页。事后，季文子又把这件事透露给子服它的父亲孟献子，一向节俭的孟献子怒不可遏，整整关了儿子七天禁闭。子服它闭门思过，终于痛改前非，厉行节俭。

臣子如是，高高在上的国君也受节俭传统的制约。

鲁庄公按照惯例，在齐国定下婚姻大事，新娘子哀姜就要来了，他想把宫殿装饰一下，以示喜庆，就把宫殿的立柱涂成红色，柱头雕刻上一些花纹。在列国诸侯看来，这点修缮实在是微不足道，可是鲁国的大臣见了，都说此举背离了节俭的传统，掌匠大夫御孙更是有直言不讳：“今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国语·鲁语上》，岳麓书社，1988年，第36页。

富商大贾也崇尚节俭，经营冶铁、贳贷，富甲天下的曹邴氏，“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

从季文子和御孙两人的言语可以看出，在鲁国，俭与奢已上升到道德的高度。

四、好学愈于它俗

孔子弟子颜回，家贫，住在陋巷，箪食瓢饮，孔子说换上别人肯定受不了，而颜回却不以为意，始终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中华书局，2015年，第67页。与颜回同列孔子门墙的原宪，也安贫好学。还有仲由、冉耕、冉雍、冉求、闵子骞诸人，都是清贫人家的子弟，都慕尚学问。他们求学，又大都不是冲着“学而优则仕”来的，像颜回、原宪、闵子骞，都不愿做官。闵子骞为人孝义，当国的季孙氏派人来请闵子骞去做费邑(今山东平邑东南)的长官，闵子骞谢绝，并告诉来人：“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中华书局，2015年，第67页。

《汉书·地理志》说：在鲁地各种风俗中，“好学”一俗最为显著。又说此俗是从孔子招徒授业开始形成的。鲁人好学，应是由来已久，孔子以后更为显著而已。

鲁人好学，那是因为鲁人以礼治国，文化氛围极浓，身无才学难以在社会上立足。譬如，鲁人宴会，特别是在外交性的宴会上，定要赋诗，以诗代言。据清人姚彦渠《春秋会要》》统计，宴会上赋诗言志计有21次，鲁人参与的便达17次。鲁襄公四年(前569年)夏，穆叔出使晋国，晋悼公设宴款待，乐工演奏《肆夏》三章，穆叔默然；歌唱《文工》三篇，穆叔还是默然；又唱《鹿鸣》三篇，穆叔恭敬地三次答拜。事后，晋国权臣韩献子派人责问：“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穆叔道：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左传·襄公四年》，岳麓书社，2001年，第350页。

由此可见，鲁人对诗的内涵、使用的场合、自己应有的态度，都了如指掌。

鲁人办事，也往往以诗代言。如敬姜欲为儿子娶妇，便把宗人请来，在酒席上赋《绿衣》一诗：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高亨先生说：“这是丈夫悼念亡妻之作。”*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7页。敬姜以《绿衣》来表达她儿子当婚娶了。*《国语·鲁语下》，岳麓书社，1988年，第52页。这些诗并不是即兴作的，是在社会上流行的成文诗篇，必须反复诵读，烂熟于心，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

一天，孔子一人站在庭院中，见儿子孔鲤从一边溜过，就把他叫住，问：“学诗乎？”“未也。”孔鲤老实地回答。孔子告诫儿子：“不学诗，无以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季氏》，中华书局，2015年，第206页。只有了解诗在鲁人生活中的作用，才能理解孔子此言。

自孔子以降，儒学在鲁地广泛传播，鲁哀公(前494-前468年在位)曾对庄子说：“举鲁国而儒服。”*王世舜：《庄子注译·田子方》，齐鲁书社，2009年，第290页。此语不虚，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我们也可以见到“鲁人皆以儒教”之记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鲁人诵习儒经之风更盛。不过，此时鲁人热衷儒学，与孔门弟子颜回等人的学习目的不同，乃是为了通经入仕：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0-3621页。

鲁地儒学大家夏侯胜谆谆告诫弟子：“士病不明经书；经书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59页。秦汉之制，丞相、太尉金银紫绶，其下之二千石银印青绶。“青紫”喻指三公九卿、郡国守相等高官。邹鲁一带的民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7页。鲁人以儒学起家，封侯拜相者所在多有，《汉书·地理志》云：“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自萧何起，西汉丞相一职例由列侯担任，直到第十八位丞相公孙弘，情况才发生变化。公孙弘以儒学起家，封侯拜相。自此至西汉王朝灭亡，共有丞相28人，鲁、东海就有8人，他们当中的韦贤、魏相、韦玄成、匡衡、孔光、马宫皆以儒学起家，官至丞相。

五、三思而后行

季文子辅佐鲁宣公、成公、襄公，权倾朝野，行事极为慎重，“三思而后行”*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2015年，第57页。。季文子死后多年，提起他的为人，孔子说他过于谨慎，曰：‘再，斯可矣。”*杨伯峻：《论语译注·公冶长》，中华书局，2015年，第57页。实际上，孔子也是个很谨慎的人，观《论语·乡党》一篇即可知。他的弟子曾参，一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吾日三省吾身。”*杨伯峻：《论语译注·学而》，中华书局，2015年，第4页。病危之时，又把他的学生叫来，谆谆教导：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2015年，第91页。

鲁国权臣、大夫孟敬子来探视，曾参又把他一生谨小慎微的处世之道传给好友：

鸟之将死，共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杨伯峻：《论语译注·泰伯》，中华书局，2015年，第92页。

曾参是孔子高足之一。孔门弟子鲁地独占60人，大多数鲁籍弟子文献记载阙如，只有18人言之较详，他们是：颜回、闵损、冉耕、冉雍、曾参、澹台灭明、宓不齐、原宪、南宫适、曾点、漆雕开、樊须、有若、公西赤、巫马施，还有冉求、仲由和宰予。之所以把冉求、仲由和宰予单列，那是因为除他们三人外，其他人的性格有惊人的雷同性：“鲁国的弟子，如颜回、闵子骞、仲弓、曾子、原宪、冉耕等，都是些老成持重、言行谨慎、不求当官的人。而卫国弟的思想则比较活泼。”*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第12页。例外的冉求、仲由、宰予三人，性格活泼爽朗一些，口齿也较伶俐。孔门弟子性格的这种共同性，与其说是孔子思想的熏陶，倒不如说是鲁国人固有的特性。

谨小慎微，是礼治社会下道德追求的必然产物。当年，颜回请教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回又请教具体的做法，孔子指点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中华书局，2015年，第141页。看、听、说、做都是符合礼的要求，就不得不谨慎，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揭示了鲁人尚礼与谨慎之关系：“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龊龊，谨小慎微、拘于小节之意。

六、男女有别

鲁人最重“男女之别”，鲁国宗伯夏父展说：“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国语·鲁语上》，岳麓书社，1988年，第36页。

古时，中国男性风范有个代名词——“鲁男子”。这个词的由来是这样的：鲁国有个单身汉，他的邻居是个年轻的寡妇。一日深夜，狂风暴雨毁坏了寡妇的房子，她无处栖身，跑到单身汉窗前呼救，那个堂堂男儿躲在屋里，硬是不肯开门。风雨之中飘来寡妇的哭声：“子何为不纳我乎?”单身汉叹道：“吾闻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风还在刮，雨仍在下。窗外又飘进寡妇的声音：“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单身汉隔着窗，像是解释，又像在发誓：“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风雨中的那位寡妇最终也没能踏进单身汉的房门。*《十三经注疏》第一册《毛诗正义》卷十二《小雅·巷伯》，中华书局，2009年，第978页。

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是鲁国君主的远支，姓展名获字禽，食邑于柳下，死后谥号“惠”，史称“柳下惠”。他的言行见诸《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至于“坐怀不乱”那则故事，是否确有其事，不得而知。而“鲁男子”其人其事究竟有无，今也难以断言。即使那“坐怀不乱”与“鲁男子”都是小说家言，但这两件故事都以鲁人为对象，也足以表明在古人心月中，鲁人是男女有别的楷模。

“鲁男子”故事中的那位年轻的寡妇似乎不拘小节。实则鲁地女子在恪守伦理道德上，不逊须眉。“鲁男子”中的寡妇，大概是在故事加工过程中，为了烘托、突出“鲁男子”而造成的顾此失彼。

且如鲁宣公的女儿伯姬嫁给宋共公，结婚7年，宋共公病死，她幽居守节32年。一天夜里，她的住所失火，有人喊她逃避，她说：“不行，我听说，妇人夜里出门，须有保姆、傅姆倍伴。”否则，不可出门！火愈烈。保姆赶到了，傅母还没有来。人们再三恳求她赶快逃出来，她岿然不动，道：“妇人之义，傅姆不至，夜不可下堂。越义求生，不如守义而死！”*张涛：《列女传译注》卷四《贞顺传》，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32-133页。伯姬为“妇人之义”而葬身火海。

在两性交往方面，齐国女子非常开放。*刘德增：《女闾、巫儿、不亲迎及其他》，《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请看《诗·齐风·东方之日》中的描写：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诗中写道，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心上人的家中，依偎在他的身边。皓月当空，她又悄悄而来，步入情人的内室，双双走向铺在地上的苇席。诗中的女子痴情、大胆、外露，决无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扭捏。这在《诗》305篇中是绝无仅有的。齐人淳于髡也说：“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香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9页。但齐女嫁至鲁国，也不得不入乡随俗。如敬姜嫁给鲁国大夫季孙靖，她与男人说话，哪怕这男人是季孙家族之人，也总是隔着一道门槛。*《国语·鲁语下》，岳麓书社，1988年，第52页。

跻身“十三经”的《礼记》，开列了一条条男女有别的规定，具体而细微：“男女授受不亲”；“非祭，男女不交爵”*丁鼎：《礼记解读·坊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15页。；“男女不杂坐，不同枷，不同巾栉”*丁鼎：《礼记解读·曲礼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诸如此类，在《礼记》中还可以检索出若干条。这些所谓的“礼禁”，据“古史辨派”宗师顾颉刚先生考证，大都是儒生从鲁人的言行中整理、总结出来的*顾颉刚：《从“蒸”、“报”等婚姻方式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下)，《文史》第15辑，第1-29页。。

班固《汉书·地理志》定义“风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以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此定义揭示了“风俗”的两个成因：一是自然环境——水土之风气的塑造，另一个是社会环境——君上之情欲的整合。班氏此说，实为千古不易之论。邹鲁民俗也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自邹鲁立国至两汉，邹鲁一带的自然环境变化不大，社会环境却有很大的变化，如在行政区划上，从列国诸侯到统一王朝的郡县；在统治方式上，从西周礼治到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到秦朝刑治再到汉代“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页。。民俗既有传承性也有变异性。虽然礼治一去不复返，但邹鲁一带“犹有周公遗风”，礼乐传承不绝，最终使邹鲁成为“礼义之邦”。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邹鲁民俗也发生了诸多变易。

[责任编辑李浩]

作者简介:刘德增，齐鲁师范学院教授(山东济南250013)。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山东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基于历史传统的研究”(项目编号：14BLSJ02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