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转向中的双重视角映照：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阐释

田圆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认识论转向中的双重视角映照：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阐释

田圆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采用“问题式”这一方法构架重新解读马克思，他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从内在结构出发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又从再生产的视角重新回到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方面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深入挖掘，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机制继续追问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阿尔都塞在结构主义和再生产双重视角的映照下，重构了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认识论；双重视角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首先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其“观念学”奠定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原始内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涉及“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本质，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阐述了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相比，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从研究视角上发生了转向：首先，阿尔都塞笔下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体系和客观结构，它具有永恒性；其次，阿尔都塞不仅将意识形态视作一种想象关系，而且认为其存在方式表现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和仪式，它具有物质性；再次，阿尔都塞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微观机制的研究而非意识形态一般发生机制。在“问题式”［1］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阿尔都塞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内部结构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并通过国家机器这一机制继续追问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如何产生的，又从再生产的视角，独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

一、问题式：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方法构架

20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研究在欧洲左派学术界达到巅峰。西欧工人运动在二战结束后转入低谷，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欧甚至还出现了“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阿尔都塞为代表）认为这股反共思潮背后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哲学。所以阿尔都塞提出“保卫马克思”，主张回到马克思，用全新的方法来解读马克思。阿尔都塞借用了马丁的“问题式”概念作为哲学理论方法的核心范式，由于结构主义思潮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欧美学术界已成为主流，因此也可以将其视为这一理论的主要支援背景［2］。一方面，“问题式”展现了如何追问的理论生产方式，这是阿尔都塞论证的重点，这与他继承的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西方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了“问题式”的语境内涵，当时学术界更关注理论构架的生产性机制，阿尔都塞受该思潮的影响也开始关注理论构架的生产性机制，尤其表现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上。

为了进一步了解意识形态理论是如何实现机制化运作的，阿尔都塞创新性地从再生产的视角回到意识形态理论并从国家机器这一机制继续追问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他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认为每一种国家机器都蕴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这种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存在，因此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了物质性。阿尔都塞肯定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必要性，在劳动力再生产的基础上，意识形态再生产伴随着社会生产关系再生产而形成。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意味着阿尔都塞更加注重对理论出场路径的关注与研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阐述可以通过三个关键词来实现：一是结构。正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意识形态存在于整个历史过程中，具有了永恒性。二是物质性。意识形态存在于国家机器当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物质性。三是职能。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功能定位为政治社会化，而这一功能的实现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主体传唤，在这一过程中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实现了“知行合一”［3］。

二、结构主义视角下意识形态本质的阐释

基于“问题式”的理论构架，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本质的界定有了明显的结构主义特征。从意识形态的内部结构分析，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结构，它具有永恒性；从再生产层面分析，意识形态作为个体与社会的一种想象关系，需要通过具体的仪式得以实现，其本身具有物质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从内部结构及其再生产的层面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发展。

1.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到永恒。阿尔都塞同意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一观点，然而马克思笔下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具有受动性，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为了强调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阿尔都塞却认为这里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意识形态一般”，阿尔都塞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反对二元对立（如物质与意识）的认识论，不同于马克思，阿尔都塞是从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断裂出发，强调意识形态具有永恒性。阿尔都塞观念中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并不是指在意识形态中没有历史，而是强调意识形态没有自身的历史［4］。一方面，阿尔都塞承认各种意识形态都有历史；另一方面，阿尔都塞也承认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5］，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现体系。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体系或客观结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起作用，所以永远不会出现“无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作为关系体系还是客观结构的存在，都是现实社会稳定存在和正常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即使人们掌握了意识形态的本质，也不可能将其消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基本结构存在于社会、历史生活中［6］，它没有历史，但它永恒存在。

2.意识形态的属性：从虚假到物质。关于意识形态的属性问题，马克思通过著名的“照相机的比喻”来说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虽然阿尔都塞也承认社会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但阿尔都塞在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论”基础上提出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表现为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一种想象关系，这种想象关系由个体与其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决定，并呈现出物质性特征。每个个体都拥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观念会指导个体进行实践，例如一个基督徒会去教堂做礼拜、做弥撒来表达他对上帝的信仰，他所做的这种仪式就具有物质性。阿尔都塞强调，每个主体的信仰都呈现出物质存在的特性，因为每个主体的信仰、思想观念都通过物质行为来展现，而这些物质行为受到物质仪式的支配并嵌入生活实践中，这些物质仪式本身则是从意识形态机器里产生出来的。阿尔都塞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认为每种国家机器中都蕴含了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这种存在形式就是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实体有许多，如教堂、工会、家庭等，这意味着虽然意识形态是一种想象关系，但它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前提，表现为各具特点的、专门化的机构并呈现在日常生活中。每种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都蕴含了意识形态观念，意识形态机器“生产”了由物质仪式所支配的实践，实践又体现在其信仰形式的主体的物质行为中。

3.意识形态的主体：从历史主体到主体传唤。

阿尔都塞指出构成所有意识形态基本范畴的是“主体”这一概念，而把个人传唤为主体则是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阿尔都塞认为每个个体都是被意识形态呼唤或者传唤为主体，意识形态通过“我”这一概念将个体传唤为主体。借用拉康镜像理论，阿尔都塞指出了“主体传唤”的话语结构：通过绝对主体把个人传唤为主体，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都是一种双重反射的镜像结构，这种镜像结构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保障意识形态功能发挥［7］。这种“镜像结构”发挥作用主要有四个步骤，一是“上帝”“类本质”等“绝对主体”的预先存在；二是个体完全臣服于“绝对主体”，即个体“安于天命”，接受“绝对主体”的指派；三是每个主体的自我承认和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四是“绝对主体”的“承诺”，阿尔都塞将其表达为主体完成自我承认这一过程，就会一切顺利［8］。

三、再生产视角下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

阿尔都塞笔下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的基本结构，它具有永恒性；又因为它会外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仪式，所以它具有物质性。正因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和物质性有别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虚幻性，其功能及其实现路径也就发生了变化。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控制，马克思笔下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实现路径主要是通过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来实现的；然而阿尔都塞转变视角从再生产出发，指出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于整个社会结构来实现的。

1.意识形态功能：从阶级对立到政治社会化。

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问题，马克思和阿尔都塞都承认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马克思理解的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扮演着“阶级社会的维护者”的角色。阿尔都塞超越了马克思的阶级对立观，认为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使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作为主体传唤者而存在。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视为主体传唤者，他认为意识形态将“个体传唤为主体”，意识形态借助于主体，通过主体传唤，以这种功能的物质存在形式（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功能。马克思提出“阶级社会的维护者”是为了揭露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正因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特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它具有虚伪性。阿尔都塞则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特征出发，阐述意识形态在现实社会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主体传唤这一功能。显然，马克思的论述与阿尔都塞的论断相比，更具有唯物主义批判性，而阿尔都塞则偏重描述。阿尔都塞曾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意识形态存在的物质基础，统治者通过这种机器将政治理念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人们的价值观念等则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表现出来，人们也通过它来表达和展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这种表达既包含了物质行为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想象关系的存在，但通过这种想象关系和物质实践，实现了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且人们也得以生活在与现实的关系之中。

2.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实现路径。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是通过“主体传唤”来实现政治社会化，而实现这一过程的载体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的理论出发点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论述是一致的，社会结构好比一座大厦，有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中上层建筑是一个空间的隐喻。但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强制性国家机器不同，它以独特的、专门化的机构形式呈现给受众，它用隐性的、内化的“意识形态”来发挥其政治社会化的功能。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如教堂和家庭来发挥作用。例如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等意识形态注入每一种国家机器（例如家庭、教会、学校等）中，从而建立起维护其体制发展的体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学校开始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意识形态作用也逐渐取代教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主要通过合适的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比如教堂和学校来运作，然而无论是教堂还是学校在每一种运作方式中，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都给予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支配位置。

四、双重视角映照下的意识形态外在表现形式

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沟通意识形态本质及其功能的桥梁，双重视角下本质与功能的相互作用使意识形态改变其能指，从而使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改变，其作用对象也就相应的有所不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外在表现形式侧重在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方面，其作用对象主要是统治阶级，而阿尔都塞则强调知行合一，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实现由“知”到“行”的路径选择，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1.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从思想观念到知行合一。阿尔都塞批判地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马克思将意识形态比作“雅努斯的脑袋”，认为意识形态只存在于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中。阿尔都塞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并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紧密结合。虽然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指的是理论中的意识形态，但其与“雅努斯的脑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问题式层面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问题式层面的意识形态就像一个总问题，是时代向思想家提出的客观问题。而思想家们提出的意识形态问题是这个总问题内部包含的各种小问题，总带有某种利益和价值取向。然而这些利益和价值又属于在阶级社会的各种冲突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实践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还是为实践层面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2.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作用对象。鉴于意识形态外在表现形态的差异，其作用的对象也随之发生改变。统治阶级是马克思笔下意识形态作用的对象，价值灌输和意识覆盖是统治阶级用来削弱被统治阶级的反对意见的手段，从而留下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取向的一致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作用对象是整个社会，通过全员参与形成一种不带意识形态压制的统一性。与此不同的是马克思通过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思想观念的显著差异来展现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外显的，充满对抗性的；而阿尔都塞则通过将理论和实践内化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从而更好地实现统治，他的理论是隐性的、内化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矛盾和对抗，认为占据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将虚假意识烙印到被统治阶级身上。阿尔都塞的方式则为政治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支撑，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社会价值系统潜移默化地融入政治架构中，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化。

阿尔都塞建立了“问题式”的分析框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受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影响，阿尔都塞从内部结构出发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的本质。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视角切入，探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运作机制，并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进一步深化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重新界定了意识形态本质，探讨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运作机制的产生过程，从内在结构到运作机制重构了意识形态理论，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虽然阿尔都塞关于“问题式”的方法构建深化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理论研究，但是阿尔都塞的理论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阿尔都塞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认识论的断裂”，这一论断表明阿尔都塞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性实践本质。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意识形态限定了人们思考的内容，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虽然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阿尔都塞无论是从内涵、功能还是表现形式都体系化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开辟了这一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创造了一种结构主义传统。

［1］［5］［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3，201，201.

［2］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24.

［3］戈士国.思想型权力：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10）.

［4］［7］［8］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9-350，361，376.

［责任编辑张敬燕］

B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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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701（2016）03-0043-04

2016-04-20

田圆（1992—），女，湖北武穴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