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态浅析

胡凯基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帕累托改进带来的全民希望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态浅析

胡凯基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从社会心态来说，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全民满怀希望的时期。这种社会心态源于当时社会变迁引发的帕累托改进，即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都得到增进而没有受损。到1984年之后，社会变迁趋于复杂化，这种全民满怀希望的心态也开始转变，而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1984年间，可以称为是载入中国历史史册的黄金时期。

关键词：帕累托改进；社会心态；全民希望；改革开放初期

一、全民满怀希望的时期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理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1]。可以发现，在对社会心态研究感兴趣的社会学者中，其观点都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宏观、动态及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相关联的特征。一般说来，在那些重大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都会伴随着社会心态的转变和重塑[2]。马广海指出，社会心态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与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动态社会心理现象[3]。1979-1984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这一期间的社会心态与之前、之后相比有着其独特的特征。

二、帕累托改进的社会变迁

这一时期之所以有全民满怀希望的社会心态是由于帕累托改进引发的社会变迁。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是指在没有让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帕累托改进几乎没有使任何阶层利益受损，而是使所有阶层在不同程度上受益。

从政治方面看，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讲话中说，“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4]。而之前，用凌志军的话来说则是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纠缠，造成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他们包括，50年代后期的右派，60年代所谓“四不清”的人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70年代的“右倾翻案”分子。那时候，喊冤的人群到处都是[5]。四川省双流县新兴公社党委所在地的一条街道在1979年的时候有130户，18岁以上成年人有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查对象”70人，二者加在一起占总人口的74%[6].

可以说，建国之后因为历次过火的政治运动、不恰当的政治政策而受冤屈、受压迫、受歧视的阶层都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而其他阶层像未被打倒的老干部、工人、贫下中农也免于了政治运动的折腾，同时也没有因其他阶层的解放而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说，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7]。

从经济方面看，70年代末期发动改革之时，面对1957年以后因指导思想失误而形成的极端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思变心切，而改革又从放权搞活和引入市场调节起步，给社会全体成员带来生活方便、利益增进[8]。20世纪80年代后,主要是由于中国式的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它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不同于中东欧的束缚一保障协调型体制)而导致“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9]。

1979年到1984年，社会总产值由7 642亿元增加至13 171亿元，平均增长1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比原定计划保四争五高得多，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2%(包括乡镇工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1%(不包括乡镇工业)；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相当于“一五”时期，高于其他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也高于世界许多国家同期的增长速度。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5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十分迅速，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我国农业总产值从1953年到1980年的28年间平均年增长3.5%，其中增长较快的“一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5%，“五五”时期平均年增长5.1%，而“六五”时期比这两个时期都要高，国民生产总值由4 193亿元增加到7 78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这五年成为建国以来到那时为止经济发展最旺盛的新时期[10]。

1984年比1978年粮食产量增加2 000亿斤，全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1.7倍，也就是说1979年到1984年年均增长16.5%.这样的高增长速度应该说是古今中外罕见的。这一时期也被称为新中国农村的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1949-1955为第一个黄金时期)。当然，这样的高速度是由于新政策取代旧政策带来的，但随着新政策的确立，增长速度逐渐进入常态，就无法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但1979年到1984年间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对比文革期间的歌曲《我是公社小社员》，“越干越喜欢”“热爱集体爱劳动”并不是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只是一种官方对群众的期待。同一时期其他阶层的收入虽没有农民收入增长快，但也都有所增长，也都是满怀希望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到，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做“大蛋糕”开始的，普遍受益成了改革初期阶段的基本特征。从统计部门的数据看，大体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市场改革使社会各阶层普遍获利，这一点同时也表现在1979年到1996年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有了大幅度的下降[11]。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这种路径也是阻力最小、风险最小的[6]。

从文化方面看，当时社会上兴起“求知爱美”热，长期被压抑的正常文化需求得到了相当的满足。1981年中国女子排球队参加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七战七捷，夺得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女排实现了“三连冠”，我国奥运代表团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以15枚金牌居金牌榜第四位，振奋了全国人民。

在80年代初，时任《歌曲》月刊编辑的陈晓光在四川、安徽等地农村体验生活，他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悦，深切体会到了祖国大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于是他激动地写下了歌词《在希望的田野上》，并将这首歌的歌词交给了作曲家施光南，作曲家饱含深情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完成谱曲。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首歌的创作时间只有一天。1982年，当时还不满20岁的青年女歌手彭丽媛凭借这首歌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赢得大半个中国观众的认可，也让这首具有优美旋律和极富感染力歌词的歌曲很快流传开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典歌曲，不仅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在希望的田野上》的产生和流行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帕累托改进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与《在希望的田野上》一起入选亚太地区音乐教材曲目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流行也反映了这种社会心理。1980年张枚同在《词刊》第3期发表了《八十年代新一辈》，其歌词展现了一幅图画。“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汗？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首词激发了作曲家谷建芬的乐思，使得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开来。那时的干部群众“谈起当前的大好形势便眉飞色舞，信心十足”[12]。正如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建国35周年庆典上的讲话中总结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三、帕累托改进的转折与社会心态的分化

社会学家李强先生指出，80年代的富有阶层的准入条件比较低，一些小商品经营者逐步积累做大[13]。由于改革开放前严厉的政策压制，小商品经营者做大是不可能的，到90年代后，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小商品经营者积累做大的几率更大幅降低。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罗纳塔斯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阶段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区别。在罗纳塔斯看来，侵蚀阶段基本上是自下开始的,推动这个过程的就是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人们；转型阶段则自上启动，它主要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立法行动实现。对市场改革持平等化效应的观点较适用于改革的早期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时期；而认为市场改革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观点则适用于描述改革的晚期阶段，即实际的转型过程[11]。

农村的问题主要出现在1985年以后。1978年到1984年，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增长幅度之大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但从1985年到1988年，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增长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85年粮食产量陡降2 820万吨，是中国解放后仅次于1959年粮食减产最多的一年[14]。同时，相比其他商品，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明显下降，80年代后期开始有“(农业用)生产资料价格飞着涨，日用工业品价格跑着涨，农产品价格爬着涨”的说法。在农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情况下，农民的各项负担却呈现出加速加重之势。以教育为例，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拨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由农民集资进行。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300亿～500亿元[11]。

1985年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双轨制”的提出是为了减少价格改革的冲击震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官倒现象”的出现开了方便之门。凭借“双轨制”致富的“官倒”们集聚财富的速度与规模是之前主要靠自己劳动的农村种养殖专业户、城乡个体工商业经营者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也就自然要引起其他阶层的不满。80年代初期，腐败还不那么严重，老百姓听到的这类事情还很少，当然以权谋私已经开始，但小打小闹，还没出圈儿。到了80年代中后期，腐败开始形成气候了，贪污的钱开始惊人了，开始招老百姓恨了[15]。

有评论者敏锐地比较了铁凝1982年在《青年文学》第5期发表的《哦，香雪》与方方2001年在《收获》第5期发表的《奔跑的火光》。两篇女性作家的小说都是以农村年轻女性为题材的。但以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哦，香雪》中，主人公香雪对未来抱着乐观而现实的期待，主人公及其生活环境虽在物质上不富足但却是那么美好而充满诗意；而以90年代农村生活为背景的《奔跑的火光》中，主人公却在畸形的环境中走向毁灭[16]。

四、宝贵的幸福时光

有学者指出，自1992年后，尽管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前10年，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改革或变化，这些改革或变化在造福一大批人的同时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生活，但整个社会却并未因此出现危机的征兆。这说明人们对改革进程不再抱有盲目乐观的态度，问题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素养，并学会了参照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问题[17]。这也就是说在80年代的中国，人们是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的。1983年发表《崛起的诗群》中称颂当时的朦胧诗的徐敬亚后来回忆说，“当年的乐观很天真、很可爱，带有非理性。是一个人处于艺术兴奋期的表现，就像一朵花含苞欲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这朵花无比美丽。但是盛开之后，它也要走向结局”[18]。杨继绳先生说，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社会问题却更加令人忧虑，这是在80年代初没有预料到的。经历过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分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些还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而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6]。不过，笔者并不想这样贬低8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类各民族如同人一样都会经过童年时期，“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中国人民因为种种原因，几千年来只享受过屈指可数的盛世。近代以来，更是内忧外患交织，苦难深重。那么对于80年代这样像建国以来、近代以来、几千年以来罕见的乐观时代，笔者不想批评它是“盲目的”，只是感到由衷的欣慰。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说：“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继续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时候不只我一个人，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这种模糊的感觉。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19]

1979-1984年间的中国人是比抗日战争时期的何兆武先生更幸福的。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谈到，近几年我国农村形势变化最大，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城市也有很大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加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20]。1982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哈克时提到，中国这几年的主要变化是真正取得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们的精神面貌不同了，开始一心一意搞建设[20]。邓小平在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20]。

沉浸在这种幸福感中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中所自然流露出的幸福乐观是后来者难以企及的。那时拍摄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红楼梦》，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音乐方面，《西游记》《红楼梦》《少林寺》和香港拍摄的《霍元甲》中的配乐，那种发自内心高度的自信而又开放、沉静而又振奋的情绪除建国初期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唱祖国》堪与之媲美外，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也不会是每个人在每一时刻都满怀希望的。“潘晓讨论”就揭示了另外性质的支流。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刊登了署名“潘晓”的名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这封信饱含着人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信中说，“编辑同志：我今年二十三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这一对人生严重怀疑失望的来信引发了广泛讨论，讨论中对潘晓持同情态度的占多数，批判斥责的占少数。这一信件的公开发表和随后的公开大讨论也表明了编辑和宣传部门对现在社会生活的自信。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心态是满怀希望的，是相信“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的。

五、结语

如果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得一半”这一说法带有文学夸张的美好期望，那么良好的开端至少有益于事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良好开端造就了那时全民拥护改革开放，对未来满怀信心的社会心态。我们应该珍视这一宝贵经验与遗产，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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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the People’s Hope Brought by Pareto Improvement——An Analysis of Social Mentality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U Kai-ji

(DepartmentofHistory,AnhuiUniversity,HefeiAnhui230039,China)

Abstract：In terms of social mentality,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as the period in which all the people were full of hopes. This social ment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Pareto improvement triggered by the social changes at that time, that is, the interests of almost all social strata had been enhanced and not damaged. After 1984, the social changes tended to be complicated and this kind of hopeful mentality began to change, but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1979 to 1984 can be referred to as the golden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Pareto improvement; social mentality; all the people’s hope;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37(2016)02-0050-05

作者简介：胡凯基(1979- )，男，山东蓬莱人，安徽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28

(编辑：张文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