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特色

杨 勇，胡家全

（ 1．三峡大学 期刊社，湖北 宜昌 443002；2．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

论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特色

杨 勇1，胡家全2

（ 1．三峡大学 期刊社，湖北 宜昌 443002；2．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荆门 448000 ）

以“才子”、“佳人”的遇合遭际为主要内容，表现作者爱情婚姻理想和人生价值观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清初独树一帜，自成流派，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情节的编织，以生活的真实为重要原则，寓奇巧于平凡；结构的设置，以才子佳人的爱情婚姻为主线，开放而收束有度；审美的观照，由外在转向人物内心，心理描写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这些对后世《红楼梦》的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才子佳人小说； 传奇； 开放； 心理描写

才子佳人小说是在明末进步社会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以“才子”、“佳人”的遇合遭际为主要内容的表现作者爱情婚姻理想和人生价值观的小说流派。[1]由于受曹雪芹和鲁迅等名家否定性评价的影响，学界对才子佳人小说的研究一直比较欠缺，本世纪以来，研究者关注渐多。其实，才子佳人小说能在当时独树一帜，自成流派，且其流风遗韵历百余年而不衰，自有其特色在。笔者不揣谫陋，拟就才子佳人小说的艺术特色提出个人的一得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情节编织：奇巧与真实

中国古代小说大都注重情节的传奇性，称唐代小说为传奇，就是说惟奇方可传。小说情节方面的这一特点适应了欣赏者的审美趣味。一般来讲，情节的离奇曲折能够使读者产生新奇、惊异、紧张、快慰、悲哀等心理，因此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读者思想感情的波澜，随着情节的曲折跌宕而激荡起伏，从而获得艺术的美感的享受。

才子佳人小说也以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作家在情节的编织方面可谓煞费苦心，体现出很大的创造性。才子佳人小说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离不开其情节的奇与巧。不过，小说情节的奇巧，并没有脱离现实，而是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传奇性和现实性是统一的。

才子佳人小说组织安排奇巧情节的方式主要有：

一是小人的穿插。如《平山冷燕》通过宋信这个小人的活动来钩连情节、掀起波澜就很有特色。宋信在才子佳人的遇合中共掀起了四次波澜：山黛诗嘲晏文物，为宋信点破，遂有晏文物怀恨，窦国一参奏、玉尺楼较才等等，此其一；宋信被递解还乡，后到扬州，自吹诗才，而取辱于小才女冷绛雪，遂起衅端，乃有冷绛雪入山家和路逢才子平如衡等情节，此其二；宋信在松江与平如衡、燕白颔衡诗论文，后来露出马脚，不得已说出山小姐之名，遂有平、燕访美，较诗才女，平、燕、山、冷俱各生情等事，此其三；宋信为张寅出谋划策向山府求亲，乃有张寅受辱，参论山黛，并平、燕二人受审等情节，此其四。看得出来，宋信的活动几乎贯穿了小说的始终，山黛、冷绛雪以及平如衡、燕白颔这三条线索，正是由于宋信此人穿插其中而最后汇集钩连在才子佳人遇合的主线上的。因此，我们不可小视小人穿插在情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宋信的活动由京师而扬州而松江而京师，与四才子作对的均是此人，这正见出小说情节的离奇和巧合，但这种奇巧又没有违背生活逻辑，而是合乎情理的。小说交待宋信是“山人”，且“无家无室”，“故一身流落京师，在缙绅门下游荡过日”（第五回），逢迎权贵是其本性。宋信每在一处自取其辱，无法存身之后，便跑到另一地方去夤缘官府播弄是非，因此其活动范围较广，联系着平、山、冷、燕四人是可以令人置信的。

小人的拨乱不仅使情节变得曲折生动，而且有利于表现人物性格。正如天花藏主人所说：“金不炼，不知其坚；檀不焚，不知其香；才子佳人，不经一番磨折，何以知其才之愈出愈奇，而情之至死不变？”[2]2小人拨乱就是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才”与“情”：才子佳人历经千难万苦而终不变心，可见其对爱情之忠贞；小人的险恶用心往往为佳人所识破，又显出佳人之机敏与智慧。

二是矛盾高潮的设置。所有的矛盾冲突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集中而全面地爆发更能反映才子佳人小说情节的奇巧性。如《麟儿报》第八回“报捷音行聘礼没兴一齐来，惊失女悔更盟有祸成双至”就运用了这种手法。幸夫人嫌贫爱富，对幸尚书所招女婿廉清很不满意，遂瞒着丈夫，将小姐改嫁贝家，并定于八月二十七日受聘；不料此日幸尚书突然归家，幸夫人已是大吃一惊；随后又得知廉清以一童生高中解元，又暗自追悔不已，情急心痛。幸尚书正在忙乱着打发报人赏银，却见贝家行过聘礼来，一番争执之后，事情稍解，却又闻知小姐与秋萼俱无踪影，引起一片混乱。幸夫人因丈夫退回贝家聘礼，心上稍安，得知小姐失踪后又着一急，并受到丈夫埋怨，两人悲啼不已。在这一回，各种矛盾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即所谓“没兴一齐来”，由此达到情节高潮，读者获得了丰富而多层次的审美感受，艺术效果极佳。

又如《玉支矶》写长孙肖高中榜眼，因得知管小姐为卜成仁逼死的假信，遂请旨归娶，欲报深仇。由此引发了各种矛盾：长孙肖与卜尚书、卜成仁的矛盾；卜成仁与管侍郎家的矛盾；长孙肖与管侍郎家的矛盾；卜家内部的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纠缠在一起，使小说情节显得更加离奇曲折，吸引着读者继续往下阅读而不忍释卷。

直接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和提炼传奇性的情节，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大多对此有理论自觉。即空观主人曰：“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常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3]1，强调传奇性存在于“耳目之内，日常起居”之中。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词》云：“予谓稗家小史，非奇不传。然所谓奇者，不奇于凭虚驾幻，谈天说鬼，而奇于笔端变化，跌宕波澜”，“恍如身历其境，斯为奇耳。”指出“奇”是情节的起伏、结构的巧妙，以及情境的逼真等等。作者有意翻空出奇，在情节的奇与巧上下功夫，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和吸引力。

这种寓奇巧于平凡的小说观念，正是明后期新兴美学思潮的体现。当时人们对创作方法中的平和奇关系的看法已和从前大不相同。金圣叹在评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时有很多精彩的批语，如：“何等奇妙，真乃天外飞来，却是当面拾得”（第四十一回），又说：“陡然插出奇文，令人出于意外，犹如怪峰飞来，然又却是眼前景色”（第五十四回）。 所谓“天外飞来”、“怪峰飞来”是指情节的传奇性，而“当面拾得”、“眼前景色”则是指情节的现实性。金圣叹认为情节的传奇性和现实性是统一的，应该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和提炼传奇性的情节。在戏曲方面，张岱也批评当时戏剧舞台“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顾文理”，“装神弄鬼，作怪兴妖”的倾向，他指出：“《琵琶》、《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4]143

当然，才子佳人小说的这种传奇性情节还有其局限性。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借“石头”之口阐明其小说创作“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则将情节的真实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活的真实性、人物情感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真实性。才子佳人小说后来出现了“千部共出一套”的模式化倾向，为研究者所诟病，曹雪芹对此做了严厉批评，但他关注现实，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新奇别致”的故事情节应该是与才子佳人小说一脉相承的。

二、结构设置：开放与收束

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结构分为单线式和多线式两种，两种结构形式各有优劣。才子佳人小说大抵属于单线式结构，虽然线索简单，但其内容并不单调，它以才子佳人的遇合为线索来铺陈情节，反映社会生活。其结构体系是开放的，在主要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诸如明代的历史事件、科举制度、军事措施、农民起义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尤其对当时社会的炎凉世态、浇薄人情做了比较深刻的揭露。

如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揭露。《平山冷燕》《玉娇梨》《春柳莺》等小说都程度不等地暴露了封建科举考试“才者不取，所取者又尽非才”的丑恶现实。《两交婚》就写甘颐对妹妹甘梦说：“方今钱财之世，你为兄的又不愿以钱财博功名，只恐要觅这一领青衿也不容易。”果然，在府考中甘颐不取，而一字不通的刁直则因行贿而高中。甘颐所题《踏莎行》词道尽了科场徇私、贿赂公行之实：“白日求才，青天取士，无非要显文明治。如何灿灿斗魁光，化为赫赫金银气。”（第一回）但是，小说有关科举弊端的描写并没有和主线游离：或构成才子佳人遇合的机缘。又如《平山冷燕》写科场徇私，就是为了写才子平如衡胸中不忿，并当堂与宗师顶撞，最后弃却生员衣巾，长揖而去，进京找寻其叔，因此才演出闵子庙题诗遇才女这段千古佳话，而平如衡和冷绛雪的这段情缘，又成为后来二人相思、寻觅和终成眷属的契机；或成为情节转换的契机。再如《春柳莺》写梅翰林科场徇私，因欲取石池斋为榜首，而对石生化名为齐也水的试卷弃而不选，就是为了引出后面石生落魄淮阴，乞食钱府，从而得知临莺为凌春女子之误，并获悉自己新中解元，遂进京复试，途经徐州时又受田又玄、铁不锋之陷等一系列情节。如果作品对石生秋试结果做相反的艺术处理，不仅故事情节会显得平淡无奇，难以引人入胜，而且对石生坎坷遭遇的描写和人情世态的反映也会大为减色。可见，科场徇私情节在全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又如对明代军事措施的反映。明朝前期在军事上实行卫所制度，划定军户、军籍，士兵死亡或逃亡后，要勾其家人或族人补充为兵，称为“勾军”。《飞花咏》对此有所反映。小说中有“中官曹吉祥、石亨等依恃夺门功高，权倾中外，排陷忠良”（第七回）和“天子亦甚薄之”（第十四回）的描写，这说明《飞花咏》是以明正统和景泰年间为其历史背景。小说第一回写边患不已，朝臣商议，要“将历年军籍这些逃亡之人，勾摄而来，不下数万，仍编入军伍，以备边庭之用”，秀才昌全就因为“他祖上原是蓟州军籍出身”，而被勾摄戍边，连妻子也成了军妻。这些艺术描写正是对明朝卫所制度的形象反映。《飞花咏》以此为发端，不仅细腻刻画了昌全夫妇出塞时不习北方水土的艰苦情状，也反映了不为读者所熟知的军营生活和边地境况，更重要的是，“勾军”造成了昌谷和端容姑的分离，使一对才子佳人历经颠沛流离、百折千磨之苦，而终成飞花咏之千秋佳话。

又如对世态人情的描摹。作为广义上的人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当然离不开对炎凉世态、浇薄人情的反映。如《赛红丝》就对叵测的人心和险恶的世道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秀才宋古玉酒醉后恃才辱骂妻弟皮象，皮怀恨在心，后受奸人挑拨，赂买大盗，把宋扳做窝家，使之身陷囹圄。皮因外甥借贷触怒自己，而复赂买禁役，欲害宋古玉性命。皮宋如此亲情，令人唏嘘不已。小说还写了宋古玉同社生员仗义执言，解囊相助之事，使人发出亲情不如友情的感慨。粗略看来，这些描写似乎与主题无关，给人以枝叶旁生之感，但实际上它们仍然没有游离于主线。宋古玉曾接贺知府请他到汝宁处馆的书信，因朋友挽留而未去，后来皮象害得他倾家荡产，出狱后家计难继，才决定去投奔贺知府，因此才有后来宋、裴两家儿女赛吟红丝而成配偶的佳话。可见，皮象的陷害是促进才子佳人遇合的契机，并非可有可无的情节。

总之，才子佳人小说开放的结构体系使之能够容纳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但这种结构又不是无所不包、兼收并蓄的，才子佳人小说以爱情婚姻为主线，一切情节的设置安排都必须以此为旨归，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才子佳人小说清新、明丽、晓畅的美学风格的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如全新的人物形象、进步的婚姻观念和诗词表现手法的大量运用，[5]但与这种简单而不单调、开合自如的结构形式也有很大的关系。

爱情婚姻小说肇始于《穆天子传》，中经魏晋六

朝，直到唐代传奇，或借史传衣钵，或与神异合体，大多囿于个人之艳遇，而对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少有所反映。至明末，爱情婚姻小说堂庑始大。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爱情与婚姻开始走出个人与家庭的小天地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才子佳人小说这种开合自如的结构形式是对中国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它不仅对爱情婚姻小说，而且对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仙道化等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自此以后，无论什么小说都开始突破自身题材的限制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出现世情与历史、神魔、传奇等合流的趋势。

三、审美观照：外在与内心

才子佳人小说不同于其它的爱情小说，它寄托着作家独特的审美理想和人生理想。这种审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小说中的才子都是内外兼美的青年男子，他们不仅貌比潘安，更有倚马之才，而且对爱情忠贞不渝；而佳人则是情、才、色、识的完美统一。才子苏友白对佳人的看法相当有代表性：“有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玉娇梨》第五回）把“情”放在首位，并视之为婚姻的基础。如前所述，为了塑造这一崭新的文学形象，作者在情节的编织上匠心独运，通过误会、小人的拨乱以及矛盾高潮的设置等，来充分表现才子和佳人的“才”、“情”、“识”，才子佳人的言谈举止、风流态度、诗词创作和生活遭际成为读者重要的审美内容。不仅如此，作者还将笔触伸入人物的内心，细腻而生动地展现了主人公微妙复杂的感情世界，从而使读者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愉悦。

如《宛如约》第十回写司空约与赵如子以诗为媒订结婚约，之后便赴京赶考，希望博取功名以早日与佳人完婚。赵如子因为婚姻的不可把握，恐怕司空约“一时得意，改变初心”，于是假扮男装暗自跟随，以便“提撕点醒”。一日行至山东曲阜，无意之中看到司空约在旅店墙壁上所题的词。

如子走到房中，还未坐下，早看见东壁上有人留题，写得龙蛇飞舞。忙忙走近壁边去看，方知不是诗，却是两首《柳梢青》词儿。细玩词意，见其内中有“香奁浑洒，使人惊愧”，大有服膺之意。又看到“彤管蛾眉，又来争位”并后一词，细想其意道：“彤管蛾眉，是赞女子，此词题在此处，一定是甚么才人推尊赵小姐之意。赵小姐虽不知可能当此推尊，然此二词，却字字风雅，自是才人之笔，不知何人？”及看后面的落款，却写著“黄岩司空约”，不觉大惊道：“原来还是他！”心下暗暗著忙道：“他既如此属意赵小姐，则我之婚姻危矣。”及细细再看，见有“贪心已遂，并前盟，改后约，敢申山海”之句，方略略放心道：“观此数语，尚未尽变初心。”沉吟了半晌，忽又想道：“他朱门，我蓬户，已自悬殊，所恃者，数行诗耳。今看此二词，赵小姐之才，司空约已自服倒，则数行诗又不足恃矣，所恃者前盟耳。但我与司空始俞盟，又无实据，不过在和诗微存一线耳，有影无形，认真亦可，若不认真，亦无理与他争论。”细想到此，则这段婚姻危如朝露了。低忖了半响，忽又想道：“事已如此，急也无用，赵小姐既许考诗，莫若随众也去一考，若有瑕隙可以指摘，再当别论。倘果霸占香奁，争他不过，只合甘心退听。”

这段精彩的心理描写逼真地刻画出赵如子见到司空约题诗后所产生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赵如子起初不解题诗者推尊赵小姐之意，及见“黄岩司空约”的落款，乃惊奇于司空约之属意于赵小姐；接着赵如子为自己婚姻的可能无望感到忧虑；继而因司空约“尚未尽变初心”而稍感欣慰；但马上又因所恃者不足恃而焦虑不安；最终赵如子释然，决心静观事态发展，急也无用。赵如子隐微曲折的心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真可谓一波三折，摇曳生姿，给读者以不尽的美感，无穷的韵味。它如《定情人》《飞花咏》《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也有较多的直接心理活动描写。

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取胜，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极少关注。虽然有时通过景物描写、人物语言和诗词等来反映人物心理，但大量而直接的心理描写尚未出现。以曲折生动的情节来吸引读者，而不是以人物的真实情感心理世界来感动读者，反映出小说创作中人的自我价值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到了明中后期开始有所改观。

明中叶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李贽等进步思想家对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们肯定自我，张扬个性，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思想意愿。人的观念的解放带来了文学观念的变革，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作家高举“情”的大纛，提倡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人的情感。于是，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把笔触伸入人的内心世界，“三言”、“二拍”等拟话本小说中出现了少量的直接心理描写。至明末清初，心理描写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开始得到了普遍运用，其技巧也渐趋成熟。才子佳人小说既不是单纯的心理分析，也不进行孤立的心理陈述，而是把心理描写同人物的动作、行为描写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样既使人物的心理显得真实可信，形象生动，也对推动情节的发展、表现人物的性格层次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学者矶部佑子在谈到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传播的特征时，介绍了日本小说家（也是译者）佐藤春夫对《好逑传》的看法。佐藤春夫认为：“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基本没有描写，只是从外部强加了一些说教，是这部作品（《好逑传》）不成功的主要原因。”[6]《好逑传》是否算才子佳人小说姑且不论（笔者认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1]），国外学者对小说心理活动描写的关注的确值得我们重视。

才子佳人小说的心理描写在发掘人物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内容方面尚未达到一定的深度，但是，它毕竟开始了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的尝试，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值得大书特书。它对此后的世情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红楼梦》中生动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随处可见，据统计，《红楼梦》中关于贾宝玉的心理描写有40多处，关于黛玉心理的描写也多达20余处，且有相当一部分篇幅较长，多者达数百字，心理描写已然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但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种直接的心理活动描写其实是发端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当然，《红楼梦》的心理描写相比于才子佳人小说有巨大的发展和质的提升。《红楼梦》心理描写方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审美化是其成为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者认为，“小说把艺术表现的重点由人的外部生活世界转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由重视表现外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行为转向重视表现内在的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这形成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特质从古典到现代的重大变化”。[7]虽然西方文艺理论（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和现代意识流手法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但促成这一变化的最重要原因还是中国小说自身内在的变化。中国小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是架起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的桥梁。

[1] 杨勇．才子佳人小说之界说[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2] （明）佚名．飞花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 （明）凌濛初．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 （明）张岱．答袁箨庵[M]//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

[5] 李广．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美学风格论[D]．锦州：渤海大学，2012．

[6] （日）矶部佑子．关于中国才子佳人小说在东亚传播的特征[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7] 单瑶．中外现代文学女性心理描写手法初探[J]．景德镇高专学报，2007，（3）．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Scholar-beauty Romances

YANG Yong1, HU Jiaquan2
( 1.Journal Department, China Three Ge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 Hubei 443002, China ;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Hubei 448000, China )

The Scholar-beauty Romances thematically center on the encounter and love between “the gifted scholars” and “the beautiful ladies” and show the ideas of love and marriage and the values of life of the authors. The school of Scholar-beauty Romances enjoys three artistic features that made it outstanding in its specific time, namely, the deliberately designed plots based on realistic authenticity with combination of accidental coincidences with commonplace, the well-planned structure focusing on the love and marriage of the heroes and heroines with proper and flexible control, and the adequate management of aesthetic effect with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as an important device in the shift from extrinsic description to expression of inward feeling of the characters, as to some extent exerting influence on composition of the subsequent works such as the Hong Lou Me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Scholar-beauty Romances, transmissions of strange stories, flexibility,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I207.41

A

1673-9639 (2016) 06-0073-05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何历蓉）

2016-06-30

杨 勇（1968-），男，湖北当阳人，副编审，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胡家全（1966-），男，湖北钟祥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