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身”与“富读”：晚清“桐城派”文人学者的读书观*

程大立（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 510900）



“穷身”与“富读”：晚清“桐城派”文人学者的读书观*

程大立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 510900）

〔摘 要〕文章运用文献史料分析法，概括指出晚清时期“桐城派”文人学者在简陋的生活环境中，摈弃杂念，排除纷扰，不以达官显贵为人生追求的“穷身而读观”及博览精思、详研会通、裕得多用的“富读而得观”，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阅读观 文人学者 桐城派 晚清时期

〔引用本文格式〕程大立.“穷身”与“富读”：晚清“桐城派”文人学者的读书观［J］.图书馆，2016（6）：39-43

·学术论坛·

晚清时期，在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西方的文化和科技也进入中国，引发了洋务运动等社会改良与革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革新与成长。进步知识分子深入反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认真学习并积极引进西学，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的社会转型。时势遽变，思想日新，激发知识分子既关怀国运民生，也关注自身的科学发展。阅读求知、思变图存与创新实践，让他们成为近代中国开端时期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群体。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散文流派，因其初创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籍自安徽桐城而得名。尊崇儒家思想，作品浩如烟海；发微传统义理，形成系统文论；家学师承传播，发扬光大成派，且与清朝统治相始终。桐城派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先辈多以耕读起家，他们则以读书求知为人生起点，立德、立行、立言、立功。桐城派是别具个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晚清时期，自曾国藩积极倡导并成功践行“经世致用”思想，桐城派作家纷纷投身于教育、政治、外交、经济、科学等事业，以桐城古文书写家事、国事、天下事。《湖南文献撷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的编者指出：“咸丰年间，当桐城（派）散文呈现颓势之时，曾国藩以桐城文章相号召，继承和发展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强调文章‘经世济民’、‘文章与世变相因’，并聚集了大量人才，创立‘湘乡学派’，使桐城派得以中兴。其中重要人物尚有郭嵩焘、曾纪泽等。”可见在积极用世、努力事功的同时，桐城派作家坚持传统阅读理念和实践，根据晚清社会发展形势和国家需要，以开放包容思想和胸怀吸纳西学知识和方法，建构了“穷身富读”的全新阅读观，对社会变革时期传统阅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发挥了示范作用，也对当下传统的经典阅读具有借鉴意义。

1　桐城派文人学者的基本读书追求

人为什么学习？为什么读书？“动机之一、过程之始就是为了学会为世界命名，为自己命名，亦即认识世界，也认识自身。”［1］古往今来，阅读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知识，以利于阅读者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人们创造精神和物质财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大多出身于较为殷实的士大夫之家，除特殊变故之外，基本上无生存之虞。因此，读书对于他们来说，己不再有脱贫以求温饱之功用。从其先辈来说，期望后辈在风云激变时期能很好地守正守成。吴敏树（1805-1873）父亲吴研田在世时对读书子孙“训课甚勤”却“不多望以进取”，临终之时告诫他要“不失为读书善人”，［2］不要追求大富大贵。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除曾国藩、张之洞等极少数是权倾一方、名誉一世的经国大臣，大部分都是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又有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社会的悲愤，“独善其身”的思想较为普遍。因此，阅读首为求真，为学做真人。求真就是获得真知识，“读商子而订索隐之讹，取《文选》以正渊明之字。”（王先谦）［2］通过经典文献的阅读，以纠正知识之讹，求知识“渊明”之真；学做真人，就是坚守知识分子人格底线，做有德行之人，“求前古圣贤之遗意焉”（姚椿）［2］，通过圣贤文章的阅读，体悟继承弘扬儒家道德，求思想“峻洁”之真。另有求“养生之术，使天下众知其儒柔无武节”（吴汝纶）［2］的桐城派作家，重视阅读可以修身养性的高雅功用，追求儒雅风范，拒绝以武逞威，强武欺人。

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追求阅读目的，与其身份地位有极大关系。文职官员、政客幕僚、山长教习等职务能较敏锐地接受社会信息，对大清政局日益动摇之忧虑，对外国列强欺侮中国极其反感。身份与地位的局限让他们无能为力于国家大事，便更多地转向于内省，即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学风虚浮和士大夫阶层道德堕落的反思。由此形成的守正守成、求真求贤的阅读追求，促成了他们新的阅读观的形成。

2　桐城派“穷身”与“富读”的读书观

阅读观是阅读者对阅读的价值追求，对阅读的目的意义、内容思想和方法用途的综合认识。耕读传家、阅读求知、阅读改变人生、好读精思、读行结合等等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几千年阅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阅读观。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在对传统阅读观继承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形势和个人发展需要，在阅读的实践上有了新的体会和总结，这就是：简陋环境和器具、抛弃杂念和纷扰、不求达官和显贵的“穷身而读”观；博览精思、详研会通、裕得多用的“富读而得”观。因此，我们将其概括为“穷身富读”阅读观。

2.1“穷身而读”

如前所述，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大部分都生活在衣食无忧的殷实之家。仓储百石粮，室藏万卷书，也算是养尊处优之人。但他们一致认为，阅读需要一种封闭的环境、孤陋的居室和简单的陈设。

桐城派作家阅读之所也力求简陋。嘉庆十五年（1810），管同（1780-1831）于江宁百年老屋择小屋一间建抱膝轩，“借书满架，置榻一张”，于“斗室之间，讽书不辍”，“偃仰啸歌，始获其所”。［2］他在《答侯念勤书》中阐述读书与作文间的关系道：“后人为文，不能不师古，上者神合之，次者貌肖之，最下者贩其辞……吾辈生来才思有几？故惟多见古书，博览而熟诵，重积而迟发，深造自得时，左右逢源，自无陈言到笔下，此非旦夕可为而勉强可至者也。”

嘉庆年间，梅宗亮（1786-1856）的朋友陶子静居于半山半城的江宁城，城内繁华，近山多游，故城内城外均有喧闹。陶子静便选择在西城僻静之钵山建余霞阁，“偕群弟读书”，时“觞同人于其上”。［2］张裕钊（1823-1894）“独居讴吟一室之中，而傲然睥睨乎尘埃之外”。［2］林纾（1852-1924）“以文章名于时”却隐身“读书苍霞洲上”。［2］桐城派作家不约而同地推崇或选择在远离人烟的山水之中筑室读书，就是为了“穷”平庸俗套应酬之身累，以获得安心读书之环境。

桐城派作家竭力营造“一室”“一榻”的阅读之所，就是为了“穷”贪婪无厌物欲之身累，而全心于阅读，于陶醉啸歌讴吟中获得人生之乐。

晚清中国的经济、科技、文化较前中期有巨大发展，商业发达、工业萌芽、城市繁荣。桐城派作家竟然选择穷身而读，而且到了“敝衣冠独行市中，断烂古书外，不市他物”（梅宗亮）［2］的痴迷程度，看似让人难以理解。其实，这是桐城派作家坚守士大夫人文情怀，消极处世又积极用世的智慧选择。他们遵循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文化传统和庄子“心不忧乐，德之至也”的思想观念。他们认识到在社会变革的时期，传统文人既要积极接受新思想、新知识，也应肩负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使命。这些，需要在纷纭变幻的时代中、在经济与物质膨胀的环境中，坚守那份冷静和清醒，居斗室之中，静心阅读，才能获得新知和真知，才能最终走出书斋，为社会变革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2.2“富读而得”

穷身而读是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共同的阅读态度和阅读习惯，也是他们对阅读价值观的一种选择。穷身可以暂置身外杂事、暂离身外嚣境，心无旁顾地广读之、精思之、洞习之、自得之，这样就达到富读而有大收获（得）的阅读境界。

富，根据《汉典》解释，有足、裕、多等意义。桐城派作家的富读观可以概括为精神富足、内容富裕、方法丰富等三个方面，分别从阅读者精神状态、书籍种类与思想内容、阅读方法与技巧等层面，全面系统地建构了富读而得的阅读理念。

（1）精神富足

精神指人的意志、思维、神志等方面的状态，是人们从事阅读的基本态度。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以提高阅读效率，保障阅读成效。桐城派作家在阅读过程中极力倡导敬、喜、专、恒等饱满积极的精神状态。

古人读书多有神圣礼拜之仪，或沐浴焚香，或屏门闭户，或净手展卷，此乃为敬。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继承前人优良传统，尤其对先贤之文至敬至喜。王先谦（1842-1917）在读到刘大櫆评论其门徒吴澹泉文章时“倾倒甚至”［2］，林纾在意外获得同乡翁薰卿先生手定《金粟如来诗龛集》全稿时，情不自禁地“跃起座间，读尽卷余始释。”［2］王先谦之“倾倒”是因敬仰而被折服，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情，如此阅读自然能直击文章中心，汲取思想精华；林纾之“喜读”首先来源于“敬”，更有“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与珍爱之情，如此阅读自然能手不释卷、一气呵成。

读书是一件苦差事，易于枯燥，难以为继，这就需要阅读者有坚定的意志力。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特别强调阅读精神之专注有恒。梅宗亮介绍过一位不求在朝廷做官，不愿出名于科举，仅以教授六七童子为生的宿儒孙先生，他日常阅读“诗一卷，纸墨暗昧，读者卷舌滞口，而不可舍去。”［2］阅读纸黑字暗的诗稿，常常因受阻滞而读不顺畅，说明读得很辛苦；不愿舍去，需要非常的耐心和毅力。半百之年的冯桂芬（1809-1874）说自己好读书“未尝一日废业。”［2］一个人每天阅读且五十年不辍，更需要非凡的恒心和意志。正因为有如此专、恒的阅读精神，才诞生了众多才气与文绩并显的桐城派作家。

（2）内容富裕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中华典籍汗牛充栋。晚清时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又有大量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著作可供阅读。在浩如烟海的书籍文章面前，桐城派作家如何选择呢？概括起来就是富藏博观、广读群籍、通习西书。

博览群书是阅读之基础、学问之根本。只有博览才知世间书籍概观，才晓自己所需所求，才成博雅通识大儒。王先谦对此有完备和系统的论述。首先，他认为古典文学与文字，“词义坚深，表里经训，非博览深思之儒不能为。”［2］也就是说，读很少的一点书，只能了解文言知识之皮毛，不能掌握语言复杂结构与运用规律；只有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积累语感，再通过细心比较分析，才能逐渐明白语言的意义和规律。其次，他提出“藏书宏富，博览不倦，又得，，，，，，赠书，益探赜钩深，发抒心得。”［2］也就是说，“富藏”是阅读者优裕的物质条件，方便在阅读过程中检视比较，将新得之书与旧藏之书结合起来延伸阅读，可以深化阅读内容和效果。最后，他认为“博观载籍，洞晰精微，而于古人为文之道，孤往冥会，意量渊然，常有以自得者。”［2］对于封建士人来说，阅读首学古人为文之道。古文之“道”丰瞻精深，且隐于一篇篇文章之中，寡读永远远离文章之精髓；只有在富读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用心去揣摩总结，从一个个作者的写作用意去研习写法，才能终有所得。

博览中华典籍，如果没有一个界限，即使兀兀穷年，也读无所得。自先秦到清末之浩瀚书海，又岂是一个凡人能读尽的？因此，“读书要循序渐进：对书的选择要由易到难，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难度要逐步加大。”［3］为了让富读卓有成效，晚清桐城派作家提出经史子集为阅读之源，且“治经史能得精意。”［2］的内容选择。曾国藩（1811-1872）清醒地认识到“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因此，他倡导博览富读也必须“慎择”［2］。黎庶昌（1837-1896）则认为，“南宋时，朱子作集注，始于《戴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题曰四书，诏学者读书当自四书始。”［2］近代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系统规划了“富读”书籍的次序，即“初学以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为主，辅以纲鉴正史约陈文恭公手辑本。中才进业，则以古文辞类篹、经史百家杂抄、通鉴辑览为主。上材则六经卒业，史记、汉书、庄子又必读书也。”［4］曾氏师徒在阅读内容上思想一致，观点相承。他们认为，富读者应选择阅读经史子集等中华传统典籍为必要内容；富读者也应该科学规划自己的阅读次序，始自四书五经，然后根据初学、中材和上材等不同知识基础和阅读水平，逐渐提升阅读难度，拓展阅读范围。

晚清桐城派作家在阅读内容上选择中华文化典籍，意在传承和保持中学之基。但他们并不囿于传统而固步不前。他们也看到西方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此，他们积极倡导学习西文西语以阅读西书。冯桂芬较早认识到“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提倡“使读书明理之人共能之”，［2］吴汝纶不仅从战略的角度认识到“能尽读西书，然后能识西国深处”，而且从阅读学角度分析学西学走捷径的弊端，即阅读“已译之书，其弊则苦于不能深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西文入手，能通西文”然后可以准确阅读西书，学得西学真谛［4］。由阅读中学之书到阅读西学之书，表明晚清桐城派作家的开放思想和智慧选择：富读天下之书。

（3）方法丰富

阅读无法，人人有法。意思是没有一种百用见效的阅读方法，但每一个成功的读书人自有其最见成效的阅读方法。青灯黄卷，苦读经年，桐城派作家有了自己的阅读经验，形成丰富多样的阅读方法。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在继承古人抄录、批注、冥思、研讨等传统阅读方法的基础上，特别倡导桐城派先贤纵读、哦诵阅读法和宣之于文、行之于身阅读法。

抄录、批注是最基本的阅读方法。将文章中重要内容和精彩片断摘录下来，分门别类地保存备用；在书籍文章最紧要、读最有得之处写上阅读者的感悟或体会，以备深化再读。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特别推崇并亲自实践抄录、批注阅读法。“尤喜钞书，积巨册，首尾端楷若一，无违误者。”（吴敏树）［2］“余抄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曾国藩）［2］抄书积成巨册，抄诗自魏晋至国朝达十九家，可谓数量多；从头到尾都是用端正小楷体抄录，且大小一致，可谓认真严谨，一丝不苟。读古人文章，“录出其尤可喜者，时手而读之”将其作为为学者之“恒事”，且“钞归氏之文者，亦犹是”（吴敏树）［2］持之以恒的抄录阅读法，可以积累大量优秀文章，反复阅读前人成功作品，可以学习到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吴敏树的阅读实践说明了抄录阅读法在桐城派文章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批注阅读法，桐城派作家运用得也很广泛，于文辞、篇章、思想等各个方面均有涉及，对于读经史子集，张裕钊赞同“合于圣人之道。”［2］意在鼓励阅读者对儒家德行的学习和继承。

阅读还需要一个内化的过程，就是习得书中知识、理解作者思想，要求在阅读过程中发挥思维能力，结合自己的知识积累、生活体验来消化吸收。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非常重视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冥思与研讨深化阅读效果。王先谦倡导“孤往冥会”而有“自得”［2］，曾国藩则认为大儒之间相与“研讨微言”利于“阐明性道”。［2］其实，王、曾二位正好说明了阅读内化的两个方面：独自冥思可以催生个性化阅读思想；集体研讨可以碰撞多元思维，冥合众多智慧。

讽诵是传统阅读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反复朗读把文章背诵下来，达到理解和应用。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丰富了传统诵读法，在讽诵的基础上倡导“纵读”“哦诵”，进而提升为“欣合”，最终上升为“学用结合”。桐城派创始作家刘大櫆、姚鼐都力行于古文诵读，因身体素质不同而方法各异。据张裕钊引用方宗诚（1818-1888）回忆：刘大櫆身材魁梧，身体康健，故常取古人之文，“纵声而读”；姚鼐体质衰弱，气息不足，呼吸不畅，便压低声音，放慢呼吸速度，“不废哦诵”。［2］纵读，就是高声诵读，这与古人之讽诵有一定区别，音量与音速高于传统诵读，需要良好体质和人体气场支持，这种阅读方法使阅读者胸怀开阔、思绪奔放，阅读感受更为形象、立体、逼真、切近。“哦诵”也是一种诵读方法，音量与音速均低于传统讽诵，适用于身体较弱的阅读者。于低声慢速哦诵之中将文字具体化、细微化、情意化，思维的画面感更鲜明、生动、真切、连续，也能达到阅读效果。张裕钊认为“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吾之与古人欣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2］也就是说，无论是纵读还是哦诵，最终都能殊途同归——与古人心意相合，情意相悦。受曾国藩影响，吴汝纶对古文诵读有系统的阐述和实践，其后，他的学生唐文治、高步瀛等创立为“桐城吟诵法”（另有一篇文章论述）。桐城派作家还非常重视阅读的迁移和应用。王先谦赞扬其邑先贤张蔗泉先生“自少沉酣百家之言，洞幽达奥，雷霆光怪，盘郁胸臆。故其宣之于文，古义根互，奇趣间发，侪辈聚观，诧所未有。”［2］吴敏树则推崇其先父“读书，即笃信宋儒之学，期必行之于身。”［2］宣之于文是通过阅读获得知识和方法的表现，是文人成长的体现；行之于身则是通过阅读获得道德和思想的表现，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体现。用之于为“文”、用之为“人”才是阅读的最佳方法，也是阅读的最高境界。

穷身富读既是阅读的价值观，也是阅读的方法论。穷身与富读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穷身就是穷心，身处陋境，心无所累，自然读之专注、读之用心；精神专一、书籍繁多、方法多样，阅读者自然会有丰富的收获，更安于穷身之境。由于认真实践了穷身富读的阅读观，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才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思想，在社会变革时期没有盲从别人，没有迷失方向，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桐城派读书观的意义与价值

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穷身富读的阅读观，是对中国传统阅读观的继承和发展，诠释了古代读书人坚守阅读本位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3.1坚持和倡导读书人立世之本

晚清时期的桐城派作家经过私塾（家学）或学堂学习，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走上社会，立身处世。穷身富读的阅读观是他们亲身经历中国传统教育的经验总结，也是适应晚清时期政治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必要发展。“阅读是读者通过与文本持续对话，不断生成个人意义的过程。”［5］作为封建文人，会读、读懂是他们读书求知、生存务世的基本功夫。师古人、渺万物、求无名是他们崇高的阅读境界。知世故、进西学是他们服务社会的阅读新见。正是由于坚守了读书人立世之本，他们不仅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优秀而成功的阅读思想和阅读方法，而且传承和光大了中华文化典籍的思想与学术；他们以阅读所知、所会，在文学、教育、政治、外交、企业、科学等社会领域和人生岗位上，有效担当起了一个封建文化人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成功变革与转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3.2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阅读观

“穷身富读”阅读观的核心思想就是放弃过度物质欲望全心裕神地阅读，基本内容是阅读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经典，主要方法是博览、精思、研习、自得。这些都是对中国传统阅读观的继承。身处晚清社会变革时期，桐城派作家适应时代生活，提出了淡漠功名的阅读目的论、虔心敬读的阅读态度论、行之于身的阅读目标论，以及西文西学的阅读内容、纵声哦诵的阅读方法，都是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阅读观的丰富和发展。

3.3启示当下传统阅读与经典阅读

21世纪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移动互联网技术彻底改写了传统的阅读模式；但是，“网络阅读是一种浏览性阅读和碎片式阅读， 缺乏整体感、品味思考的时空和心灵对话的人际环境。”［6］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阅读观。我们已处在一个现代化、功利化、快餐化的浅阅读时代，阅读内容丰富至极、阅读活动无时不在无处不可；然而，人类精神的成长却变得缓慢，不少人感到空虚、孤独、无奈、失望，更有社会理想信念渺茫、社会责任感丧失、诚信体系的失衡等道德滑坡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当代阅读推广学家徐雁教授倡导“在检视阅读之后”要跟进有“精阅读”和“深思考”［7］，这样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阅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桐城派作家坚守穷身富读的阅读观对今天的阅读教育大有启示，这就是要积极倡导回归纸本与经典的传统阅读。

总之，阅读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精神活动，其终极目标是让人类通过自己获得知识提高认识世界水平，提升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能力，达到人类最自由的生存状态。何谓自由，自由是“使个人性格向社会性格方向靠拢，使个人欲求符合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需要。”［8］晚清时期桐城派作家倡导并实践穷身富读的阅读观，他们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坚守了知识分子的德性和操守，履行了传播科学文化的义务和责任，完成了时代赋予的文化使命。应该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生活得最自由最本真的知识分子。如今处于网络全媒体时代，我们应冷静判断、睿智选择，我们既不能被“网”罗其中而无法脱身，又不能无视网络移动阅读的存在，我们需要借鉴穷身富读的思想和方法，将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经典阅读的新突破和新跨越。

（来稿时间：2016年1月）

参考文献：

1. 王蒙.庄子的享受［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2. 郑振铎. 晚清文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张怀涛. 耕读传家有义方——感悟中国传统家训中的阅读观［J］ .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5（8）：5-8

4. （清）吴汝纶. 吴汝纶全集（三）［M］.施培毅， 徐寿凯，点校. 合肥：黄山书社，2002

5. 罗祖兵， 贺非非.后现代阅读观及其实践建议［J］ .全球教育展望，2014（9）：13-20

6. 叶松庆. 两代大学生阅读观调查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08（4）：10-14

7. 徐雁. 观其大略·但求会意·检视阅读——从开卷观书到在屏求知［J］ . 图书馆杂志, 2015（4）：23-26

8.（德）埃里希·弗罗姆. 逃避自由［M］. 陈学明， 译.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Doing Extensive Reading Though Being in Poor Living Conditions”：Tongcheng Scholars' Reading View in Late Qing Dynasty

Cheng Dali
（ Gu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Abstract 〕By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ngcheng scholars had got quite good reading views： they enjoyed doing extensive reading without pursuing to become top offcials though they were in poor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re were so many distractions around them； what's more， they pondered over and over，did detailed research and achieved mastery through their comprehensive study before they applied what they got from their massive reading. Therefore， Tongcheng scholars' reading views have a certain historical signifcance.

〔Ke yw ords 〕Reading view Scholars Tongcheng Scholars Late Qing Dynasty

〔分类号〕G25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3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桐城派德行教育研究》（项目编号：DEA130243）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程大立（1966-），男，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方向：桐城派与桐城文化，图书馆学与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