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的封赏活动及其影响
——以扈从诗为主要材料的分析

杨富有

（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 锡林浩特 026000 ）

元上都的封赏活动及其影响
——以扈从诗为主要材料的分析

杨富有

（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内蒙古 锡林浩特 026000 ）

元代皇帝巡幸上都期间，对皇族贵戚、勋旧部属、扈从上都的经筵大臣、佛道寺院及其宗师、重要活动中的有关人员、临近国家及其使者都要给予赏赐，赏赐的手段主要是给予这些人官爵、金银珠玉、服饰、土地以及赐予宴饮等。这些活动起到了稳固政治后方，拉拢蒙古族贵族，怀柔远方，激励大臣等功能；但是也造成了封爵泛滥，国库空虚，赋税增加等现象，动摇了元代的统治基础。

元上都 ； 封赏； 目的； 影响

元上都扈从诗主要出自元代皇帝身边的扈从大臣之手，对于宫廷生活熟稔且很多时候就是参与者或观礼者，其作品“纪实全依太史法”（吴师道《题黄晋卿应奉上京纪行诗后》），很大程度上具有“以诗存史”的特点。张昱在《辇下曲》序中明确说：“昱备员宣政院判官，以僧省事简，搜索旧文稿于囊中。曩在京师时，有所闻见辄赋诗，有《宫中词》《塞上谣》共若干首，合而目之曰《辇下曲》。其据事直书，词句鄙近，虽不足以上继风雅，然一代之典礼存焉。”基于此，“据事直书”的扈从诗自然就成为观察元代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视角。

元上都扈从诗中经常见到描写皇上赏赐贵戚大臣的有关情节，无论从其赏赐频率还是从其赏赐规模看，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这种现象与民族性格、政权形成的历史基础有关，也与元代最高统治者所采取的统治策略有关。无论源自于哪种原因，这种大规模、高频率的赏赐固然可以通过财富分享的方式稳固其政权基础，也难免造成元代国库空虚，赋税增加的后果，严重动摇其统治的物质基础和民意基础，加快了元朝政权的瓦解。

一、封赏的对象

被赏赐的对象首推蒙古族贵族，一类是皇族贵戚、勋旧部属。这类人有的是有功之臣，有的则因为血缘或者承袭祖荫，朝廷都要给予赏赐。元代统治集团是非常“念旧”的一个群体，比较起中国古代多数时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卸磨杀驴的现象，元代统治者虽然也不乏相互倾轧与权力争斗，对不挑战皇权的勋旧大臣及其后人还是恩赏有加的，封赏的对象首先就是这些贵族与勋旧后人，“翼翼行都岁幸临，名王诸部集如林。”（吴师道《次韵张仲助教上京即事》）“静瓜约闹殿西东，颁宴宗王礼数隆。酋长巡觞宣上旨，尽教满饮大金钟。”（张昱《辇下曲》）每年皇帝巡幸元上都时，商都都集聚众多的“名王”、“诸部”、“宗王”、“酋长”等。对这些人，朝廷都要给予大量筵宴与物质赏赐；类似的例子在元上都扈从诗中多有表现，如“勅送皇姑公主家”（柯九思《宫词》），至于“诸王”（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国戚”、“功臣”（张昱《辇下曲》）更是朝廷频繁赏赐的对象。这在元朝人才任用方面也可以得到充分印证：成吉思汗时代的“四杰”后代，一直是元代政权的支柱性核心力量。而元朝皇帝每年巡幸上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汇聚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各个部落贵族，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分享权力与财富，实现稳固政治后方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统治者赏赐勋旧大臣采取的是有区别的等级策略，比如举行“诈马宴”时，“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周伯琦《诈马宴序》）。

元代朝廷并不亏待对其统治做出贡献的其他有功之臣，包括随扈上都的侍讲大臣也常常获得皇帝的赏赐。这一方面可以从史料中发现大量关于刘秉忠、贺仁杰及其后人在元代获得待遇、官爵、谥号等方面的证据；另一方面时任官员也经常获得丰厚赏赐：“学士院官传赐宴，黄羊湩酒满车来”“经筵进讲天人喜，宣索金缯赐讲臣”（张昱《辇下曲》），不仅奉诏编修“三史”（《宋史》《辽史》《金史》）的“学士院官”得到“赐宴”，经筵大臣也常获封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周伯琦、许有壬等人，扈从上都期间，他们因为进讲而屡获拔擢、赏赐。“黄封颁赐后，愉悦蔼天颜”（许有壬《鸿禧殿进讲》），从而才有周伯琦的《越三日恩赐衣币纪恩作》、《越四日供职拜觐慈仁宫谢恩作》等作品。这些足以说明元代对那些于朝廷有贡献或者获得皇帝欣赏的官吏，都多有赏赐。所以，上都扈从诗中诗人们经常描写到“近臣”“侍臣”等获得赏赐的情形。

元代是一个崇佛、信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元宗教并存的时代，姑且不论朝廷敕建的大量金碧辉煌的各类宗教建筑，仅就僧道、寺院道观获得的大量赏赐即可窥见一斑。元上都扈从诗中有很多诗歌作品内容是诗人与佛道信徒往来、在宗教场所优游或者与和尚道士相唱和的，如“守内番僧日念吽，御厨酒肉按时供。组铃扇鼓诸天乐，知在龙宫第几重”（张昱《辇下曲》）就是典型例证，诗歌不仅描述了番僧在上都大内的佛事活动，而且明确指出他们享受到来自于“御厨”的酒肉供应，其待遇非同寻常。参照相关史料记载，这种对宗教的赏赐不仅经常而且数额巨大，以对佛教寺院为例，除了建筑、修缮外，大德五年赐昭应宫、兴教寺、上都乾元寺、万安寺、南寺等地计1010顷、钞50000锭[1] 434，延佑三年，仁宗赐上都开元寺浙江田二百顷、赐龙光华严寺田百顷[1] 572，类似记载在《元史》里屡见不鲜。将这些记载与元上都扈从诗相参照，不难发现元代统治者在上都经常非常大方而频繁地赏赐僧道人士以及寺院道观的情形。

朝廷在上都的封赏活动并不仅限于上述范围，一些重要活动的普通参与者同样也会获得皇帝优厚的赏赐。张昱在其《辇下曲》中描写过“放教贵赤一起行，平地风生有翅身。未解刻期争拜下，御前成个赏金银”，这里的“贵赤”即“贵由赤”，是在元上都举办的每年一度的长途越野赛体育竞赛，其获胜者也能获得优厚的奖励。元人记载：“贵由赤者，快行是也。每岁一试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赏。故监临之官，齐其名数而约之以绳，使无先后参差之争，然后去绳放行……若上都，则自泥河儿起程。越三时，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万岁。先至者赐银一饼，馀者赐段匹有差。”[2] 19

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对马上项目的酷爱是无可比拟的，赛马、马球等竞赛活动在元上都均已开展起来，活动优胜者获得的奖励是丰厚的，“五方戏马赛争道，传声催赐十流银”（杨允孚《上都杂咏》）就是对这一情况的描绘。另外，体现蒙古民族剽悍性格的角抵（即今博克）也广受欢迎，其获胜者同样可获大量赏赐。

礼尚往来对于以豪爽磊落著称的蒙古族是毋庸置疑的礼仪。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高丽、暹罗、越南、波斯、佛郎国及名义上仍属于元朝的属国钦察汗国等，常有使者往来上都，贡赋不断，“一元开大统，四海会时髦。畿甸包幽蓟，天门启应皋。群黎皆属望，百辟尽勤劳。蕃国来琛献，边陲绝驿骚”（贡师泰《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元朝对这些国家及其使者常常给予丰厚回报也多见诸元代史料，“乙巳，赐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阔里吉思一万五千四百五十两，高丽王王三万两”[1] 382就是一例。

二、封赏形式与内容

任何政治势力拉拢支持力量以巩固权力基础的主要手段无非是权力、地位、金钱、荣誉，中国古代对勋戚功臣的赏赐主要是爵位、食邑、金银珠宝以及御赐宴饮等，元代也不例外，赐官爵、赐金银珠玉、赐服饰、赐土地、赐宴饮等，经常成为皇帝在上都赏赐功臣贵戚的主要手段。

赐予爵位与拔擢官职在封建社会是最常见的一种封赏手段，元代当然不例外。对蒙古族上层的赏赐自然是重中之重，前述“名王诸部集如林”等，就能够充分说明问题；仅就对扈从诗人的赏赐而言也不乏例证，马祖常就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作为扈从经筵诗人，他在上都为皇帝经筵进讲获得了极大荣宠，为此，他心怀感激地创作了很多与此类内容相关的诗歌，仅从一些诗歌题目上即可看出端倪：《明日慈仁宫进讲毕，钦承特命改授崇文监丞，参检校书籍事。是日，同僚邀复游西山，举酒为寿，赋二首简谢雅意》、《越四日供职拜觐慈仁宫谢恩作》、《七月廿日钦承特命以崇文丞兼经筵参赞官进讲慈仁宫谢恩作》、《越三日恩赐衣币纪恩作》等等，皇帝给他的赏赐是官职拔擢并获得了同僚庆贺，自己也衔恩相谢，后来不仅官职屡有升迁，物质上也获得了很多馈赠。拔擢官职、恩赐衣币等，都是朝廷对获得认可的有功官员给予赏赐的具体表现。

元朝对有功之臣最普通、最常见的赏赐方式还是物质上的。这类赏赐主要有食邑土地、金银珠宝、服饰、御赐宴饮等。通常而言，食邑土地大多赏赐给蒙古族贵族和寺院，除上述有关寺院的赏赐外，基于扈从诗人很少获得这种赏赐，也很少参与这种赏赐活动，除了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广泛的赏赐证据之外，在扈从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至于金钱、服饰、御赐宴饮之类的赏赐不仅常见，在扈从诗人的诗歌中也多有表现。首先是金钱方面的赏赐，“西僧解禁连朝雨，清晓传呼（一作宣）趣赐金。”（宋褧《诈马宴（上京作）》）“毡车满载彤庭帛，宝马高驼内府金”（吴师道《次韵张仲助教上京即事》）这类赏赐最为频繁，赏赐的对象也最为广泛，既可以是王公大臣，也可能是扈从侍卫，既可以在朝政议事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某一活动中间，甚至可能仅仅因为某一刻皇帝高兴。其次是服饰类封赏。在其他时代这类赏赐不是很多，元代却颇为常见，描写赏赐服饰的扈从诗也数量颇多，郑潜《上京行幸词》、张昱的《辇下曲》、杨允孚的《滦京杂咏》、柯九思的《宫词》等都有涉猎，一个突出例证体现在诈马宴上。贡师泰《上都咱玛（即诈马）大燕五首》、《上京大宴和樊时中侍御》、周伯琦《诈马行》等对诈马宴都多有描绘，其中无一例外地涉及到参加者每天更换一套服饰，且“千官一色真珠袄，宝带攅装稳称腰”（柯九思《宫词》），“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逊、珠翠金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仗，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饮；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匹，它费称是，名之曰‘济逊宴’。‘济逊’，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根据周伯琦的上述记载，这些服饰都来自于皇帝的赏赐。如此，服饰赏赐在元代显然具有特殊意义。第三是赐宴。这似乎是不值一提的赏赐，但在元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往往具有特定含义：尤其元代诈马宴的赴宴者主要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等要员，其重要意义当然不言而喻；抛开诈马宴这样重要的宴飨活动，即使一般的赐宴也荣宠非常且耗费巨靡：“内人调膳侍君王，玉仗平明出建章。宰辅乍临阊阖表，小臣传旨赐汤羊”（《滦京杂咏》），据诗歌作者杨允孚自己的注释解释，“御前厨常膳有曰小厨房大厨房。小厨房则内人八珍之奉是也，大厨房则宣徽所掌汤羊是也。由内及外，外膳既毕，群臣始入奏事。每汤羊一膳，具数十六，餐余必赐左右大臣，日以为常”，不难发现上都的赐宴有多奢靡。

元代的赏赐类别远不止这些，因人因事而异的赏赐也有，“已分笔格金蟾滴，更赐端溪紫砚山”（袁桷《翰林故事莫胜于唐宋，聊述旧闻，拟宫词十首》），赏赐的就是端砚。

三、封赏目的与影响

元代重视赏赐，与以往时代的原因有很多一致之处：或者赏赐贵族功臣，拉拢有关势力巩固统治基础；或者因人因事，临时犒赏；或者出于惯例，激励臣下，“入院听宣席未温，赐金已向案头存”（袁桷《翰林故事莫胜于唐宋，聊述旧闻，拟宫词十首》）就是源出惯例的对草诏大臣的赏赐。更值得关注的在于，元代对勋戚大臣、宗教人士及道观寺院的赏赐有其独特原因：首先，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族最高统治者获得合法授权的主要途径是传统的忽里台（也称忽邻勒塔、忽里勒台）制，由诸王、贵戚组成的部落和各部联盟的议事会推举产生大汗。新大汗在忽里台召开期间，为感谢贵族支持，向诸王大臣颁发大量赏赐，以笼络人心，因而忽里台也成了蒙古显贵瓜分帑藏的一种形式。入元以后，尤其元代中后期，皇帝登基已经完全蜕变为传统封建政权权力传承模式，大忽里台已仅存形式，但依赖召开忽里台这一形式巩固其权利合法性却依然被重视；何况，新皇帝即位，借此机会颁发赏赐，收买人心，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难得契机。其次，元朝政治更多依赖部落势力。部落势力特点与内地家族势力特点有很大区别，家族势力是以血缘为纽带维系的以姓氏家族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单位，其影响一般是有限的；部落则是由生存空间、利益、血缘、宗教等相同或相近的社会群体组成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其势力更大，对政权的影响更深远，也更需要着力拉拢，赏赐便成为重要手段之一。第三，游牧环境中的民族更乐于分享，新皇帝登基、重要节庆日给贵族以丰厚赏赐，是慷慨民族性格的表现，也是一个分享的机会。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元代皇帝在上都驻跸期间赏赐频繁且数量巨大即在情理之中了。

从稳固政治后方的角度上看，元朝主要是由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规模空前的国家，但是一方面蒙古族在当时是一个人口数量不占优势的民族，掌握皇权的人给蒙古族各部落贵族以爵位、物质的赏赐，建立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得本民族的支持，显然是必要的，所以上都地区才会出现“夜宿毡房月满衣，晨餐乳粥椀生肥。凭君莫笑穹庐矮，男是公侯女是妃”（杨允孚《滦京杂咏》）的现象；另一方面，蒙古族的军队和贵族分散在欧亚大陆各地，如伊尔汗国诸国的离心倾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何拉拢他们使之忠诚于朝廷是元朝统治者不得不关注且予以重视的问题，对这些势力，除了共同的文化、爵位封赏、联姻等办法外，直接的物质拉拢成为必要，“明时不惜黄金赐，只欲番王万里来。”（马祖常《丁卯上京四绝》）就是精准的概括；对于那些与元代朝廷没有明确隶属关系的藩邦，则采取了怀柔政策，“翠华阁下颁缯幤，圣主留恩柔远人”（张昱《辇下曲》），赏赐的目的被叙述得简洁而明确。

上都封赏活动的效果往往一如其期待的一样，最初收到了良好的政治与情感效果：大而言之，拉拢了蒙古族以及相关利益共同体的贵族势力，巩固了元朝的政治后方；小而言之，“明时求治策，要道在儒冠。听纳劳前席，咨嗟感从官。黄封颁赐后，愉悦蔼天颜”（许有壬《洪禧殿进讲》），激励了各族朝臣，有利于政权顺利运作；至于在一些活动中实施赏赐，至少鼓励并活跃了如角抵、贵由赤等形式的文化生活。

应该看到，首先，这种赏赐不可能是公平的，它不仅不可能弭平元代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也会激化统治阶层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封爵过滥导致封赏失去了其原有的作用，即使“男是公侯女是妃”，也不能改变其贫穷的生活处境；而不平等的封赏也没有改变大多数儒臣的境况，“娇儿幼女逐山妻，争解行囊看赐衣。颠倒海图短褐，可怜杜老北征归”（许有壬《上都归口号》），便是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其次，大量的赏赐耗费了大量国帑，导致国库空虚，动摇了元代统治的物质基础，“红竿雉帚扫珍珠”（张昱《辇下曲》），就是滥赏的生动写照。武宗在上都即位，为酬谢宗亲、大臣的支持和犒赏拉拢朝会的诸王、驸马，大量赏赐，“以朝会应赐者，为钞总三百五十万锭”，以致“已给者百七十万，未给犹百八十万，两都所储已虚。”[1] 486第三，无论是“大宴三日酣群，万羊脔炙万瓮醲。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觝呈巧雄。紫衣妙舞腰细蜂，钧天合奏春融融”（周伯琦诈马行），还是“酮官庭前列千斛，万瓮葡萄凝紫玉。驼峰熊掌翠釜珍，碧宝冰盘行陆续”（袁桷装马曲），耗费的都是民脂民膏，严重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动摇了元朝统治的民意基础。最后，过度奢侈享乐的生活，消磨了这个原本骁勇剽悍民族的斗志，“丽日初明瑞气开，千官锡宴集蓬莱。黄门控马天街立，丞相簪花御苑回”（杨允孚《滦京杂咏》）在这样的歌舞升平中，不仅其警惕性大大降低，忧患意识基本泯灭，即使其原有的骁勇善战的能力也大大萎缩，为元朝的覆灭埋下了物质、民意、斗志等方面的隐患。

简言之，赏赐活动是元上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对象主要是皇亲贵戚、勋旧之后、部落首领或随扈大臣，其目的主要是拉拢、鼓励，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它产生了应有的作用，也造成了很多问题，是元代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现象。

[1] （明）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Yuan Shangdu’s Reward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s——An Analysis of HuCong Poetry as the Main Materials

YANG Fuyou
( Xilingol Vocational College , Xiling Haote, Nei Mongol 026000, China )

During the inspection tour taken by emperors of Yuan Dynasty in Shangdu, they would grant rewards to members of the imperial officials, former deploys of meritorious service, teaching ministers, the grand masters of Buddhism temples, personnel involving important activities as well as neighbor countries’ envoys. The rewards include official posts, gold and jewel, costume, lands and feasts, etc.. This practice manages to consolidate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draw Mongolian nobility over to their sides , conciliate distant nations and incent their ministers. However, it also causes the abuse of knighting, the depletion of the treasury and the increase in taxes, thus shaking the ruling foundations of Yuan Dynasty.

Yuan Shangdu, reward, purpose, influences

I206.6

A

1673-9639 (2016) 06-0014-05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印有家）（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6-05-1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上都扈从诗与元代多元文化交流研究”（11BZW054）。

杨富有（1965-），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元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