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风探析

付江红（贵州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遵义会议会风探析

付江红
（贵州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遵义会议形成的会风是指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及召开期间形成的认真准备、充分酝酿；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活泼、简朴高效等会议风尚。从一定意义上讲，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并实现了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与遵义会议良好的会风有着密切联系。不难看出，遵义会议留下的良好会风，对当前进一步改进我们党的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遵义会议；会风；充分酝酿；发扬民主；团结活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历史上称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逐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1]毫无疑问，遵义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如果我们从“会风”（指会议的风气）的角度去考察，笔者认为，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成功与“认真准备、充分酝酿；民主讨论、严谨务实；团结活泼、简朴高效”等良好的会风，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一、认真准备，充分酝酿

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与会前认真准备、充分酝酿是密不可分的。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在会上所要作的发言，进行了认真的准备。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了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2]这说明，毛泽东等人对召开遵义会议是作了认真准备的。至于酝酿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研究和解决红军自长征以来所面临的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在长征初期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红军的不断失利，思想上不满情绪日益增长，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希望党和红军早日摆脱困境。”[3]这表明，在长征初期就已经开始酝酿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来解决当时红军所面临的困境。显而易见，面对长征初期红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的困境，很多红军将士是忧心忡忡的。如王稼祥同志向毛泽东同志就曾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红军处境的忧虑。王稼祥“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同志很赞赏他的想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王稼祥同志很大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这时他们还商谈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着，稼祥同志找张闻天同志，谈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其他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这些同志的支持。聂荣臻同志因脚伤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听取并赞同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王稼祥同志的意见。正是在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形势下，加上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才适时地召开了遵义会议。”[4]由此可见，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就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来解决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困境，是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准备的。如，在长征初期王稼祥找党内一些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这种“一一交换意见”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充分酝酿的过程。在酝酿召开政治局会议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条件，打下了思想基础。”[5]因此，可以这么说，“认真准备、充分酝酿”既是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遵义会议为我们党留下的良好会风之一。没有这种“认真准备、充分酝酿”的良好会风，遵义会议即便召开了，要取得成功也是困难的。因为，召开任何会议，如果没有一个“认真准备、充分酝酿”的过程，要在会议上达成有关共识是很困难的。而不能达成有关共识的会议，即使召开了也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不管召开多少次，终将是毫无意义的会议。可见，遵义会议形成的“认真准备、充分酝酿”等良好会风，对于今天我们一些单位和部门在召开会议之前，既不认真准备，也不充分酝酿就仓促开会、临时动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不良会风状况，不能不说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二、发扬民主，实事求是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两项：“（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5]参加会议的人员围绕这两项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讨论。大多数参会人员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的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于是，遵义会议初步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作出改变黎平会议的这一决定，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结果。

在第一项议题达成基本共识后，会议着重讨论和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主持人博古首先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即所谓的正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上。对于博古在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参会人员中绝大多数同志是不赞同的。于是，在博古作完报告后，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作了副报告。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李德、博古两个人的错误。周恩来作完副报告后，主持人博古在询问大家对两个报告有何看法时，会场一度沉默了起来。为了不使会议冷场下去，毛泽东率先打破了沉默，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接着，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通常称之为“反报告”。“所谓反报告就是张闻天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作为代表正确方面的报告。”[2]张闻天的“反报告”较为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为遵义会议否定单纯的军事防御路线错误奠定了基础。

张闻天发言完毕后，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5]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实事求是，也是符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实际的。

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紧跟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5]紧接着，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同志相继作了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和张闻天的“反报告”。“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5]当时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时任少共中央书记凯丰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知了些《孙子兵法》！”博古虽然是处于被批判地位，但是他的态度比较端正，没有压制别人的意见。

以上表明，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人员在批驳博古所谓的“正报告”时，是通过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作比较等方式进行的，会议没有强迫压制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对博古的所谓“正报告”进行批评分析时，是实事求是的。正是这种发扬民主、实事求是的良好会风，使参加会议的人员能够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不隐瞒自己观点，将自己真实的意见坦诚地表达出来，使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都能够在会议上进行交锋碰撞，从而使真理越辩越明，这无疑为遵义会议取得成功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团结活泼、简朴高效

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会风始终是团结活泼的。如，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后，毛泽东在发言时说道：“前面就是夜郎国了，这是当年李白流放的地方。而李白并没有真的走到夜郎国，他是中途遇到大赦就回去了。可是老天，谁赦我们哪？蒋委员长是不会赦我们的！我们还得靠两条腿走下去。”毛泽东刚一发言，会场上就活跃了起来，引起一阵低微的笑声。随后，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李德、博古在苏区实行的堡垒战术进行了尖锐批评。毛泽东说道：“采取这种战法的同志就不看看，敌人是什么条件，我们是什么条件，我们同敌人拼消耗拼得起吗？比如龙王同龙王比宝，那倒还有看头，如果是乞丐同龙王比，那就未免太滑稽了！”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会场上又出现了一片笑声。对毛泽东风趣的发言，李德低头不语，博古则是脸红沉默。为了缓和会议气氛，毛泽东委婉地说：“当然，这些同志的用心是好的。他们主要是怕丢地方，怕打烂我们的坛坛罐罐。”毛泽东委婉的口气目的是团结参加会议的不同意见者。“毛泽东的讲话深刻、通俗、风趣，引经据典，带着浓厚的哲学色彩，充满智慧的灵光，好像一下子把人们的思想照亮。会场上，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笑声。”[2]可见，遵义会议会风是团结活泼的。正是这种团结活泼的会风，使参加会议的人员能够放下思想包袱，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表各自的见解和主张，为会议能够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等，创造了轻松活泼的良好氛围。

遵义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原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一间不大的小客厅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化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5]而且“会场没有排名次，也就没有排座位，战争环境中的会议常常是这样的，各人顺便找一个地方就坐下来。”[6]可见，遵义会议召开的会场是比较简陋的。会场没有布置主席台，也没有放置领导坐牌，更没有精心装点的“背景墙”。然而，就是在这种简朴的会风下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可见，遵义会议简朴的会风告诉我们，召开会议的意义大小与否，与会议的“规格和排场”并没有多大的必然联系。这对于一段时间来，在我们的一些单位和部门举办各类会议时，重排场、讲规格、造声势，会风奢华、议程繁琐等不良现象，不能不说有着重要的教育和启示意义。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三天时间里，“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5]这说明，遵义会议的会风又是高效率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在革命战争年代，时间就是生命显得格外突出。当时红军面对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惨烈状况，决定了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不可能有时间去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而是必须围绕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讨论解决，切实提高开会的效率，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一些现实重大问题，以便于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战斗中去。换言之，当时国共两党的现实斗争决定了我党召开的遵义会议必须提高效率，否则，就会耽误时间，延误战机，使党的事业遭受更大损失。形势所迫，遵义会议不得不提高工作效率。所以，遵义会议集中全党智慧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可见，遵义会议的会风是高效率的。这种会风对于今天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客观存在的习惯开长会、热衷讲长话、会上东拉西扯，最后又什么问题也没解决等不良会风，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四、结语

一个政党的会风往往彰显着一个政党的作风。开会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是根本。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7]。不难看出，良好的会风是保障会议能够成功召开并切实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历史上，我们党历来重视会风文化建设。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开到晚，没有讲话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8]等等八股会风，并呼吁要改革“这种现象”。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要腾出一点时间来多做点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9]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党的会风不正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比较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沉浸在“文山会海”中不能自己。“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深刻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等民间流行调侃语录，不能不说是群众对“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之会风的一种不满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少数领导干部不是把精力放在如何改善民生、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上，而是把精力放在了为了会议而开会议上，令群众颇为反感。在一些单位部门，由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担当意识，把一些简单的问题也要弄一个会议来进行“研究研究、讨论讨论”，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最后又往往不了了之。而有的单位和部门往往是“上级一个会，下级一串会，下级用会议落实上级的会议，上级同样用会议来检查下级会议的落实。会来会去，会议成灾。”[10]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大力整治会风的号召，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把求真务实贯彻到治党治国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真正做到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营造求真务实良好氛围，使党员、干部真正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上，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断取得实效。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11]由此观之，在当前开展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形成的良好会风，积极倡导“认真准备、充分酝酿，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团结活泼、简朴高效”等良好的会议风气，这对于领导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宋镜明．毛泽东建党科学体系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张树德．跟着真理走——毛泽东与张闻天[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3]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2006．

[4]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孟庆春．毛泽东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

[7]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郭世锋．会风问题要反复讲[N]．济南日报，2012-12-31.

[11]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看党的建设[EB/OL].(2009-09-18) [2015-07-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 tics/2009-09/ 18/content_12077474.htm

（责任编辑：娄刚）

On the Style of Zunyi Conference

FU Jiang-hong
(School of Preparatory Education,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The conference style formed in Zunyi Conference came out after and during Zunyi conference, which is featured by democracy, praticalness, liveliness, etc. To be frank, the achievements made in Zunyi conference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latter revolutionary activ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ood conference style in Zunyi conference. Therefore, we can say that the good conference style left after Zunyi confer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our party’s conference style and writing feature and in enhancing CCP’s construction.

Key words：Zunyi conference; conference style; full preparation; promoting demoracy; unity and lively

作者简介：付江红，男（土家族），贵州德江人，贵州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收稿日期：2015-10-26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16）-0006-04