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阳明学在东亚的影响

2016-02-13 23:37周月亮
唐山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阳明王阳明良知

周月亮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学部,北京 100024)



简述阳明学在东亚的影响

周月亮

(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学部,北京 100024)

阳明学在日本和朝鲜的影响都是先在教育领域开花,在社会、政治领域结果。在中国则是通过学术传承,在时代面临大的节点时被志士仁人或社会领袖认同而号召学习,成为国人心智上的源头活水。

立志;力行;自尊无畏;立国精神;自得;阳明学

所有的人文学及其术,都在回应着一个根本问题:面对难题、苦难,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能怎么办?王阳明一生颠蹶,在逆境、绝境中悟出,在行动中锤炼出一套“即用求体”“有体有用”,上可以成圣下可以应物成仁的功法。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发挥着艺术化的(没有强制性的)宗教功能,日本人称之为“良知之道”。

蒋介石在《中国的立国精神》(1932年6月6日)中表示要把王阳明的心学奉作中国的立国精神。1945年蒋经国号召:“我们要做总裁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蒋经国在王阳明“过化之区”的赣州推行“新生活运动”时借重过阳明学说。厥父厥子的书信日记中频频谈论阳明学。蒋经国将王阳明的思想精神归结得相当到位:一是“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和恳切的念头”;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一生都在东食西宿、占尽便宜的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不够真诚,对三民主义不够恻怛,他用功利主义的态度学习王阳明的良知学,不可能功夫上身,充其量不过是制造口号和光景(譬如把草山改名阳明山),包括蒋介石要把心学作为“最良的武器”,以复兴中国、抵抗日本。他的取径与日本阳明学的事功派若合符节,都是把良知当武器,没有把良知当目的,都看中了良知激励心力的使用价值,没有把良知视为根本价值。他们没有用良知来接受良知。他们失去了能够善良的能力,他们没有掌握“入德之柄”,只想着立竿见影,于是失去了根本价值,不免骤起旋败。当然,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这个“旋”悠长了些。而且不能说倚仗阳明学就能成,违背了阳明学就得败。

当代新儒家杜维明说,五百年来,在东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就在王阳明。也有人这样区分:中国的阳明学从明中叶以后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的异端思想被引进,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斥声中艰难传布的,走的是类似秘传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真可谓良知是种子,一花开五叶,叶叶不相同。而且,王阳明只是指头,良知才是指头所指的月亮。《传习录》是指月录,五百年来阳明学在中外的传播影响史有似一曲“春江花月夜”: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哪个想被江月照,哪个照了没照成?

早在1511年,日本禅僧、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公元1424-1514年)以87岁高龄(也有83岁之说),奉幕府将军之命出使中国。1513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经宁波时,会见了了庵,听说了庵桂悟即将东归,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之真迹今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日本学者称了庵桂悟亲与王阳明接触,为日本王学倡导之篙矢,并称这一佳话不可轻易看过。日本的阳明学始祖,公认为是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他与比他小40岁的朝鲜哲人郑齐斗一样,完全是从心灵的需要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

中江藤树之后的日本阳明学,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也叫存养派),忠实地继承了藤树的传统。另一派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其中有领导都市平民起义的大盐中斋,有幕末志士吉田松阴。大盐中斋,通称平八郎,在思想上笃信王阳明的“良知”说,在政治上则极力把良知理论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日本近代阳明学者中以“实践”二字为其信仰的第一人。1837年日本“天保大饥荒”,大盐中斋为了赈济灾民,领着学生门徒、近郊农民、城市贫民共三百人,举行了有名的“大盐平八郎起义”。起义失败,大盐本人也引火自焚。吉田松阴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吉田松阴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排斥训诂、词章、考据、佛老等间接服务于当世的“曲学”,倡导学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之“义理经济”的“正学”。八十多名学生,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了杰出贡献。吉田松阴提倡“自得”:“自得者,得于心也”“成吾自由之心也”。阳明学被他转化为争取思想自由,自主自力的自尊无畏的,倒幕维新的思想武器。

吉田松阴的老师是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的老师佐藤一斋(公元1772-1859年),当幕府儒官19年,曾在幕府官学大本营任教,凡士庶人入其门者不下三千人,他“阳朱阴王”地发展了阳明学。他说,此心灵昭不昧,凛凛自惕,吾心即天也。有志者要当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士当恃在已者,动天惊地极大事业,亦都自一己缔造(《言志录》四卷)。在其门下和再传弟子中最有名的要属倒幕领袖西乡隆盛,以及明治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当权人物伊藤博文。西乡隆盛也是主张学习应“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若不自得于心,一旦较量格斗,则唯败逃而已”。这种实用心学,启发日本人起来开港倒幕、废藩置县、教育改革、富国强兵,促进了明治维新。井上哲次郎说,德川时代,朱子学派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

日本阳明学突出的特点:一是立志,二是力行,三是自尊无畏。他们对于心与物、心与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等问题毫不在意,他们只要求立大志,做大丈夫,干大事业,所立的志是经世致用的、勇于进取的、开拓创新的,找到了与近代社会的结合点,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积极吸收并推进西学本土化,形成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文化模式(“和魂洋才”)。他们汲取了阳明学“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功夫,形成了让蒋介石震撼的力行精神。他们推崇“不怨天尤人而求诸己”“造命却由我”的人生哲学。将良知说转化为“自尊无畏”的心力,找到了自强自力的基本途径。在倒幕维新的运动中,为了自己的心念而抛头颅、洒热血,建功立业。阳明学还激活了他们的武士道。日本博士新渡户道造的《武士道》云“武士道的核心是良心,即义务与爱合二为一”,而且最重“中国哲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大名士杨度也说过,武士道独宗王阳明,更以知行合一之说,策其以身殉道之情。携带方便的《节本明儒学案》为阳明学在下层武士、民间流传起了作用。《天皇的阴谋》讲日人交流情志的“腹艺”是能见心学功夫特色的。

朝鲜的官学是朱子学,脱离朱子学一律被视为斯文乱贼而加以迫害,信奉异端邪说的阳明学会遭致祸害。郑齐斗(公元1649-1736年)冒着身亡家破的风险,奉阳明学为性命之学,不顾亲友劝阻,就是为了从阳明学中发现真正的生活而隐居于江华道霞谷,以家学秘传的方式传授阳明学。为了致良知,并用致良知的方式体证良知。霞谷阳明学可减缩为“生理论”“体用论”“实心论”。其“生理论”的要点是并重心的本体性(理)和生动性,为朝鲜性理学界有关理气、未发已发的论争开拓了一条解决之路。《良知体用图》恐怕是全世界阳明学后裔中精准明白地阐释了心学宗旨的大著作。此图由三个同心圆构成,中心是“性圈”(心之性=心之本然=良知之体),中间“情圈”(心之情=心之发=良知之用),最外“万物圈”(上为天圈、下为地圈)。他将体和用分置于各自的同心圆中。据韩国学者说,他消解了阳明学良知体用循环的危险,有效地克服了良知现成论,抵制了阳明学“任情纵欲”的弊端。他的“实心论”就是“实忠实孝,实致实格,言无夸严,行无伪饬”。他一生真修实炼做功夫,痛斥知识人的虚伪,提倡“敬慎”的修养论。他是实心实意地要通过体证阳明学而解决自己的、也是那一代人的精神危机,其所开创的霞谷派阳明学如同孤岛上的灯火,薪尽火传、绵绵不绝地延续到了今天。

韩国现代阳明学的代表是朴殷植(柏庵,公元1859-1925年)和郑寅普(为堂,公元1893-1950年)。所谓现代主要指西学东渐,西方列强入侵之后的一段时间,人们感到卫正斥邪的守旧论(“老论”)不足以应对时事,朱子学格物致知的方法很难适应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生存竞争,因此转而从阳明学中寻找开化自强的应变理论(“少论”)。1910年,朴殷植用汉文撰写了阳明学的入门书《王阳明先生实纪》,该书对近代朝鲜学界的影响相当大。朴氏提出“儒教求新论”,倡导用阳明学来革新朝鲜传统儒学。他说已到了“实际行动的时代”,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是解决时代问题的“不二法门”,将良知本体确立为可以与世事相适应而前进发展的主体自觉,有了这个自觉,就可以既与时俱进,又不臣服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他说:“人作为渺然一身,处在复杂变化的事物中,不能不受引用和使役,要想命令制御万事万物的话,就必须把良知的本能当作基本要领。”(《朴殷植全书》下)他用此基本要领建立民族主体性。他既把良知作为测量方圆长短的规矩,又标举阳明学随时应变的特点,大力倡导实践以提高国力,同时又立足阳明学的“拔本塞源论”,提倡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来抵抗西洋帝国主义(《大同学说之问答》)。朴殷植以及后来的郑寅普等人为唤醒朝鲜民族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而奔走呼号,并最终使王阳明精神与近代新思潮合而为一。

韩国学者认为,王阳明思想有克服危机的作用,是能够直接面对现实,使朝鲜王朝得以开化的思想,启发了韩国的近代化改革,在十九世纪末恢复国权运动、独立运动及民权思想上极具意义。可以说,王阳明思想是朝鲜实学的源头。

近代中国,每当应变乏术的时候,都有人会想起王阳明。譬如,严复曾浩叹如果让王阳明处理近世乱局就不会这么不可收拾。本是标榜笃信程朱的曾国藩,也让学界中人觉得他“入而讲学,出而戡乱,酷似阳明”(《湘学略》)。曾国藩一生三变,并没有宗主王阳明的时期,但他的幕僚记载他私下自称“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欧阳兆熊《水窗春呓》)。这其实也是王阳明的特色:禹墨是实践的儒侠,庄老是超越的虚灵。曾国藩学了王阳明的“团练”,自筹民兵去剿洪秀全。他们最相似之处是都以教为纲,能够捐弃俗学的纷华,提炼出孔教的纲要,坚持“何才不育”“以善孽善”。他从宗信阳明学之人多能建立功业的角度,看到心学教育的成效,不再纠正王阳明直指本心之说,转而肯定阳明学。

真正从掌握“入德之柄”认信良知说的人,日本是中江藤树,韩国是郑齐斗,中国则是谭嗣同。谭嗣同的悲剧更显现出心力说的伟大。看看《仁学》的目录便知他与阳明学一气贯通:“智慧生於仁”“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生不灭,仁之体”等等。王阳明、谭嗣同都直承孟子,都在用千年的眼光,看百年的是非;都在用讲良心的方法,去做需要用手段的事;都特立独行、辗转于滔滔浊世,希望用浩然正气打通天地间的壅塞。谭嗣同比王阳明更“大丈夫”,王阳明比谭嗣同更有“意术”。

曾国藩、谭嗣同是湖湘文化的代表。湖湘文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致知力行”,并把“致知力行”统一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这种“致知力行”“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一代又一代湖湘学子的“共由之轨”,譬如谭嗣同影响了杨昌济,杨昌济影响了毛泽东。

谭嗣同对杨昌济的影响是直接的。1898年,“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杨昌济就读于岳麓书院,参加了谭嗣同等人组织成立的“南学会”。该学会每月讲演四次,杨昌济每次都参加。在一次讲演会上,杨昌济问谭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嗣同非常赞赏这一问,兴奋地说:“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他的回答是:“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杨昌济对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罗网”的精神非常敬佩。阳明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个大题目,不能轻易粗说,兹摘毛泽东的《讲堂录》、书信、读书批注若干则,会心极远的读者,自能各有所悟。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心之所之谓之志。

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也;豪杰,欺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讲堂录》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1917年8月给黎锦熙的信

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

——1917至1918年《伦理学原理》批注

毛泽东“宇宙之我即精神之我”的说法有效地论证了“吾心即宇宙”这一心学原理。“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亦是对心学立志的最透辟论说。毛泽东于1917年发表的《心之力》可以说是篇良知万能论,他提出:“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他给黎锦熙的信显露出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开国领袖的心力。他说王阳明是传教的,挺棒;其实,王阳明也是办事的。把传教与办事合一就是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合一了。

阳明学五百年不老,阳明学先在亚洲兴起,后在欧美传播,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心学的机构,出版了专著、专刊。这有其必然原因,即阳明学具有普世价值——人人都得讲良心。笛卡尔曾经说,任何人都不说自己没有良心,那些终日抱怨自己缺这少那的人,唯独不抱怨自己缺少良心。也有其客观原因,即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现代、后现代思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解构”,整天浸泡在各种电子媒介的光怪陆离的虚构世界中,心里发虚,所以需要“养心”。

心学是揉心学,在“安心”功能上类似佛禅,与禅宗比,不遗弃人伦物理。心学是儒释道三教的精华,王阳明用释道的功法完成了儒家的使命。教王阳明养生术的铁柱宫道士所信奉的是“净明忠孝教”:“‘净明’只是正心诚意,‘忠孝’只是扶植纲常,世人习闻此语,多是忽略过去,此间却务真践实履。”(《玉真先生语录内集》)

阳明学证体启用的法门在于它是解放心智的艺术,而不是说教,更不是僵化的教条,它只启发人们领取良知之道的能力。王阳明只是发现和指出了人人都具有的这颗心的可能的作用,“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确显现了良心才是人生天地间价值感觉的真种子。但“心的可能的作用”非常微妙,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心学功夫是练就这“感应之几”的功夫。

王阳明晚年感到陆九渊讲心学“说粗了”(也说过孟子“比妄人为禽兽,此处欠细”。),就是感到了个中微妙难言。后人谈王阳明的影响事实上都“说粗了”,也只能“粗”着说。因为受影响者的直觉是不可转述的。失去了直觉的“话头”,要么变成语义的逻辑的分析,要么只是外缘的事实性的归纳,都与契机性的应答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责任编校:李亚平)

On 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ism in East Asia

ZHOU Yue-liang

(Faculty of Art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The influence of Yangmingism in Japan and Korea began in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flourished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s. In China, Yangmingism was treated as the source of knowledge and wisdom and was advocated by intellectual scholars and social leaders at critical mo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determination; practice; courage; founding spirit; pride; Yangmingism

B248.2

A

1672-349X(2016)05-0024-04

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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